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很少讀李澤厚書，偶于其主頁上見通信一則，覺有問題，與學生論及此事，學生言李近年訪談文章更甚于此，予讀而證之，乃大驚，遂作此文。李先生喜以“題議”方式為文，著有《美學二題議》、《美學三題議》，因效而仿之，也以“題議”形式論析先生道德文章，惟解讀技巧出自弗洛伊德氏精神分析法，與社會實踐派的招數(shù)有異。不以《李澤厚三題議》為題，系出“學道當進”之想，雖“學步”而不死搬，“效顰”而不硬套。如行文不慎，言語沖撞，亦屬學步不穩(wěn)、效顰不周、畫虎不成之過，而非意存簡慢或者無事生非。說句捧場的話，李澤厚在學界的地位，雖不像自稱其忘年交的陳明說的那樣是“華山第一劍”，但排在一流高手之列肯定沒有問題。為表我對李先生的尊敬之情，行文中不宜直呼先生名諱處，必以“公”或“先生”代之，是為尊者計長者諱，非為溜其須拍其馬。

　　題議一：李澤厚不再讓人佩服

　　中國人素來講究道德文章，李澤厚道德狀況雖人不得知，但是其文章名滿天下，卻令人佩服得很。20世紀80年代，李氏享有青年導師之譽，在學界獨領(lǐng)風騷。面對當時文壇黑馬劉曉波氣勢洶洶的理論挑戰(zhàn)，李先生沉著而不應(yīng)戰(zhàn)，長者之態(tài)儼然。90年代，作家王蒙與青年學子王彬彬發(fā)生爭執(zhí)，王蒙頗有失態(tài)表現(xiàn)，某即撰文《“名家”的失范》1，批評老王雖是名家，但在對小王的態(tài)度上有失大家風范；
并以李對劉的態(tài)度作對比，認為李才是真正的“大家”。然而，最近我在“中國學術(shù)論壇”網(wǎng)的“學人主頁”中，看到李澤厚與陳明的通信，便覺李公不再讓人佩服了，在此我把該信中不再令人佩服的內(nèi)容抄錄如下：

　　“何新信中說他‘并不事經(jīng)商，而專意閉門讀書’。那我說他‘做古董生意’、‘有幾棟別墅呀、有小汽車呀、有很多小妞啊’，可能確屬傳聞不實（我現(xiàn)在也沒法調(diào)查）。如果如此，我隨口傳播，并且見諸文字，便不應(yīng)該。我原就此主動（何尚未向我提出此要求）向何新先生致歉�！墩撜Z》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即使今天也許是‘更也，人皆笑之’，但我覺得也無關(guān)系。錯了便承認，無論錯誤大小�！�2

　　何新是20世紀80年代學界新星，自1989年起，頗受學界非議。李、陳此則通信，亦由何罵李而起。何、李對罵因由，屬個人隱私，他人無權(quán)置喙。我只想以李、陳通信為契機論議李澤厚道德文章，一因李先生論人，頗重“操守、品格、私德”，甚非“論學不像論學，論人不像論人”之行為3，令我輩見賢不能不思齊焉；
二因李先生是名流大家，按古人的標準，屬非圣即賢之輩，其言行堪做楷模，為萬世法；
對大家自當按大家的標準對待。

　　大家者，虛懷若谷、襟懷寬廣、光明磊落之人也。是非之辯，即使與己對陣者為眾人皆知之小人，亦必就事論事，不作題外文章。傳布流言，尤其是“可能確屬傳聞不實”之言，“隨口傳播，并且見諸文字”，漫說學界名流，就是普通人也“不應(yīng)該”。既然傳播過了，主動認錯，敢做敢當，倒也不失大家本色。李先生就此事坦陳自己“錯了”，以大家的名份確也讓人感佩。只是李先生言談之間多有浮詞，很像盧梭的《懺悔錄》，名為向人懺悔，實為自我標榜，字里行間流露出的盡是認錯者犯了錯也比常人偉大的意思，讓人覺得認錯者態(tài)度并不真誠，這就使李先生的大家本色多多少少打了折。

