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ň幷甙矗汗�佛大學燕京學社黃萬盛教授在《開放時代》2007年第一期發(fā)表“大學理念與人文學”，文中對當前中國大學的弊病多有揭示和批判，本站特編發(fā)這部分內容，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和討論。所有標題均為編者另擬。）

　　中國的大學教育缺乏人文精神

　　在中國，長期以來，人文學在教育理念上被邊緣化，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情況還在日甚一日不斷惡化。人們經常感嘆如今的社會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相當多的學者呼喊重建人文關懷，痛貶拜金主義、功利主義的社會腐化；
一些大學校長也曾向我抱怨文科招不到好學生，只能在理工科落選的人中矮里拔高、拙中取精。絕大多數的人認為，這些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導致了人們一切向錢看，腐化了人的道德良知。毫無疑問，這是相當重要的方面。可是，問題在于，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市場比中國的市場經濟發(fā)達得多，為什么那里精神崩潰的程度卻沒有這么惡劣？雖然，它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基本都在有效控制中。也有人認為是政府責任，政府的行為導向及分配政策出了問題。當然，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仍然是世界上職能最為龐大的政府，而且政府在精神建設上投注的力量遠大于其他國家，為什么沒有預期的效果？更何況按照現代民主理論政教分離的原則，政府在精神領域中應當盡少干預。

　　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是原因，政府行為也是原因，我完全接受，甚至在這些方面都存在可以進一步深入挖掘的余地。但是，或許還有更隱蔽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反思。歸根到底，對市場經濟存在如何理解的問題，更進一步，就有如何發(fā)展市場，并且如何制約市場的問題；
即便政府行為也是由人來完成的，組成政府的人是什么樣的理念，就會干出什么樣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政府的理解力”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充分全面？政府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它對問題的了解存在偏差，怎么指望能夠正確解決問題呢？而這又不是僅僅依靠維護行政權威就可以解決的。最為不幸的是，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理解力”，不是簡單地取決于它的主觀意愿，如果意愿可以決定理念，那每一個主體便都是前無古人的劃時代創(chuàng)造者，這是相當可笑的。事實上，在政府理解力的背后存在有跡可尋的歷史譜系、精神脈絡，這才是理念緣何而來的真正線索。所以，一般意義上的批判政府、討伐社會恐怕是遠遠不夠的。在歷史脈絡的理解上，往往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沒有什么本質區(qū)別，假如讓批判者們去處理具體問題，或許他們還不如那些被批判者的道行和功力。這是極有諷刺意味的歷史玩笑，無奈的是，它經常發(fā)生著。

　　重視技能實用侵蝕了人文精神

　　最基本的問題是我們的人文性到哪去了？為什么我們沒有足夠的人文力量來抗衡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對社會的腐化污染？今天看這個問題，可以說，這是“先天有余，后天失調”，令人痛心扼腕。對于放縱利益追求將造成的社會破壞，中國的先哲觀若洞火，早有警示，所謂“義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
而且他們清楚地看到了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肯定人的正當利益需求，同時特別強調對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所謂人文化育。提升人的素質，自覺地抵抗過度的“人欲”，并且要求政府實現“均富”，體恤蒼生，阻止寡頭富豪持強凌弱，防止暴富成為引領風尚的社會典范。德沃肯那個非常出名的判斷“財富不是價值”，在兩千多年的儒家傳統(tǒng)中實在只是基本的常識。但是，隨著近代西方的軍事進入，從“體用之爭”起，重視器用的功利主義在民族主義的包裝下貌似合法地粉墨登場，到了“洋務運動”，一發(fā)不可收拾，普遍的物質主義、技能主義席卷了整個中國。經久的重視人文教化的思想傳統(tǒng)中斷了，取而代之的是聲光化電；
私塾教育的文化傳承停止了，政府按照自身的理解創(chuàng)辦大學。盛宣懷建立的北洋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只是煉鋼造船，人文教育基本不在視野之內。京師大學堂雖然是文科設置為主，但也是旨在為政府培養(yǎng)行政官僚，功能性的考慮占了主導地位，文史的訓練只是躋身官場的周旋能力和才具噱頭，直到民國時，蔡元培出任校長，文科教育才開始回到真正人文學的意義上，才成為所謂北大傳統(tǒng)的精神脊梁。

