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顧頡剛?cè)沼洝肥加?913年，終于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nèi)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xù)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只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xù)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F(xiàn)在為《顧頡剛?cè)沼洝穼懶�，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復思考之后，我決定通過日記來窺測他的內(nèi)心世界。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于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fā)現(xiàn)：他的“事業(yè)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tài)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yè)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zhuǎn)于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fā)現(xiàn)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并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后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后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shù)闷鹚�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圣女貞德”）；
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fā)現(xiàn)，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nèi)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yè)、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后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nèi)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里行間的細密解讀才能呈現(xiàn)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jié)：第一節(jié)論他的事業(yè)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guān)系，這是他的主要志業(yè)與中心關(guān)懷。第二節(jié)論他與胡適的關(guān)系，這是他的學術(shù)生命的始點�！肮攀繁妗边\動導源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范，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范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zhèn)錇樽詈髿w宿。其中種種錯綜復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jié)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guān)系，旨在說明他為了種種事業(yè)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節(jié)中，他在抗戰(zhàn)勝利前后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jié)凸顯他1949至1980年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jié)概不涉及，只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后一節(jié)專論他和譚慕愚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于兩人交往散布在數(shù)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F(xiàn)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fā)人隱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xiàn)出來。

　　以上五節(jié)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范疇。但這篇序言并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事業(yè)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讀《顧頡剛?cè)沼洝�，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yè)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yè)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yè)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為什么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結(jié)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tǒng)的士大夫向現(xiàn)代知識人過渡。盡管這一過渡并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shù)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fā)揮一種啟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后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并未能深入民間。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yè)提供了極重要的發(fā)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創(chuàng)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征求民眾讀物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后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jīng)營�！队碡暋返摹鞍l(fā)刊詞”說：

　　這數(shù)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fā)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fā)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jù)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
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shù)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復雜，留待本節(jié)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里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yè)心的根基仍在學術(shù)，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shù)不能限于少數(shù)人的專門絕業(yè)，只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后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
另一方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shù)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么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yè)”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fā)”。所以他的事業(yè)都是從學術(shù)領(lǐng)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yè)。他并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fā)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于文化事業(yè)的緣故，他培養(yǎng)了不少學術(shù)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在學術(shù)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他的事業(yè)心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表現(xiàn)得更為熾熱。從1939年在成都創(chuàng)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1年到重慶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志》，到1943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雖都是與人合作，但無一不與他自己的學術(shù)文化事業(yè)息息相關(guān)。1943年4月30日的日記說：

　　予入世二十余年，雖因名招敵，事業(yè)著著失敗，而聲譽日起，朋侶日多，已立于領(lǐng)導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為國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學界爭名太甚，予雖不與人爭，而人則必不肯放過我，政界中又爭權(quán)太亟，混飯則可，盡心竭力以從事于一業(yè)則為人所不許。邇來擺脫中央大學及組織部職務，復我自由之身，而各書肆多見拉攏�？箲�(zhàn)以來，得書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傾銷，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機會，在出版事業(yè)上貢獻心力，作有計劃、有系統(tǒng)之進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國史學得上軌道。

　　在詳列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shù)計劃之后，他很感慨地說：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計劃必可實現(xiàn)，予亦可以無愧此生矣。茲唯一希望者，即資本家能與予合作也。

　　在這一段話中，他的事業(yè)抱負呈露得十分清楚。為了事業(yè)，他輾轉(zhuǎn)奮斗于學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業(yè)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變得特別強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由他的朋友賀昌群向他指點了出來：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與昌群談話。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蓋前此為運動時期，予盡瘁于此，業(yè)已取得公眾之承認�，F(xiàn)在運動時期已過，予可以卸此責任，此后則為他人專精之研究矣。一個人在學問上只能做一樁事，予在學術(shù)界有此一事可謂盡職。至于此后歲月，渠以為宜致力于事業(yè)，蓋予有氣魄，能作領(lǐng)導也。惟予之弊在于開端時規(guī)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實。此后當結(jié)集一干部，逐漸擴張，而予僅任指導工作，一切活動由他人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為予所贊同，爰記于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認可了賀的分析，上引之語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評價。兩個月后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語：

　　卅二、十、十二，與(陶)希圣談，彼謂每人均有一開花之時期，此時精神充沛，發(fā)表力特強，一過此期則思想及發(fā)表力均漸即于干涸。此話不錯，我在民國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時間，即我之開花期，今則華已謝，惟望能結(jié)果而已。（見1943年8月31日條末）

