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一片斷裂聲

　　被塞繆爾﹒亨廷頓歡呼為民主“第三波”的浪潮沖刷下的世界，并非都是帆影點點，海鷗陣陣；
透過被陽光照徹的浪霧，不只是顯現(xiàn)美麗的彩虹，也隱約可見海岸上帝國的廢墟；
甚至浪濤的轟鳴，也掩蓋不住國家棟梁斷裂的咔嚓聲。

　　我感到好奇的是，亨廷頓注意到了這波民主化過程的不少特征，唯獨沒有指出民主化對一個多民族國家解體的影響。對于被他視為民主化第三波的領袖國家葡萄牙，他也只注意民主化在其國內(nèi)造成的混亂，政變與反政變，游行，政黨紛爭，從極左的共產(chǎn)黨到極右的法西斯黨，一年內(nèi)六屆政府更迭，在保守的北方和激進的南方之間差一點爆發(fā)內(nèi)戰(zhàn)，等等。他就是不提葡萄牙民主化導致了葡萄牙帝國最后的崩潰，它在非洲的5個殖民地喪失，變成了5個主權國家。葡萄牙在1926年發(fā)生軍事政變，建立了漫長的薩拉查獨裁政權，其主要目的也許正是要提高權威落差，維持它最老牌的殖民帝國統(tǒng)治。這一次，殖民帝國和獨裁統(tǒng)治一起被埋葬了。

　　比葡萄牙動靜不知道大多少倍的帝國坍塌，發(fā)生在前蘇聯(lián)。前蘇聯(lián)一直搞的是假聯(lián)邦制。表面上，各加盟共和國享有的主權，比美國各州還要多，比如1924年的蘇聯(lián)憲法規(guī)定，聯(lián)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由聯(lián)合，每一個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lián)盟之權”；
1936年的憲法也說：“每一加盟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lián)盟之權”；
1977年憲法措辭雖然開始謹慎，但退出權還是有的：“每一加盟共和國都保留自由退出蘇聯(lián)的權利�！辈槊绹�《合眾國憲法》，就沒有各州可以自由退出聯(lián)邦之條款。

　　可實際上呢？實際上前蘇聯(lián)各加盟共和國所享有的自主權不僅比中央集權的法國各省少，甚至比前沙皇俄國時期的各省還要少。前沙皇政府雖然橫征暴斂，但沒有把所有的企業(yè)收歸國有，而在前蘇聯(lián)，幾乎所有的企業(yè)都是國有企業(yè)，而且大部分都是聯(lián)盟中央企業(yè)。比如1958年蘇聯(lián)工業(yè)總產(chǎn)值中，聯(lián)盟所屬企業(yè)產(chǎn)值占69%，聯(lián)盟和共和國所屬企業(yè)占28%，各共和國所屬企業(yè)僅占3%。到1986年，工業(yè)總產(chǎn)值中各共和國所屬的企業(yè)所占的比重雖然有所上升，也不過只占總產(chǎn)值的6%。在全蘇聯(lián)生產(chǎn)率排在前兩位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其工業(yè)企業(yè)的91%（愛沙尼亞）和80%（拉脫維亞）直屬于蘇聯(lián)中央管轄。

　　至于“各民族的平權”更是一句空話。20世紀40年代對許多民族的強迫大遷徙，可以用慘無人道來形容。而所謂“民族自治共和國”，其實就是斯大林廚房里的雞蛋，想什么時候捏碎你，就什么時候捏碎你。1944年，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全體居民被強行遷移，同時，巴爾卡爾人被從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遷走。此外，被全部或大部被遷徙的還有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日爾曼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和芬蘭人，相應的自治共和國、自治州的建制都被撤消或降格。在這之前被遷徙的還有卡拉恰伊人、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他們的自治共和國也被撤消。[1]

　　把憲法當戲文的后果，就是假戲真唱。在你有力量的時候，人們可以和你一起在臺后哭，在臺前笑；
等你的力量消解了之后，你假惺惺允諾的一切都要你徹底兌現(xiàn)，這就是從1989年到1991年蘇聯(lián)解體的真相。這是一次人類政治的大雪崩，是發(fā)生在20世紀的出埃及記。

　　于是，15個加盟共和國中的14個加盟共和國，按照憲法賦予它們的權利退出蘇聯(lián)，只留下俄羅斯一個孤家寡人，龐大的前蘇聯(lián)帝國變成了15個獨立國家。其中，三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大概是永遠不會回頭了。剩下的三個斯拉夫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有可能將來會走向聯(lián)邦。高加索一帶的四個國家亞美尼亞、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還有突厥民族的五個國家塔吉克、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其走向有待觀察。至少，它們分別與伊朗和土耳其有不可分割的歷史、民族和宗教聯(lián)系。

