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這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現(xiàn)代文明的標志之一。中國憲政的歷史是從晚清開始的。百年前，慈禧下令“預備立憲”；
五年后，武昌城頭的槍聲敲響了這個老大帝國的喪鐘，歷史翻開新的一頁，憲政依然有名無實。這是一個曲折而凄慘的故事。

　　（一）代價慘重的播種和起步

　　任何社會行動都以思想為先導。中國憲政的第一粒石子，是1835年7月由外國傳教士投下的。1833年7月，德國傳教士郭實獵（1803－1851）在廣州創(chuàng)辦了中國內地第一份現(xiàn)代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1835年6月，它披露了一節(jié)《新聞》：“英吉利國之公會，甚推自主之理開諸阻擋，自操權焉。五爵不悅，爭論不止。倘國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無力，百工廢，而士農商工，未知盡心竭力矣。是以英吉利良民不安，必須固執(zhí)自主之利也�！� 它宣揚的是國家要興旺發(fā)達，國會和自由（自主）這些憲政基本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1837年7月，它又刊登文章介紹美國的憲政：“容個人任言莫礙……每省良民立公會，自選人才忠烈縉紳代庶民……首領主在位四年遂退。倘民仰望之，歡聲載道，復任四年……民齊平等……個人隨意圖利……效死執(zhí)自主之理，由是國之列邦而興也�！�

　　1838年更是連篇累牘發(fā)表介紹和贊揚憲政的文章。先是在四月那一期上，以《自主之理》為題，肯定自由和法治是“國基”�！坝⒚裾f道，我國基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王至于庶人，各品必凜遵國之律例�！�…設使國主任情偏執(zhí)，藉勢舞權，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國主也不能定案判決矣�！薄坝�守此自主之理，大開言路，任言無礙�！� 接著連續(xù)四期連載《英吉利國政公會》和《北亞默利加辦國政之會》，詳細介紹了國會的起源、運作的具體狀況，并比附管子、孟子，而歸結為“公會總攝之務，為英國自主之理。”“秉政之列位……所說之話，所辦之事十耳所聽，十手所指，難逃民之鑒矣。由是觀之，其民攝總政，且操權焉�！�

　　這些文章正確地介紹了：（1）公民的個人自由（自主）是憲政和現(xiàn)代國家立國的基礎。（2）保障自由的基本途徑是法治。（3）國會是推行憲政的中樞。（4）政府領導人選舉產生，并接受民眾監(jiān)督。（5）言論自由是憲政不可或缺的條件。（6）憲政是國家興旺發(fā)達的基礎，也是使官員真正置于民眾監(jiān)督下、民眾真正成為國家主人的基本制度。

　　不過，這個石子丟到大清帝國的水面，只激起輕微的漣漪。魏源和徐繼畬都讀過這份刊物，并在十多年后編纂《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中大量選用了其中的文章。魏源讀了有關材料后，謳歌美國的民主憲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皆曠代所未聞�！� 可是，作為中下級官員，人微言輕，對實際政治生活毫無作用。從地方督撫到皇帝，《海國圖志》出版二十多年后討論何以自強，卻不知道這部為國家發(fā)展指出康莊大道的書！此后，要求學習西方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不絕如縷，但統(tǒng)治者都視若罔聞。

　　文祥（1818－1876）從1858年起任軍機大臣，1861年起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是位高權重的滿族大臣。死前不久，光緒元年(1875)上《密陳大計疏》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
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決然行之�！闭J為這樣的制度，清帝國“勢有難行，而義可采取”。

這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第一次議論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改進本國的施政。

　　1884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在自己的《遺折》中把意見說得更為明白：“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
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 這已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為救國的根本上達朝廷了。

　　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1894年即甲午戰(zhàn)爭那一年出版《盛世危言》，憤懣溢于言表：“或謂‘議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識大局，不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今日本行之亦勃然興起，步趨西國，陵侮中朝。而猶謂議院不可行哉？……噫！傎矣！” 不幸，這些無知傎言根深柢固，鄭觀應的諍言隨風飄逝了。

　　直到1900年義和團闖下彌天大禍，231位外國人和數(shù)以十萬計的中國人被殺，招致首都北京再次被列強軍隊占領，慈禧倉惶逃亡后，才痛感非學習西方無以救亡圖存。1901年1月29日，朝廷發(fā)出學習西方變法的“上諭”，邁開了十年新政的第一步。1906年9月1日，終于宣示：“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tǒng)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 雖然大清帝國統(tǒng)治者對憲政的理解稀里糊涂，但憲政畢竟由禁忌話語轉變?yōu)楹戏ㄕZ言，中國憲政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為這個遲來的憲政宣示，中國人付出了什么？在鴉片戰(zhàn)爭后60年間，主要由于不肯打開國門、認真改革腐朽透頂?shù)膶Ｖ浦贫�，引發(fā)多次內外戰(zhàn)爭和饑荒，一億多即四分之一中國人死于非命；
給列強的賠款高達七億多兩，相當于十多年的全國財政收入。