　　這種重視技能實用的傾向，到了“五四”時期愈發(fā)變本加厲，科學主義、工具理性成為那個時代精英們的當然之選，中國重視人文培養(yǎng)的傳統(tǒng)遭到了猛烈的清算，成了腐化靈魂的毒藥，束縛手腳的枷鎖，不清除它中國便不能進步、不能發(fā)達！從此，科學的大纛迎風飛揚，掃蕩禮樂教化的陰嶂毒霧。中國馳向現代的航船就是在這樣的風潮中揚帆啟錨，在一條偏離人文目標的航線上，經常地觸礁擱淺不正是它的宿命嗎。這一路走得太苦了！可是，怨誰呢？這是我們民族的精英塑造的“公共理解力”，也是“政府理解力”，它選擇了這樣的航線，這樣的方向。毫無疑問，這樣的理解力也孕育了中國近現代的大學理念，短短百余年的中國大學史，從開始到今日，一直都在科學主義、功利主義、技能主義的規(guī)劃和糾纏中畸形成長，其中的偏執(zhí)相當驚人，甚至連大學停課、全國性地廢除文科、只辦理工科的人間奇跡也創(chuàng)造出來了。這是“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界極端的偏廢人文崇尚科技的心態(tài)的必然結果。我記得，即使是革命激情澎湃的列寧，在他去世前的1923年，曾經提出，社會主義就是普魯士鐵路，加上美國技術，加上托拉斯，加上美國國民教育。什么是美國國民教育？就是從大學的人文理念發(fā)展出來的通俗的素質教育。而中國卻差不多從大學中把人文理念清掃干凈了。

　　問題不在于大學里是不是還有文科，而是只要技能主義成為大學理念，文科也可以變成技能訓練，哲學可以只是一套僅供背誦的教條，歷史可以只是某年某月發(fā)生的事件，文學只是文學家加作品，只要你練出一套掌握這些“知識”的功夫，照樣可以在競爭殘酷的就業(yè)市場謀得一份有頭有臉的體面差事，而那些化育心靈的人類智慧、歷史記憶、情操體驗無論如何不是技能訓練所能了解，當然也不能成為技能教育的目標。我們的大學文科教育不就是年復一年地大批制造“文科技工”嗎？假如我們把羅馬時代的“奴隸技能教育”作一個換向思考，現在這種偏廢人文學的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奴隸”，通過技能教育把人教育成市場的奴隸、職位的奴隸、金錢的奴隸。假如人的大學生涯只是因為這些方面才有意義，大學就只是在培養(yǎng)市場社會的奴隸了。羅馬是奴隸被迫接受技能教育，現在則是人不屑于人的意義，主動爭取當奴隸，這是多大的諷刺！何其可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高等教育如此熱衷于就業(yè)性的技能教育，又怎么能遏止整個社會追金逐銀的糜爛風尚呢？糟糕的是，這樣一種淺薄腐朽的大學理念，在中國大學理念的探討中，居然還有人為之稱道，堪稱奇哉！

　　大學教“小學”，“小學”出大師

　　中國的大學也無法置身在知識壟斷教學的潮流之外�！拔逅摹笨茖W主義、工具主義的影響潛移默化地長期影響著大學教育。胡適、傅斯年們就認為不能量化的就不能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以至于臺灣中研院，在很長時間只集中發(fā)展史語所，因為歷史史料和語言文字是確定的、可以量化的。而文學、哲學無法精確定量，所以長期邊緣化，所謂文哲所，直到幾年前，才摘掉“籌備”的牌子，由偏房而正室。中國一些名牌大學的歷史系里，有不少頗有聲望的教授，其中有我熟識的朋友們，誨人不倦地教導學生搜集考證史料，以為這是歷史學的真學問，而把那些關于歷史意義的問題貶為大而無當，唯乾嘉樸學和實證主義馬首是瞻。當然，掌握確鑿史料，純清事實真相，是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那種曾經猖獗一時罔顧史實胡說八道的惡劣學風，令人厭惡憎恨。但由此而過份地夸張其詞，把不過入門的“功夫”當作至高境界來培養(yǎng)學生，也會貽害天下。這導致了“歷史終結”的危險，當沒有新的史料可以發(fā)掘研究時，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便結束了。事實上，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被歷朝歷代的人們反反覆覆地研究琢磨，并不是因為新史料的發(fā)現，而是歷史事件本身含有的深刻智慧和意義啟示永久地激動著探索的渴望，吸引著人們不斷地含詠體味，培育著人們在歷史中更新成長。這是永恒的尋求，天荒地老，永不終結。

