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斯替宗教在晚期希臘時代相當活躍，保羅和《約翰福音》的作者明顯與諾斯替宗教有過瓜葛，但所謂基督教的“諾斯替”派在與教父們的激烈斗爭中敗北，被判為“異端”逐出教會。隨后，這個教派在基督教世界中似乎消失了，除非以敵基督的面目出現(xiàn)。中世紀中期，基督教的“諾斯替”派又出沒在如今東南歐一帶，并向西移動，引發(fā)了一些新的教派運動，甚至與僧侶教團糾結在一起，但始終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大教派。近代以來，靈知派似乎化為所謂諾斯替主義游魂，潛入現(xiàn)代思想。據說像黑格爾、謝林、諾瓦利斯、施萊爾馬赫、馬克思、尼采、托爾斯泰、巴特、梅烈日科夫斯基、海德格爾、施米特、布洛赫、菇依、本雅明這樣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家身上，都帶有諾斯替“游魂”的幽靈。

　　漢語學界早就耳聞“諾斯替”和“諾斯替主義”——人們在閱讀西方思想文獻時常常會遇到這兩個術詞，但全然不清楚究竟——其實，西方學界好多學者也搞不清楚究竟�！爸Z斯替”是希臘詞的音譯，漢語學界在不知其究竟時采用音譯是穩(wěn)妥的。這個詞本身不那么神秘，就是希臘人“認識你自己”中的“認識”一詞。但諾斯替派恰恰對 有獨特的看法，而且事關靈魂和世界的得救。如今我們知道，諾斯替派的所謂是神秘、屬靈的救恩知識，有別于相當實際的理知，因此當意譯成“靈知”。

　　搞清“靈知”和“靈知主義”有什么要緊嗎?

　　五十年代初，政治哲學家、歷史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其名噪一時的《新政治科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現(xiàn)代性就是靈知主義時代，其特征是：人謀殺上帝以便自己拯救自己。數年以后，當代德國大哲布魯門貝格(Hans Blumenberg)在其如今已成為經典的《近代的正當性》中反駁沃格林：自中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就努力要克服靈知主義，中世紀經院神學是第一次嘗試，但失敗了；
現(xiàn)代性思想的興起是克服靈知主義的再次努力，因而，現(xiàn)代性世界根本是反靈知主義的。這兩位二十世紀大思想家關于靈知主義與現(xiàn)代性之關系的論爭，把靈知主義問題提到了當代西方思想清單中的前列。

　　人們在說到靈知主義時，究竟有什么原始文獻可以依靠?近兩千年來，人們依靠的是過去正統(tǒng)教會的教父們反駁靈知派的護教文章，從中勾稽出知靈派的說法，誰也沒有見過靈知派的“原著”。如果真有這樣的宗教群體——還有那么高超的思想，肯定有“著于帛書”的文字。教父們在反駁基督教靈知派時，也提到過其論著，這些論著都到哪里去了?

　　一九四五年，埃及納克·罕瑪狄(Nag Hammadi)地區(qū)的一個阿拉伯農民到荒山里采肥料，無意中挖出一些用瀝青封口的瓦罐。他以為是有人藏的偷來的金子，打開一看，不過是些蒲草紙殘片。幸好他把這事告訴了人，引起盜賣文物販子的興趣，蒲草紙殘篇幾經轉折進了國家博物館，經專家鑒定，這些殘片竟然是近兩千年前受迫害的靈知人用的經書。

　　“納克·罕瑪狄書卷”(Nag Hammadi Library)堪稱二十世紀最重大的地下發(fā)現(xiàn)之一，有如中國的“郭店楚簡”。這些靈知派經書主要是基督教的，也有猶太教的、希臘的、拜火教的和黑米特(Hermetic)文獻。從此，人們對靈知派的認識有了第一手文獻�！鹅`知派經書》引發(fā)的問題首先是：何謂“真正”的基督信仰，何謂“真正”的教會，何為“異端”，何謂“正統(tǒng)”�！鹅`知派經書》中的一些篇章同樣攻擊“異端”，而這些靈知派所謂的“異端”恰恰是正史上所謂的“正統(tǒng)”派基督徒。如果說堅持新約、跟隨使徒的蹤跡就算“正統(tǒng)”，靈知派同樣從新約福音書(尤其《約翰福音》)的釋經出發(fā)。如果拒絕舊約的上帝就算不“正統(tǒng)”，《靈知派經書》中的一些書卷又明顯是從舊約出發(fā)的，以至于人們推測，基督教靈知派原本是猶太教中的一個“異端”小派。如果靈知派成為“主流”教會，這些《靈知派經書》就可能成為猶太—基督教的正典，其中不少篇章構思之精巧、識見之高超、希臘文之典雅，都不亞于新約書卷，就神學教義之系統(tǒng)性和理論性而言，更不亞于教父們的護教論著。事實上，靈知派的經書同樣是一種護教文。

