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知識人也是“經濟人”，所以，知識人的謀利性會導致知識與社會的不均衡；
知識制度體系的不完善會加劇這種不均衡程度；
目前，我國知識與社會的不均衡問題已十分嚴重，對其有效治理已變成一項既艱巨又迫切的系統(tǒng)工程；
關鍵對策是體制創(chuàng)新和法治化。

　　關鍵詞：
知識 社會 均衡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對社會的巨大推動作用是眾多共知的。但知識畢竟是由人來創(chuàng)造和運用的，而每一個人又都是現實和具體的，不是抽象和空洞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人類的一般特性。所以，知識與社會就存在一個如何均衡的問題。這里的均衡其實質就是知識人（從事知識的生產和運用的人）和社會的利益分配如何合理化的問題。

　　知識與社會的均衡，核心就是使知識和社會之間滿足如下條件：知識的邊際私人收益＝知識的邊際私人成本；
知識的邊際社會收益＝知識的邊際社會成本。

　　但在現實中，上述條件并不總能得到有效滿足，其原因是幾方面的。首先，知識人也是“經濟人”。“經濟人”假設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前提，這里主要是針對經濟市場上的主體而言的。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人”范式拓展到政治市場，指出政治市場的主體，如政治家等，也是“經濟人”。個人參與政治活動的目的也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行為也是以成本——收益分析為依據。這種對人性前提的有效拓展使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研究更加深入。這里筆者認為，在知識市場（本文所指知識市場主要是指知識以及與知識生產、消費等有關活動的總和，類似于圍繞知識所產生的各種活動的總體。這里知識市場與信息市場、技術市場等不屬同一層次的范疇。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可納入到知識市場來進行分析，但知識市場是一個總體性范疇，有著比信息市場和技術市場更廣泛的外延。如基礎科學研究、基礎理論研究等就只能屬于知識市場。知識市場系統(tǒng)是社會大系統(tǒng)中的一個子系統(tǒng)，并且與社會大系統(tǒng)是一種互動共促關系，但自身又表現出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上，包括知識活動的各個方面，也都是由與在經濟市場上和政治市場上一樣性質的人來進行的，所以，知識市場的主體――知識人也具有“經濟人”的一般特點。由于知識的崇高性，人們可能會很自然的推演到知識人也是“圣徒”。其實，知識與知識人是兩會事，二者并不等同。知識是知識人實現自我價值的工具，所以，知識的崇高并不等于知識人的崇高。另外，知識與道德也是兩個不同范疇，所以，知識人也不等于是道德人，有知識并不等于有道德。一般而言，知識人從事知識行為的最終目的，就是追求其效用函數值的最大化。知識人也時時在進行著成本——收益分析，在每一次的行動中，算計著如何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這里，知識人的收益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一般不同的主體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數，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是所有主體的共性。

　　其次，知識在現實中也是表現為一種權力形式。知識具有絕對性和相對性。從絕對的意義上來講，知識就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成果的總和。從相對的意義上來講，知識就是一種信息不對稱。你有我無，我對你就是學習，你對我就是傳授知識。分工制度的深化，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信息不對稱現象。據有局部知識的專家們，別人請他們運用知識，其實質就是請他們運用權力。在這情況下，就有個權力如何運用的問題，弄不好，就會存在權力的濫用。當然，知識權力相對于行政權力等而言，只能是一種軟權力，但這種軟權力對社會的殺傷力不僅是巨大的，而且是持久的。

　　再次，對知識產品的收益測定十分困難。由于知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投入是一種無形收入，所以，測定知識在產品中的貢獻就十分困難，從而為知識分配制度的建設帶來許多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人一般會傾向于高估知識產品的價值。每一個知識人都會說：知識是無價之寶。

　　第四，由于知識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所以在現實中對知識的需求度一般會過知識的供給度。按照經濟學一般原理，當需求超過供給時，需求者剩余會減少，而生產者剩余會增加。所以，隨著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的到來，知識人會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越來越主動的位置。農業(yè)社會的不均衡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在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占據優(yōu)勢地位；
工業(yè)社會的不均衡表現為資本所有者在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占據優(yōu)勢地位；
知識社會的不均衡很可能就是因為知識所有者在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占據優(yōu)勢地位而造成的。這里的優(yōu)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所有者在利益分配上的優(yōu)勢，其原因就在于所有者的要素在社會經濟系統(tǒng)中處于核心位置。

