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棟先生已于2006年10月15日下午在北京逝世，雖然此文是1998年為何家棟先生75歲生日寫的祝詞，但姑且把此文找出謹作為對何老的悼念！

　　行將過去的這個世紀是我們民族納入世界大潮的世紀，從傳統(tǒng)的木乃伊般的古中國大夢中醒來，真正意識到生命存在的全部尊嚴、理性、良知、歡樂和痛苦，真正在魏晉、晚明等民族和個人的黑暗而慘酷的掙扎中沖破了存在的依附羅網(wǎng)，真正意識到人的自覺和解放。盡管夢醒后的痛苦是深重的，盡管中國人個人的自覺少有自覺到"不自由，勿寧死"的目的，但中國人以"不自由，勿寧死"的精神和最大代價前仆后繼尋求了整個世紀，中國人在各個方向努力失敗了依然在努力向往人的解放和國富民強。無論是啟蒙還是救亡，我們都是為了民族和個人進入現(xiàn)代性的行列，企望早日屹立于世界諸民族和現(xiàn)代文明之中。個人的遭遇已與民族的命運牢牢地捆綁在一起。在這個世紀的初葉，一二十年代，我們民族的精英們?nèi)鐚嶓w現(xiàn)了一個巨大生命致力于現(xiàn)代化建設的沖動和原創(chuàng)力，由異族（當時看來）統(tǒng)治集團進行的立憲改良不用說了，由民間精英開創(chuàng)的偉大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不用說了，由孫中山、黃興和宋教仁們領導的革命和構(gòu)思的立國原則、建國方略也不用說了，僅"竊國大盜"袁世凱也曾實行了由上而下的民族振興之路，企圖像俄國的彼得大帝和德意志的威廉皇帝一樣實現(xiàn)我們民族的現(xiàn)代化強國之夢。所有這些，所有這些沖動、創(chuàng)造、血腥、沖突、反復、悲喜劇……在功利淺近的混亂世界里鍛煉了人，考驗了人，考量了民族的智力和道義水準，考量了個人生命的高度和深度；
在實力較量中，國家?guī)缀醣恢�解了，社會被肢解了，一個有數(shù)千年專制集權政治統(tǒng)治的奴隸和奴才們失去了恒定的主子，一個近代以來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在病弱中更陷入荒誕中。以至于英國哲學家羅素稱說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這種混亂中的自由當然不能長久，一種喪失了其現(xiàn)代精神之后的權威在建立秩序中獲得了進展，因而，這種進展勿寧說是歷史之手在多年的容忍之后出現(xiàn)的反動，沖動沒有了，創(chuàng)造沒有了，建立秩序成為目的和全民一致的要求，歷史以詭異的方式將一個古老民族的陳腐的文化寄生在新的中國人身上，寄生在名詞、概念、主義、制度等新的形式上。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主義最深刻的本質(zhì)被消解，歷史進程的經(jīng)驗主義的內(nèi)容被抽空，歷史創(chuàng)造的主體自由被剝奪，一切只服從于一個意志，功利的意志，極權的意志，專制的意志，秩序均衡的意志，一切只是移植、拷貝，以俄為師，以法為師，以德為師，而英、美的社會成就，更重要的，個人的存在和成就被判為反動、落后，這種"進步"的歷史在幫蔣介石統(tǒng)一全國后，又在1949年成就了毛澤東一生中的兩件事業(yè)之一，建立了秩序較之前朝更為井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詭異是，以啟蒙的名義終結(jié)了啟蒙，以理性的名義終結(jié)了理性，以自由的名義終結(jié)了自由，以共和的名義終結(jié)了共和，以解放的名義終結(jié)了人的解放。歷史書寫中的蕓蕓眾生，就生活在這樣的名義，這樣壯麗的風景里，他們以名為實，以為自己幸福、崇高、自由、獲得解放。所有奴隸憧憬的天堂，所有奴隸存在的無限的盡善盡美，在現(xiàn)實中經(jīng)想象得以完成。這想象之路，是無數(shù)人用生命、鮮血、人性中最純良的崇高、無私和至善、人性中最閃光的可歌可泣的行為鋪就的。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命運，在近百年的歷史長河里，以文化、人為代價重建了秩序、共識，而這共識取消了個體的意識，這秩序限制了整體的活力。

