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主題是探討階層地位對社會網絡的角色關系構成的影響。每個人的社會網絡中都可能包含著形形色色的社會角色，那么為什么某些人的社會網絡比其他人包含著更多的親屬和更少的朋友或鄰居？是否存在著社會網絡的角色關系構成模式的一般模式？換言之，不同階層的成員在建立其社會網絡時在哪些角色關系上是一致的，在哪些角色關系上又是有差別的？本文將從理性選擇理論的視角分析社會網絡的角色關系構成的階層模式。

　　一、文獻回顧

　　相關的研究表明，親屬關系對于社會經濟階層較低的人而言更重要，而社會經濟階層較高的人卻涉及更多的非親屬關系（Adams， 1970）。親屬的重要性對于低階級的成員可能更明顯。類似地，接受較少正規(guī)教育的個人的社會網絡中擁有更多的親屬而不是非親屬，富裕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比社會等級較低的人更多地參與非親屬關系，教育和收入較低的人更可能與非親屬隔絕（Fischer & Phillips， 1982；
Fischer， 1982：
85-91）。親屬關系的相對重要性主要歸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擁有較少的非親屬關系（Moore， 1990）。親屬關系在個人網絡中的比例隨著教育和收入的提高而降低（Marsden， 1987；

Hurbert & Acoke， 1990）；
另外一些研究則指出，在絕對的意義上，低社會階層同中間和上層階級相比，并不擁有更活躍的親屬關系。實際上，同親屬的聯系似乎在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中間更普遍（Lowenthal and Robinson， 1976）。馬斯登（Marsden， 1987）的研究也表明，非親屬關系的規(guī)模隨著教育的提高而增加。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對非親屬關系的較高參與適用于所有類型的非親屬、鄰居和朋友、同事以及相同組織的成員（Booth， 1972；

Lowenthal & Robinson， 1976；

Fischer， 1982：
99-115；

Moore， 1990）。另外，Allan（1977a）的深入訪談資料揭示了工人和中產階級之間朋友選擇模式的差異。朋友選擇受到特定的環(huán)境和場景的制約�！爸挟a階級是通過強調朋友關系的個人性而不是交往的內容來延伸和發(fā)展�！惫と穗A級幾乎僅僅從家庭、工作和鄰里中發(fā)展朋友。例如，他們經常和其兄弟姐妹發(fā)展親密的類似朋友的關系，特別偏愛在年齡和性別等人口特征方面更相近的兄弟姐妹（Allan，1977b）。

　　戈德索普（Goldthorpe）對英國社會流動調查資料的分析發(fā)現，親屬在工人階層的交往中發(fā)揮著比在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中更大的作用；
共度閑暇時光的朋友網絡規(guī)模雖然不存在階層差異，但是各階層之間在好友規(guī)模方面卻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表現為階層地位越高的人的好友規(guī)模越大。在常規(guī)休閑伙伴和與其維持朋友關系兩個方面，工人不可能建立更廣泛、更松散聯系的社會網絡。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在社交中比工人更可能選擇同事，但前者與鄰居的關系比后者更親密。在組織或團體的聯系方面，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比工人歸屬于更多的志愿組織，前者花費更多的時間參與這些組織的活動，他們更可能在志愿組織中擔任領導職務。對于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而言，團體參與的多元化傾向更突出，他們參與職業(yè)團體的比例與工人階層類似，但是其參與純粹的社交俱樂部的比例卻微不足道。參與其他類型團體的比例卻明顯高于工人階層。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的社團參與，是在旨趣的基礎上發(fā)展的。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尤其對于象征著身份和地位的排外性會員式俱樂部有較高的參與率{1}�？傊�，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選擇其休閑伙伴或朋友的范圍一般限于類似的階層位置，而工人似乎缺乏這種社交模式。階層地位越高的成員與近親聯系的頻率越低，其社會網絡中親屬的規(guī)模也越小。相反，把非親屬作為休閑伙伴的比例和規(guī)模則隨著階層地位的提高而上升（Goldthorpe ， 1987：152-189）。

　　杰克遜（Jackson）指出，人們在經濟結構中的位置將影響其社會網絡中的角色構成。不同生產線上的工人在工作中是地理上隔離的。不同階層的人在居住地上是空間隔離的，在休閑活動上是社會隔離的。在可用于交換的資源方面，在有價值的資源交換和關于交換的內在理解等方面，存在著階級差異。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影響了人們對交換的評價，他們維持交換中的互惠的成本的能力，以及與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相遇和互動的機會。某種角色關系的相對重要性不僅僅在于其與理解社會網絡內在相關，而且也對解釋社會的一般分層意義重大。社會網絡的區(qū)隔也是一個社會中的正式結構的非正式結構的顯性化（Jackson， 1977：
75-8）。