　　上述四方面的原因表明：知識與社會的不均衡既存在可能性，又存在現實性；
并且隨著知識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如果沒有完善的知識制度體系來協(xié)調，這種不均衡會變得越來越突出。

　　目前，在我國，由于正處在從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階段，有許多方面的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
所以，這種情況也客觀上加劇了我國存在的知識與社會的不均衡問題。這種不均衡主要有如下若干方面的表現。

　　1．一些知識人充分利用知識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特點，為自己盡可能謀取私人利益。如有的醫(yī)生在行醫(yī)時，一方面要考慮為病人治好病，另一方面也在算計著如何從病人處謀取最大可能的個人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有可能會利用自己在醫(yī)療知識方面的一切信息優(yōu)勢對病人進行一些“必要”的“引導”，從而誘使病人多付給大夫一些醫(yī)療費用。再如有的人在科研中不是自己去研究，而是拼湊和抄襲，這里實際上也是利用了知識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特點，打了一個“時間差”和“空間差”，借此胡弄一部分人，沽名釣譽，為自己謀取私利。

　　2．知識權力與其他權力相結合，共同謀取私人利益。這里，一種情況是知識權力與經濟權力相結合，知識權力為經濟權力撐腰，經濟權力對知識權力分紅。如一些經濟學家和某些利益集團互相勾結，共同損人利已。這些經濟學家表面上看是在利用自己的經濟學知識為國家經濟問題進行把脈，實際上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力為自我利益把關。還有一種情況是知識權力和政治權力互相勾結，知識權力墮落為政治權力的附庸。如御用文人之流就屬此類。這些人可以把謊言“證明”成“真理”。其目的就是要為當權者的行為尋找合理性，同時也可為自己謀個一官半職之類的。在這種情況下，知識人純粹演變?yōu)槌嗦懵愕摹敖洕�人”，良心和正義對這些人幾乎不起任何約束。

　　3．一些知識人濫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行政性學術權力。如一些博導招生，不是招有權的，就是招有錢的，再或者就是為自己招個情人之類的。再如一些評委在評職稱或評獎中，不是以學術水平和成果質量為準則，而是以關系為準則。等等。

　　針對知識與社會的不均衡問題，如何防治，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下面結合我國在改革與發(fā)展中知識與社會存在的一些不均衡問題談幾點思路。

　　1．大力發(fā)展教育，提高全民知識水平，這是消除知識市場信息不對稱性的一條有效途徑。如到醫(yī)院看病，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掌握了較多的醫(yī)學知識，這時，大夫利用信息不對稱對你的“誘導”可能會被你識破，從而使大夫的謀利行為得到遏制。同時，如果大夫意識到你也掌握了較多醫(yī)學知識，這時，大夫本人也可能傾向于更真誠的為你服務，而不是其他。所以，提高全社會的知識水平，可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促進知識和社會均衡的實現。

　　2．反對知識市場中的絕對壟斷主義，提倡學術自由競爭，提倡平等對話。知識市場與經濟市場一樣，也有一個壟斷與自由競爭的取舍問題。完全的壟斷只會導致知識市場的低效率，同時，也為知識人的溢用權力提供了前提條件；
而完全的自由競爭又會導致知識市場的運行成本太高。所以，理想的狀態(tài)應是壟斷競爭。一方面，一定的壟斷性可帶來規(guī)模經濟；
另一方面，一定的競爭性是產生學術創(chuàng)新動力的重要源泉。

　　3．提倡行業(yè)自律。針對我國情況，可考慮成立各種知識團體聯(lián)合會。如醫(yī)生聯(lián)合會、教師聯(lián)合會等；
教師聯(lián)合會下面可再成立教授聯(lián)合會，教授聯(lián)合會下面可再設立博導分會等等。這些知識團體聯(lián)合會其性質可定為半官方半民間，政府可給予一定的運作資助，并制定相應的規(guī)范予以約束。這里，各團體聯(lián)合會也應制定相應的自律公約，以此約束本團體的知識人。這種自律性質的聯(lián)合會有兩方面作用：一是有利于國家層面對知識人的控制；
二是有利于知識人保護自身的合法利益。當然，自律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但也會產生一定的積極效果。