　　中國古代的先哲們對于功夫和境界有精確的定位，所謂小學大學之辨，小學者，音韻、訓詁、考據，大學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從來沒有治小學者，堪為大師大德，也從來沒有大師大德者不會小學功夫�？�、孟、董、程、朱、陸、王等等，哪一個不是治小學的高手，哪一個不是縱論天下的大學擔當！小學和大學，孰輕孰重，孰小孰大，本是一目了然，無須贅言。可是今天，大學教“小學”，“小學”出大師。這不可笑嗎？

　　哲學和史學是裝點門面的雜碎配料

　　知識生產作為大學理念的另一困難，專業(yè)化對人文學的宰割。從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以來，知識的分類越來越精細，知識生產所要求的知識準備，難度越來越大。一個學者窮一生的努力都未必能在一個專業(yè)中的一個課題上真正有所建樹。因此，對于人的專業(yè)化要求越來越細膩，近乎苛刻。雖然這些年來，強調跨專業(yè)、跨學科，甚至跨文化，但是，很難阻擋學科專業(yè)間門戶森嚴劃地為牢的趨勢。這種狀態(tài)不只是自然科學中的現象，而且也有力地沖擊人文學科領域。文科學者中一輩子研究一個人、一流派、一本書，比比皆是，屢見不鮮。在文科教學中，文學、歷史、哲學，早就被分成不同的專業(yè)，而且在這些專業(yè)中又劃分出第二梯次的專業(yè)，例如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專業(yè)等等；
這還不夠，還有第三梯次，例如中國哲學史中先秦專業(yè)，或宋明理學專業(yè)；
事實上，這還嫌粗，一個歷史斷代中，還有人物研究的分工；
即使人物研究，還可以劈出早期晚期之分。好端端一個人文學被肢解得如此七零八碎。在這樣的學科分疏下，貫通于文史哲、融匯在政社經之中的人文學很難在大學教學中立足。我的孩子就曾疑惑不解地問過我：為什么今天培養(yǎng)不出達·芬奇這樣的人物？

　　現在的大學教育離這樣的人文培養(yǎng)理念還差很遠，由于知識專業(yè)化的主導，搞哲學的往往沒有歷史意識，也沒有文學品味，有的甚至連文章訓練的小學功夫都不及格，除了故作高深的唬人姿態(tài)，就是文理不通的一無所有；
搞歷史的經常蔑視哲學的訓練，把哲學當作妨礙歷史研究的空疏學風，避猶不及，至于文學體現的情感理解那更是專業(yè)歷史學的客觀歷史最忌諱的；
文學的情況稍好些，但哲學和歷史的作用并不是至深智慧和集體記憶的內在自覺，而更象是裝點門面的雜碎配料。被專業(yè)化如此隔離的文科怎么可能培養(yǎng)人文學通才呢，甚至連專業(yè)知識生產的質量能不能自保都很令人懷疑。事實上，我并不排斥知識生產，相反，能夠生產精致的學問非常值得敬重。一個理想的社會，應當是最精致的學術，引導負責任的媒體言說，進而引導健康的大眾文化。最壞的情況是，膚淺浮躁的學術，產生急功近利的媒體聲音，導致最惡俗的大眾文化。我們今天究竟是最好的良性循環(huán)，還是最壞的惡性互動呢？所以，最精致的學問，不管你是否自覺，它終究是有社會人文責任的。離開了人文學的基礎培養(yǎng)，僅僅依靠專業(yè)化，精致博大的學問從何而來？人類的公共智慧又從何而來？

