張泳:胡風案中的兩個人物
發(fā)布時間:2020-05-27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五十年代發(fā)生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一幕觸目驚心的人間悲劇,共觸及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關(guān)于這次事件,已有不少作家撰文著述,作了深刻反思,如李輝先生《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萬同林先生《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戴光中先生《胡風傳》以及由胡風的女兒曉風主編的《我與胡風——胡風事件三十七人回憶》等,至于零散見諸報刊的文字,更是不計其數(shù)。讀著這些文字,像是進入一個惡夢,感覺十分沉重,常常喘不過氣來。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枝枝蔓蔓,糾纏在一起,真叫人不知道該說什么是好。其中,有兩個人物尤為引起了我的注意:阿垅和舒蕪,他們像一枚銅幣的正反兩面,絕然不同又相互關(guān)連,促使我將問題向更深的地方去想。
阿垅:受傷的為什么總是赤誠
被打成“胡風份子”而坐牢的詩人曾卓有一次這么說:“事件發(fā)生之后,我最擔心有一個人會挺不過去,那就是阿垅,因為他過于赤誠!保窒#骸妒夙汈т洝罚斑^于”二字,活脫脫刻劃出了阿垅率直的本性。
追溯起來,整個事件的開頭是拿阿垅開刀的。1950年3月的短短一周內(nèi),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接連兩次批判了這位并非顯赫的理論家,阿垅感到難以名狀的困惑和苦惱。3月21日,阿垅給《人民日報》編者寄去了一封檢討信,很快,信被發(fā)表出來,加了個標題:《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評》,并配發(fā)了編者按。檢討信發(fā)表了,事情卻沒有了結(jié),7月出版的《文藝報》第8期上,刊登陳淼的短論,批評阿垅的檢討不能令人滿意,還認為《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也未能更進一步指出他的檢討不夠正面、不夠深刻的地方”。此事發(fā)生之后不久,“胡風在上海與何其芳打筆仗,天津的阿垅,也從一時發(fā)懵的窘境中漸漸清醒過來。在朋友們的勸說下,他更加感到針對批評,他有必要寫文章向讀者解釋他的文藝觀點,有必要以詳盡的論述,撩開罩在自己頭上的霧紗!保ɡ钶x:《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這時候,阿垅開始顯現(xiàn)出了他赤誠的一面。據(jù)袁水拍在一篇文章中說,阿垅先是寫了兩萬多字的答辯文章寄給周揚,稿子被周揚退回,并告訴他錯在什么地方。但是可愛的阿垅并不把那位大人物的意見當回事,不僅不改正文章的“錯誤”,反而增加了文章的字數(shù),把稿子又寄到報社,要求刊登,并聲明不得改動,還要求《文藝報》也必須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藝報》轉(zhuǎn)載了批評他的文章,就必須以“同等待遇”。袁水拍在批駁阿垅時說:“當然,大家知道,黨是并無平等對待任何意見任何文章的義務,如果是這樣,我們的報紙就成為沒有黨性的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的商店了!痹恼f得對,當然,大家知道——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誰不知道呢,但是可愛的阿垅,他好象是一個生活在天上的人,似乎并不怎么知道,“袁水拍說,阿垅收到他們的退稿,毫不理睬他們的意見,反而在原有文章基礎(chǔ)上,又增加了字數(shù),在10月份又寄到袁水拍處。袁水拍再寄回,告訴阿垅,‘如果拿出達到兩個半版面的篇幅來刊登他這樣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報》的方針的!