　　4．盡快建立和完善知識制度體系。這里核心是要完善知識成果評價制度。要盡可能推廣匿名評審制。要提倡不同地區(qū)專家相互評審，如北京的成果，可考慮更多的吸收地方評委；
某一地方的成果，可考慮由另一地方的專家去評審。這里社會科學的成果鑒定要比自然科學的成果鑒定有著更大的彈性，所以應重點針對社會科學完善成果鑒定制度。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制度的制定應充分考慮知識人的“經濟人”特性，先“小人”，后“君子”，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并且越具體越好。同時，制度的制訂者應保持中性原則；
否則，制定出的制度只能是低效率或無效率的，甚至有可能產生負效率。另外，制定出的制度應最大限度調動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性，這里核心是要為利益受損者制裁違規(guī)行為提供最大的制度激勵，這是提高制度執(zhí)行效率的有效保證。

　　5．盡快走向知識市場的法治化。一方面，我們要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走向法治化；
另一方面，在知識領域，我們也應盡快走向法治化，這也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煽紤]制定如《文憑法》、《招生法》、《考試法》、《科研成果評審法》等法律。從法律上制裁目前存在的一些學術腐敗問題。再如目前存在的十分嚴重的學術抄襲現象，也可考慮制定相應的法律規(guī)范予以約束。同時，在知識市場上，既要做到有法可依，又要做到違法必究和執(zhí)法必嚴，這樣才能真正使法治落到實處。目前大家討論的“甘朱”事件等，都可以通過有關的法律來解決。知識市場的法治化可有效約束知識人的不良行為，是促使知識和社會達到均衡的必要條件。

　　6．凈化外部環(huán)境是保證知識市場有效運轉的重要條件。一是要盡快完善市場秩序建設，加快向成熟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進程。二是要積極推進政治體制創(chuàng)新，政府職能要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如果能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那么，通過反作用力，對知識市場本身的健康發(fā)展也是一個有力促進。另外，良好的環(huán)境可有效阻止知識權力與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的互相勾結，從而使知識權力不正當的擴張能得到有效遏制。目前，我國知識市場產生的許多不良現象，除了知識市場本身的原因外，與外部環(huán)境的不干凈也有著直接的關系。一是經濟市場仍然缺乏必要的秩序。如誠信的稀缺，假、冒、偽、劣產品的泛濫，一些違規(guī)者得不到應有的制裁，等等。秩序的缺乏客觀上為知識人提供了不正當的牟利空間。二是體制的不順也為知識人與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互相勾結提供了許多機會。三者互相利用，發(fā)揮“規(guī)模經濟”和“分工”優(yōu)勢，共同瓜分名和利這兩塊“蛋糕”。另外，政治生活中“政治人”的腐敗，也促使了知識市場上知識人的腐敗攀比行為。有學者研究指出：目前我國腐敗已成為人們的一種自覺意識，似乎干任何事，想到的不是運用正當途徑，而是通過“歪門邪道”的辦法去辦事，如通過拉關系、走后門辦事等。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部分知識人也就很難潔身自好，要謀求個人利益，就得同流合污。這里主要原因是在體制不順的情況下，若某一個人發(fā)現用不正當辦法辦事比正當途徑更省事，成本更小，這時，就會鼓勵更多的人去用不正當辦法辦事，從而誘致社會整體鎖定在一種不良行為的循環(huán)中，使社會呈現出一種整體無效率狀態(tài)。由于知識人向來是社會發(fā)展的“旗手”和“代表”，所以，知識人的“乘火打劫”和同流合污，意味著社會倫理底線沒有了最后一張牌，這對社會的健康發(fā)展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7．針對目前我國存在的知識市場的嚴重混亂局面，國家可考慮來一次專項治理活動。一是突擊清理一下知識市場的假、冒、偽、劣產品；
二是徹底查一查目前學術領域存在的一些腐敗問題，并進行分析和歸類；
三是提出一些相應的對策和建議，以利于進一步規(guī)范和完善知識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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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華勒斯坦等著：《學科?知識?權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和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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