　　70多年前，準確地說，1923年11月3日，河南信陽鄉(xiāng)間一個普通家庭誕生了一個嬰兒，這萬家小兒出生在我們中原動蕩之地，沒有文化，沒有秩序，沒有權威，他在蹣跚學步時就開始"跑反"——蟻民們在兵匪們爭戰(zhàn)的時候東躲西藏以茍全性命的說法兒。南北之戰(zhàn)、紅白之戰(zhàn)，在這里來回拉鋸，跑反就得鉆山溝，藏樹林，在廣闊天地里不知不覺中他的童年流走了。外界的無限可能性于他既非豐富也非確定，一個健康的正常的少年所具有的開智啟蒙、人類知識（無論是學習教育還是生活實踐）沿著時間在人身上的傳遞賡續(xù)與他無關。他的父親因為跟著名的共產(chǎn)黨人惲代英交游，不得不棄家逃亡。在這樣的家庭里他沒有受過什么教育，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出來抗日，從被動地跑反到主動地加入組織，既是救國，又是救自己。但在混亂的隊伍里差點混淆了他對于正規(guī)的有理想的行伍與土匪地痞之間的區(qū)別，幸而"救亡"一念使他有一個明辨世界善惡是非的標準，然而他也只能聽天由命，在命運賜予一個轉(zhuǎn)機時跌入命運的另一個安排里。破壞鐵路，埋地雷，刻鋼板，從這個隊伍里跑到那個隊伍里，從隊伍里回到社會上，做雇員，編雜志，又回到隊伍里，成為集體的一員。這樣跌跌撞撞的生命仿佛自卑的鄉(xiāng)下人而能專注終成為杰出的文學家的沈從文先生的早年，但他比沈先生更要不幸。沈從文先生還有湘西純凈的記憶，他只有世界拚湊不起來的碎片。一個什么也還不懂得的少年很早就失去了對于世界的確定感，他是無根的。他是草根中的種子，不能落地開花結(jié)實。生活和生命中每一正常健康的經(jīng)驗都與他無緣，一切正常的應該經(jīng)驗的在他那里都落空了，生命來到生活里卻是凌虛踏空。該讀書時卻受了成人世界的蠱惑，到想起讀書時最好的光陰已經(jīng)流失了；
該熱烈地擁抱世界時卻被眾人踐踏，到寫人生的詩頁時生命已經(jīng)干癟；
該有路徑可循時卻處身于荒漠，到孤膽走路時已進入了幽閉的鐵屋；
……一個生命給予了他，又從他身上流失，力量從他身上流失了，意志從他身上流失了，生命意識的光線卻沒有減弱，反而在懦弱的性格里更敏于外界的感受，更強烈地照明世界，要求生命的降臨，要求力量，要求意志，要求世界的確定和秩序。這個幼小的生命因此獲得了早熟的對于個人命運、作為和集體相聯(lián)的認識，他知道要有所作為最好是融進集體的隊伍里，而這集體的隊伍在現(xiàn)代是由有追求的社會精英——現(xiàn)代政黨領導其追隨者組成的。他懂得了革命，認同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以為要使社會有希望，老百姓安寧富足，國家像個國家，就必須打碎現(xiàn)有的政權，以理性——馬克思主義設計改造中國。為了投身革命，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這萬家少年中學只讀了幾天就在無根的中國大地上漂泊，經(jīng)歷了無知、盲目、幼稚、坎坷、成人都難以忍受的艱難、冤屈和苦痛、陰暗，經(jīng)歷了日本侵略軍的牢獄、國民政府的牢獄之苦，在毛澤東領導的農(nóng)民革命隊伍里，又因為坐過日軍牢獄、國軍牢獄而進了共軍的牢獄。他被驅(qū)逐出境，如同數(shù)十年前我們民族的偉大思想家所洞見的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一切已死和方生、未生的造化的把戲：阿Q 也不準別人革命。

　　悲劇會變成喜劇。他在日本統(tǒng)治下的北平找到了中共地下黨。不同以往的是，城市知識分子打著最時髦的知識理論主義旗號，為時髦或真理而同路了農(nóng)民黨打天下，農(nóng)民黨為政權而主義了共產(chǎn)革命。一切都是戰(zhàn)爭，在歷史和個人"全面滯后"的格局里，一切存在都被存疑，都將經(jīng)歷革命"戰(zhàn)爭"的洗禮，那以真理戰(zhàn)勝的虛無，那以沉重代價戰(zhàn)勝的歷史，那以歷史戰(zhàn)勝的愚昧，全都賦形于一個個歷史里真實的個體。萬家少年就被要求到文化新聞出版"戰(zhàn)線"去做開辟工作。要占領心靈地帶，要在世界觀方法論中神圣戰(zhàn)爭教義，要在靈魂深處進行革命并確保革命勝利，要攻破人的精神防線使一切人在安身立命方面獲得解放。詮釋新的主義理論，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一種人類的知識精英尚未充分認知之時，就匆忙應社會之請上場試驗的理想主義，就由歷史找到了最好的解釋者，由政黨找到了最好的戰(zhàn)士，像他這樣的懷抱熱情、經(jīng)歷過實踐斗爭、又是"共產(chǎn)黨掃盲掃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也確實對理智和勇氣堅信不疑，自認為把握了"歷史規(guī)律"，而像他這樣長久地游離于生活、社會和集體的苦悶而又弱小的心靈，一旦訴說起對于宏大的名詞和敘事的向往獻身，一旦解釋起人性中崇高和理想主義的一面將會達到怎樣的極限呵。