　　政府干預和市場影響下的中國學術資本主義

　　中國式的學術資本主義雖然受企業(yè)影響不大，但是另有兩個獨特而強大的力量，其一是政府的權力資本的干預，其二是市場的影響力。政府辦大學是人類文明的體現，是人文發(fā)展的結果。然而，政府辦大學需要特別警惕政府對大學的干預。用我的錢，就得聽我的話，以為既然是政府出錢辦大學，政府就可以干預大學的教學和行政，這是非常危險的心態(tài)，它會損壞大學的學術和大學的品質，即使是善意的干預，也同樣是對大學的學術獨立和教學自治缺乏必要的尊重。西歐國家對這方面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些國家甚至通過立法，防止政府干預大學，也就是說政府有出錢的責任卻沒有干涉的權力。這后面有重要的認知立場，公立大學不是官辦大學。國家的錢說到底是納稅人的錢，用納稅人的錢辦大學是社會共識，體現社會的公共意愿，這叫公立大學。公通共，是所有人，是天下，公又是正，是公道。而政府是社會行政管理機構，俗稱“官”，即使現在的公文中也仍然習慣用“官方”，“政府官員”這類詞匯。合理的政府必須體現和代表公意，既然是“體現”“代表”，就不是等同，因此，官不等于公。何況要求“體現”公意，本身就意味著有不體現或者不充分體現的可能，要求“代表”，也有可能是沒有代表，或者代表了一部分利益集團虛假的公，這就是為什么政府必須接受監(jiān)督的原因。因此，政府只是社會構成的一個部分，政府如果認為有權力對大學指手劃腳，那大學就成了官辦大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不是公立大學了。我所以近乎繁瑣的區(qū)分官和公的不同，實在是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以“公”自詡的“官”。其實，真正的貪官并不可怕，因為貪官代表私是一目了然的，可怕的是不知道官公之分，以為是官就是公，那樣官意就遮蔽了公意，這個社會就只剩下政府意志，而看不到人民意愿了。

　　以政府意志來規(guī)劃大學，就不是公立大學，而是官辦大學

　　在這個意義上檢討政府與大學的關系，考慮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從長遠來看，政府應當逐步減少對大學的干預，讓大學有充分的時間來發(fā)展中國自身的大學傳統(tǒng)，而我們在這方面的資源積累是相當稀薄的。大學的建設和發(fā)展有自己的規(guī)則和特殊性，不是政府行為可以完全了解的。學術的發(fā)展，人的培養(yǎng)，是長期過程，來不得急功近利，拔苗助長，應當讓大學盡量少受社會的干擾，放眼長期的目標，為社會貢獻智慧和人才。何況大學是社會精粹所在，他們的智慧不在行政官員之下，應當相信他們有能力建設真正一流的大學。我們中華民族歷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現在中國政府非常期望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重金投入，這是大學史上的大手筆，令人贊嘆。身為海外學人，當然希望國家教育蒸蒸日上，精英才俊層出不窮。但是，越是大筆投入，越應當警惕過度干預。我注意到，國家教委經常出臺各種教育“工程”，高教主管部門也忙于對“工程”有關單位的考核評估，使得這些大學窮于應付，甚至弄虛作假。其實，一流大學不是靠“工程”理念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通過長期積累，形成有質量的教學品格。中國搞大學兼并，或許有自己的理由，但是，結果是一部分有百年歷史特色的大學消失了，那是化多少錢都買不來的資源！象大兵團作戰(zhàn)那樣大規(guī)模結集大學資源到底和一流大學有什么必然關系？普林斯頓大學就是袖珍大學，決不妨礙它是世界一流大學。難道搞出一百萬人的大學就是一流大學了？政府著力發(fā)展大學教育是好事，但是要尊重教育事業(yè)的特殊性，切忌以政府意志來規(guī)劃大學，那就不是公立大學，而是官辦大學了。象什么“教育產業(yè)化”，把大學推向企業(yè)推向市場的大敗筆，切切不可重演。應當充分聽取資深教授專家的意見，嚴格按照他們的意見發(fā)展中國的大學，那樣才有可能建設真正一流大學。尊重大學精英，不只是問寒噓暖的慰問體恤，而是真正尊重他們的智慧，尊重他們所代表的大學尊嚴。我在法國時，就看到政府總理巴拉杜面對如何處理法國工人罷工的難題，去大學拜會社會學家阿蘭·圖漢，求教他的意見和智慧，而不是政治領袖習以為常地巡梭視察訓話指示。