　　范?德?普爾（van der Poel）將理性選擇模型運用到微觀的社會支持網絡，提出了社會支持網絡的“限制、成本和受益”模型：人們建立和維持社會網絡是通過評估所有可能的個人關系的成本和受益（benefit），從而選擇能夠產生最大受益且付出最小成本的個人關系。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如性別、年齡、教育和階級階層、居住地的城市化程度）為人們建立和維持社會支持網絡提供了不同的限制和成本，從而也將為他們帶來不同的受益（van der Poel， 1993：
31-5， 95-143）。實證研究結果表明：（1）交往機會假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驗證。人們的工作時間越長，與同事接觸的機會越多，也就與同事發(fā)展和維持越多的個人關系。與志愿團體成員的接觸機會影響了與他們發(fā)展和維持個人關系。僅僅休閑和政治組織的積極成員身份導向與團體成員的更多個人聯系。（2）居住距離對于除配偶以外的親屬關系被包括在社會支持網絡中產生了積極地影響。（3）關系持續(xù)時間假設部分地得到驗證。個人網絡中的鄰居規(guī)模隨著居住時間的增長而增加，但是結婚年限或擁有穩(wěn)定伴侶的年限，在同一工作場所的從業(yè)年限卻對網絡中的姻親和同事規(guī)模沒有影響。這意味著較長的認識年限并不一定導致發(fā)展和維持個人關系的較低成本。（4）固守傳統(tǒng)家庭價值的人不可能轉向伴侶、反而更可能轉向子女尋求支持。對鄰里關系滿意的人更可能向鄰居尋求幫助。但是，地區(qū)主義者并不比世界主義者提到更多的鄰居作為社會支持網成員。支持工作交往的態(tài)度并不與向同事尋求幫助相關，因為同事規(guī)模主要決定于可用性（就業(yè)地位）、接觸機會（工作時間）和對情感支持重要性的歸屬。對一般社會交往重要性的支持并不影響團體成員和朋友規(guī)模，但是卻對熟人規(guī)模生產了積極影響（van der Poel， 1993：135-141，148-149）。進一步分析發(fā)現，在控制了限制、機會和受益因素以后，多數社會結構的影響消失，但是仍然保留著一些差異，并產生了一些新的差異。社會結構對網絡構成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同其他階層相比，小業(yè)主和農場主不太可能將父母和子女包含在他們的社會支持網絡中。常規(guī)非體力雇員和服務階層的成員比工人和其他階層的志愿團體成員規(guī)模大。小業(yè)主、農場主和服務階層比其他階層的朋友規(guī)模要大。階層地位不明確的人比其他階層的志愿團體成員和朋友的規(guī)模更大。體力工人比非體力工人更傾向于從親屬關系中獲得幫助。體力工人比非體力工人更少轉向非親屬尋求幫助。因此，親屬對體力工人的的相對重要性更明顯（van der Poel， 1993：141-3）。

　　總之，相關的實證研究顯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在社會網絡的角色關系構成方面的差異是明顯的，但是有關研究的發(fā)現并不一致。個體社會網絡的角色關系構成的差異與人們所占據的社會-結構位置有關。

　　二、研究假設與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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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會網絡構成的理性選擇假設

　　根據理性選擇模型的一般原理（Coleman，1990）和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理論（Blau， 1977），我們假定：與某種角色的接觸機會越少，與某人的居住距離越遠，個人網絡中角色關系的多元性越弱，發(fā)展和維持該類個人關系的成本越高，因而增加了中止該種個人關系的可能性，從而發(fā)展和維持個人關系的受益越低（成本模型）；
一個人現存的社會關系網絡的規(guī)模越大，從另外的角色關系中獲得支持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與新的角色發(fā)展和維持個人關系的機會較少（受益模型）。將這種模型運用于中國城市居民社會網中的各種子網絡（subnetworks），將會導出如下具體假設：

　　假設1.1：配偶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配偶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2a：父母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父母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2b：與父母的居住距離越近，與父母的交往頻率越頻繁，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父母。

　　假設1.3a：子女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子女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3b：與子女的居住距離越近，與子女的交往頻率越頻繁，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子女。

　　假設1.4a：兄弟姐妹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兄弟姐妹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4b：與兄弟姐妹的居住距離越近，與兄弟姐妹的交往頻率越頻繁，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兄弟姐妹。

　　假設1.5a：其他親屬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其他親屬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5b：與其他親屬的交往頻率越頻繁，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其他親屬。

　　假設1.6：同事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同事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7：同學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同學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8a：好友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好友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8b：與好友的居住距離越近，與好友的聯系越頻繁，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好友。

　　假設1.9：普通朋友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普通朋友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10a：鄰居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鄰居的可能性越小。

　　假設1.10b：在本社區(qū)居住的時間越長，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鄰居。

　　假設1.11：其他非親屬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其他非親屬的可能性越小。

　　2、關于網絡關系構成的研究假設

　　階層位置也影響到社會網絡的角色關系構成。但是以往的相關研究并沒有發(fā)現階層地位對社會網絡構成中各種具體角色（特別是各種親屬角色）的一致影響。因此，關于階層地位對各種親屬關系的影響，筆者不打算提出明確的研究預測。這種不建立具體假設的地毯式分析策略，對于具有探索性質的課題來說，也許是一種更合適的方法。在總體趨勢上，我們預測，上層和中上層階層更可能與非親屬形成密切的核心社會網絡。關于階層地位對各種非親屬角色關系的影響，筆者提出的具體假設如下：