　　《把一切獻給黨》就這樣寫出來了，黨是我們事業(yè)的領導核心，為了解放受壓迫的勞苦大眾，為了奪取政權，在政權建立以后，為了使國家人民富強，使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從輝煌走向輝煌，一切都是黨的，一切都屬于黨，為了黨，服務于黨。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為了黨而獻出了自己的全部，不，還獻出了歷史上空前的生命極限：意志、力量，人性趕上了神性，超越個人幾達天神的偉力。這是怎樣的偉大、壯觀、崇高啊�！囤w一曼》《我的一家》《胸中自有雄兵百萬》《劉志丹》……源源不斷地從他筆下流出。從這個已改姓何名家棟的萬姓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心中流出。吳運鐸、趙一曼、方志敏、劉志丹……等形象成為共產(chǎn)主義試驗的精神象征，教義一旦同人性的美好相結(jié)合，其創(chuàng)造就既富于人性也富于神性。他影響了幾代人的心靈，人們確實認識到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英雄形象是有怎樣完美的人性，正像蘇聯(lián)文學中卓婭、舒拉、保爾……們一樣構(gòu)成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代表，也是人類精神的代表，何家棟先生創(chuàng)作了把人性提升得單純、明朗、壯麗、高尚的中國人形象，這些向善至善的人性在解放著惡的的社會和自私的心靈。在這些人面前，存在的價值、力量不是不言而喻的嗎，對人心的爭奪不是不戰(zhàn)而勝的嗎？而由奧斯特洛夫斯基同志、何家棟同志們進行的這場戰(zhàn)爭的結(jié)果不是不言而喻的嗎？直到今天，奧斯特洛夫斯基同志的作品、何家棟同志的作品還在印刷出版，每隔數(shù)年印刷行世，還在教育人、影響人、陶冶人。在除去教義的外衣后，共產(chǎn)主義試驗的附產(chǎn)品，對人的高尚情操的塑形竟成為人類歷史長河里最美的收獲之一。這些英雄形象在理想主義回歸到世俗社會的今天看來已成為人類不可企及的崇高人格典范。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英雄們的崇拜者把他們從人間送到了天上，并以他們?yōu)闇世K、為金棍、為神鞭，工頭般地奴役參與人性和生活試驗的蕓蕓眾生。正是英雄們的崇拜者們使人們（人類文明）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認識到，在理想主義的試驗中，在直到本世紀以來的數(shù)百年的人類追求進步的歷史里，始終有惡的力量、失去人性的力量、異化的力量存在，始終有以美好名義滿足一己私欲的力量存在；
人類是靠經(jīng)驗而非抽象存在的，社會是因為人的交往相處關系才得以組成的。正因為如此，在以神魔之爭為假想的試驗的歷史結(jié)束之后，不在神魔之間作"痛苦"選擇的人就能活得正常健康輕松多了。而在試驗之中，仿佛神魔附體一樣，一切平凡的人性是得到了怎樣不可思議的扭曲呵。

最不可思議的是，工廠建起來了，大樓蓋好了，革命得紅了眼的人又把他打入另冊。何家棟先生的創(chuàng)作是在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的狀態(tài)下寫成的，試驗中的他得向試驗中的工頭們和操縱試驗歷史的混世魔王們（是神�。┏凶镎J錯。他一邊寫檢查一邊寫書，他面前擺著兩疊稿紙，檢查寫不下去了就寫書，就寫他心中那些為了理想獻身的先烈們和還活著的凡俗而高貴的人們。檢查沒有交卷，書卻出版了。工頭們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他的活躍和力量，革命年代的人性大概就是一有機會就得顯示唯我獨革的力量，就得革掉他人乃至他人的性命。整他的人說，"好小子，還不服氣，還不老實，怎么就打不倒呢？"于是一有機會，只要露頭，就整他，修理他，給他治罪，"帽子"之上又加上一頂"帽子"。共產(chǎn)主義試驗的悲喜劇離奇得非言語所能表達，非頭腦所能想象。而他的癡迷頑固卻可想而知，他堅信共產(chǎn)主義、人世理想，他相信"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純而又純的試驗，他相信我們民族正在富強，國家正在發(fā)達，制度非常完善，秩序非常健康，人們生活得幸福、自由，充滿希望。雖然有這樣那樣自身的不幸，但他從未懷疑過黨，懷疑過毛澤東，他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雖然道路不免曲折。只是到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叛國"出逃異國他鄉(xiāng)，他在又被從城市驅(qū)逐到鄉(xiāng)間后——他在這里不僅"家破人亡"，而且留下了牙眼的殘疾——聽到消息時才醒覺過來。他意識到他參與的試驗不是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他懷疑那些意識形態(tài)宣傳家是否讀《共產(chǎn)黨宣言》，如果他們隨手翻過，他們怎么敢那么起勁地"用詛咒異端異說的傳統(tǒng)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chǎn)階級的競爭、資產(chǎn)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chǎn)階級的法、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宣揚，說什么在這個資產(chǎn)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一卷300頁）。可是他們居然還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他們執(zhí)政了，對外無不宣示其極于美好崇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而其活動方式還像個帶有黑道色彩的秘密團體、地下組織，一切策劃于密室，一切權力更迭都是暗盤交易、私相授受，選個代表都要秉承上意。用軍事手段解決思想政治分歧，以殘酷無情的政治清洗對待異端，都是馬克思恩格斯極力反對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的583頁和687頁里有清晰有力的表達。工頭們，一切人類社會里寄生于他人生命之上的吸血者們，從來沒有為主義而獻身，而是為奪權而投機于主義，他們信奉的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搞的是牛克思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何家棟先生的思想到此時才獲得了堅實的判斷力。他被掃地出門時只準許帶一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它使被奴役被蒙昧的存在敞亮。存在之所以被奴役，是因為他個人的生命價值建立在官方的政策上，是因為他的言行心理受規(guī)定制約于宗教虔誠，只須信仰，而無須求證的，是因為整體的意識代替了他個人的意識而成為他的意識和思想。對于這樣禁錮僵化的心靈狀態(tài)而言，只有現(xiàn)實的巨大反差沖擊花崗巖般的腦袋，給宗教偏執(zhí)狂的感覺顛倒過來，輸進一絲懷疑之風，被奴役的心靈才會開始自己的解放之旅，從整體剝離出來，孤獨然而把握住了生命。這樣的人生經(jīng)驗已非傳統(tǒng)的中國意識所能把握，它需要命運的幫助或攙扶。在人世間不能通過的地方，有命運的安排。盡管我們有罪孽，易受誘惑，但無論如何，世上某處總還有一位圣者和高人，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
那么在地上就還沒有滅絕，將來遲早會傳到我們這里來，像預期的那樣在整個大地上獲勝。而在中國人慣習的態(tài)度上，烏托邦的破滅之后是閉門思過，是隱居，是萬事休般的沉默，最好的態(tài)度無過于獨善其身，以保持自己的清白。在西方，人類的經(jīng)驗乃是，德性世界里最具變革力量的不是烏托邦，而是懊悔、布施、同事。