　　俄羅斯這次損失慘重。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土，可能比例更大的資源，比如著名的巴庫油田，分裂出去了。忽報人間又裂土，歷代雄主沙皇的在天之靈大概會“淚水頓作傾盆雨”了。他們的悲慟是可以理解的，烏克蘭和中亞的大部分領土被并入俄羅斯版圖已經(jīng)有300多年的歷史，他們?yōu)榇肆鬟^多少血，灑過多少淚，搞過多少陰謀詭計，干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費了多少移山心力，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而普希金的本國讀者，要想感受一下曾經(jīng)感動過偉大詩人的黑海濤聲，就要出國旅行了。

　　難兄俄羅斯與它的難弟南斯拉夫比起來，還算是幸運的。在民主化浪潮的沖擊下，南斯拉夫的船破得更厲害，損失更慘重。南斯拉夫如今只剩下一個名不符實的國名了。在馬其頓、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黑獨立出去之后，其國土面積只有鐵托時期的40%，人口只有那時的44%，經(jīng)濟實力大約也只留下40%左右。英雄瓦爾特保衛(wèi)的薩拉熱窩，成了別人的首都。這是什么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

　　而更讓塞爾維亞人不能容忍的是，居然有人要把科索沃切割出去，那是他們心臟的一部分。1389年6月28日，塞爾維亞人聯(lián)合其他斯拉夫人與入侵的土耳其人在科索沃平原進行決戰(zhàn)，結(jié)果大敗土耳其。塞爾維亞人把科索沃戰(zhàn)役視為保家衛(wèi)國的圣戰(zhàn)，6月28日遂定為“圣﹒維多斯節(jié)”，改變國家體制，成立“南斯拉夫王國”的憲法也是在這個紀念日通過的，被稱為《維多夫坦憲法》。在塞爾維亞歷史上有上百首詩歌歌頌科索沃戰(zhàn)役中塞爾維亞人的英雄行為。[2]對塞爾維亞人來說，對科索沃的爭奪，也就是對本民族光榮與夢想的爭奪。但南斯拉夫的解體卻怪不了別人，是又一個假聯(lián)邦真集權和大塞爾維亞主義帶來的災難。

　　還有一個假聯(lián)邦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也抵擋不住民主“德先生”的剪刀，將其剪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主權國家。

　　當民主像颶風一樣訪問印度尼西亞時，同樣帶來喧嘩與騷動：華裔被迫害，東帝汶在騷亂，亞齊在動蕩。盡管印尼軍方玩弄各種詭計，化裝成平民對分裂派施以暴行，也沒有能阻止東帝汶獨立加入國際主權國家俱樂部。亞齊的沖突將帶來什么后果，要看事態(tài)發(fā)展。

　　民主化并非只在同一個國家中的不同民族之間造成分裂或沖突，即使是同一個民族如中華民族，當臺灣進入真正的民主程序后，臺灣人對大陸人的民族認同感馬上下降。以前的認同感，來自當權的國民黨中的大陸人，他們還有大中國的“皇民思想”。他們在臺灣是少數(shù)派，不過，是當權者。當他們能決定臺灣命運時，他們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先是一個中華民國的立場，看看太不可能了，才改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臺灣民主化后，決定臺灣命運的是臺灣選民。臺灣人大多是清朝以前大陸移民的后裔，對大陸連模糊的概念都沒有。就切身感受來說，他們對大陸的認同還不如對日本的認同。不錯，日本是侵略者，但最初的痛楚之后，是先進的日本管理所帶來的好感。大陸人怎么樣呢？由于大陸以前對臺灣采取“后媽”政策、逼其無路可走，強使他們接受統(tǒng)一方案的策略，使幾代臺灣人心理上受了傷害，對大陸恨還來不及呢，何來認同？大陸的“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大皇民民族主義”，也誘使臺灣興起了“移民后裔民族主義”。

　　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民族認同感下降，還有一個政治價值上的原因。好不容易爭得的自由，誰會親手葬送？大陸今天的政治狀況，正是臺灣昨天的痛苦記憶，誰愿意受二茬罪？有人問達賴喇嘛，沒有性生活是不是很難受？達賴喇嘛說，不性交不知道性的滋味，不知道它的滋味，怎么會難受呢？自由和性交一樣，沒有嘗過它的滋味，可能不知道它的美妙，向往之心還可以克制。一旦嘗到它的美味，要他放棄，就不那么容易了。要么怎么說“不自由勿寧死”呢！

　　以臺灣獨立為政綱的臺灣民進黨在大選中獲勝后，臺海局勢驟然緊張。形勢將如何發(fā)展，就成了對兩岸中國人智慧、勇氣和善意的考驗了。

　　二，木桶散架、“改革彈性”與雪崩

　　托克維爾說：“經(jīng)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蔽覀円部梢哉f，現(xiàn)實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全權或威權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民主化的時刻，政權越專制，國家越大，民族越多，就越危險。