　　（二）清政府對憲政的理解和路徑選擇

　　盡管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大清帝國的高層還是沒有學到足夠的東西。簡短宣布預備立憲的上諭，明確說明他們所理解的憲政是“大權統(tǒng)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這個結論與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播下的憲政種子相距甚遠。與其說這是憲政，毋寧說這不過是開明專制的外衣。

　　于是，當時的革命黨人便斥之為“假立憲”；
并且不惜破壞有關的活動。

　　1905年9月24日，清政府派出載澤、徐世昌等五位大臣出國考察政治，火車正要啟動，革命黨人吳樾引爆炸彈，在轟然巨響中，死傷十余人，送行的各界人士紛紛逃命。這次考察被迫推遲。

　　這些激進分子不分青紅皂白的破壞活動，日后還在延續(xù)，而且對其他反對專制的黨派非常不寬容。1907年梁啟超、馬相伯等立憲派在東京成立以實行憲政為宗旨的政黨——政聞社，10月17日舉行成立大會。同盟會會員張繼等十多人人竟然沖進會場，厲聲咒罵，大打出手，并用草鞋擊中梁啟超的面頰；
直至日本警察出面，才將這些暴徒逐出會場。

　　平心靜氣地說，用一個假字全盤否定清政府的立憲，未免過于簡單。

　　清政府1901年4月21日下令設立“督辦政務處”，1905年11月又在其下設立考察政治館，并于1907年改為憲政編查館，確實為籌劃政治體制改革、預備立憲做了許多切實的工作。

　�。�1）清政府認為教育是憲政的基礎。義和團之災結束，立即推動各地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1905年9月又采納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督撫的建議，從下一年開始廢除科舉，把新式教育確立為培養(yǎng)人才的主要渠道。廢除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意味著中國青少年的知識譜系從四書五經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為接受現(xiàn)代學術文化奠立了基礎。

　�。�2）毅然制定《新刑律》、《新民律》和《民事刑事訴訟法》，以西方的大陸法系取代實行了二千年的中華法系；
同時推行司法體制改革，接受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現(xiàn)代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建立法治國家的觀念。盡管要把這些原則和觀念真正變?yōu)槿粘＿\行機制還很艱巨，畢竟以此為制度變革的目的，無疑與廢除科舉一樣，是震古爍今的改革。作為預備立憲的重要措施，這些成果一直被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歷屆政府沿用或承認。

　�。�3）清政府根據(jù)各國經驗認識到，推行地方自治是預備立憲非常重要的一環(huán)。1905年8月朝廷接納刑部侍郎沈家本等人的奏請，下令奉天和直隸試辦地方自治；
總結經驗后，又于1909、1910接連頒布《城鎮(zhèn)鄉(xiāng)地方自治章程》、《城鎮(zhèn)鄉(xiāng)地方自治選舉章程》和《京師地方自治章程》、《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府廳州縣議事會議員選舉章程》。這些章程規(guī)定各地分設選舉產生的議事會和董事會，實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區(qū)省級以下（不包括�。┑牡胤矫裰髯灾螜C構已經成立過半，有些省（如浙江）的城鎮(zhèn)鄉(xiāng)議事會成立已超過90％！加上法律和司法體制改革，三權分立的雛形在各地顯現(xiàn)。

　　清帝國的政權一直以來都是到縣或相當于縣的機構（如直屬廳）為止，縣以下沒有政府官員。以三權分立的自治體為社會的基層，這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選擇。

　　對一個古老的宗法專制帝國說來，不能不承認這是翻天復地的變化。

　　（4）改革官制，向現(xiàn)代行政體制轉變，也是預備立憲的重要一步。中國傳統(tǒng)的六部制被內閣制取代，盡管出現(xiàn)了“皇族內閣”的逆流，但制度框架已經確立。

　　（5）影響十分深遠的是清政府全面啟動了全國性的憲政研究和憲政教育。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講習所等官方機構遍布全國，培訓了一大批推行民主選舉的骨干。派出官員和士紳到西方和日本考察憲政、地方自治蔚然成風。官方大量收集、翻譯和出版了各國實行憲政的資料和書籍，并且寬宏大度允許報刊宣揚憲政，討論預備立憲中遇到的各項問題�？偟恼f來，當時出現(xiàn)的全國性的民主憲政教育的熱潮，主要是立憲派的功勞，但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支持和參與的。

　�。�6）1909年9月各省諮議局陸續(xù)成立；
第二年9月“豫立上下議院基礎”的全國資政院也成立了。盡管清政府把他們規(guī)定為諮詢性的機構，但議員們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加上報刊跟蹤報道，引起各方強烈關注，中央和地方議會雛形已經浮現(xiàn)。