　　可見他在1943年即認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盡了開創(chuàng)性的功能，以后主要是領(lǐng)導繼起者作精深的專題研究了。這個領(lǐng)導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據(jù)的。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開中國史學會，理事選舉，他“得票最多，頻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確已成為史學界的領(lǐng)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條）。

　　顧先生在史學界之所以有此眾望所歸的成就，是和他不遺余力地提攜后進分不開的。從1927年4月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開始，他的身邊便常常圍繞著一群青年人；
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執(zhí)教，由于社會事業(yè)愈來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極一時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顧這八年的情況，說：

　　余以愛才，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敗事亦在此。蓋大多數(shù)之青年為衣食計，就余謀出路，使余不得不與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為我有意造自己勢力，于是“顧老板”、“顧大師”之綽號紛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圖謀，無如未得社會之信仰，力不足以號召，謀推戴余，為彼等之傀儡，成則彼得其利，敗則我受其禍，于是“顧頡剛左傾”，“顧頡剛為共黨包圍”之傳說宣揚于道路間矣。（見《日記》1937年7月31日條末；
參閱1948年11月30日條末）

　　他“愛才”是絕對真實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難得的是他對追隨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但是他雖然無意“造勢力”，卻因事業(yè)之故，不能不培養(yǎng)一批得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記關(guān)于“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賀昌群所說“結(jié)集干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學生牟潤孫便已在背后罵他“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他聽到這種評語后，感慨地說：

　　噫！看我太淺者謂我是書呆，看我過深者謂我是政客。

　　某蓋處于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日記》1934年4月26日條）

　　他引莊子語自解，其實即是承認他的“事業(yè)心”不在作“純粹學者”之下。1943年重慶中央大學的胡煥庸也說他是“學閥”，他的反應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虛，使我真能成學術(shù)界之重鎮(zhèn)也。（《日記》1943年4月26日條）

　　通常“學閥”兩字含有在學術(shù)界爭“霸權(quán)”且排斥異己的意思。顧先生并沒有這種傾向。他心中的“學閥”，換一種語言來表達，是在學術(shù)界能號召“群眾”并擁有“群眾”的領(lǐng)袖。關(guān)于這一問題，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檢討，解釋得比較透澈：

　　我自以為愛惜人才……。幾十年來，我所往來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滿腦子的反動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動，加上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動了。我在這一群里，就成一個頭子，我常常覺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們來幫助我成就事業(yè)，或讀書治學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處有徒黨，雖沒有組織，但可以號召。（《日記》1969年12月31日條末。）

　　撇開“反動”之類的字眼不說，他希望號召友生，在史學領(lǐng)域中獨樹一幟的心理，在這里已和盤托出了。他對“學閥”的稱號并不十分反感。但嚴格地說，他所追求的不是權(quán)力（power）顯赫的“學閥”，而是具有廣泛影響力（influence）的“學術(shù)界之重鎮(zhèn)”。

　　大體言之，從抗戰(zhàn)開始，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的事業(yè)心漸漸超過了古史研究的專業(yè)心。1941年8月初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進修的嚴耕望便注意到：“顧先生……喜歡興辦學術(shù)事業(yè)，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边@是最可信的旁證，清楚地點出了這一重大轉(zhuǎn)變的時刻。

　　傅斯年的影響籠罩一生

　　顧先生獨樹一幟的強烈愿望與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關(guān)。從《日記》上看，我們可以說：傅的影響籠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揮之不去。他和傅從北京大學預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來又同時成為胡適門下的兩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共事之后，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不僅破裂了，而且從此轉(zhuǎn)變至敵對的地位；
顧先生的獨樹一幟主要便是與傅互爭雄長。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記》中說：“孟真真是我的政敵”。其實“政敵”一詞不妥，應該說是“學敵”，因為他們的沖突根本是在學術(shù)界，與政治不相干。

　　《日記》1928年4月29日條記：

　　與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處，論研究所事，與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極矛盾者，極怕辦事，而又極肯辦事。孟真不愿我不辦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見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罵。賴金甫（按：楊振聲）、元胎解勸而止。