砸③鈮嚎s、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當天,又原封不動地再寄往《人民日報》,‘還是說非登不可’!保ɡ钶x:《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阿垅倔犟得像個孩子,老是要把他的文章往外寄,并且說“非登不可”,用那個年代流行的一句話說,他簡直是把殘酷的政治斗爭當兒戲。阿垅應該知道他這樣做的“嚴重后果”,但他仍堅持這樣做,完全是出自良知,當時阿垅在給胡風、路翎的一封信中說:“我的心境也不是不沉重的。但沉重既過,是興奮與寧靜的時候了。”既知沉重,仍然這樣做,不由得讓人想起挺著長矛騎匹瘦馬的堂吉訶德,為了鏟除人世間的不平,那個身穿古代騎士甲胄的人倔犟地走上了不歸路,他不怕遭受打擊和侮辱,被人關(guān)進籠子,也從不失去信心,“干了我們這一行,這種災難都是免不了的!碧眉X德自我解嘲地說。他挨夠了打,走盡了背運,遍嘗了人世艱辛,也未能把世界顛倒過來,最后精疲力竭,含恨而死。堂吉訶德的悲劇,是一切良知尚存并且愿意用盡全身力氣同黑暗奮力一搏的人的悲劇,但是這樣的悲劇,在中國,更多遭到的卻是恥笑:“瞧這個堂吉訶德!”人們這么說的時候,堂吉訶德已成了小丑的代名詞。多讓人寒心啊,理應受到尊敬的,卻遭到了嘲笑,如果說堂吉訶德那些荒誕的抗爭是悲劇的話,我不知道面對這幕悲劇時中國觀眾發(fā)出的嘲笑聲,又是一幕什么樣的悲劇。
阿垅的結(jié)局很悲慘。他以“反動特務”和“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1967年,他死在獄中。正如他早期一首詩歌中所寫的:“要開作一枝白色的花/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后我們凋謝”(阿垅:《白色花》)。因思想而獲罪,阿垅不是第一人,在他前頭有王實味,那個倒霉的人,因為寫了篇雜文丟了腦袋,當然,阿垅也不是最后一人,他只是無數(shù)蒙難者中的一個。在一個專制的社會里,任何思想都是犯罪,任何思想都帶有顛覆性質(zhì),思想是危險的,無論對于社會,還是對于思想者本身,既然如此,那么受傷的不是赤誠又會是什么呢?在一個拒絕思想的時代,受傷的總是赤誠,這是一個怎么也繞不開的話題。
舒蕪:原來一切如此簡單
1950年,舒蕪在給他的好友路翎的一封信中寫道:“試看今之官們,都是不動筆的,或是十幾年前動過筆的,何其可笑!”字里行間,聽得見他正直的心跳。然而此后不久,同樣是這個舒蕪,卻站出來反戈一擊,將老師和朋友們推向泥沼,成了可恥的背叛者。如果僅把“舒蕪現(xiàn)象”歸結(jié)為個人品質(zhì),那當然簡單,但是照我看來,問題恐怕比這復雜得多。
胡風的受冷落,對其追隨者舒蕪來說是一種強烈的刺激,那意味著他通向未來的路被堵死了,但是,要他做出另一種選擇,也不是件輕松的事。終于,他還是寫出了這個標題:《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章中,舒蕪點了路翎的名,贊同《人民日報》對路翎的批評。舒蕪將這篇文章寄往《長江日報》,很快被發(fā)表出來,幾天后,《人民日報》轉(zhuǎn)載了舒蕪的文章,并在編者按中首次明確提出了以胡風為首的“小集團”的概念。在這之后,舒蕪又寫出了《致路翎的公開信》、《關(guān)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斷章取義,羅織罪名,無限上綱上線,將他原先的老師和朋友們推向了萬丈深淵。在一次奉命赴北京途經(jīng)武漢時,舒蕪對曾卓說:“北京拿胡風沒辦法,請我去開刀。”據(jù)另一名胡風分子綠原回憶:“有一句他(指舒蕪——筆者注)講過多次的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沒想到會搞得那么厲害!周揚他們也沒想到!麄儧]有想到會把胡風集團搞成‘反革命’,這一點大概是可信的。”(綠原:《胡風和我》)兩點史料說明一個事實,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舒蕪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沒想到會搞得那么厲害,也是實情。