　　在中國人民迎來共產(chǎn)黨第二次"解放"，即毛澤東之后的"鄧小平時代"里，何家棟先生被恩準從山東農(nóng)村回到首都北京，好心的領導告誡他，安度晚年吧，別再闖禍了。何家棟先生耐得寂寞，也想學學圓滑，就把時間花在讀書、調(diào)查上。偶爾也帶青年記者去采訪，出主意，改稿子。但這獨善其身的態(tài)度顯然包容不了他參與的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命運，為了理解這一命運，哪怕從自身清白的角度證實自己的存在，他至少得在自己頭腦里解答他的歷史和世紀。于是，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他還讀了西方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大量文獻，閱讀、思考，他理解到馬克思主義的本質(zhì)沒有任何超越人的異化人的內(nèi)容，就是為了人的自由，一切都為了人，屬于人，服務于人，而社會只是這真正人的存在的自由聯(lián)合體。思想再一次解放了人。這解放就是奴隸們從認識上解決了主人所宣示的教義，剝奪了思想的人思想了剝奪者們宣講的思想。而思想一經(jīng)掌握人，就會變?yōu)榻夥诺牧α�。老共產(chǎn)黨人就在奮斗來的政權秩序里反思政權秩序與人的關系，反思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狀態(tài)。而非主流的精英們則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人、同志自居，以五四精神檢驗共產(chǎn)黨政權的合理合法性。這反思帶來的革命性力量匯集到一起，是一個民族在本世紀80年代創(chuàng)生的強大的人性的要求。以人道主義對抗極權主義，而當極權主義消蝕蛻變?yōu)榧瘷鄬Ｖ浦髁x的時候，人道主義的要求也進一步演變?yōu)樽杂芍髁x的要求。

　　在任何一種文化中，老人、傳統(tǒng)對現(xiàn)實的影響力都是巨大的，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依附性極強的民族，德高望重者在社會接受上會遭遇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們能說出真話、說出常識就不錯了，他們能展示他們的白發(fā)、歲月就可以了；
而一旦他們能說出更多的，我們現(xiàn)實正匱乏的東西，如同學舌時尚或年輕人的聲音喊出年輕人的口號、主義、理念，就更能讓后生晚輩肅然起敬。雖然這樣的老人在現(xiàn)實中就已經(jīng)少而又少了，何家棟先生不僅超出了這些"口吐真言"的老人，而且進一步關注并思考我們時代的重大命題。跟有數(shù)的民族的正大思考一樣，這些真知至理是如此無人聞問，在隨波逐流的時代巨變里，我們民族巨大的幾乎人神共憤的悲慘過去，我們現(xiàn)在的無以名狀的政治、經(jīng)濟生活的苦悶動蕩，我們內(nèi)外環(huán)境劇烈的變異，我們的不安全感……就只能由我們每一個人來擔當。而我們每一個人心為形役，身不由己，因為外在條件和教育的缺席，我們的生命無力展開。我們困惑、痛惜、無助、被盤剝、被窒息。在極權的幽閉恐懼之后，我們再一次經(jīng)歷原子荒漠中的恐懼。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紀的奇觀。我們一再宣稱解放，解放了人，解放了生產(chǎn)力，解放了人的創(chuàng)造活力。我們卻如此飄忽無定。

　　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生活，組成了民族的當下狀態(tài)？這些人組成社會的原則是什么？這樣的生活有什么樣的權利和義務？是否在高遠的理想主義之后，就由著世俗的理想主義上場，是否在世界大同的口號過后，就應該是民族主義或叢林主義的旗幟高揚？中國人是否命定與一種異己的，貌似普遍主義的理想相連？