　　假設2.1：同工人階層相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選擇同事作為討論網成員。

　　假設2.2：同工人階層相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與同學討論重要問題。

　　假設2.3：同工人階層相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與好友建立密切的討論網。

　　假設2.4：同工人階層相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選擇普通朋友作為討論網成員。

　　假設2.5：工人階層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與鄰居討論重要的個人問題。

　　假設2.6：同工人階層相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選擇其他非親屬作為討論網成員。

　　（二）資料來源和抽樣設計

　　本文的資料來自2000年7-8月在北京城市地區(qū)進行的大規(guī)模問卷調查。抽樣步驟如下：第一，按照概率比例抽樣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 簡稱PPS）從北京市中心和近郊8個區(qū)抽取12個街道作為初級抽樣單位（PSU）。第二，根據PPS方法從每個被抽中的街道選取4個居民委員會。第三，從被抽中的48個居委會中按照簡單隨機原則獲得1677個住宅地址作為調查樣本，第四，從被選中的住宅中按照隨機數表選擇被訪戶。在選定的被訪戶中，由訪問員按照基什網格法（Kish Grid）選擇合適的被訪者，最終成功訪問了1004位18歲以上的在職或退休的城市居民。除了年齡分布以外，樣本和總體在性別、婚姻狀況、教育、職業(yè)和工作單位所有制等指標的分布比較接近，說明本次調查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張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

　　（三）主要指標的操作化測量

　　社會網絡：北京城市居民社會網絡調查的提名問題（name generator）直接取自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SS）中的一個問題：“大多數人時常會和他人討論重要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過去半年內，你和誰討論過對你來說是重要的問題呢？”（Burt， 1984）與被訪者討論重要問題的所有人構成自我的社會網絡。為了與國內外同類研究進行比較，該調查沿襲了最多提名5名討論網成員的慣例。除了詢問被訪者與每個被提名的討論網成員的關系類別、認識時間和交往頻率以外，還追問了每位討論網成員的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和職業(yè)等資料。

　　1、 依變項：某種社會角色的網絡規(guī)模

　　首先將被訪者與討論網成員的角色關系歸類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親屬、同事、同學、鄰居、好友、普通朋友和其他非親屬11種，然后在回歸分析中將被訪者提到某種角色關系的絕對數（即角色關系的網絡規(guī)模）作為依變項納入方程。在計算角色關系的網絡規(guī)模時排除了關系重疊的個案{2}。

　　2、自變項

　　階層地位，結合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及結構功能主義的階層分類和社會分層標準，以職業(yè)分類為基礎，結合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人們在正式組織中的權威關系、所掌握的專業(yè)技能以及教育獲得、收入等指標（Goldthorpe ，1987；

Wright，1997；

陸學藝主編，2002），筆者將北京城市居民劃分為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小雇主、普通白領和工人4個階層（張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在回歸分析中，將階層變項編碼為4個虛擬變項（dummy variable），以工人階層作為參考類別。

　　3、控制變項

　　我們在分析中將性別、年齡、婚姻地位作為控制變項，以考察階層地位對于網絡結構特征的獨立影響。以往的研究發(fā)現，社會人口特征（如性別、年齡、婚姻地位等）對人們的社會網絡結構會產生不同的影響（Laumann， 1966，1973；

Fischer， 1982；

van der Poel，1993；

Ruan， 1993）。因此，為了檢驗階層地位對社會網絡結構的獨特影響，在具體的分析模型里，我們均把性別、年齡、婚姻地位等變項作為控制變項引入回歸方程。此外，為了對理性選擇模型的相關假設進行經驗檢驗，在分析中我們把成本變項（如聯系頻率、居住距離、認識時間等）和受益變項（如在考察朋友子規(guī)模的回歸分析中，將除朋友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作為受益變項）作為控制變項納入回歸方程。

　　三、研究發(f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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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的模型1是階層地位和社會人口特征影響討論網中是否提到配偶的簡單對數比率回歸分析的結果。該結果表明，在控制人口特征和網絡結構特征以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白領階層比工人階層提及配偶的機率分別高1.3倍（e0.28=1.3， P<0.10）和1.6倍（e0.48=1.6， P<0.05）。雖然小雇主比工人階層提到配偶的機率高1.2倍（e0.22=1.2），但是在統(tǒng)計學意義上并不顯著。上述結果說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白領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選擇配偶作為討論網的成員。該模型的Pseudo R2達到39.9%，對數似然比總和X2檢驗均非常顯著，說明該模型的擬合度較強。

　　同時，配偶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在討論網中提及配偶的機率下降46.5%（e-0.766=0.465， P<0.001），亦即配偶以外的討論網規(guī)模越大，越不可能選擇配偶作為討論網的成員。該結果驗證了假設1.1。

　�。ǘ�）父母

　　表1的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了人口變項和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以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的討論網中父母規(guī)模比工人階層多0.15人（P<0.05），亦即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在討論網中更可能提到父母。雖然白領階層顯示出比工人階層更可能提及父母的可能性，小雇主更不可能選擇父母討論重要問題，但是后兩項結果在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該模型校正后的削減將誤差比例達到21.5%，表明了該模型的解釋力相當高。