關(guān)于為什么那樣做,舒蕪在1997年撰述《回歸五四后序》時寫道:“解放后我被當作一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來使用,當作知識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來使用,同時又被賦予‘社會政治活動家’的身分,而不是被擺在‘待改造的文藝界’的地位。這樣,我很快就以興奮的心情學會了新的思維方式,即以政治標準為一切的最高標準的思維方式!绷硪环矫妫拔耶吘共荒芡鼞盐幕枷敕矫娴氖虑,想出版《生活唯物論》,還將《主觀論》等系列文章編成一集題為《走向今天》,也想出版,并且也不安心長期留在南寧那樣一個邊遠城市,長期忙于社會政治活動和行政工作,想到京津滬等大城市,靜下來專做研究、寫作、教學、編輯方面的工作!币环矫妫颜弋斦胬,思想教條化,人格政治化,開始了“大義滅親”;
另一方面摻雜一已私利,投靠權(quán)勢,可以出書,可以調(diào)動,可以得到很多實惠……舒蕪果然如愿以償,終于從南寧調(diào)到北京,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原來一切如此簡單!正象北島那首著名的詩篇中所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僅僅只需要那么點背叛,夢中渴望的一切就都能得到。
我原先也是這么想的。在一個社會已經(jīng)麻木、已經(jīng)喪失了理智的年代,對于一個失去了良知的人來說,你能有什么辦法?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每個正直者的心里把那些人永遠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事實上人們也正是那么做的。舒蕪背叛之后,“胡風集團”密友間的通信中甚至不屑于提他的名字,僅只用“無恥”作他的代號。胡風案平反后,1997年,舒蕪出于對1955年肢解、篡用私人信件以充當“罪證”的本能反感,再一次引用胡風給他的私信從正面闡發(fā)自己的思想觀點表示悔意時,胡風的妻子梅志偕同其子女張曉谷、張曉山、張曉風則提出了對于侵權(quán)者的控告(見《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三期)。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也就是說,人們對舒蕪沒有寬容,甚至不給他懺悔的機會和可能。將背叛者打入十八層地獄,確實有一種復仇的快感!瓉硪磺腥绱撕唵危喝藗冎恍枰却,等到終于有一天,正義之神戰(zhàn)勝了邪惡,他就可以站出來分享明媚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不,我還是不能僅僅只這么想。
舒蕪是一個有強烈追求自由民主氣質(zhì)的人,1957年,黨號召人們提意見,舒蕪就曾自告奮勇地提了一條:建議允許辦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這樣的觀點,同他反戈的那個“胡風集團”的觀點有何區(qū)別?舒蕪被打成右派了,這個“胡風集團殘渣余孽”還是沒能躲過政治風浪的沖擊,踏上了勞動改造的漫長路途。舒蕪的悲劇充滿復雜性:一個同樣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最后卻走向自己的反面,為討得一點殘羹剩飯而投降權(quán)勢。審視“舒蕪現(xiàn)象”,不能不讓人深深嘆上一口氣?梢栽O想一下,如果不是迫于殘酷政治斗爭的壓力,如果這個國家的學術(shù)氣氛稍稍自由一些,舒蕪很可能不會走出那一步,我們看到的將是另一個靈魂充滿自由的舒蕪。還可以再設想一下,如果沒有舒蕪的倒戈,胡風集團的命運又會如何?答案是肯定的:照樣逃脫不了覆沒的悲慘結(jié)局,歷史會選擇另一個人或者另一群人代替舒蕪的位置,換言之,舒蕪的倒戈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他只是作了代表而已。這真是一種更深刻的悲劇,在這樣的悲劇面前,每個自稱為知識分子的人都必須拷問一下自己的靈魂:在某個特定的背景下,你會不會成為另一個“舒蕪”?我想那答案多半又會是肯定的。這才是一件更讓人傷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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