　　的確，蘇聯(lián)東歐民主波并沒有沖垮所有被波及的國家。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都沒有發(fā)生分裂，東德和西德還進行了合并，從民主化中獲益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化浪潮的沖刷下，有的大分裂，比如前蘇聯(lián)、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有的基本維持現(xiàn)狀，如波、匈、保、羅、阿；
有的還完成了民族統(tǒng)一，比如德國。

　　為何有此差別？

　　1999年7月，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在柏克萊大學召開“中國政黨政治研討會”，晚餐時，兩個波蘭專家恰好和我同桌。我向他們請教，波蘭人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他們說，約占93%。我想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諸國里，民族的同一性也會是很高的。按照我曾經(jīng)提出的木桶理論，當一只木桶的箍力下降時，大木桶比小木桶散架的可能性大，桶板在木質(zhì)、板寬和板厚上統(tǒng)一性低的比統(tǒng)一性高的容易散架，因為大木桶和桶板統(tǒng)一性低的木桶離心力比較大。波蘭國家比前蘇聯(lián)小，民族統(tǒng)一性比前蘇聯(lián)高，這就是為什么前者完好，后者分裂的原因。至于德國，不僅民族統(tǒng)一性高，向心力大；
而且木桶不太大，也就是說權威距離有限；
在民主化過程中又有西德接管東德，西德的民主權威及時替代了東德崩潰了的極權權威，沒有發(fā)生權威真空，就像賽車換輪子一樣，只要稍停一下就可以繼續(xù)奔馳。如果權威距離過大，像當年英國和北美殖民地那樣，中間隔著大西洋，即使民族統(tǒng)一性甚高，只要一開始自由化和民主化，北美還是會從母體上分裂出去。

　　這就是我的“崩潰趨勢假說”：當一個國家的權威落差下降的時候，其權威距離有縮小的趨勢。一個極權國家或威權國家開始民主化，它的權威落差自然下降，它對邊遠地區(qū)的權威供應也會減少，過去被強力捆在一起的民族會趁機獨立，權威距離和國家版圖有可能縮小。用“自由—權威曲線”表示如圖一：

　　圖一 崩潰趨勢假說

　　圖一表明，當權威從C點減低到O點時，自由就有可能從B點上升到O點，權威落差就從AC/AB＞1，減小到A’O/A’O=1。當然，權威距離也就有從EA縮短到EA’的趨勢。這種趨勢變成現(xiàn)實，處于民主化中的國家就會分裂。

　　趨勢并非就是現(xiàn)實，如果權威從C點降低到O點，自由從B點上升到O點，而權威距離并沒有縮小，沒有從A點移向A’點，這時，整個自由—權威曲線就會向右平移，從A’移向A點。同樣，如果一個國家權威落差擴大了，而并沒有擴張，那整個自由—權威曲線一定是向左發(fā)生了平移。

　　曲線發(fā)生平移，表明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國家幅員或民族狀況具有彈性，有調(diào)節(jié)空間。我們把這種彈性，稱之為“改革彈性”。小國改革彈性比大國大，民主體制的改革彈性比非民主體制大，民族統(tǒng)一性高的改革彈性比民族統(tǒng)一性低的大。改革彈性小表現(xiàn)在自由—權威曲線上，就是自由和權威的變動，容易引起權威距離變動。改革彈性大則是說，自由與權威的變動，會引起曲線本身的左右平移，一般不導致權威距離變動；
即使發(fā)生變動，也是和平的和自愿的，不會訴諸武力。當年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改革彈性小，所以有獨立戰(zhàn)爭；
13個殖民地之間改革彈性大，權威增加，也只是有一個略有政變嫌疑的制憲會議。今天，波蘭國家小些，民族統(tǒng)一性高些，改革彈性大些，所以比較平穩(wěn)地過渡到了民主政治；
而俄國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也是民族最眾多的國家（前蘇聯(lián)有100多個民族），改革彈性很小，因此付出了國家分裂的代價，至今還有個車臣問題，讓俄國政府撓頭。

　　這就有點像雪山，積雪與山體的統(tǒng)一性很低，山越大越高，當山的高度突然降低時，發(fā)生雪崩的可能性越大，雪崩的規(guī)模和氣勢也越驚人。

　　這種雪崩反應，是自由化動力作用的結(jié)果。自由化動力分為個人自由化動力和族群自由化動力。族群自由化動力推動一個國家中按區(qū)域居住的民族，甚至在不同區(qū)域居住但有獨特的自我認同感的同一個民族，在主權問題上不是做出“手”的選擇就是做出“腳”的選擇。在這個國家的主權有可能被分享時，他們傾向于采取“手”的選擇，也就是和組成這個國家的其他民族或其他區(qū)域的人民一起，各轉(zhuǎn)讓一部分主權給中央政府，自己保持著相當大的自治權力，這就是聯(lián)邦制。如果這個國家的主權是封閉的，拿假聯(lián)邦制像糊弄小孩似的糊弄被壓迫民族，或被壓迫地區(qū)的人民，這就是逼著他們用“腳”選擇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旦突然減壓，會帶來爆破，有如前蘇聯(lián)。這時，你請他們與你分享主權，他們也不會干。他們要獨立享受一下自己的主權來補償過去所受的屈辱。