　　何家棟老人反省自己的過去是一片空白，糊涂帳，沒有心情舒暢發(fā)揮所長的時光。而在尊老重老的社會里，他仍不愿意取媚后生和趨俗社會，口吐無傷大雅的"真言"而享過安逸盛名的生活，他選擇的是扎扎實實的努力。他看到自己來日無多，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輕的人身上，希望他們能夠改變，對民族社會的進步——首先是健康——真正有所貢獻。像父親、導師、義仆、忠心耿耿的幕僚、太子太傅，他有一副慈悲心腸，無私地把自己所有給予年輕的朋友，不求回報。他當年以無名的寫作把一個時代的精神影響給了無數(shù)的無名的中國人，那佚名化的影響不能說是他個人的影響，那無數(shù)無名的中國人也仍抵擋不住歲月的侵蝕，雖然直到今天差不多每隔幾年他的書都要以再版的形式影響更年輕的一代，但有誰還體認那書中的精神呢？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歷史必然性，他在晚年企望把個人一生的經(jīng)驗影響給幾個有數(shù)的具體的中國人。當這一努力在官界無望時，他希望在學術界能發(fā)現(xiàn)扶植一批有作為的學者，以《經(jīng)濟學周報》為陣地，他夢想像魯迅、周作人辦語絲一樣，幫助一二十位有希望的年輕人，陳子明、王軍濤、高瑜……一大批政權體制外成長的優(yōu)秀人才，卻為政權的發(fā)展邏輯斷送了學術思想生涯。有的坐牢，有的流亡，有的下海，有的做官，他手中積存的十幾部書稿，永無出頭之日，只得物歸原主。然而何家棟先生還不甘心，在90年代中期，他作了一生最后一次的重大努力，他又參與辦報，企圖在更年輕的人中間，在二三十歲左右的人中發(fā)現(xiàn)人才，這次努力失敗得更慘。他身無分文，卻為人作經(jīng)濟擔保，拉下十幾萬元的虧空，幸得好友相助，才擺脫困境。他給自己解嘲說，"我運氣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敗。還有一次，是站在失敗者一邊。"他如此的和善，任何人在他面前不必拘禮，任何人可以感到春風撲面。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職業(yè)的人找上門去，把他那里當作一個跳板，訪問他，利用他，爾后可以把他當作衣飾拋棄，他絲毫不計較，從來沒有想過建立自己的高德，自己的重望，自己的山門幫派。用生活在叢林中以為是生活在市場上的今天的中國人的話說，他是一個有大資源的人，但他沒有變現(xiàn)不說，反而仍是窮窘的一個孤家寡人——有時他想幫一個年輕人都手足無措。當高瑜的先生被土匪綁架勒索贖金的時候，他到處乞求，得到的還不夠土匪索要的一個零頭。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于人世沒有任何傷害之心，索取之意。他是真正的中間物，連接了過去和未來，歸化于時間的蒼茫之中；
他是真正的大樹，那么多人納涼，遮風擋雨，爾后又剩下他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
他是路上熱情的行者，人們經(jīng)過他，又各自行路。他一無所有。1949年進北京時他已是共產(chǎn)黨的13級干部了，現(xiàn)在的他依然是13級干部，連個職稱也沒評上。"年光過盡，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仿佛此生就是一個錯誤或虛無，就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同誰講理呢？他掐指一算，進城一年多，退休后一年多，真正做事總共也只有這兩三年時間，靜夜思之，人生的大悲劇不過尋常又充滿遺憾，雖無負于黨國，卻有愧于人民。他蜷縮在擁擠的房子里，接待來訪者，幫助上訪者。給人看文章，給人改文章，樂以忘憂——經(jīng)常像當年寫《胸中自有雄兵百萬》一樣署上別人的名字，留人吃飯，給困難者一筆費用。他是謙遜的，他常說，自己讀書不多，他開玩笑說自己辦經(jīng)濟學報紙的最大優(yōu)勢是不懂經(jīng)濟和經(jīng)濟學，認真起來時他惋惜自己沒有哲學。他常說自己年紀大了，腦子慢，有時想到一點，表達不出來，遇到不明白的問題，就找劉力群、秦暉、王康這些小字輩們給他上課。甚至對毛澤東、胡喬木這樣的人物，他也佩服得五體投地，承認在學力上不如人家，"能寫那樣的詩，我就寫不出來"。然而他又是極為自信的，他說，西方的哲學著作他讀過不少，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大都看過，他厭煩80年代以來年輕人中的時髦寫作，對先鋒之類的詩作，他毫不客氣地說，"告訴他，讓他找棵樹吊死得了。"對于六七十年代的寫作者狀態(tài)，他堅定地認為自己的感受"像磕瓜子磕出臭蟲來"是正確的。他交往最多的是知識分子，"大知識分子"們對他這樣的在黨的跟黨工作了一輩子的革命者有著難以言喻的的優(yōu)位感，他對這樣的偏見毫不在意。正是對于自身存在的堅定性，他可以放棄一切關于人之外的稱號、榮譽，別人稱過他為作家、出版家、教育家、革命者、思想家，他卻與這類社會集體意識所認定的知識分子或革命家都不十分貼切或吻合，他是一個人，是由革命和知識所真正解放了的人，是啟蒙運動以來文明史上最為難得的一類人，不為任何職業(yè)或名詞所限或所放棄。他在山東務農(nóng)時，種的菜比地道的農(nóng)民所種的菜還要好；
他在出版社工作時，經(jīng)營收獲比目前的一心為利的出版業(yè)的成就還要大。他說，那不過是存在的一個證明，一次人生體驗，并沒有什么意義，也無須尋求意義。即使最偉大的人物，也是人生的過客。歷史是由英雄圣賢創(chuàng)造的，這樣的話當然有片面的真理性；
但說沒有某人我們就會生活在黑夜中，則不過是十足的妄語，那些自以為是的歷史人物不把尋常的我們帶入黑夜中，他們是不會放手的。讓我們按他們的設計生活，就以為給了我們光明并讓我們感恩。實際上，除了第一個從樹上下來走路的猴子，我們能感謝誰呢？沒有它，我們還在地上爬。但它也僅是個猴子，并沒有超凡入圣。是天地萬物養(yǎng)育了我們，我們也只向天地萬物感恩。