　　基督教正典的形成是教派之間政治沖突的結果，情形有如漢代今古文經學兩派的沖突。二世紀中葉，是基督教形成的決定性轉折時期：從使徒傳言的直覺形態(tài)進入理性的神學反思形態(tài)。護教者如尤斯丁(Justin)、愛任鈕(Irenaeus)都值得，如果基督教要宣稱普遍性，就必須與拉比思想傳統(tǒng)和希臘思想傳統(tǒng)劃清界限，并在理智上勝過它們，還得對付羅馬國家和羅馬異教對基督信仰的敵意。其時，基督教會還相當不穩(wěn)定，派別眾多，甚至新約的正典地位也還沒有確立，基督教派群體之間出現(xiàn)激烈紛爭是自然而然的事。所謂“正統(tǒng)”意味著某一教派在政治上壓倒了其他教派的信仰理解，從而被賦予“護教教文”之稱，其對手也就被稱為“異端”。靈知派顯然是當時相當重要、而且有影響的一個基督教教派。他們主要出現(xiàn)在猶太基督徒群體和希臘基督徒群體中，因此有顯得像是猶太教小派和有希臘哲學休養(yǎng)、精通希臘神話的基督教靈知派(《靈知派經書》中有柏拉圖《理想國》的抄本殘篇)。希臘以及拉丁教父們與靈知派的沖突——尤其在關于惡魔(物質)的問題上——表明，教父們代表的基督教群體與靈知派群體是當時的兩個主要的基督教派別。雖然派別不同，畢竟都信仰基督的救思，因而教父們的派別一開始仍然在一些觀念上與靈知派一致，直到三世紀，教父們的神學與靈知派的神學才開始出現(xiàn)嚴重的分歧。這就是為什么，有些地道的靈知派觀點也在教父著作中傳衍下來。

　　無論如何，《靈知派經書》中有“福音書”，有《使徒保羅的祈禱》、《雅各秘傳》、《約翰秘傳》，看起來就像《新約》別傳，絲毫沒有什么好奇怪。畢竟，《靈知派經書》所反映的靈知派肯定是一種基督徒類型，雖然他們的基督徒信仰生活與后來被定義為基督教正統(tǒng)的教義相沖突。長期支配基督教教義正史的所謂“正統(tǒng)”、“異端”之分，自宗教歷史學派出現(xiàn)以來已經開始被動搖，后來的歷史一社會學的早期基督教史研究證明，當時基督徒群體正在形成，派別多樣，誰是“真正”的基督教，完全是一個由誰來界定的問題，被“正統(tǒng)”教會當作“異端”拋棄的基督徒生活，也許不過是一種獨特的基管信仰形式。②“正統(tǒng)”教義實際上是后來的兩次訂立“信經”的大公會議確定的——這讓人想起漢代的石渠閣會議和白虎通會議，經義之爭最終要由皇上出面調停，教派沖突終歸不利于政治穩(wěn)定。

　　為什么靈知派基督徒在各教派參與的大公會議中沒有取得主流地位——沒有成為基督教的“教父們”?僅僅因為其教義中有絕對的二元論?有令人難以承負的惡的學說?

　　如果將《靈知派經書》與《新約》書卷加以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論題乃至篇名的相似——比如都有以“約翰”、“雅各”為名的書卷。不同的是，在《靈知派經書》中，它們被稱為“秘傳”。所謂“秘傳”，就是僅僅為極少數人，而不是為大眾寫的書�！懊貍鳌笔紫鹊糜行枰�“秘傳”的文本，這些文本必須是那些才、學、識都極其高超，且德性超邁的人寫下的。有了這樣的文本，才有如何秘傳的問題。

　　說到“秘傳”，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文本秘不示人，不給圈外人看——有超凡能力的大法師的文字不得輕易外傳�！�

　　所謂“秘傳’’真的如此?就是藏匿起來，不讓不相干的人看到?

　　中國文化的鎮(zhèn)上一直傳說陳寅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大法師——而且這傳說老不過時。大法師當然有特別高超的(文本)功夫，但傳說的大法師卻并非真的有某種高超的法術，那法術總是在傳說，從來沒有誰親眼見過。

　　文革末期，我聽說五百里外的鎮(zhèn)上有個法術家，武功超群不說，還身懷秘功。傳說他可以念幾句咒語就開你家的鎖或一小時步行三百公里或讓打他的人身上痛而他自己不痛，還可以穿草鞋從長江上走過去會朋友，不用坐船。這后一種功夫我最欣慕，于是走了三天去那鎮(zhèn)上拜他為師。跟這法師學了四年，我真的學到五毒梅花掌一類套數和種種散打、擒拿，卻從來沒有見他為我們前后好幾代徒弟露一下穿草鞋過長江、時行三百公里或開家鎖一類秘功，更不用說讓打他的人自己痛。盡管如此，鎮(zhèn)上的人，尤其他的貼身弟子們對其秘功深信不疑。