　　百年回首，這些行動豈能以一個假字了得？從路徑選擇的角度看，其中不乏值得認真研究可供后人吸取的經驗教訓。

　　（三）內外壓力下的選擇

　　不能把清末預備立憲看作是清政府單方面的行動。清政府所以要走到這一步是多種力量博弈的結果。

　　首先是列強環(huán)伺，俄羅斯賴在東北不肯依約撤兵，華僑在各國飽受欺凌，俄日竟把中國的領土作為戰(zhàn)場，英國則趁機入侵西藏，如此等等，激憤難平。在日俄戰(zhàn)爭中，后起而號稱實行憲政的“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了專制的俄羅斯這樣的老大帝國，也給仍在泥淖中掙扎的中國人極大的刺激，覺悟到政治體制對國家盛衰的作用。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在高速發(fā)展，但是，這個廣土眾民的國家太落后、太貧困了，增長的速率掩蓋不了滿目瘡痍；
而內政腐敗，官員貪黷，更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眾多因素匯合，前景渺茫。加上進入20世紀，大批士子和士紳或東渡日本，或負笈歐美，對比強烈，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救國的激情讓各方人士無法沉默。三種力量在博弈：守舊，改革，革命，此消彼長，決定著中國之命運。

　　首先是政府內部不同聲音在激辯。

　　出使各國大臣梁誠、汪大燮等人對世界發(fā)展大勢和中國遠遠落后于列強有深切的感受，他們聯(lián)名上書朝廷：強調“保邦致治”，“全出憲法一途”，為此應從三事著手：“一曰宣示宗旨……將朝廷立憲大綱，列為條款，謄黃刊貼，使全國臣民，奉公治事。一以憲法意義為宗，不得稍有違悖�！薄岸�曰布地方自治之制�！薄叭�曰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集會、言論、出版三者，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為幸福�！�

　　甚至地方督撫和朝廷高官也不再緘默。八位總督中有五位奏請立憲。出國考察政治的大臣也異口同聲，一致贊同立憲。

　　本土的工商業(yè)特別難以忍受官員的需索。著名企業(yè)家張謇一針見血地說：“非朝廷力持憲法，篤守大信，鞏固臣民權利，不能使實業(yè)振興”。

　　更令清政府頭痛的是各派政治勢力正在集結，他們各自提出的綱領吸引著各方人士特別是知識階層，形成強大的社會思潮，第一批現(xiàn)代政黨在各地陸續(xù)出現(xiàn)。

　　原來的�；逝赊D化為旗幟鮮明的立憲派。隨著一些德高望重的士紳與他們聯(lián)手，聲威大震。1907年10月，以梁啟超為實際領袖的政聞社成立，推舉馬相伯（1840－1939）為名義領袖——“總務員”。馬氏是復旦公學的創(chuàng)辦人、著名的中國天主教領袖人物、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在政聞社成立大會上，以《政黨之必要及其責任》為題發(fā)表演說指出：“人類之樂有國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故欲完國家之責任，莫要于使國內之人各得其欲�！薄疤煜码m無絕對之良政治，而有絕對的惡政治……質而言之，則曰專制。專制政治，束縛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國家曾不如其無。故生為專制之國民者，必當以排除專制為唯一之義務�！倍�由于人們各有其欲，就會出現(xiàn)不同黨派，“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謂人之盡非。此國家所以能容兩政黨以上之對立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故吾儕忠于本黨，而不嫉視他黨，可以為光明正大之辯難，而不可以為陰險卑劣之妨害�！� 立憲派與社會各界人士合作，不但在當時請開國會的憲政運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對比較平穩(wěn)地轉移政權、穩(wěn)定各地局勢也舉足輕重，其功勞絕對不比革命黨人小。

　　至于以同盟會為中心的革命黨人，他們前仆后繼進行了“十次革命”，雖然多數(shù)是規(guī)模和影響都很小，但對清政府確實是生還是死的威脅。清政府加快改革無疑有消弭革命于無形的意圖。

　　（四）認識錯誤和遲疑的代價

　　不過，在內外壓力下，清政府并沒有作出恰當?shù)倪x擇。它頒布的第一個憲法文件《欽定憲法大綱》就有一些很奇怪的條文。例如，“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員不得干預。”“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凡一切軍事，皆非議員所得干預�！薄靶麘�(zhàn)、講和、訂立條約……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薄盎适医涃M，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眱日�外交大事仍然由君主專制，詮釋了所謂“大權統(tǒng)于朝廷”的具體內容！