　　在為半真理所利用的昏昧社會里，何家棟先生當然只能孤身度日。社會似乎不需要他。20年的民族改革開放事業(yè)，被人稱為革命解放的事業(yè)，本質(zhì)上正是新生的階級、官僚產(chǎn)業(yè)學術聯(lián)手反抗傳統(tǒng)、前朝舊人的事業(yè)。建立自己的秩序，正是新生階級的目的。他們?yōu)榱俗约旱陌詸�，從頭開始，宣布自己的天然優(yōu)位合法，更腐朽反動的舊人們?nèi)缤�那被潑倒的嬰兒和臟水。而嬰兒們也不甘愿退出歷史的舞臺，正是雙方和各方內(nèi)部對歷史權力的爭奪，使得新生和就死都失去了內(nèi)容和意義，活動只在于生死本身。20年來民族的智力資源主要用于這種資源分配上。何家棟先生企圖作新生階級的朋友，作這個民族上層社會新生或重建的思想者，命運可想而知，接連的碰壁，悲劇不屬于他，屬于我們民族和這個社會，歷史的宿命如影隨形，被解放得可以隨心所欲支配人命、民族命運的階層、集團并沒有解放自己和他人。

誰獲得了解放？什么人在這片土地上感到是一個人，一個公民？什么人為自己作為人而感到一生的自豪、幸福和充盈活力？瞞和騙的羅網(wǎng)一直存在，并沒有被毀掉。在這個民族經(jīng)過一百年的努力之后，羅網(wǎng)赤裸裸地顯形露出猙獰的面目，而健康的高潔的情懷和追求幾無存身之地，百年來的民族沖動至此淪為虛無、輪回和無奈，何家棟先生希望有正大清明的聲音出現(xiàn)，有說出真知和至理的聲音出現(xiàn)。是的，一個13億的人口大國，什么是她自己的聲音，什么是她今天的知識和道理，有沒有可與世界正燦爛著的文明共美的知識和文明？何家棟先生稱贊《歷史深處的憂慮》、王康、王小波、喻希來、秦暉們的作為，但這力量還不夠，這力量遠遠不足以蕩滌正遭受嚴重和多重污染的中國大地上的腥膻和迷霧。比起那些文化不自覺的聲音，動不動就說"不"的聲音，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打嗝的聲音，這些力量是太微弱了。于是，他又一次破門而出，以壯人世間健康的力量和聲勢。壯盛年華死去的王小波曾說，世間很多明理的人都在沉默之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何家棟先生的打破沉默正如王小波自我辨白的，社會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不容許人顧及自身的清白。在這不顧及個人安逸的介入生活中，何家棟先生發(fā)現(xiàn)義和團的大師兄、紅衛(wèi)兵小將、說"不"的三流文人和長著三只眼睛的假洋鬼子在中國的歷史長河里淌的是同一條河水；
法東斯、法西斯在東西方為萬世開太平的世界超人和超文化大夢里相遇；
吃了幾天飽飯舊病復發(fā)的先主和后主、遺老和遺少結(jié)成反自由主義的神圣同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西方非主流的后現(xiàn)代派一經(jīng)移居中國，就錯認故鄉(xiāng)是他鄉(xiāng)，變成了前現(xiàn)代派，為權能集團"保駕護航"……但是寫文章談何容易，憑借自己的年齡智慧已經(jīng)遠遠不夠了，他還必須翻閱最新的學術文獻，而那些故作高深、欲和世界名流"對接"的文字幾乎像天書一樣難讀，他只得虛心向人請教，先把那繞口令一般艱澀的文字弄懂了才好下筆……經(jīng)過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經(jīng)過了只有歷史能夠理解的出演正劇背后的苦澀，文章寫出來了，文章寫出來了。觀點如此明晰，論說如此有力，以至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們說起，老頭兒的斧頭夠快的。這個70多歲高齡的老頭兒寫的是些什么文章呢？《文化不自覺的典型——評盛洪"為萬世開太平"》《后現(xiàn)代派如何挪用現(xiàn)代派話語——評崔之元"經(jīng)濟民主"和張頤武"文化民主"》《人權和族權的差異——什么是民族主義的真精神》《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評劉智峰"解釋中國"》……這與中國當下的話語情境無絲毫隔膜，但由一個老人用一個年輕人都少有的明晰寫來，我們可以欣悅而不帶任何機鋒地說，那是怎樣的新潮和時髦呵！何家棟先生夠重夠快的斧頭之所以要砍向比他年輕的甚至只有20來歲的青年人，是因為他同馬克思、魯迅這些思想戰(zhàn)士一樣，論戰(zhàn)絕非出于私怨，而是公仇。公仇，是出于對戕害人性的反抗，是出于對人性扭曲丑惡一面的揭露。李慎之先生高度稱贊這種對于年輕一代中時興思想的原則批評，他說何先生的這些文章如同孟子晚年對于楊朱墨翟之學的拒絕。這些需要智慧和大勇的文字，不僅在老一輩人中少有，即使"咸與維新"的新生階層里也沒有多少人書寫。這種燭照一個時代的文字繼承了別車杜赫爾岑們的知識分子傳統(tǒng)，繼承了我們民族固有的憂國憂民的意識。