　　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對討論網中父母規(guī)模的影響是，父母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父母人數減少0.18人（P<0.001）。與父母的聯絡頻率越高，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父母。但是，與父母的居住距離對于是否選擇父母作為討論網成員沒有顯著的影響。上述結果證實了假設1.2a，即父母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父母的可能性越小。假設1.2b獲得了部分支持，即與父母的聯絡頻率越高，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父母。與父母的居住距離遠近對于是否提及父母作為討論網成員沒有影響。

　　（三）子女

　　從表1的模型3關于階層地位和人口特征及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影響子女規(guī)模的統(tǒng)計結果可以發(fā)現，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討論網中的子女規(guī)模多0.15人（P<0.001），在一個小規(guī)模的核心網絡中，這個數字的差異相當明顯。說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與子女討論重要問題。白領階層和小雇主階層比工人階層討論網中子女規(guī)模分別多0.57和少0.04人，但是在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說明白領和小雇主階層在是否選擇子女作為討論網成員時與工人階層不存在顯著的差異。該模型的解釋力達到28.9%。

　　從表1的模型3的結果還可以發(fā)現，子女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子女規(guī)模增加0.14人（P<0.05）。18歲以上的兒子和女兒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子女規(guī)模分別增加0.19人（P<0.01）和0.24人（P<0.01）。與子女家的距離越遠，越不可能提名子女作為討論網成員。與子女的聯絡頻率越高，越可能與子女討論重要問題，但是后兩項結果在統(tǒng)計上不具有顯著意義。假設1.3a獲得部分支持，即成年子女越多，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子女；
子女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越不可向成年子女尋求支持。但是假設1.3b在本研究中并沒有獲得調查資料的支持，即與子女的居住距離和聯絡頻率并不對討論網中的子女規(guī)模產生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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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的模型4報告了討論網中兄弟姐妹規(guī)模的回歸分析結果。該結果顯示，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討論網中的兄妹規(guī)模多0.05人（P<0.10）。白領階層和小雇主階層雖然比工人階層討論網中的兄妹規(guī)模分別少0.01人和0.09人，但是在統(tǒng)計上不具有顯著的意義。簡言之，僅僅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與兄弟姐妹討論重要問題。

　　兄妹以外的討論網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兄妹規(guī)模減少0.06人（P<0.001）。成年兄弟和姐妹數目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兄妹規(guī)模增加0.03人（P<0.05）。與兄妹家的居住距離和與兄妹的交往頻率對是否選擇兄妹作為討論網成員不產生顯著的影響。該結果證實了假設1.4a，即兄妹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越不可能向兄弟姐妹尋求幫助；
現實生活中的成年兄妹越多，越可能選擇兄妹討論重要問題。假設1.4b并沒有通過該資料的驗證。

　�。ㄎ澹┢渌�親屬

　　從表1模型5的結果可以發(fā)現，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的其他親屬規(guī)模多0.04人（P<0.10），白領階層比工人的其他親屬少0.05人（P<0.10）。小雇主階層雖比工人階層的其他親屬少0.04人，但是在統(tǒng)計上不顯著。

　　其他親屬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其他親屬規(guī)模減少0.05人（P<0.001）。與其他親屬的聯系越頻繁，越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其他親屬。這個結果與假設1.5a和假設1.5b的預測完全一致。

　�。�六）同事

　　表2的模型1對討論網中的同事規(guī)模對階層地位和人口變項及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進行了回歸分析。模型1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變項和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以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討論網中的同事規(guī)模多0.3人（P<0.05），說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選擇同事作為討論網的成員。白領階層雖然也比工人階層提到更多的同事，但是不具有顯著的統(tǒng)計意義。小雇主的同事規(guī)模稍微小于工人階層，但是在統(tǒng)計上也不顯著。該模型的削減誤差比例達27.8%，解釋力頗強。該結果驗證了假設2.1，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與同事討論重要問題。

　　同事規(guī)模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同事規(guī)模減少0.4人（P<0.001）。這個結果證實了假設1.6，即同事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越不可能將同事選作重要問題的討論網成員。另外，我們發(fā)現，男性討論網中的同事規(guī)模比女性少0.2人（P<0.05），這個結果多少有點令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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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2的模型2可以發(fā)現，在控制了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等社會人口特征及機會與限制變項以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討論網中的同學規(guī)模比工人階層多0.08人（P<0.05）。白領階層和小雇主階層的同學規(guī)模分別比工人階層多0.04人和少0.08人，但是后兩項結果在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上述結果支持了假設2.2，即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選擇同學作為討論網的成員。

　　同學除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同學規(guī)模減少0.09人（P<0.001），即同學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在討論網中提到同學的可能性越小。該結果驗證了假設1.7。此外，我們還發(fā)現，29歲以下的人同50歲以上的人相比，更可能與同學討論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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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的模型3的結果顯示，在控制了社會人口特征和交往的機會與限制特征以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討論網中的好友規(guī)模比工人階層多0.2人（P<0.01），即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選擇好友討論重要問題。白領階層和小雇主階層討論網中的好友規(guī)模雖然分別比工人階層少0.03和0.1人，但是在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這意味著白領階層和小雇主階層在是否選擇好友討論重要問題時與工人階層相比不存在顯著的差別。上述結果驗證了假設2.3。模型3的削減誤差比例高達32.4%，說明其解釋力非常強。