　　“我說他‘做古董生意’、‘有幾棟別墅呀、有小汽車呀、有很多小妞啊’，可能確屬傳聞不實（我現(xiàn)在也沒法調(diào)查）。”作為一學術(shù)大家，李先生不會不知道胡適提倡的“拿證據(jù)來”�！叭f物一理”，為學為人其理一也。李先生對何氏的傳言既然不是親見，肯定是從別人那里聽來的。非空穴不會來風，就此而言，捕風而捉影、道聽而途說，亦是常理，無可厚非，如古人所云：哪個人后無人說，哪個人后不說人。反正是私下議論，隨口之言，人情之所不免。李先生既然“沒法調(diào)查”，便拿不出相應(yīng)的證據(jù)，沒有真憑實據(jù)，便不應(yīng)再行傳播。既然傳播，且形諸文字，便已成錯。錯了就該道歉，道歉后絕口不提此事方是上策�！翱赡艽_屬傳聞不實”，既是“傳聞”，何來“確屬”？如此臆斷，難以服人；
“可能”屬主觀猜測，“確屬”為肯定無疑，二者連用，自相矛盾，不倫不類。主觀臆斷，必生冤情，岳飛“莫須有”罪名，正是由此邏輯而生。法權(quán)社會，對犯罪嫌疑人均按“無罪推定”原則處理，這是現(xiàn)代國家民主原則和人權(quán)精神的體現(xiàn)。即使何新是一個貪污嫌犯，且上述傳聞全部屬實，在沒有拿出充分的證據(jù)之前，也只能任其逍遙法外。如輕易傳播流言，便是對作為公民的何新之人格和名譽權(quán)的侵犯。我知李先生著有《論語今讀》一書，微言大義，多有妙論，難道忘記先師“毋臆、毋必、毋固、毋我”的圣訓？今人毛澤東亦言：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知而不行，非真知也。

　　“我原就此主動（何尚未向我提出此要求）向何新先生致歉”，李先生在80年代曾熱心傳播康德哲學，不會不明白道德自律的道理。人凡做事就要承擔相應(yīng)的結(jié)果，這是主體論哲學的精義所在，也是人之尊嚴所在。因此，做錯事道歉原是犯錯者的本份。但是，從李先生之“何尚未向我提出此要求”一語來看，李先生的邏輯似乎是道歉行為應(yīng)該在受傷害者提出后才道歉，如果受傷害者不提出道歉，便可置之腦后。如果受傷害者不向做錯事者一方提出道歉要求，而做錯事者又“就此主動”“致歉”，那便是法外施恩，應(yīng)該給予歌頌表彰了。

　　“《論語》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即使今天也許是‘更也，人皆笑之’，但我覺得也無關(guān)系�！卞e了便認錯，這是理之所在，很簡單的事。認個錯還要引經(jīng)據(jù)典講一番道理，事情就沒有那么簡單了。我愿和讀者諸君探察一下李先生寫信的對象再作道理。陳明者，哲學博士，國學刊物《原道》輯刊主編也，儒學研究有專著問世，非胸無點墨之輩，按其出身從業(yè)當對原儒圣言了然于心，給他寫信也就犯不著引經(jīng)據(jù)典地講道理。既引經(jīng)據(jù)典，必有深意在焉。在古代，德操皆高之人方被人視為“君子”，君子偶有失足之處，瑕不掩瑜，聲名無損，依然受人尊敬。李先生引圣言是以“君子”比自身，這一點誰都看得出來。以事實而言，李先生這點小錯確實影響不了他在學界的聲望；
不過作為大家，李先生也明白既已犯錯，即使于名無損，但若再讓人“仰之”，也的確強人所難，因此他很機智地改為“今天也許是‘更也，人皆笑之’”。人若犯錯以后，自然會受人笑，無法避免，只能正視。必要的態(tài)度是以此為鑒，勿蹈覆轍，而不是“‘更也，人皆笑之’，但我覺得也無關(guān)系”。人犯錯受人恥笑反抱無所謂的態(tài)度“覺得也無關(guān)系”，給人感覺是破罐子破摔，即使是圣人所言，也會授人以柄，話說到這種份上，確實有欠考慮。