　　在蘇聯(lián)瓦解前夕，蘇聯(lián)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在國家主權問題上一再讓步，先是提出“地方自治”；
接著又提出“主權國家聯(lián)盟”；
1990年11月23日，雪崩爆發(fā)前，又公布了“新聯(lián)盟條約”，條約充分確認各共和國在自己領土上擁有全部國家權力的主權性質(zhì)，這已經(jīng)是邦聯(lián)性質(zhì)的國體了，但是，沒有哪個共和國愿意簽署。崩潰趨勢已經(jīng)形成，人家已經(jīng)不想和你一起過日子了，分家已不可避免。

　　大廈已經(jīng)開始傾覆，才忙著去找支撐，自然為時已晚。

　　三，案例分析之一：大英帝國的慢性解體

　　1、因父之名

　　一個北愛爾蘭浪蕩子，不務正業(yè)，成了街頭混混，從貝爾法斯特一直混到倫敦城里，泡妞行竊，快樂無比。不料樂極生悲，由于無法提供不在現(xiàn)場的證明，他被牽扯進一起發(fā)生在倫敦的爆炸案里，這起爆炸案是愛爾蘭共和軍策劃并實施的。他和他在倫敦的親戚都被關進英國監(jiān)獄，他的父親前來探視，也被判有罪，說是為他兒子提供后勤支援。

　　盡管英國警方后來抓到的一個愛爾蘭共和軍骨干分子承認這起案子是他干的，但他的供詞進了秘密檔案，不讓任何人查閱，以便維持對那父子倆的誤判。警方這樣做的緣由無法查明，也許，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潛在的壞孩子心理，干錯了事拒絕認錯，只要有可能；
也許，英國人對愛爾蘭共和軍的行為深惡痛絕，因而遷怒于所有的北愛爾蘭人，并且認為，你今天沒干，保不準明天會干，還是關著你保險。不管原因為何，父子倆做穩(wěn)了囚徒，而且成了一個牢房的囚友。

　　這父子倆感情極好，父親對兒子有難以掩飾的慈愛。為了洗清罪名，堅毅的父親開始無休止地申訴，兒子卻不肯協(xié)助，他的頹廢情緒，使他對警方絕望。十幾年后，父親不堪監(jiān)獄和疾病的雙重煎熬，亡于獄中。這對兒子打擊極大，對父親的愛和愧疚，促使他要為父親脫罪。他開始請求律師支援。那位女律師查到了秘密檔案，終于在法庭上讓警方敗訴，與此案有關的在獄人員全部被釋放，唯獨父親的在天之靈得不到安慰：法庭維持對他的有罪判決。從英國當局的角度看，可以理解，宣布他無罪，當局就有罪，因為它奪去了一個無罪之人的生命。至于奪去了那么多無辜者的青春，不知有否給予補償。

　　兒子于是以父親的名義發(fā)起浩大的申訴運動，許多人上街支持他。

　　這就是著名的好萊塢名片《因父之名》的簡單情節(jié)，我花這么大篇幅敘述它，不僅因為這個故事動人，還因為它是一個象征：英帝國大廈的裂縫已經(jīng)無可阻擋地從海外深入英國本土，對它的修補已經(jīng)和罪孽聯(lián)系在一起，喪失了道義上的合法性。

　　愛爾蘭是英帝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殖民地，是殖民帝國大廈的第一塊基石。英國人在公元12世紀就開始了對它的侵占，但到16世紀，愛爾蘭的大部分還沒有歸順英格蘭。1541年，英王亨利八世給自己加上了愛爾蘭國王稱號，并大規(guī)模沒收愛爾蘭貴族和教會土地，再恩賜給英格蘭移民，條件是在愛爾蘭定居。

　　這項措施從都鐸王朝一直延續(xù)到司圖加特王朝，終于把愛爾蘭完全并入英國。結(jié)果，使大批喪失土地的愛爾蘭人，有的當小佃農(nóng)，有的沒有了生活來源。貧窮的愛爾蘭孩子失學嚴重，成為當時愛爾蘭的嚴重社會問題。在愛爾蘭任職的英國偉大作家斯威夫特出于愛國熱情，為英國當局獻計獻策，寫了篇著名的《育嬰芻議》，建議開辟一項新產(chǎn)業(yè)：把愛爾蘭婦女變成“土地”，專門生產(chǎn)一種美味食品——嬰兒，長到一歲多就上市銷售，肉質(zhì)鮮嫩，又可以免除任何教育費用。他還推薦了若干嬰兒烹調(diào)法，或煮或炸或烹或沙拉，風味各異，各擅勝場。遺憾的是英國當局缺乏虛心納諫的胸懷，致使斯兄的建議沒有給社會帶來效益，只給他本人帶來文名。