　　這是顧、傅公開破裂的一天，上距顧先生來廣州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之中，兩人的分歧大概愈來愈深，至此終于爆發(fā)了出來。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寫的“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長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敘兩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關(guān)于破裂的解說：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廈大，而彼歸國后往至廣州，入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以其縱橫捭闔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借，遽成一校領(lǐng)袖，雖魯迅不能勝也。予既與同事，甚愿其重辦《新潮》，為青年引導，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長，以傅與我及楊振聲三人，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粵商量籌辦事宜。楊好文學，對此不加可否，而我與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藍圖在。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后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鉆研所可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迭無數(shù)數(shù)據(jù)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將學術(shù)淺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礎也。此意本極顯明，而孟真乃以家長作風凌我，復疑我欲培養(yǎng)一班青年以奪其所長之權(quán)。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服，于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于破滅。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為通信研究員，從此不預史語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發(fā)展，玩弄所識之貴官達人，操縱各文化機關(guān)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稱之，謂其善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蔣政權(quán)退出大陸，渠亦以戰(zhàn)犯名逃臺灣，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于彼也。

　　此文將他們兩人在學術(shù)上的分歧歸結(jié)為“提高”與“普及”之異，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攬青年研究人才一向采取所謂“拔尖主義”，而顧先生則太丘道廣，幾乎來者不拒，可為明證。但他們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后，還是由于兩人都有領(lǐng)導學術(shù)的構(gòu)想和抱負，而且持之甚堅。關(guān)于這一點，顧先生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適的長信中，說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們倆實在不能在同一機關(guān)作事，為的是我們倆的性質(zhì)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強，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而又不肯放棄；
（2）急躁到極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質(zhì)亦是相拂戾的，是我辦事太歡喜有軌道，什么事都歡喜畫了表格來辦；
而孟真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無軌道。又我的責功之心甚強，要使辦事的人都有一藝之長，都能夠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業(yè)。孟真則但責人服從，愛才之心沒有使令之心強，所以在用人方面，兩人的意見便時相抵觸。

　　今年春間，燕京大學來書見聘，謂在美國已捐得大批基金，開辦中國學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覺得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時間供我從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得地過生活，所以便答應了。告給孟真，孟真大反對，罵我忘恩負義。我說，“只要你供給我同樣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時中央研究院寫聘書來，我就受了，把燕京辭了。但是孟真對于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我決不愿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

　　這是一封向師門訴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兇終隙末的細節(jié)都交代出來了。引文前一段顯示他們兩人都具有極堅強的性格，互不相讓，即所謂“一山難容二虎”；
下半段則透露傅確有意將顧收入自己的系統(tǒng)之內(nèi)，即廣州中山大學和即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而且不許他叛離。此信在后面還引了一句話：孟真曾說：“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边@當然是老朋友爭吵中的一句情緒語言，未可認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語窺見其一斑。

　　傅斯年是學術(shù)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長作風”欺凌顧先生大概是事實。1929年5月8日的《日記》說：

　　孟真盛氣相凌，我無所求于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條跋語云：

　　此預言并未驗，孟真縱橫捭闔，在舊社會中固可立于不敗之地者。到全國解放，他方逃出大陸，死在臺灣，此則真敗耳。

　　可知傅確是要征服他以為己用，卻未曾想到嚴重地損傷了老朋友的尊嚴，不但不肯“就范”，而且激起了獨樹一幟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后，由于傅的憑借深厚，顧先生在事業(yè)上畢竟落在下風。1940年代他之投入國民黨的文化活動，也是為了與傅爭鋒，最后也事與愿違。這使他一直耿耿于懷，以致到老不忘。1973年的兩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戰(zhàn)犯”、“逃臺灣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胡適給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說：

　　頡剛也定有紀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雖不了解當時大陸文字刊布的情況，但對于顧先生的認識畢竟還是相當真切的�！度沼洝�1951年1月1日條果然寫了下面一段話：

　　聞傅孟真于半月前在臺灣逝世。此人一代梟雄，極能縱橫馳驟，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壓高，到美國療之，稍愈。然醫(yī)言不能過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壽五十有五。

　　其詞雖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個字畢竟流露出老同學、老朋友的真實感情。

　　最后，我要指出，顧、傅兩先生在學術(shù)事業(yè)方面雖然競爭得很激烈，但在學術(shù)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讓我們先看看傅對顧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顧和老朋友辛樹幟在北京中山公園有一段很長的談話，主要是討論顧和傅的關(guān)系。顧記道：

　　談到以前之事，予云：“我不能受氣，故傅斯年欲壓迫我，我即離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睒鋷迷疲骸爱斘以诘铝魧W時，與傅常見面，彼極口稱道你。故我雖未認識你，即已心儀。其后你和孟真鬧翻，我常勸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頡剛使我太下不去�！�”