　　不管何罵李緣何而起，以李先生的聲望和水平都不該和低于自己水平的人計較，如果計較，其行已類同凡人。換句話說，大家如常人一般行事時，已然不是大家了。僅就這一點來說，李澤厚已不再讓人佩服。

　　題議二：導師不是教主

　　余少習《論語》，長而讀《理想國》，受土圣人孔子和洋圣人柏拉圖影響，道德理想主義成分甚重，凡事務(wù)求完美。李、陳通信，使青年導師形象見疑，然余心仍有不甘，冀李公此信乃情緒之作。豈料翻閱李公近年訪談文字，失望更增。

　　在《偉大的真理就是簡單的——與北大學生的對談》一文中，先生大家氣度已失，碧玉之象盡顯。凡大家，皆得道之高人也，早已洞穿世情冷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對個人得失毀譽泰然任之。遙想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文采風流，名播四海，莘莘學子，咸不稱服。李公遂奮廿齡余烈，振“實踐”而御學林，倡“主體”而制文學，席卷天下，包舉宇內(nèi)，有囊括文藝之意，并吞學界之心；
海內(nèi)學子，云集而響應(yīng)，贏糧而景從。因聲望方隆，底氣正盛，雖有二三小子大放厥詞，李公未置一詞，高風亮節(jié)，氣象森嚴。1989以后，公雖脫離大陸學林，余威震于殊俗。再后桑榆遲暮，有意“海歸”，遂有“告別革命”之說，盛年景象已去�！皬男乃�欲”之年，先生高風之節(jié)不保，大家氣象黯然，對他人之批評一如常人，憤憤不平：“說我不及顧準，不及王元化，告別黑格爾不徹底……我當然不這么看�，F(xiàn)在他們好像拿我當靶子似的，這里捎一句，那里捎一句”4。

　　思想千古事，怎么“看”取決于看者的立場，李公“不這么看”，不能要求他人也“不這么看”。況且嘴長在他人身上，怎么擋得住他人評說？漫說李先生一介書生，專制如周厲王、秦始皇者，也無法徹底鉗制他人之口。因此，李先生根本犯不著為他人如何評價自己而動真氣。一句“我當然不這么看”，道出了李先生的真心：李公在意的不是別人的批評，而是在意別人說他“不及顧準，不及王元化”。其實“及”或“不及”，也僅是就某個方面而言的，客觀地說，李澤厚在美學上的貢獻和影響是顧準和王元化所不及的。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再偉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勝過別人。因此，李先生實在沒有必要對此較真，因他人說自己不及這個不及那個而動肝火。

　　再說，被人當作批評的靶子，應(yīng)該是一件榮耀的事，拿你而不是別人當靶子，說明你在批評者眼里還是個人物，如果李先生位處精神領(lǐng)域被人遺忘的角落，雖欲當靶子而可得乎？再說，這些批評是就學術(shù)成就和局限而言，又不是對你進行人身攻擊，又有何不妥？沒有正常的學術(shù)批評，學術(shù)如何發(fā)展，思想如何深化？如因先生是青年導師則人皆不得非議和批評，思想導師豈不成了精神教主？李先生稱“我不喜歡牟宗三那樣的教主式的人物”5，“教主式就是別人都得聽他的，不得違犯他的教義一步”6。既如此說，李先生為何不容他人對自己的思想置喙？只許歌功頌德，不許清議批評，此等做派，非“教主”而何？如學術(shù)思想都不容他人異見，學人又有何理由批判權(quán)力者的專制和獨裁？某讀至此，忽悟一理：反對他人做教主的人，決不討厭別人擁戴自己做教主。

　　及至訪談?wù)哒劶皬堉緭P的批評，李公之態(tài)更出人意表：“張志揚，他也就是捎一下，也不具體講。張志揚寫給我的感恩戴德的信還在我這兒呢！信里說他一定拜訪我。因為他在最困難的時候，我發(fā)過他那篇文章，七十年代他的處境非常不好，發(fā)表文章改變了他的處境，所以他就特別感激，一定要到北京來看我，還寫了一些信來。其實我們來往并不多，甚至很少，他批我，出我意料�！�7