　　好友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好友規(guī)模減少0.5人（P<0.001）。社會交往中所認識的好友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好友規(guī)模增加0.2人（P<0.001）。與好友的居住距離和聯系頻率雖然都與討論網中的好友規(guī)模呈現出一種正向的線性關系，但是在統(tǒng)計上并不顯著。該結果支持了假設1.8a，但是并沒有驗證假設1.8b。另外，29歲以下的青年人、30—49歲的中年人同50歲以上的人相比，更可能與好友討論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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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的模型4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控制了社會人口變項和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以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討論網中的普通朋友規(guī)模比工人階層多0.07人（P<0.10），即同工人階層相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與普通朋友討論重要問題。白領階層和小雇主階層在是否選擇普通朋友作為討論網的成員時不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個結果證實了假設2.4。

　　普通朋友以外的網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普通朋友規(guī)模減少0.1人（P<0.001），亦即普通朋友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越大，越不可能選擇普通朋友作為討論網的成員。上述結果驗證了假設1.9。另外，30—49歲的中年人比50歲以上的人更可能以普通朋友作為重要問題的討論對象。

　�。ㄊ�）鄰居

　　表2的模型5是階層地位、社會人口特征和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影響討論網中鄰居規(guī)模的回歸分析結果。從表2模型5的統(tǒng)計結果可以發(fā)現，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討論網中的鄰居規(guī)模比工人階層少0.2人（P<0.01），亦即工人階層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及鄰居。白領階層和小雇主階層討論網中的鄰居規(guī)模雖然也少于工人階層，但是并不具有顯著意義，這意味著白領和小雇主階層在是否選擇鄰居作為討論網成員時與工人階層相比不存在顯著的差別。該模型的削減誤差比例達到17.9%，說明了該模型具有較好的擬合度。該結果證實了假設2.5，即工人階層比專業(yè)管理階層更可能將鄰居選為重要問題的討論網成員。

　　對鄰居中的朋友規(guī)模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限于篇幅，此處沒有將統(tǒng)計結果列表），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鄰居中的朋友規(guī)模是工人階層的84.1%（e-0.173=0.841， P<0.10）。白領階層鄰居中的朋友規(guī)模與工人階層相當（e-0.068=1.005），小雇主階層鄰居中的朋友規(guī)模是工人階層的1.25倍（e0.211=1.25），后兩項結果在統(tǒng)計上均不顯著。這組結果說明，與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相比，工人階層更可能從鄰居中發(fā)展友誼關系。

　　鄰居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鄰居規(guī)模減少0.2人（P<0.05）。生活中所結識的鄰居規(guī)模與討論網中的鄰居規(guī)模呈現正向的線性關系。具體來說，生活中的鄰居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鄰居規(guī)模相應增加0.(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人（P<0.01）。這個結果驗證了假設1.10a。在本鄰里居住的時間越長，越不可能選擇鄰居作為討論網成員，這個發(fā)現有點令人費解。假設1.10b沒有獲得本調查資料的驗證。

　　另外的有意義的發(fā)現是，男性討論網中的鄰居規(guī)模平均比女性少0.09人（P<0.05），29歲以下的青年人和30—49歲的中年人比50歲以上的人的鄰居規(guī)模分別少0.3人（P<0.05）和0.2人（P<0.001）。

　�。ㄊ�一）其他非親屬

　　表2的模型6報告了討論網中的其他非親屬規(guī)模對階層地位、社會人口特征和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變項的回歸分析結果。從模型6的結果可以發(fā)現，雖然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白領階層討論網中的其他非親屬規(guī)模分別比工人階層少0.01人和0.15人，小雇主的非親屬規(guī)模比工人階層多0.13人，但是這些結果在統(tǒng)計上并不具有顯著的意義，這意味著各階層之間在是否選擇其他非親屬作為討論網成員時不存在意義重大的差別。這個結果并不支持假設2.6的預測。

　　其他非親屬以外的網絡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其他非親屬規(guī)模相應地減少0.3人（P<0.001），說明其他親屬以外的非親屬規(guī)模越大，越不可能選擇其他非親屬作為討論網的成員。同時，在一般交往中所結識的社會團體中的朋友規(guī)模增加1人，討論網中的其他非親屬規(guī)模相應地增加0.12人（P<0.05），這意味著所結識的社會團體的朋友越多，越可能把其他非親屬作為討論網的成員。上述結果證實了假設1.11。

　　此外，我們發(fā)現，30—49歲的中年人同50歲以上的人相比，其討論網中的其他非親屬規(guī)模平均少0.3人（P<0.05），說明中年人比老年人更可能選擇其他非親屬作為討論網成員。