　　了解了愛爾蘭人的歷史創(chuàng)痛，就不難理解愛爾蘭共和軍的兇殘。在人類事務中存在著某種循環(huán)和平衡機制：寬容帶來寬容，暴力引起暴力，壓迫導致反抗，掠奪連著清算。中國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善惡都報。”就是這個意思。時辰到了，愛爾蘭共和軍來了。

　　應當感謝民主和人權，北愛爾蘭人的這次反抗，沒有帶來1603年英國當局對愛爾蘭北方起義的那種嚴厲鎮(zhèn)壓。暴力的循環(huán)中斷了，因為英國的權威落差下降：專制君權已成為往事，現(xiàn)在實行的是議會民主。雖然還有司法上的問題，比如《因父之名》里的故事，但國家暴力已經(jīng)軟化。經(jīng)過漫長的較量，和平艱難來臨。進入2000年，英國工黨政府終于同意在國內(nèi)民主化上再向前走一步，讓北愛爾蘭設立自己的議會，實行自治。而愛爾蘭共和軍也宣布要放下武器，結(jié)束漫長的恐怖主義反抗。

　　這是整個英帝國日落過程的一個寫照：權威落差逐步下降，權威距離逐步縮短；
民主化多走一步，英帝國大廈多裂一條縫。

　　2、公民權隔離和螃蟹策略

　　應當承認，在所有帝國的日落中，英帝國的日落過程是最長也是最壯觀的。司馬遷評論秦帝國時說：“其興也突，其亡也忽。”這種暴興暴亡的公式似乎不太適合英帝國。英帝國的興起很快，但衰落很慢。這主要歸功于兩個方面：一是一種新型的統(tǒng)治形式——民主的運用，二是英格蘭民族特有的務實、節(jié)制、妥協(xié)和中庸的性格。不列顛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在自由與權威之間保持平衡的民族，最近澳大利亞全民投票對政體的選擇結(jié)果也足以說明這一點：在立憲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之間，公民選擇了前者。其實，澳大利亞已經(jīng)是立憲民主政體，維持英王的君主地位，只是一個權威的象征，分享整個英聯(lián)邦的共同體權威價值，讓自己的自由和更大的權威保持平衡。

　　從英帝國的統(tǒng)治方式，可以推論，它很好地總結(jié)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和教訓。羅馬共和國在征服了廣大區(qū)域之后，從共和走向?qū)Ｖ疲?br>英國君主國在征服了廣闊的海外殖民地之后，反而從專制走向共和。羅馬共和國想維持一個中央共和地方集權的“半截子帝國”，沒有維持��；
英帝國卻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半截子帝國”體制：中央君主立憲，地方總督集權或立憲，英格蘭本土集權。這是一種有趣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一直聲稱要在中國搞民主集中制，但他沒搞成，因為他不舍得在中央真的搞民主。

　　羅馬沒搞成半截子帝國，英國搞成了，依我之見，差別主要在公民權安排上。羅馬共和國把自己的公民權授予意大利、高盧和西班牙等被征服地區(qū)，這一方面稀釋了原羅馬公民權的政治價值，縮小了它所代表的權威比例，因為分母擴大了；
另一方面，由于沒有發(fā)明代議制民主，遙遠區(qū)域的公民也無法行使其公民權，使公民權進一步成為某種榮譽，而不是按程序選擇國家首腦、參與國家決策的權力。公民權在什么地方消亡，專制帝國就在什么地方興起，這就是羅馬的命運。

　　英國不同。英國多鐸王朝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和國王合作爭取到了宗教自由，通過殖民化擴大了海外自由空間后，英王的權威落差陡然增大。在海外殖民地享受自由空間的移民可能沒有感到壓迫，在英格蘭本土的市民由于自由距離短而難以忍受國王不受限制的權威。1649年革命過激了一點，廢黜了國王，宣布英國為共和國。但為了英帝國不至于崩潰，克倫威爾走上了軍事獨裁道路，這種權威還不如王權。1660年，王朝不僅復辟，而且復仇，導致1688年光榮革命。1689年通過《權利法案》，1701年頒布《王位繼承法》，完成了君主立憲改造，英國走上了議會民主。英國公民通過選舉產(chǎn)生議會，議會選舉產(chǎn)生內(nèi)閣。

　　但英國的公民權從來沒有像羅馬共和國那樣，授給過英國本土以外的殖民地人民。各殖民地的英國后裔和原居民是否享有本地公民權，要看當?shù)鼐用竦淖杂苫瘎恿�。動力大了，才逐步讓他們享有當�(shù)毓�民權。這種公民權安排，我稱之為“公民權隔離”，它比種族隔離要好些，比同質(zhì)公民權要壞些。

　　但公民權隔離是英國的一項明智選擇，其目的是要在權威化動力和自由化動力之間保持平衡。這項安排的實質(zhì)是“分而治之”。不列顛殖民帝國那么大，權威距離那么遠，對權威落差的要求特別巨大。如果實行統(tǒng)一的權威化治理和單一制的政治制度，就不會留下任何自由和民主的空間；
如果實行統(tǒng)一的民主化改革，帝國權威距離太遠，馬上會分崩離析。