　　扶人之危，濟人之困，是我華夏傳統(tǒng)美德，搞中國思想史出身的李先生幫助當時尚未知名的青年學子，此等獎掖后進之舉，原也不值一提。張志揚受人之助，心存感激，也是本分，實屬應(yīng)該。但人情與思想研究之間是兩碼事，如果因?qū)�別人有過相助之情，學術(shù)上的缺點也容不得別人批評，一批自己，就覺“出我意料”，豈不成了學閥？若干年前李先生倡主體哲學，講康德自由意志之說，暢言民主科學，言及中國百年歷史，深以“五四”事業(yè)未競、“救亡壓倒啟蒙”為憾。對自己幫助過的人一點批評就耿耿于懷，“恩主”色彩濃重，“民主”心理全無。照此邏輯，今世學者大多為體制中人，拿著政府發(fā)給的薪水，因此便應(yīng)個個噤口，不得對體制內(nèi)弊端置一詞了？

　　再者，張志揚的批評，用李先生自己的話，“也就是捎一下”，竟值得李先生大光其火，細細地向世人敘其來歷，把他描繪成一個忘恩負義之人？張志揚為人如何我并不得而知，但從李先生說他批自己“也就是捎一下，也不具體講”的情形看，可知張志揚筆下留情，并非不達人情、過河拆橋、尖酸刻薄之輩。

　　張志揚既受李先生提攜，“特別感激”，“一定要到北京來看我，還寫了一些信來”，原也是人情常理。對他人之謝銘記于心，以李先生的身份，我總覺得不相稱。尤其是“感恩戴德”這個詞出自李先生之口，讓人覺得李先生做事從不白做，施恩是必求回報的。施恩求報不得，心理便不平衡，而這，怎么說也與一個名流大家的身份不符。我曾忖：以李澤厚聲望境界，所留書簡必與思想交流有關(guān)。事實看來，李公為人行事不過如此，直讓人懷疑李公對莊禪意境、佛陀世容、魏晉風度是真知還是假懂？

　　李先生強調(diào)他和張志揚之間“來往并不多，甚至很少”，名人往來自然無白丁，尤其是像李先生這等身分，肯定不勝同道中人及敬謁者往來之煩，其時張志揚乃無名后進，來往不多也很自然，李先生沒有必要強調(diào)這一點。既然專門敘說，想是李先生覺得以自己之尊榮，而與此學界無名小卒交往，實在是降貴紆尊，太給他面子了；
而今此人不思圖報，竟敢對自己妄加非議，真是不夠意思。“來往并不多”，此言意義十分明了，即使小學生也會懂。再加“甚至很少”，便是廢話。人一上年紀，就會出現(xiàn)返童現(xiàn)象，俗語謂之“老小孩兒”，性情變得像小孩子一樣，脆弱、敏感、任性、爭勝、不自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老小孩兒”沒有了小孩兒的天真可愛，卻有了小孩兒沒有的絮叨，說話羅嗦，惹人嫌煩。只此四字，便讓人覺得昔年呼風喚雨的美學家而今垂垂老矣！

　　題議三：自戀不必輕人

　　“文人相輕”乃中國傳統(tǒng)文人之劣根性表現(xiàn)，現(xiàn)代思想先驅(qū)魯迅曾不遺余力地批判過它。批判歸批判，真要消除它還非打持久戰(zhàn)不可。用李先生創(chuàng)造的獨門術(shù)語表述，任何東西一旦“積淀”下來，入人骨髓，再想脫胎換骨，那就難了。

　　《文藝研究》編輯戴阿寶曾對李澤厚作過一個專訪，在談了“許多理論問題”后，戴編輯要求李先生“是否可以離開理論來談一談中國美學界的一些人和事”，“回憶一下你與其他美學家的交往”8。戴編輯的意思無非想通過李先生了解一下美學界的趣聞逸事，沒成想李先生還是偏到了“理論問題”上。偏就偏了，職業(yè)習慣，人皆理解，只是一偏再偏，在評價各家理論成就時出現(xiàn)傾斜，讓人生“文人相輕”的聯(lián)想，甚不相宜。