　　是一縷燭光照著世紀末黃昏的清明，在當代漢語寫作中，少有他這樣清理漢語寫作本身的，把漢語寫作從概念、術語、標語、口號還原為對人本身的關注與否及規(guī)定如何的。于是，像魯迅等先哲所曾做的，借助于漢語寫作者及其現(xiàn)象，何家棟先生為當代中國知識和思想的生產(chǎn)提供了一個框架，以人為參照的精神文化史。自然，在何家棟先生的這一舉動里，還有他自己和我們民族這個世紀痛苦的革命經(jīng)驗，在革命隊伍里、在民族進步的努力中，并不是一團和氣、并不是人都向上人性會得到提高，并不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何家棟先生的分析框架里，許多具體的個人已經(jīng)成了衰敗文化的一種典型符號，是歷史之手移書于人的非人表征，是流氓、是鷹犬、是飄飄蕩蕩的僵尸。在黃昏，在歷史將進入暗夜的時代，在咸與昏昧的時代，老人們在暗數(shù)自己的時日，年輕人在發(fā)泄他們盲目所想的，社會在迸開繁瑣的萬花筒般生活的吉光片羽，學者們卷入知識的考古、獵奇、拍賣、起哄、叫價中，如同先知的天才海子所描述的："萬人都要把火熄滅"，大家一同遠離光明，一同發(fā)昏，一同虛無，一同沉淪，在暗中游戲。何家棟先生卻在點燃自己，化一縷光、一星火，洞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秩序應該如何，為什么人要為保存文化而取消自己，指出具體的歷史人事并非都是健康的力量，并以倫理是非判斷人事的價值。這正是海子擬設的立身處世的內(nèi)容，"我獨自將此火高高舉起，此火為大，開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國，與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藉此得以度過漫漫長夜。"是的，無數(shù)詩人這樣做過。"就讓我把自己點燃，作為火種，作為凈洗的聲音"。

　　這是久違的聲音，是人心期待的聲音。想象漢語寫作中久遠的傳統(tǒng)，"金聲而玉振"，"振衣千里岡，濯足萬古流"，是金石檄文，是黃鐘大呂，是大海潮，是獅子吼，是大光明；
想象人心在劇變的技術和物流里對于平易物理和健康人情的要求，每一時代的人都要產(chǎn)生關于他們自己對于社會和文化的注解的語言，人心需要解答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愛情什么是人的本質(zhì)。漢語寫作大多糾纏于細碎的資本關懷和文化關懷中，何家棟卻發(fā)現(xiàn)了存在的匱乏和完整的人的缺席。在這樣富于實踐的思想里，何家棟先生首先解放了自己。他解決了他時代的人也就是今天中國人的責任價值所在，那就是不耽于空想，不沉溺于宏大的話語里，不眼看著豪門、權勢、都市生活和現(xiàn)代化的結(jié)果，而是關心弱者，關心人的生存狀態(tài)。建立一個國家到底是想干什么？他質(zhì)問我們的立國精神，我們?yōu)槭裁匆�走在一起，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向外跑？人們生活在這里，不像大款、權貴、宣傳工具宣傳的那樣舒暢，能像那樣舒暢的有多少呢？中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國家啊。那么多人的命運不在漢語的言涉范圍里，不在權力的考慮范圍里，不在金錢的關照范圍里。人們過得飄忽不安，至少心情不舒暢，總那么恐怖，那么老為衣食而奔走，那么整天不安。那么多人離開了和準備離開此地投奔異國他鄉(xiāng)，那么多人反認他鄉(xiāng)為故鄉(xiāng)家園，是因為故土不適合他的發(fā)展，國家不是大家意愿的共同體。人的終極目標是什么呢？不就是每個人都有最大的自由，最大的發(fā)展可能性嗎？何家棟先生以為，一個國家不適合這個東西，這個國家就沒有存在的理由。問題不在于人們今天發(fā)多大的財，不在于人們的收入到不到1000美元，經(jīng)濟增長是8還是7，問題在于每個人都應感到他在此時此地生活是舒暢的，是聯(lián)合國宣言所說免于恐懼和匱乏的自由的地方。正是從這種人的常識出發(fā)，何家棟先生糾纏于、斤斤計較于我們民族的狀態(tài)和生存質(zhì)量。他想起魯迅，魯迅的作品中《墳》還有點現(xiàn)實價值，其他的東西都走得太遠了。魯迅在《墳》里邊提出了建立人之國。何家棟問道，到現(xiàn)在我們哪還叫人？農(nóng)民進城還叫人嗎？在衙役惡吏面前還叫人嗎？我們的公務人員為什么會有"父母官""青天大老爺"的感覺？這是光榮還是恥辱？他懷疑我們民族的智力和道義水準，我們民族可能真的不是優(yōu)秀的和高尚的。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弱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強者的繁殖是最慢的，優(yōu)秀的繁殖都是慢的，而且是易于滅亡的。中國人口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蟲，像垃圾堆上的蒼蠅，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的最沒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于是，在何家棟先生那里，陳獨秀先生那樣激越的愛憂"此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已經(jīng)失去，更多的是一種思想無法通過的蒼涼困惑，我們的老祖宗究竟為什么走到一起來？何家棟先生懷疑他們走出來到底想干什么，為什么不在山上當猴子算了？走到一起為什么沒有一點人的感覺？俄羅斯至少在前一個世紀里，有高爾基說過做一個人多驕傲。中國人有這種感受嗎？做一個人多么驕傲，中國人的感覺是有錢多驕傲，有名多驕傲，有權多驕傲，有多少身外之物多驕傲，而且都那么忙著包裝自己，好進入歷史。俄羅斯人的感覺，高爾基是通過底層的流浪漢說出來的，確實反映了當時俄羅斯人的精神。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始終不曾有這種做人的感覺呢？我們都是影子，忽聚忽散，忽隱忽現(xiàn)，影子在黑暗中是不存在的，在光明中更是不存在的。