　　實行公民權隔離，分而治之，就是本土先搞“民主特區(qū)”，通過立憲，限制國王的權力，使各殖民地擁有相對獨立的主權，為以后的主權開放留下余地。這就等于把權威落差分級化了，從英王到香港的市民，權威落差可能是相當大的，但香港的自由緩沖了這種壓力，使市民不感到難以承受。就像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呆在瀑布之下的石頭都會被沖裂；
如果讓瀑布每落10米就修一個臺階，這樣就把壓力平均分解了，即使你呆在最低一層，三千尺之下，和呆在上面承受的壓力是一樣的。

　　但這項制度安排也潛伏著一個危機：既然殖民地公民權和英國本土的公民權是隔離的，殖民地對英國本土的認同感就會下降。自由化動力成熟早而且大的地區(qū)，就可能有分離和獨立傾向，原居民越多的地方，獨立傾向越強。北美獨立前的口號是“不代議，不納稅”，就可說明這個問題。最早是北美獨立，第二世界大戰(zhàn)后獨立的更多。這時，英國當局就實行螃蟹政策，為了保全自己的本土利益，哪條腿被捉住了，就主動放棄哪條腿。遺憾的是，英帝國的“腿”沒有螃蟹腿的再生能力，斷掉一條少一條。還有一些沒有斷掉的腿，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聯(lián)邦國家，由于民主化和自決權，英國對它們的權威，也只有象征意義。

　　英帝國就這樣緩慢解體了。

　　3、本土聯(lián)邦化

　　為了適應龐大帝國對權威落差的要求，英國在本土雖然實行了議會民主，但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搞的卻是有限中央集權。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治理，一直由英國相關的大臣或中央政府委派的總督負責。雖然這些地方擁有相當?shù)乃痉ㄗ灾鳈啵�但沒有任何立法權，因為這些地方都沒有自己的議會。這種體制，可以稱之為立法權中央集權制。我國著名政治學家嚴家祺先生稱之為“身合國”，他以蘇格蘭和英格蘭的關系為例，說這兩個國家合并后，是一個國王兩種制度，“一君兩制”。[3]當然，這個兩制，只是司法上的。

　　海外殖民地丟失得差不多之后，本土的中央集權的必要性下降了。而頑固的保守黨“心中還有夢”，自然是舊日的帝國夢，一直拒絕向北愛爾蘭和蘇格蘭開放立法權，也就是不許搞議會自治。結(jié)果就是北愛爾蘭人民的不斷反抗。開明的布萊爾工黨政府順應了時代潮流，不僅把立法權還給了北愛爾蘭，還未雨綢繆，于1997年9月11日讓蘇格蘭公民就是否贊成設立自治議會投票表決，結(jié)果，74%的選民投了贊成票，除外交、國防之外，有關蘇格蘭的內(nèi)部事務全部由蘇格蘭議會自治。

　　這樣，英國就完成了本土聯(lián)邦化改造。這項改造，除奠定了長治久安的基礎外，還完成了一項政治制度創(chuàng)造：英聯(lián)邦是這樣一種政治聯(lián)合體，在它的本土是聯(lián)邦制，在海外是邦聯(lián)制。聯(lián)邦其內(nèi)，邦聯(lián)其外，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國家呢？其實，國家的概念在這里淡化了，這是一種不同于盧梭時代設想的那種單一政治共同體國家，這是復合政治共同體。英王是英聯(lián)邦復合共同體的首腦，但不列顛王國又是歐洲聯(lián)盟的成員。英聯(lián)邦和歐洲聯(lián)盟有重疊的部分，也有不重疊的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就是不重疊的部分。此外，不列顛王國還是北約成員。共同體復合程度越來越高，是政治現(xiàn)代化的最新發(fā)展。

　　陳舊的主權概念已經(jīng)被取代了。

　　四，案例分析之二：大清帝國突然崩潰之后

　　1、中國的鏡子碎了

　　最近上網(wǎng)，看到不少精彩帖子，其中筆名蘆笛先生的12篇系列文章《丑陋的大陸人》，尤為出色。這些文章從“黨文化”一直反思到傳統(tǒng)文化，讀之暢快無比，像大汗淋漓之時，狂喝了一瓶冰鎮(zhèn)啤酒。雖有些激憤之詞的泡沫，但在深層流動的是清醒的理性。

　　與我本節(jié)有關的是他寫的《臉譜文化》，在他看來，四書五經(jīng)里只有兩種人：君子和小人；
二十四史里也沒有第三個人，除了忠臣和奸佞。這是兒童式的思維，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小白兔或者大灰狼。黨文化繼承了這個傳統(tǒng)，搞出了階級斗爭。在這種文化支配下，政治上的妥協(xié)是不可能的，不走極端是辦不到的，因為沒有中間路線。在這種文化的參與下，我們在歷史上喪失了許多機遇，一步步走到今天這個險境。