　　李先生聲明“我的個性是不愛交往。我不僅和美學家，我和很多人都沒有交往�！�9卻又提到他找朱光潛喝酒、朱光潛送他書等事。某邏輯知識有限，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想就教于李先生：如果喝酒、送書、寫詩給朱光潛看這些日常行為不屬交往，又該把它們歸屬到何等種類的范疇中去？“和美學家……沒有交往”，照此說法，朱光潛應(yīng)不屬于“美學家”，筆者雖才疏識淺，求知欲卻是不弱，因此很想從李先生這里知道，朱光潛是一個丑學家還是一個別的什么家？

　　是真名士自風流，李先生雖然和其他“美學家……都沒有交往”，在述及其他美學家時仍然談笑鴻儒，激揚文字，意態(tài)之間顧盼自雄，竟無一人入其法眼。朱光潛的思想李先生幾乎沒置一詞，“宗白華在當時美學界確實沒有什么影響，在北大也沒有什么影響”，“王朝聞自己并沒有多少理論。他的特點是對藝術(shù)有很強的敏感”10。蔡儀則是其間水平最次的一個：首先是為人小肚雞腸：1957年初，學術(shù)新秀李澤厚“拜訪蔡儀，他板著臉，不高興的樣子，大概就因為我批評過他”11；
其次是學問提不起來，“在文學理論組評博士生導師時沒評上。我這個年輕的都評上了。因為他講的東西太離譜了……稍微懂點文藝的人，都不接受他那一套”12。李先生提到的美學諸家在理論建樹上確有不及李公之處，這是事實。一經(jīng)李先生本人述說，便有不妥。國人素忌“王婆賣瓜”，好壞當由局外人述之，一經(jīng)當事者說出，便讓人通身起雞皮疙瘩。再者，中國傳統(tǒng)，道德文章，原為一體。大家論人，自當心存仁厚，隱惡揚善；
露才揚己，逞強爭勝，非大家所為。

　　在回顧與其他美學家的交往時，李先生前言不搭后語，讀來甚感滑稽。在同一段文字中，李先生先說“蔡儀和朱光潛，我是去拜訪過他們”，時間是在“1957年初”，沒談幾句卻又說“朱光潛當時我是不是拜訪過，記不清了”。若說他記性有問題，可有的事情他又說得真真切切，時間咬得很死：“朱光潛送給我兩大函線裝的《五燈會元》，還送給我兩本英文書，那是在七十年代，現(xiàn)在都捐出去和送給別人了�！�13既然拜沒拜訪過朱光潛李公已記不清，照常理推論，當是朱光潛拜訪了李先生。否則，那“兩大函線裝的《五燈會元》”和“兩本英文書”斷不能肋生雙翅，自己飛到李先生家里去。其實，同道之間來往互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以朱光潛的名份，況又是自己的老師，李先生去拜訪他，也算不得降貴紆尊，沒有必要遮掩或回護，就說記得又有何妨。

　　對于交往中的孰先孰后，李先生甚是在意，敘事時語頗曖昧且多自戀。

　　“你剛才提到《批判哲學的批判》我請某人寫書評的事，我記得沒這回事。我從來不要求別人寫書評之類的東西……我現(xiàn)在倒愿意部分相信新歷史主義�；貞涗�、歷史記載等等，很多都是不可靠的。有這樣一件事，有人告訴我，馮友蘭的女婿在一篇文章里說我向馮先生求字。其實，我一輩子從不求人寫字，也不求人畫。盡管我認識的畫家和書法家不少，我家里卻沒有任何收藏。事實是馮先生聽我提出‘西體中用’的說法，很高興，他主動給我寫一幅對聯(lián)，‘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剛?cè)兆x史柔日讀經(jīng)’。馮先生的女兒馮宗璞打電話給我，說她爸爸給我寫了字，問要不要，我說那好極了，當然要，就去取來了……求字與否，這事毫不重要，只是說明：一、我個性不好，不太主動；
二、對一切歷史記錄都未可全信。聯(lián)系到自己，類似的事還有好幾件，不必多說了。這里可以說的是，馮先生不搞美學，卻是最早給予我的《美的歷程》一書最高評價的人，我非常感謝他。這本書出來以后便挨罵，但一直銷得很好。很多人保持緘默，馮先生卻高度肯定它，說是一本大書，點明了《歷程》的影響和意義�！�14