　　政府給大學的“項目經費”中真正落實到文科，尤其落實在人文教學上只是掛尾零頭

　　除此之外，政府承擔國家管理和發(fā)展的責任，因此，政府向大學投資經常會把國家效益考慮作為對大學的要求，使大學發(fā)展經由權力資本的導向而直接面對市場，其客觀效果與美國企業(yè)滲透大學造成學術資本主義是相同的。政府除了支付大學日常行政開支，還掌握了數額巨大的所謂“項目經費”和“基地”建設經費，不論主觀動機如何，這筆經費的分發(fā)客觀上成了政府控制學術規(guī)劃、學術方向、學術風氣的主要手段。高科技應用開發(fā)的項目經費要高于基礎研究，自然科學要高于文科，在文科中，所謂國家工程項目要高于普通教育，可見，這些經費中真正落實到文科，尤其落實在人文教學上只是掛尾零頭，與大學應負的主要責任完全不成比例。何況，有些大學甚至對國家撥給文科的經費，還要雁過拔毛，克扣留存。毫無疑問，科技開發(fā)需要較多的資金，自然科學研究的資金需求也要大過文科，但是大學的最根本的任務是在教學，是培養(yǎng)人，是培養(yǎng)全面發(fā)展的人，政府投入教育的資金究竟應當優(yōu)先保證教學，還是項目開發(fā)為重？如果項目開發(fā)成為學校教學經費的主要來源，那政府和美國企業(yè)用項目滲透大學、推動學術資本主義在大學的膨脹又有什么區(qū)別？不同的是企業(yè)用的是自己的錢，政府使用的卻是納稅人的錢，這些錢更應當用于發(fā)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盈利項目的投資。在中國，家庭用于教育上的投資在家庭總收入中占的比例遠遠超過美國、法國這些發(fā)達國家，這是值得認真關注的問題。當然，中國民間社會歷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但是用這個理由來說明家庭教育投資的超大比例，實在太過牽強。根本問題是教育在政府投資布局中比重太低，而且在大學教育理念中科技開發(fā)比重太大，這就造成納稅人通過交稅已經支付了公共教育，卻還要在稅后收入中對教育作二次投資，而且數額巨大。這是危險的信號，說明我們長期保障公共事業(yè)的制度優(yōu)越性正在迅速流失。這后面更深入的問題是，政府應當如何定位？一個健康的政府不能采取市場行為，尤其不能成為市場的一部分，更不能動用納稅人上繳的國家稅收參與市場運作，政府應當在市場之外，以公共身份來解決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同時限制市場的胡作非為對公共事務的傷害。盡管中國是在特殊的轉型階段，政府負有幫助健全市場的責任，但是，雖然如此，政府甚至更有必要形成清醒的認識，減少和禁止政府的市場行為和市場角色，以保障市場和公共事務都能健康發(fā)展。

　　各地大學爭搶項目，送禮行賄，暗中串聯，弄虛作假已是公開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風過無痕，堪稱極致。為人師表者因此而斯文掃地，大學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資本已經殘破不堪

　　在大學建設中，以項目經費這樣的手段來干擾大學的基本任務，還有誰安心于認真教學呢？幾乎每個人都被要求報項目，沒有項目就沒有經費，而且能不能搞到項目或多或少還和職稱升等連在一起，在這種壓力下，一個大學教授的主要精力還會集中在教書育人上嗎？更為甚者，這種經費與項目掛鉤，項目與人掛鉤的做法嚴重影響了大學風氣。各地爭搶項目，送禮行賄，暗中串聯，弄虛作假已是公開的秘密，而且，手段高超，風過無痕，堪稱極致。為人師表者因此而斯文掃地，大學教授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和道德資本已經殘破不堪。搞到項目的人，尤其是幾個國家項目在握，不免的財大氣粗神色飛揚，儼然成功人士的庸俗風度粗鄙作派；
而弄不到項目的人卻只有等待別人眷顧的萎頓和無奈。那些仍然堅守教學為己任的人們，與孤傲的信念相隨相伴，難免是清貧拮據。這景象，真叫人情何以堪！

　　其實，國家資助學術的結果不該如此，相反，是那些得不到市場垂憐的學術，可以而且應當優(yōu)先獲得國家的雨露陽光。我們面對的最大困境是市場經濟不可阻擋的改變和控制人們的存在方式，市場價值強勢霸道的主宰了社會的評價標準。但是，人文價值卻決不是市場價值原則可以理解，它無法明碼標價，不能買進賣出，因此對于市場而言它毫無價值，然而，人文精神對于人類的自我成長卻有極高的價值。具體到文化精神產品也是同樣道理，極盡宣泄、目中唯我、只求情緒的當下揮霍、何在乎持久的審美回味，已經成為當代快餐式文化市場的消費特色和經營主旋律，光怪陸離、聲嘶力竭、搖頭晃腦、標新立異構成流行風尚、青春賣點。在這樣的市場中，揚眉吐氣、大化人間的是流行歌曲、現代搖滾，忍辱負重、門可羅雀的是經典歌劇、交響樂、芭蕾舞。這些高雅藝術團體溫飽尚且難求，談何繼往開來，但是，它們的文化產品所代表的精致價值難道是那過眼煙云的流行小曲可以比擬的嗎？政府是應當發(fā)展那些充滿市場價值的流行藝術，還是應當投資保護人類藝術的精華？法國政府在這方面有清醒的自覺，每年在國家財政中劃出近百分之七的經費，用來保護人類文化的精華，使得這些體現人文價值的極品綿延傳承，不至于被市場經濟掃蕩殆盡。這個信念應當成為政府投資大學的基本原則。政府不能按照市場價值的大小來決定學術教育的高低貴賤，高科技應當投資，應用科學，自然科學也應當投資，這都沒有問題，可是，大學的第一要務是教書育人，必須首先保證有充足的經費支持大學教學。假如窮鄉(xiāng)僻壤的苦難學子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大學，假如那些熱忱于教學的老師不能維持基本的體面生活，假如學校領導為了一點區(qū)區(qū)獎金而忙碌于那些僅僅是創(chuàng)收的培訓班，假如權力資本的引導使得人文學徹底的邊緣化，大學喪失了它的精神方向，政府的大學投資就是大失敗，政府就愧對天下蒼生、莘莘學子！