　　能看懂辛亥革命后中國之危局的，恐怕是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但在中國革命“臉譜博物館”里，前者是白臉，后者是紅臉；
前者十惡不赦，后者無量功德。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其實，只有像袁世凱那樣行伍出身并當過柱國大臣的人，才能感受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傳統(tǒng)皇權權威突然崩潰所帶來的震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才能在夜深人靜之時聽見帝國大廈棟梁斷裂的咔嚓聲。

　　一桶江山的大清帝國，桶箍被辛亥革命的利劍斬斷了，20多塊“桶板”裂開來，被分別抱進了各地軍閥的懷里。如果沒有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權威，鎮(zhèn)住各省軍閥，中國的前途只能是分裂和戰(zhàn)亂，然后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打出一個最強者，用武力統(tǒng)一，再進入新一輪一桶江山時代。

　　袁世凱是想避免這種情況的。也許，他覺得做立憲總統(tǒng)，對當時分崩離析的中國來說，權威不夠，不足以阻擋分裂趨勢；
也許，他近距離觀賞過當一個皇帝的榮耀，想親自品嘗一下滋味，反正他經(jīng)受不住勸誘，終于稱帝。稱帝本來并非大逆不道，人家拿破侖也稱了帝，法國人民還是非常愛戴他。至今，澳大利亞人民還選擇了君主立憲制。但在當時的中國，他是犯了大忌：第一，中國人反帝制的極端情緒被煽動起來了；
第二，各地軍閥開始做起了土皇帝夢；
第三，還有個孫中山等著榮登大寶呢，當然他以革命的名義。

　　從中國后來的歷史看，當時如果接受袁世凱稱帝，進行君主立憲，可能是較好的選擇，也許，中國的版圖不會被修改，達賴喇嘛也不在印度，也可能沒有后來的全權政治把中國導入又一個清朝末年。從國外來看，當時最不愿意袁世凱稱帝的是日本。中國不分裂，它怎么“進入”呢？中國不起火，它怎么打劫呢？中國的水不混，它怎么摸魚呢？當然還有俄國。

　　清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一下被你袁世凱關進了后花園，豈能容你？于是各種野心家、革命家、軍閥和民眾紛紛討伐，有的用槍，有的用筆，有的用吐沫。并且，各省紛紛通電獨立，軍閥割據(jù)，袁世凱是被急死了，但是，中國的鏡子也碎了。

　　2、“聯(lián)省自治”

　　于是有些人想讓中國破鏡重圓。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類似當年美國聯(lián)邦化的局面，若干省搞了“省憲自治”，一些“聯(lián)省自治”黨人積極推動聯(lián)邦化運動。在中國的“聯(lián)邦黨人”里，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胡適，最著名的軍事領導人是廣東省粵軍總司令陳炯明。

　　胡適先生在北京發(fā)行的《努力周刊》第19期上發(fā)表文章說，“中國太大了，不適合單一制的政治組織”，“用集權形式的政治組織勉強施行于這最不適合于集權政治的中國，是今日中國軍閥割據(jù)的一大原因�！币虼�，他主張中國建立“省自治的聯(lián)邦制”。難怪有人認為胡適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他從美國還真學到了點東西。不像今天到美國留學的某些人，不知何故，只學會了對集權的留戀和辯護，所謂“新左派”是也。到了西天，沒有取到真經(jīng)，倒取到了假正經(jīng)，讓人惋惜。

　　那時的軍閥也比今天的軍事領導人有出息得多。1920年夏，“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在全國首先宣布湖南“省憲自治”。接著，浙江、四川等省也成立了“省憲起草委員會”，起草了省憲草案。廣東省的“省憲自治”是“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推動的。1921年12月19日，廣東省議會正式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于是，12個實行“省憲自治”的省份開始組織“聯(lián)省政府”。有趣的是，當年美國是13個州首先聯(lián)邦的。

　　中國之所以沒有美國的結(jié)果，關鍵是土壤不一樣。但另一個原因也并非不重要：美國幸運的是有一個偉大的國父華盛頓，中國不幸的是有一個貌似偉大的國父孫中山。華盛頓是真愛人民不愛權，對孫先生我就不敢這樣說了。反正，當年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華盛頓是積極推進聯(lián)邦的人，而中國的“非常大總統(tǒng)”孫中山則堅決反對陳炯明積極推行的“聯(lián)省自治”和平統(tǒng)一路線，主張北伐，武力統(tǒng)一中國。

　　中國從戊戌變法開始的怪事是，越是激進的主張越是占上風，越是暴力的路線越是受歡迎。大家都知道，在孫中山和陳炯明的沖突中，以陳炯明的失敗而告終。既然國父已經(jīng)被臉譜化為偶像，陳炯明只能當“叛徒”了。人們不問一問的是，他背叛的是什么東西，如果背叛的是新皇帝夢，那他就不應該承擔那樣多的指責。[4]