　　這就是何家棟先生的解放，在早年抒寫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他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質(zhì)，找回了火炬。年輕人都驚訝他的新銳、深刻，學者們都驚訝他的見識、勇氣。他不是一個成熟的大師，不是一個完美的藝人，他不是作家、學者、官員、精英，但是他擔當了民族的問題，擔當了人的問題，努力做到了命運都沒有想到的人的完滿。是的，命運從沒有給過他機會，但他功德圓滿。假如說本世紀我們民族有什么中心命題，假如說我們一百年的歷史有什么精神現(xiàn)象，那么，沒有比人的解放更能表征我們的世紀風云了。無論三民主義還是共產(chǎn)主義，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激進主義，都是要民族及其成員獲得解放，獲得做人的感覺。這是最高的要求，其他的，做一個皇帝，一個富翁，一個與他國接軌的通人，一個其他文明承認的學者、大師，倒在其次，倒是最不需要智慧和勇氣的。正是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和理想告訴我們，天地間最偉大的事業(yè)，莫過于做一個人，因為一般者還不是人，因為學者、大師、政治家、巨富還不是人，因為名利包裝的還不是一個人，因為人實際上是你，是我，是為那個全稱的極遠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由于現(xiàn)代國家機器的發(fā)展，由于我們民族從中華文明固有的軌道上脫軌接于國際社會，農(nóng)業(yè)文化向工業(yè)文化轉(zhuǎn)型，小農(nóng)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zhuǎn)型，傳統(tǒng)政治向民主政治轉(zhuǎn)型……等諸多轉(zhuǎn)型同時發(fā)生在一個時間的歷史里，個人在民族的命運里注定卑微無力，個人的解放就只能經(jīng)由個人的努力實現(xiàn)，而且多半在頭腦里、在思想里實現(xiàn)，就像昏昧狀態(tài)里個人只有自己照亮自己一樣。在一百年的風云人物和蕓蕓眾生里，獲得解放的又有幾人呢？真的，在何家棟先生痛苦坎坷的一生中，他晚年在思想的痛苦中解放了自己，參與了提升燭照社會的工作，雖然思想是痛苦的，可是不思想更痛苦；
雖然獲得解放的過程是痛苦的，可是做奴隸更痛苦；
雖然寫作是痛苦的，可是不寫作更加痛苦。何況對于真正的人來說，認識并擺脫專制并不是自由的本質(zhì)，它只是自由的屬性，自由有著對于痛苦等人生廣博經(jīng)驗的包容。胡適曾感嘆中國人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可憐境界。對于任何環(huán)境中的人來說，生命是存在的，哪怕他在痛苦里感受到了不自由，他也獲得了自由的生命，他也成就了自己作為人的存在。何家棟以自己的努力在世紀的黃昏里成就了一道風景，這是孫中山、魯迅、顧準、王小波……們的風景。雖然他們都為感覺到做人的不自由而痛苦，可是我們卻認定他們真正體現(xiàn)了一個人的生命本質(zhì)。因而，在這樣的時刻，在他安度75歲生日之際，我們向他表示感謝，向他表示祝賀，向他表示敬意。

　　1998年月10月北京皂君廟。

相關熱詞搜索：祝辭 生日 余世存 何家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