　　四、結論與討論

　　（一）社會交往的成本與受益模型

　　在我們的上述分析中，除了與父母和其他親屬的聯系頻率以外，社會交往的成本模型在討論網中的9種角色關系中沒有獲得支持。成本模型曾經假設，與某人的居住距離越近，聯系的頻率越高，越可能與某人發(fā)展比較密切的個人關系。但是，上述成本模型并沒有在北京城市居民討論網的調查資料中得到驗證。換言之，自我是否將某個人選作討論網的成員，和他/她與某個人的居住距離和聯系頻率基本上無關。在一般意義上，人們的居住距離越近，越有利于頻繁的互動，后者又促進了密切關系的建立和維持。北京的調查資料不能證實社會交往的成本模型，也許說明居住距離和聯系頻率與密切網絡的形成沒有必然的關系。在所屬鄰里居住時間與討論網中的鄰居規(guī)模呈現負相關關系的結果為成本模型提供了反證（參見表2模型5）。

　　城市家庭固定電話的普及、各種移動通訊工具從身份標志變?yōu)榇蟊姕贤üぞ摺�個人計算機走入尋常百姓家庭以及互聯網技術突飛猛進的發(fā)展③，確實改變了城市居民交流、獲得信息、休閑和工作的方式，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社會交往的模式。過去需要面對面交流的問題，今天完全可以通過電話和互聯網來替代。討論重要問題的方式有多種，既可以面談，也可以電話交談，甚至還可以通過互聯網來交流。人們社交方式和社交觀念的巨大變化是潛在網絡成員的居住距離和聯系頻率與現實的討論網規(guī)模沒有直接關系的重要原因。

　　我們的發(fā)現與荷蘭社會支持網的結果不盡相同：在荷蘭1985—6的調查中，在除配偶以外的所有親屬關系中，居住距離越近，越可能從親屬角色中尋求社會支持。與配偶（包括同居伴侶）和朋友的居住距離越遠，越可能從他們那里尋求支持（van der Poel， 1993 ：
95-143）。北京和荷蘭兩項調查的結果迥然不同，可能與兩項調查的提名問題的設計方面的差別有關。荷蘭社會支持調查包括了一些必需見面才能提供幫助的提名問題，如家務瑣事求助、患病照料或幫助購物、一同外出和互訪等，能否提供這些方面的支持確實與居住距離相關。而北京城市調查的提名問題是“與某個人討論重要問題”。提名問題的不同設計可能是導致結論有別的一個原因。

　　社會交往受益模型的假設在全部模型的分析中得到驗證。正如這個模型所預測的那樣，一個人所擁有的個人關系的數量越多，越可能對建立另外的新關系產生否定的影響�；�于邊際回報遞減的原理，從另外的個人關系中的受益隨著現存?zhèn)�人網絡規(guī)模的增加而減少。當一個人所擁有的現存關系網絡規(guī)模較大時，從潛在的任何一種新的另外的角色中建立密切關系的機率將逐漸減少。因為人們發(fā)展和維持現存的密切關系，需要時間、情感甚至金錢的投入，比如與關系密切的網絡成員共度閑暇時光、溝通和交流、參與社交活動等等。因此，發(fā)展新的密切關系往往以放棄現存的某些密切關系為代價，人們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大密切關系網絡的圈子。

　　（二）階層地位對網絡關系構成的影響

　　在本文關于階層地位影響網絡關系構成的分析中，我們的主要發(fā)現如下：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白領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提到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其他親屬；
白領比工人階層更可能提到配偶；
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提及同事、同學、好友、普通朋友；
工人階層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提到鄰居；
各階層之間在是否選擇其他非親屬作為討論網成員方面不存在顯著的差別。

　　上述階層地位影響網絡關系構成的結果不能簡單地用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理論來解釋，特別是對不同階層具有不同的親屬關系構成之結果的解釋。是否選擇某種親屬角色作為討論網成員，在一定程度上也取決于該角色是否與自我的關系更趨于平等。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白領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與配偶討論重要問題，不能說前者比后者與配偶的交往機會更多。在一般意義上，任何階層地位的已婚者與其配偶的見面和溝通機會大致相同。以往的研究發(fā)現，上層和白領階級的夫妻關系更平等，具體表現為夫妻更可能共同參加某些社交活動或共度閑暇時光（Bott， 1957）�？赡艿脑�因是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白領階層的夫妻關系與小雇主階層和工人階層相比更趨于平等。城市家庭的核心化與小型化，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夫妻關系的和諧與密切。人們在是否選擇某種關系作為討論網的成員時，很可能考慮到自我與該人的關系密切程度，那些與自己關系更密切的人有可能較早地進入自我的提名名單。

　　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選擇父母和子女作為討論網的成員，與工人階層更可能向近親尋求社會支持的研究發(fā)現并不一致（Fischer & Phillips， 1982；
Fischer， 1982；

Moore， 1990）。如果從各個階層的住房面積與家庭結構來看，工人階層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與父母和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受住房面積和住房結構的影響④，工人階層更可能與父母和成年子女組成主干家庭。按照社會交往的機會與限制理論，在一起居住和生活的人，更可能成為社會網絡的核心成員。但是我們的上述發(fā)現卻有點令人費解。這一方面說明階層地位對于社會網絡的角色關系（特別是近親關系）的影響的方向并不清晰一致；
另一方面卻不能從反面證明工人階層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重視儒家傳統(tǒng)的家庭價值。

