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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傳釗:烏合之眾和賤民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去年江蘇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法國朱莉亞·克里斯蒂瓦的《漢娜·阿倫特》(Génie Féminin—Hannah Arendt),該書似乎為許多青年讀者所青睞,也是去年年底各地學術書店暢銷書,網(wǎng)絡上也不時讀到不少青年寫的“書評”。遺憾的是該書中文版存在一些明顯影響根本上對原著理解的硬傷,沒有為國內(nèi)阿倫特愛好者、研究者門指出來,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列舉該書的第5章《講述21世紀》中一個單詞的錯譯,順便簡單地談談阿倫特政治思想中的兩個特定的用詞。

  因為該書第5章的頭幾頁是克里斯蒂瓦敘述阿倫特文化界(特別是文學界)的朋友們,其中不少是猶太人,因為希特勒時代遭受迫害的一起流亡的“難友”。這些猶太人朋友都有過淪落為“賤民”的經(jīng)歷,所以,譯者想當然地把“mob”單詞翻譯成“賤民”(第93頁),殊不知“mob”這個單詞,在阿倫特的成名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特指進入20世紀之后傳統(tǒng)社會的各個階級因為資本階級的投機,失去了自己特有階級權利的時候,這些階級瓦解了。零零落落地從原先階級脫落的人們,被所有的階級都看成是過剩的、多余的人,也就匯合成烏合之眾(mob)。那也是馬克思所說的流氓無產(chǎn)階級(Lumpenproletariat)。她認為,開始的時候,“mob”和“人民”(the people)是有區(qū)別的;
以后到了隊伍擴大了的階段,與“大眾”(the masses)——沒有階級意識的人們合流了。由于資產(chǎn)階級的勝利以至破落的人們——貴族階級、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沒落的知識分子與這些烏合之眾(mob)相遇的時候,雙方會發(fā)現(xiàn)彼此擁有共同的東西,即對資產(chǎn)階級的偽善和虛榮激烈的怨恨!稑O權主義的起源》中最具有說服力的一章,就是第三部分第二章論述烏合之眾(mob)與精英結成同盟那一段:

  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的代言人,往往忽視當代民眾對最廣泛、普遍的經(jīng)驗的痛苦的失望和陌生。那是因為傳統(tǒng)的命題與價值消亡的氣氛中,某種意義上,與偽善的、已經(jīng)變得陳腐的舊時的真理相比,人們更容易接受明顯是愚蠢的命題。這也是因為誰也沒有好好地認真思考過這些愚蠢的命題。粗野隨著憤世嫉俗,一起放棄了原先尊重的準則和認可的理論,乃至率直地承認最邪惡的東西,不顧所有的這些只是一種托詞,容易產(chǎn)生犯錯誤的勇氣,何況,還以新生活的名義!鲇趥鹘y(tǒng)憎恨資產(chǎn)階級的、自動舍棄高貴社會地位的那些人,在愚蠢的烏合之眾的荒謬中,只看到內(nèi)在沒有偽善和高貴,沒有看清其中的本身。(p.334)

  漢娜·阿倫特認識到:工業(yè)社會對人的異化,史無前例的極權主義體制下,甚至海德格爾那樣精英也會與成為社會多余的人的烏合之眾、暴徒(mob)們結成同盟。個人變得更加原子化、更加非人格化了!皬耐瑯拥臒o教養(yǎng)的大眾”提供最能干、最無恥的官員。“無教養(yǎng)的人或是被自己階級邊緣化了的資產(chǎn)階級,或是由于資產(chǎn)階級自身沒落產(chǎn)生的被原子化的個人,……沒有教養(yǎng)的人們除了自己的世界崩潰外,對自己個人安寧以外的任何事情不在意,他們是為了蠅頭小利,可以犧牲自己喜歡的信念、名譽和尊嚴的資產(chǎn)階級! (p.338)

  由此可見,克里斯蒂瓦的《漢娜·阿倫特》中譯本的第90頁末的一段:“精英分子對賤民的妥協(xié)。……法國種族主義者對反猶主義還要加上意識形態(tài)的想象……”中的“精英分子對賤民的妥協(xié)”應該是“精英分子對烏合之眾的妥協(xié)”。

  當然,“賤民”這個詞也是阿倫特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她使用的對應單詞是“pariah”。盡管“pariah”除了做印度種姓制度中的“賤民”解釋之外,也有被社會拋棄的人的意思,可是,阿倫特的著述里是把它用做表示歐洲反猶歷史中或希特勒極權主義體制下的猶太人的特征的一個概念。不僅在她早年著作《拉赫爾·瓦恩哈根傳》(Rahel Varnhagen)中反映了她的這種猶太人同一性認識,而且,后來她對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城堡》和《審判》的讀解、分析(如《卡夫卡的再評價》、《瓦爾特·本雅明》、《過去與未來之間·序》等文章),也是從猶太人擺脫被孤立、排除在社會之外“賤民”地位,極力同化于歐洲社會的角度著手的。阿倫特去世后,1978年,弗爾德曼(R.H.Feldman)還將阿倫特這些相關論文收集起來編過一本《論猶太人“賤民”》(The Jew as Pariah)。

  但是,在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理論中,“mob” 和“pariah”之間還是有一定的聯(lián)系的。即使那些加害者——納粹分子,也是如前述說是成為社會的多余的人后轉化的。最大的諷刺。阿倫特在1948年讀到了關于集中營的資料集之后,談到極權主義統(tǒng)治者自身也成了多余的人。他們感到自己不過是“自然”和“歷史”的工具;
作為集中營的官員,與自己監(jiān)督的犧牲者一樣是失去生氣、沒有靈魂的一具軀體的外殼,也就是“已經(jīng)不是心理學能理解的人了。”26其本身是多余的,沒有任何有用的目的,是為了自己所在的是社會的、政治的目的,被維持邪惡的機構的人們,和被屠殺的人們一起捕捉到“瘋狂、非現(xiàn)實”的網(wǎng)羅里!皹O權主義不是為了對人們進行獨裁統(tǒng)治,而是要盡力建立一個把人作為多余者那樣的體制! (p.457)

  最后,回過頭來,談談為什么克里斯蒂瓦的《漢娜·阿倫特》中譯本回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本來從法文版,不是從英文譯本直接翻譯克里斯蒂瓦的著作是中國出版界、學術界一個進步的表現(xiàn),但是,這5位懂法文的翻譯者,但是未曾好好讀過、或者說一點也未讀懂阿倫特原著(哪怕法文版的),從字眼硬扣詞義,就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了,姜義華先生翻譯《精神生活》的問題也是同樣的原因。因此,那些讀了克里斯蒂瓦的《漢娜·阿倫特》中譯本,未讀過阿倫特原著的青年寫的書評,讀起來讓人感到更加離譜,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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