　　這當然同統(tǒng)治者不肯輕易放棄手中的權力有關。不可輕視的是其中也包含著認識錯誤。這些認識錯誤又與選錯老師有關。對比大清帝國的《欽定憲法大綱》和日本的《明治憲法》，其中就有不少共同點。說得準確一點，清朝的《欽定憲法大綱》有很多抄自《明治憲法》，而比后者更為落后。例如，《明治憲法》規(guī)定：“天皇統(tǒng)率陸海軍�！薄疤旎室�(guī)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行宣戰(zhàn)、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利用這些條款，日本的軍部成了直屬天皇的機構。因此，與現(xiàn)代化各國不同，日本軍隊不但不受內閣管轄，反而操縱內閣，把國家推向實行軍國主義瘋狂對外侵略的罪惡道路。這些都被《欽定憲法大綱》變本加厲移植過來了。至于“臣民之權利義務”一章，兩個文件從標題到具體條文，如出一轍。兩者都把國民稱為臣民而不是國民或公民。兩者都規(guī)定“按照法律”可以剝奪“臣民”的各種自由，從而為制定惡法鎮(zhèn)壓公民敞開了大門。日本的憲法和法律是以德為師的，而那時的德國憲法和法律遺存的專制因素甚濃。當時的大清帝國是以日為師的，日本學者直接參與了中國法律和憲法的制定。與當今日本麻生外交部長大言不慚的斷言相反，日本給亞洲各國在政治體制上開創(chuàng)了一個很壞的先例。

　　從1904年開始，大臣上書和民眾呼吁立憲便此起彼伏，互相呼應。派大員到國外考察，實行三權分立、地方自治的憲政體制等等建議，已一一見諸奏章。1906年以后，在立憲派策動和朝廷預備立憲的上諭下達后，各界人士紛紛組織各種立憲團體。1907年以后，請開國會的群眾性請愿活動接連不斷。1909年10月14日，各省諮議局第一次會議開幕，11月18日各省諮議局代表便在上海開會，討論請開國會事宜。1910至1911年由各省諮議局和諮議局聯(lián)合會領導的四次請開國會運動，把請愿活動推向高潮。

　　這些請愿活動直接表達了民意，特別是商人和知識階層的意愿。是接納還是拒絕民意？歷史處在大轉折關頭。請愿者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實行憲政。19名督撫也于1910年10月25日聯(lián)名致電軍機處，要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明年開設國會”。如果朝廷能夠洞察形勢，順從民意，中國歷史就將翻開新的一頁，避免不必要的破壞，比較順利實現(xiàn)社會轉型。

　　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需要有雄才大略并掌握實權的改革家當機立斷，力排眾議�？墒�，當時的皇族和攝政王都是一些庸眾，他們沒有改革家的氣魄和胸懷。面對洶涌的群眾性的請愿浪潮，他們只作出縮短三年，提前于1913年召開國會的決定，便以為萬事大吉了。請愿團體，他們下令解散。學生舉著“立憲救國”的標語上街請愿，他們強行驅趕，強迫復課。更荒唐的是，打著官制改革的旗號，他們竟然推出一個“皇族內閣”！正常的對話渠道被堵塞，激進主義向民眾招手。

　　歷史大轉折關頭，總會有各種不同的主張在爭奪信眾。壓迫和壓制只能造就偏執(zhí)。革命派是組織和觀念都很龐雜的人群。他們雖然標榜民主，關注的中心卻是從“異族”手中奪權，為此不惜使用除推進立憲以外的任何手段。在他們眼中，和平請愿、要求政府立憲都是怯懦。暗殺、起義，從滿族這些“外國人”（孫中山語）手中奪權是最好的選擇。當權者在大轉折關頭的遲疑，為他們上場掃清了道路。

　　當時最為激進的是無政府主義。他們在東京、巴黎辦報刊，互相呼應。但他們不過是同盟會中的一個小流派。興中會、同盟會的綱領及其主要領袖的言論，有些就是極為激進。“蓋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為平均而設”。

　　1911年10月30日，步歷代皇帝的后塵，隆裕太后下“罪己詔”；
開黨禁；
答應組織完全內閣，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11月3日，眼看革命烽火無法撲滅，對憲政做了多年研究的清政府，公布了第二個憲法文件：《十九信條》。這個憲法文件廢除了《欽定憲法大綱》的荒唐條款，代之于民主憲政制度應有的條文；
按照現(xiàn)代憲法的標準看來，倒也中規(guī)中矩。不過，這來得太遲了，已無法取信于民。著名儒商、江蘇諮議局議長、請開國會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張謇說得好：“大局土崩，事機瞬變。因不充分之立憲，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 這就是中國憲政開篇的總結。國家大事，選票和法治隱退，槍桿子決是非，天下從此多事。中國人的艱難歲月開始了。

　　2005年12月22日星期四

　　刊登于《經濟觀察報》2007年3月5日星期一，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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