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jié)前夕，亦即在我收到來自學生的祝福和鮮花的時候，我想起了給我最早啟蒙的小學一年級的老師郭美慶，更想起了已經(jīng)離我們而去的王鐵崖、李浩培和陳體強三位大師。我是在讀研究生的過程中與這三位大師級先生相識的，這實在是我學術生涯的大運氣。

　　而我知道這三位大師，是托了當年西南政法學院最優(yōu)秀的老師之一羅世英先生的福。當時，我在四川外語學院求學，但是因為喜歡理論，所以就常常逃課去隔壁的西南政法學院聽課。在旁聽的歲月里，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就是羅世英先生，那時他單身一人。每天晚上，西政78級的學生就會去他家里聚會，相當于一個小小的沙龍，而這個小沙龍結束以后就是我與羅先生的單獨交流，幾乎每天晚上我都跟他在一起喝茶、“談”學問。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了中國國際法學界的幾位領袖人物：王鐵崖先生，李浩培先生，和陳體強先生。其中，李先生和陳先生都在外交學院任教。就這樣，在1982年，我報考了外交學院的研究生，導師是李浩培先生和姚壯先生。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直接接受李浩培先生和陳體強先生的教導。

　　令我終生難忘的是，三位先生對于我熱愛知識、喜愛讀書之心的眷佑，以及他們對教師本分的擔當。

　　李浩培先生不僅是外交學院的教授，還是外交部的法律顧問。他年事很高了，但總是有問必答。他一直幫我借他認為我應該看的書，教授我思考問題的方式。每次我去外交部拜見他，他都會拿著他幫我借的很多書從他的辦公室走下樓來到會客室跟我見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給我介紹那些書的時候，他會拿出一個小本子，把事先做的筆記和認為關鍵的地方一點一點地告訴我。這里流露的是那種為人的耐心和為學的認真。

　　陳體強先生66歲就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是中國和世界國際法學界的大損失。我自己認為，陳先生是中國國際法理論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人物，學問做得特別好，他的理論是國際法理論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我非常敬仰他。陳先生話不是很多，給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甚至在走路的是都在思想。偶爾，他也會把我?guī)У剿�的家里去，給我開“小灶”。他對我的最大的教誨，便是他反復告訴我的那句話：要多讀法律哲學的書，不要光讀國際法的書（包括他的書）。正是在這里，我體悟到了一種愛智的大氣象，一種要求學生“追比圣賢”的品格：一個老師甚至可以讓他的學生不讀自己的書，而去讀他認為更為重要的書。

　　我是在研究生期間聽王鐵崖先生課的時候與王先生相識的。我與王先生的交往最深，在學術上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他甚至是我與我太太結婚的證婚人。與王先生交往的過程中，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動，讓我看到了他們那一代優(yōu)秀教師的風范。王先生在被打成右派期間翻譯了凱爾森撰寫的《國際法原理》這本名著，盡管當時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參照或依憑。到80年代初，我作為《二十世紀文庫》的編委，有幸負責王先生這部譯著的校訂工作。我作為責編做完這些工作之后，王先生當著他的學生和他的同事的面，一定要讓我做這本書的校者，這令我誠惶誠恐、受寵若驚。王先生在學界有著極高的名望和地位，但是卻想讓我這樣一個無名的年輕后進做他的譯著的校者，可見他對后輩學人的提攜和褒獎。同樣，令我最為感激的是，王先生生前僅有的兩本論文集都是他指定由我來主編出版的。王先生用這樣一種言傳身教的方式告訴了我這樣兩個為人師的道理：一是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梯隊的建構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建立起來的，二是我們在我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也應該以同樣的方式去對待年輕的學生或學者。

　　王鐵崖、李浩培和陳體強三位先生都是早年的留學生，在學術研究上受過嚴格的規(guī)訓，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都有著令人極為敬佩的學術品格和師德。他們對我的教育以及他們?yōu)槲覙淞⒌陌駱�，是我最終走上學術道路的基本激勵。

　　在這個教師節(jié)的時刻，我想起了這三位老師，不僅是因為想再一次感謝他們的教育之恩，也是因為想告訴他們：我也將追隨他們做一個本分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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