　　談話中涉及羅常培常在傅處說顧的壞話，終使兩人兇終隙末，因與此處論點無關(guān)，略去不引。從辛的話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出，辛對兩人“鬧翻”是很引為遺憾的，但傅在回國前對顧“極口稱道”，則確是事實。辛的話完全證實了傅《與顧頡剛論古史書》那篇長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稌�》中有下面一段話，值得引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羅家倫）、（姚）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
你們無論再弄到什么寶貝，然而以他所據(jù)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么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zhí)的地方；
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贊你夠了么！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
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

　　傅文從1924年1月寫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可見這三年之內(nèi)他對顧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兩人中年分裂之后，傅的態(tài)度依然未變。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龍泉鎮(zhèn)用朱筆批讀《史記》，其中一條說：

　　顧頡剛云：黃帝所至，即子長所至（見《贊》）。蓋子長仍以自己所聞之傳說為斷也。

　　可知他繼續(xù)在肯定古史“層累地造成”說。1943年《日記》有一條記傅對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來，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鋒頭�！�…然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fā)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jié)，謂我曰：“君在學業(yè)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只是一時不說話耳。嘗謂今日時代系五四時代之反動，他日必將有對今日之反動，彼時又可大張旗鼓矣。此后雖不發(fā)表，仍當繼續(xù)工作，至能發(fā)表時而揭開，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釋老友之疑也。（見《日記》1943年10月30日條）

　　所引傅語最可見他對《古史辨》的重視，唯恐顧在政治壓力下自棄所守。這是“老友”發(fā)自內(nèi)心的愛護之言，因此顧也似受到感動，而有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后人才知道顧先生并沒有放棄早年“古史辨”的立場。當時在抗戰(zhàn)期間，民族主義的激情高漲，而國民黨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場，要把孫中山繼承堯、舜以下的“道統(tǒng)”，顧先生便只好隱忍不言了。嚴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論旨其實即是以最嚴格的方法審查史料構(gòu)成的時代，這是史學的始點并且獨立于任何史觀之外。蘭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說：

　　在我們把一種作品加以歷史的使用之前，我們有時必須研究這個作品本身，相對于文本中的真實而言，到底有幾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蘭克的史學，自然對顧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簡單：“作品”經(jīng)過研究而發(fā)現(xiàn)是“不可靠”的，它當然便不能加以“歷史的使用”，而“文本中的真實”也就根本被摧毀了。這正是“古史辨”從“辨?zhèn)巍钡健耙晒拧钡幕�本運作程序。但抗戰(zhàn)時期的重慶確有顧先生所說“五四時代之反動”的傾向，上面已提到了。在當時氣氛之下，“疑古”是會犯眾怒的。今天大陸上一部分有勢力的史學界似乎又在倡導“信古”，反對“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問津者。以今度昔，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顧、傅兩位“五四”健將會發(fā)生那樣強烈的反響了。無論如何，傅對顧的推重并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于顧對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評價，則由于我所見到的資料有限，暫時不能輕下斷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論文如《大東小東說》（1930），其中曾引“吾友顧頡剛先生”之說，可能在起草時便和顧商討過。稍后的名篇《夷夏東西說》（1933），在考古界影響很大。顧似乎認為這種過于簡化的二分法未必可從，但他顯然認真地讀過此文。最后我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記：

　　看《性命古訓辨證》。

　　接著5月4日、8日都在續(xù)看此書，至11日“看《古訓辨證》畢�！边@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專著，1940年出版后很引起學術(shù)界的重視。陳垣在這一年8月14日給長子樂素信中說：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訓辨證》一部二冊，內(nèi)多新材料，新解釋，不可不一讀。

　　隔了兩天又補一信（8月16日）曰：

　　余閱《性命古訓辨證》，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覺得如何耳。

　　顧先生當時或許也曾收到過贈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書的記載。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間，他居然敢再次細讀“戰(zhàn)犯”的舊作，至少證明了他“不以人廢言”的嚴肅態(tài)度。

　　顧、傅分裂是顧先生學術(shù)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后他在學術(shù)普及的事業(yè)上投入大量的心力與此事有很大的關(guān)系；
他顯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外，別樹一幟。他們兩人的友誼破裂雖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發(fā)展的結(jié)果使中國現(xiàn)代史學呈現(xiàn)出一種多采多姿的面貌，則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學術(shù)界存在著多元互競的空間，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傅、顧之間的分合與胡適有很深的關(guān)系，下文續(xù)有討論。

　�。ㄓ嘤�時著《未盡的才情》，即將由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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