　　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更可能提到兄弟姐妹和其他親屬，可能與前者傳統(tǒng)家庭價值觀的變化有關。在傳統(tǒng)家庭中，父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相對平等的兄弟姐妹關系則處于從屬的地位（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兄弟姐妹的重要性起碼位居向上的父母關系和向下的子女關系之后），而在血緣關系中處在邊緣的遠親（其他親屬）位居傳統(tǒng)差序格局的最外圍（費孝通，1998）。在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看來，是否提名某人作為討論網的成員，與某人能否提供某個特定方面的支持有關。按照社會交往的理性選擇理論，他們有可能選擇那些最能夠提供社會支持的人員建立社會網絡。一般而言，作為同輩人的兄弟姐妹所接受的教育和所獲得的經濟收入普遍高于父輩，其接受信息、提供專業(yè)咨詢和實質性幫助的能力也高于父輩。另外，與兄弟姐妹的關系比父母關系相比更趨于平等。而遠親在社會網絡的年齡、職業(yè)和教育等方面的異質性指數一般也高于近親。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由于比工人階層接受了更多的正規(guī)教育和培訓，經歷了更多的職業(yè)升遷和地理遷移，因此也更多地接受了現代工業(yè)社會的價值觀，有可能在選擇討論網成員時不囿于傳統(tǒng)的差序格局，而選擇在傳統(tǒng)差序格局中居于不太重要位置的兄弟姐妹和處在邊緣位置的遠親。

　　同工人階層相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在討論網中提到同事、同學、好友、普通朋友。本次調查發(fā)現，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具有更大的討論網規(guī)模和更多元化的關系類別（尤其是非親屬規(guī)模和非親屬關系類別）（張文宏，2003）。換言之，人們在網絡規(guī)模和關系類別次數方面的差別，主要表現在非親屬網絡規(guī)模和非親屬關系類別方面，造成該差別的重要原因是人們社會交往機會的多寡和所受交往限制的強弱。同工人階層相比，社會交往機會較多和限制較少的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提到較多的非親屬，這是后者比前者在討論網中更多地提及同事、同學、好友和普通朋友的一般原因。

　　那么如何具體地解釋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在討論網中更多地提到同事、同學、好友和普通朋友這種現象呢？中國城市單位制的持續(xù)存在，是同事關系依然在城市居民社會網絡中占據相當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但是，為什么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的討論網中的同事規(guī)模更大呢？要解釋這一差別，必需要分析二者在中國城市階層結構中所占據的不同位置。在中國城市階層結構中位居上層的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無論是在與同級的同僚交往中，還是在與作為廣義同事的下屬的聯系中，均具有位居下層的工人階層所缺乏的地位優(yōu)勢。布勞的宏觀社會結構理論指出，占據上層社會地位的人在社會交往中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Blau，1977）。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也闡明了：在等級制結構中高層地位占據者與低層地位占據者之間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前者具有較強的社會資本控制能力（Lin，2001：167）。因此，占據上層地位的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在與同事的交往中，憑借其控制著社會中大多數政治、經濟和文化技術資源的優(yōu)勢，更經常地充當討論網的發(fā)起者以及社會交換中的施惠者角色。相反，工人階層由于位居低層，大多只能同有限的同級同事打交道，在與上層階層的交往中大多處于從屬和被動的地位。這個發(fā)現也與Goldthorpe的英國研究的結論相同（Goldthorpe，1987）。

　　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的討論網中，比工人階層提到同學的機率更高，該結果是由于這兩個階層擁有不同的與同學交往的機會造成的。眾所周知，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另一個僅僅小學畢業(yè)的人在現實生活中與各自舊日同學交往的機會是有很大差別的。教育年限越長的人，在求學期間結識同學的機會越多，這些舊日的同學成為好友的機會也會越多。在我們的樣本中，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顯著地高于工人階層，其中二者受過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的比例分別為57.7%和4.3%。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工人階層在教育獲得方面的顯著差異，為二者與目前和昔日的同學交往提供了不同的機會結構，前者相對后者較多的與同學交往的機會，是前者比后者更多地與同學討論重要問題的結構性根源。

　　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在討論網中提到更多的好友和普通朋友，同樣也是前者比后者在社會交往中有較多的機會和受到較少限制的直接結果。關于階層地位影響一般社會交往中朋友規(guī)模的分析也表明，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的平均朋友規(guī)模是工人階層的1.28倍（e0.251=1.28）。處在較高階層位置的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比工人階層具有結交家庭成員、同事和同學以外的普通朋友及其好友的更有利的結構條件。

　　工人階層比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更可能提到鄰居，可能與前者更遵循地理上的鄰近原則有關。地理上的鄰近降低了社會交往中的成本。在經濟收入較低的工人階層看來，選擇與鄰居討論重要問題也許是最理性的選擇，起碼不用支付因社會交往而產生的額外費用，因為鄰居多居住在同一住宅樓、同一小區(qū)或附近步行可達的距離之內，為茶余飯后的非刻意交往提供了極大的方便⑤。另外，該結果也許與工人階層更信奉“遠親不如近鄰”的傳統(tǒng)價值觀有關。工人階層在地理上的傳統(tǒng)社區(qū)范圍內與鄰居建立密切網絡的事實，結果駁斥了“社區(qū)喪失論”的預測。但是該結果與Goldthorpe等人的研究發(fā)現正好相反：（高級）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比工人階層更可能與鄰居建立密切的關系（Goldthorpe，1987）。