　　3、破鏡難圓

　　北伐之后，中國開始了新“三國演義”：國民黨、共產(chǎn)黨和日本侵略軍展開爭霸戰(zhàn)。在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幫助下，日本先出局，“三國演義”變成國共兩黨的“秦漢之爭”。共產(chǎn)黨最終在大陸獲得勝利，把國民黨趕到臺灣。

　　中國破鏡重圓了吧？非也。

　　首先，鏡面缺了一塊。1911年，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慫恿下，在清王朝被革命砍掉腦袋時，就借機宣布外蒙獨立。1921年，外蒙在蘇俄的扶持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1924年，進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1945年，蔣介石與蘇聯(lián)達成協(xié)議，允諾外蒙獨立，而外蒙也給了蘇俄可觀的回扣：把原屬于中國的一塊7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送了過去。俄國人是從來不做沒有外快的買賣的。

　　其次，鏡面裂痕無法彌補。1911年辛亥革命造成了西藏、新疆地區(qū)出現(xiàn)國家主權真空。西藏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也于1911年宣布獨立，還和外蒙簽訂了一個《蒙藏條約》，相約一道從中國分裂出去，永不回頭。不過，西藏的態(tài)度不如外蒙堅決，背后是自孤不暇的印度，撐不了腰，西藏自己沒有人支助還過不了日子，十三世達賴喇嘛又急于轉(zhuǎn)世，所以還勉強留在中國的鏡子上，但裂痕很深。195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出逃印度，裂痕就更加難以彌合了。

　　新疆維吾爾人趁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互相掐，趁兩黨和日本人搏斗，無暇內(nèi)顧之機，和境外的突厥人合作，于1933年和1943年分別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在斯大林的壓力下，維吾爾人和中共談判，據(jù)說簽訂了《十七條協(xié)議》，允諾新疆建立一個類似前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形式的國家。不巧，東土耳斯坦的領導人返回時，飛機失事，乘客全部遇難，但已經(jīng)被勾起來的民族獨立夢想沒有遇難。至今還有許多新疆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建立大本營，要策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疆的裂痕比西藏的還要難以彌合。西藏有比較溫和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其宗教勢力主要限于本土，國外的支持主要限于對人權價值的認同。新疆則不同，明里暗里支持它獨立的有兩大國外勢力：一是突厥民族，從中亞到土耳其，可以為它提供援助；
二是國際伊斯蘭力量，它比佛教密宗可要狂暴得多，從俄羅斯的恐怖性爆炸和車臣之戰(zhàn)就可以看出，它比達賴喇嘛的布道更具有血腥味。

　　最后，還有兩塊鏡面拼不到一起，那就是大鏡面大陸和小鏡面臺灣。這兩塊鏡子在裂開的半個世紀中，發(fā)生了變性。臺灣的那一塊，變得越來越明亮，像朱老夫子說的那塊“半畝方田”，自由的“天光”和民主的“云影”徘徊其中，還有池塘春草，綠柳黃鸝。大陸的這一塊呢？在舊體制下變成了魔鏡：

　　“……

　　這是一塊被施了魔法的玻璃

　　吃進人肉，不吐人皮

　　被它照見的一切，都失去

　　和真實的聯(lián)系

　　那是生活的反面，墓碑的內(nèi)壁

　　眼鏡戴在臀部，褲子都是

　　上衣。尿蹩了請上教堂

　　心痛了，去看牙醫(yī)

　　偶爾也有跑步比賽，拿冠軍的

　　是跑得最慢的人

　　50年后，都倒在起跑線上

　　所有的骷髏并列第一

　　……”[5]

　　這樣一塊魔鏡，避之唯恐不及，當然不愿和它主動沾上關系。不過，近30年來，魔鏡開始了自己的去魅過程，能否晴空萬里，還未有定論。

　　清王朝權威崩潰，打碎了中國的鏡子，100年沒有完璧。中國還經(jīng)得起另一次破碎嗎？

　　2000年4月于美國麻省康橋

　　注釋：

　　[1]參閱郝時遠、阮西湖等主編的《蘇聯(lián)民族危機與聯(lián)盟解體》，第13、101、102、146頁，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2]參閱嚴家祺文章：《“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抬頭”和“南斯斯拉夫主義的沒落”》，載《明報》A9版，1999年4月21日。

　　[3]嚴家祺：《“身合國”和“身分國”》，香港《九十年代》雜志，1997年10月號。

　　[4]本小節(jié)的資料請參閱嚴家祺先生的文章：《二十年代“聯(lián)省自治”的啟示》，香港《明報》，1998年1月19日，還可以參閱陳炯明先生的公子陳定炎和美國康州大學教授高宗魯合著、在香港出版的《一宗現(xiàn)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

　　[5]引自吳稼祥：長詩《魔鏡》，載未出版的詩集：《墮地的青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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