　　論到與人交往，李先生對于他“請某人寫書評的事”的傳聞堅決否認，態(tài)度明朗，只是上下間言語首施兩端，讓人不知信那個好。既然“從來不要求別人寫書評”，就應(yīng)是徹底‘沒這回事’，而不存在“記得”不記得的問題了，既然用“記得”二字，顯然是不敢把弓拉得太滿，留有余地。不過，據(jù)李公所述，連馮友蘭這樣的學界耆宿都在李先生不知情的情況下主動寫一幅對聯(lián)給他，還要再讓女兒打電話問李先生要不要，則李先生聲望與影響可知，即使他不“要求別人寫”，別人也會主動捧場的。其實請人寫書評也不是什么丟臉的事，誰也不會因為李先生請人寫過書評便從此懷疑其學術(shù)水平，或竟至于從此小覷了他。如此表白，未免流俗，也顯得不自信。日常交往不同于兩軍對壘，誰先主動議和或先舉槍投降便是向?qū)Ψ绞救�，大大有失尊嚴。只要不是物�?quán)交易，因求某種方便，向人索要東西不算有失體面，主動贈人以物，也不屬曲意夤緣。一幅對聯(lián)，是送是求，都無所謂，一再強調(diào)是對方送而不是自己取，太煞有介事了。漫說讀書人，就是行商坐賈、走卒販夫，聽到如此認真地申辯，少不得也要發(fā)笑了。

　　李先生又把別人傳言他請人寫書評上升到“新歷史主義”的高度，不僅顯得小題大做，也讓人頗感驚訝：此等癬疥小事就能讓一代名流輕易信奉某種觀念，直教人從此懷疑信仰的力量！不過，如果事情顛倒過來，是別人求李先生，李先生也許就一點也不相信“新歷史主義”了，那時先生一定會把那些認為“回憶錄、歷史記載等等，很多都是不可靠”之徒視為歷史虛無主義者。

　　李先生思維縱橫捭闔，令我等后生終難揣其意緒。某雖中文科班出身，了然超現(xiàn)實主義、意識流、蒙太奇等概念，也知自動寫作、自由聯(lián)想怎么回事，但思來想去還是鬧不清楚：從有無請人寫書評怎么會扯到自己著作的“影響和意義”上去！如此看來，在訪談中“意識流”比在小說里更能派上用場，可以不受拘束更加自由地流來流去。從此超現(xiàn)實主義文學詞典里，要加上一個中國化的“自動口述”概念。惜李先生疏于命名，知識產(chǎn)權(quán)要歸藐予后學了。李先生終究是受馬克思主義熏陶過的哲學家，思維中理性因素甚多，非弗洛伊德、榮格、布勒東等野狐外道可比，意識之流雖天馬行空，理性之韁卻牢握在手，于言談意旨及價值取向上并無絲毫差池，這應(yīng)該說是“有中國特色的非理性主義”在“口述文學”中的具體表現(xiàn)吧。