　　問卷原始設計中的其他非親屬關系是一種“剩余”類別，包括了除同事、同學、好友、普通朋友、鄰居之外的所有非親屬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意在考察各階層之間在各種志愿性團體（比如宗教團體、健身團體以及各種專業(yè)性、嗜好性組織）中發(fā)展和建立社會網絡時的差別。按照我們原來的假設，在階層結構中居于上層位置的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和白領階層討論網中的其他非親屬（各種團體關系）規(guī)模將大于居于中下和低層位置的小雇主階層和工人階層，因為前者參與各種非官方組織、非政府組織之外的社會團體的機會更多、受到的限制較少。但是，統(tǒng)計結果發(fā)現各階層之間在是否選擇其他非親屬作為討論網成員方面不存在顯著的差別。這個結果可能與中國政府對社會團體的成立、發(fā)展及其活動施加了多種限制有關，從而導致了社會團體的發(fā)展一直呈現在徘徊狀態(tài)。據民政部門統(tǒng)計，截止到1999年底，全國社會團體共13841個。省級及跨地（市）活動的社團有19759個，地級及縣以上的活動的社團50322個，涉外社團77個（廖鴻，2000）。不僅中國的扶貧、環(huán)保、教育、維權、慈善、文化等合法注冊的社會團體帶有很強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就是一些純粹專業(yè)性、志趣性的團體往往也推舉現任或離任的政府官員擔任領導。如果說中國目前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NGO）或民間社團，其實也不為過。中國政府對社會團體發(fā)展的不鼓勵政策及其對社會團體活動施加的多種限制，是導致各個階層的人員在社會團體中建立密切關系網絡方面不存在有意義差別的根本原因所在。甚至在階層地位對志愿團體中朋友規(guī)模的回歸分析中，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的志愿團體中的朋友規(guī)模僅僅是工人階層的87.8%（e-0.130=0.878）。造成這個結果的可能原因是：第一，作為精英階層的專業(yè)行政管理人員出于自身政治地位和仕途的考慮，對于參與多數社會團體的活動采取回避態(tài)度；
第二，也許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主要以志趣作為是否參與社團活動的基礎，從而對于具有濃厚官方色彩的社會團體的活動沒有什么興趣。第三，也許工人階層更多地參與半官方性質的志愿團體（如由單位組織的工會、婦女聯合會等組織）的活動，給他們在活動中建立密切的社會關系創(chuàng)造了機會。

　　（*本研究受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項目編號：Y0104。此文根據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完成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改寫而成。感謝我的導師李沛良教授和答辯委員會成員呂大樂、阮丹青和彭玉生三位教授對本文的修改提出的寶貴意見。該成果是李沛良教授主持的《香港和北京社會網絡與健康比較研究》項目（受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研究資助局資助，編號為CUHK4135/99H）的一部分。除課題負責人以外，感謝項目參與者陳膺強教授、彭玉生博士、賴蘊寬博士、阮丹青博士為本項目作出的貢獻。北京的抽樣調查和入戶訪問由林彬、劉德寰與郝大海等負責。感謝嶺南基金會楊慶堃研究生獎學金、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巴尼校區(qū)Lewis Mumford比較都市與區(qū)域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社會學E研究院（上海大學）對作者提供的研究資助。本文的修改正值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從事博士后期間，感謝邊燕杰教授的實質性資助和建設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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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這些排外性俱樂部包括高爾夫、網球、帆船、劃艇、橄欖球、曲棍球、賽車、壁球、飛行和滑翔等類型。

　�、谟捎谠试S調查對象指出與網絡成員的多種角色關系，所以各種關系存在重疊的可能性，比如，一個討論網成員既可以是調查對象的配偶，也可以是他的同事或同學。在本文的統(tǒng)計分析中，除非另有所指，均排除了各種關系重疊的可能性。首先排除親屬關系與非親屬關系的重疊，如果一個討論網成員是調查對象的親屬，那么他與調查對象的所有非親屬關系都會被排除。非親屬關系按照同事、同學、鄰居、好友、普通朋友和其他非親屬的順序依次排除。范?德?普爾在類似研究中對于各種重疊的角色關系的排除順序是：配偶、親屬、同事/同學、鄰居、相同組織的成員、熟人和朋友（var der Poel，1993：57）。

　�、� 2003年6月北京城區(qū)固定電話用戶為535.5萬戶，移動電話用戶（包括農村用戶）為1011.8萬戶，互聯網用戶187.41萬戶（China Finance Online， 2003.7.25）。

　�、� 在我們的樣本中，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中有65.3%擁有商品房或售后公房， 而工人階層的相應比例為37.1%。

　�、� Goldthorpe及其合作者對英國各階層社交方式的研究發(fā)現，專業(yè)行政管理階層的社交活動是刻意安排的，而工人階層的社交則多屬偶然，比如相遇在公共場所（Goldthorpe，1987）。

　　來源：《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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