　　在大學教師中，沽名釣譽者有之，剽竊抄襲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搖撞騙者有之，嘩眾取寵者有之，欺世盜名者有之，趨炎附勢者有之，現在，連拐賣人口者也涌現了，大學教師正成為豐富業(yè)余生活街談巷議的笑柄

　　最好不要低估市場對大學的污染，永遠都別低估，尤其是那些仍然堅持把大學要服務社會效益當作大學理念的人們。我所以強調政府應當逐步減少對大學的干預，而不是立即兌現，除去體制的原因，是因為我不認為我們的大學已經有能力貫徹學術獨立、大學自治的原則�？纯次覀兊拇髮W吧，市場已經把大學改造成什么樣子！在為人師表的行列中，沽名釣譽者有之，剽竊抄襲者有之，嫖娼宿奸者有之，招搖撞騙者有之，嘩眾取寵者有之，欺世盜名者有之，趨炎附勢者有之，現在，連拐賣人口者也涌現了，大學正成為豐富業(yè)余生活街談巷議的笑柄。毫無疑問，這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好的，而且，絕大多數永遠都是好的！可是，就是這極少數值得我們考慮大學風氣。在傳統(tǒng)學術中，一個教授之所以優(yōu)秀，是因為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教育上的奉獻，而現在一個教授的成功卻可以是市場價值的認可，是他在市場社會的話語權力。因此，榮耀于“上書房行走”，熱心于電視出鏡率，滿世界的應邀講演，挖空心思地制造聳人聽聞的莫名話語，對一無所知的領域敢于放談高論，這種以知名度為生的“市場教授”現在卻不是少數，而且如魚得水，欣欣向榮。市場的規(guī)則在腐化學術規(guī)則，而被腐化的學術則腐化著大學的理念和青年學子。這些成功的“市場教授”所產生的示范效應，正是市場污染大學最有效的途徑。如果不把這種風氣從大學中清除出去，大學會被治理成什么模樣呢？若人重，必自重！大學的尊嚴建立在教授群體的尊嚴上，人們敬重教授是因為他們有學問，有教養(yǎng)，有良知，是可以信賴的人間師表。假如教授的貪得無厭超過了一般商人，假如教授撈錢的手段甚至比奸商更狡詐陰損、厚顏無恥，那就別怪這個社會看不起讀書人，因為，讀書人自己毀了自己的尊嚴。因此讓商人做回商人，而不再是混跡于大學的商人教授、市場教授，以匡復大學的尊嚴，恐怕也是當務之急了。在這方面，海外回國服務的專家教授們，務請自重！一些學有所成的海外學者，有的甚至是名聲響亮的資深教授，也熱衷于欺名劫色，妙手圈錢，權勢熏心，兇吵惡斗，熱衷于到處曝光，亂抖風頭，滿嘴媚詞諛語，每每驚人之論，不著邊際，無奇不有，真讓人嘆為觀止！其實，一個沉默的花瓶也要好過口無遮攔的胡言亂語，至少還有被欣賞的價值。海外歸去，無論如何應當把國外辦學的經驗教訓帶回國內，幫助發(fā)展大學教育，這是基本責任，怎么能與最陰暗的齷齪同流合污、沆瀣一氣，把開放的中國當作個人大發(fā)利市、極盡表演的舞臺呢？

　　所以，小心謹慎地對待大學為社會效益服務的理念，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那后面的陷阱會讓人墜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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