　　李著《美的歷程》出版后雖然“一直銷得很好”，其“影響和意義”也得哲學泰斗馮友蘭“高度肯定”，竟然有“很多人保持沉默”，不要說李先生，就是置身事外之人也覺情難慰意難平。這“保持沉默”的“很多人”會是誰呢？以李先生的交往范圍，我等無名眾生自然沒有資格躋身其間，當然應(yīng)該是那些“搞美學”的人以及那些雖不“搞美學”卻懂美學的人。想想也真真可氣：連馮先生這個不搞美學的人都給予“最高評價”，再從出版后“一直銷得很好”的情形來看，廣大讀者的評價自然也不差，惟獨他們“保持沉默”，是何原因？大約是懷著嫉妒吧——那簡直是一定的！只是李先生有言在先：“對一切歷史記錄都未可全信”，既如此說，再讓人相信李先生所說的“馮先生不搞美學，卻是最早給予我的《美的歷程》一書最高評價的人”以及“馮先生卻高度肯定它，說是一本大書”，確實讓讀者犯難。而且，世間著作汗牛充棟，能充“大書”者卻不多，因為大書須是局內(nèi)局外人士皆難挑出毛病之書。馮先生雖然藝壓學林，但他“不搞美學”，從專業(yè)角度講終究外行，其評價高低都只能作參考，豈能認真？就常理而論，馮先生精通中國哲學，豈能不知當著低人不說矮的道理？李先生到底是讀書人，給個棒槌就當針。我想起電視劇《亮劍》里主角李云龍訓斥其部下的話：為人再實在，也不能聽不出客氣話呀！再說情形也不像李先生說的那樣一邊倒，例如，搞美術(shù)出身的藝術(shù)批評家范景中等人（不是張志揚）就毫不客氣地批評《美的歷程》黑格爾主義色彩太濃，在建構(gòu)理論體系時使事實就范于預設(shè)概念：“他為了證明北宋山水畫為無我之境，竟把《筆法記》砍得身首全無，所剩下的寥寥數(shù)語中有幾句本身就是《筆法記》所要反駁的。關(guān)于范寬的一段也把最重要的一句，即‘默與神遇’給砍掉了……李澤厚在引證《宣和畫譜》時，悄悄繞開了范寬這幾句自述，也可能是他的思想過分活躍而跳過了這幾行”15。

　　李先生在多次訪談中堅持說自己“性格內(nèi)向”，不喜與人交往。但先生把交往中別人的饋贈品輕易捐贈或送人，就不僅是性格愛交往不交往的問題了，而是一個人的德性與修養(yǎng)的問題了。饋贈物非一般買賣而來的東西，它有饋贈者的情意在內(nèi)。輕易把它捐贈或送人，對饋贈者起碼的尊重都沒有，如此行事，“人文精神”之說，不免流入高蹈。倡導思想和精神啟蒙的一代名流尚如此行事，又何望普通民眾人文素質(zhì)的提高呢？在這種意義上講，啟蒙者應(yīng)當首先被啟蒙。

　　筆者深知才疏藝淺，和一流高手過招罕有善果，如李先生亮劍，吾必玉碎。然斗膽出招，非是想向“第一劍”討教一二，而是想以此個案解剖人性的弱點。佛家謂人生貪、嗔、癡若沾一字，境界必降。名哲如李澤厚者，言行尚且如此，其道理不由人不信。李先生不謹言狀，終累大德，這倒使我想起英國詩人蒲柏的一句名言：to err is human（是人就會犯錯誤）。前人譯此句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雖與中國傳統(tǒng)話語對接，讀來也覺典雅，卻偏離原義遠甚。據(jù)基督教人性觀，上帝完滿自足，只有他老人家不會犯錯，上帝以外的凡人，任是圣賢智者、帝王將相，因是血肉之軀，自不免受情緒、欲望左右，皆有可能犯錯。圣賢不過是修養(yǎng)和境界比一般人高的人，脫不了肉體凡胎，仍有可能犯錯，只是犯錯的機率比一般的人要少，犯錯機率少不等于不會犯錯。在此意義上，我雖然不再佩服李澤厚，但我理解他的行事：晚年難耐寂寞，牢騷太盛，言語之間多意氣用事。我也請閱讀此文的諸君對李先生多一點理解和寬容：李澤厚成就再大名望再高也還是李澤厚，雖超凡而不能脫俗，雖屬英杰而不能歸入神道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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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張清民：《“名家”的失范》，《嶺南文化時報》1995年12月18日。

　　2李澤厚：《何新那條狗不必理他》，《中國學術(shù)論壇》網(wǎng)站“學人主頁”李澤厚主頁

　　“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94”。

　　36李澤厚、陳明：《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2001年對談錄》，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325、272頁。

　　457李澤厚：《偉大的真理就是簡單的——與北大學生的對談》，《走我自己的路》，中國盲文出版社2002年，第383－384、375、384、頁。

　　891113、10、12、14李澤厚：《我和新中國美學五十年——香港答戴阿寶問》，《走我自己的路》，中國盲文出版社2002年，第448、449、450、450-451頁。

　　15范景中等：《譯者序：貢布里希對黑格爾主義批判的意義》，《理想與偶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頁。

　　來源：天益首發(fā)。作者為河南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僅供觀點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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