　　當今傳說的大法師陳寅恪與這位傳說的法術家差不多。陳寅恪不是一點功夫都沒有的江湖術土，確有一身絕技——比如精通史部、集部，通曉好些西域語文，而且記憶力驚人。這些功夫陳寅恪都露過，人人見得，算不上什么“秘功”，倒像我學過的五毒梅花掌一類套數。據說陳大法師身上真正的秘功，并不在這里，而在于他深刻的思想——尤其深刻的政治思想、經世之道。的確，這類東西堪稱“秘功”，不是像精通史部、集部或通曉好些西域語文那樣可以輕易習得。然而，人們從來沒有見到陳大法師在這方面露過一手。他倒是說過，自己對經部、子部用力不多。傳說陳大法師有精通西方思想的“秘功”的人提出的證據是，陳大法師曾游學英美德法，讀過不少西書。西書就一定與西方思想——遑論政治思想相干?陳大法師留學歐美時大概讀了不少西人關于中亞、西亞的歷史及語文的書，就像當今中國文化鎮(zhèn)上的某位東方語文學大師留學德國長達八年之久，讀的不過都是西人關于東方語文的短訂瑣屑之書，與西方歷代大智慧的經典了不相干。相反，從來沒有留過洋、也不通西文的梁子漱溟，對于泰西的經世之道就比他們懂。就算陳大法師讀過《資本論》，也不等于習得了精通西方歷代大智慧經典的秘功——《資本論》豈能算泰西“秘書”。更奇的傳說是，陳寅恪還身懷自由主義秘功……證明是，一九四九年后有關當局要他進京，他偏不去，云云。難怪鎮(zhèn)上的人們都曉得什么叫“自由主義”了。

　　其實，我拜師過的那個法術師和陳寅恪都從來沒有說過自己身懷其弟子傳說的那些秘功。陳寅恪從來沒有說過他喜歡思想的事情、通曉西方各類經書或是個自由主義者。搞這類傳說的人，大多是些在鎮(zhèn)上開形形色色“學術”專門店和雜貨鋪的掌柜們，他們靠傳說某個大法師根本就沒有的秘功為生，與鎮(zhèn)上南來北往的文化掮客用各自的傳說爭地盤、搶生意。

　　我迄今仍相信教我五毒梅花掌的那位法師身懷秘功，盡管我從沒見過他的“秘功”，但我親眼見過他的“秘書”——《黃道秘書》�！懊貢�”有幾十頁、線裝，紙色發(fā)黃但紙質極有韌性。上面有開你家的鎖或一小時步行三百公里或讓打你的人身上痛而你自己不痛或穿草鞋從江上走過一類法術的咒語和咒符。咒語通常數十字，這些字我個個認得，但沒有一字解得。那些咒符或簡單或繁復，無不規(guī)規(guī)矩矩，我試圖摹畫下來，怎么也不成。我干脆把咒語全背下來，一位師兄悄悄告訴我：背下來沒有用，不經法師點撥，仍不得其解。

　　這就是“秘傳”。

　　“秘傳”不是從不示人或人們傳說有、實際上沒有的東西，而是實實在在有；
且可以公之于世的東西。真正的“秘傳”是，給你看你也看不借�！懊貍鳌被�于一種獨特的寫作方式，具體說來有兩種技法。要么是隱秘的書寫(an Esote6cText)——復雜(或相反)中的艱深、繁冗(或相反)中的玄奧，有如我在《黃道秘書》中見過的咒符，這是為圈內人寫的。要么是顯白的書寫(an Exoteric Text)——行文相當淺顯，沒有你不認識的字眼，但就是搞不懂其真實含義，有如我在《黃道秘書》中見過的咒語，這是為圈外人寫的。有的時候，即便要確定一個文本究竟是隱秘的還是顯白的書寫，也不是那么容易。比如《靈知派經書》卷上有一篇《真理的福音》，專家們就為究竟是哪一種書寫爭執(zhí)不休——該篇文本的整理和英譯者之一堅持認為是顯白書寫，是“為了那些與作者并沒有共同的基本神學前提的人閱讀和理解”而寫的，所以看起來明白易懂，其實含義深奧，非有特異工夫不能解讀。

　　“秘傳”的隱微文本當然不是隨便給人看的，通常要進入一個圈子，而且在圈子中修煉到相當段數，才可以看到“秘傳”。為什么我進入圈子才幾個月，法師就讓我看《黃道秘書》?因為我是他的門徒中惟一的高中生。其時在文革中期，文革過后我才知道，這位法師曾企圖組織游擊隊，需要知識人，在當時，高中生已經算高級知識人。五毒梅花掌一類套數是大眾都覺得有用的技藝——我就是為了習得防身術才步行五百里去拜師的，但法師教我五毒梅花掌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我的許多師兄跟了他上十年，也沒有見過一眼《黃道秘書》，甚至沒有聽說過，而我僅僅三個月，就到手了，盡管最終沒有習得秘功——那是因為我所想的僅僅是習得五毒梅花掌保身，不懂法師要搞游擊隊的救世微言。

　　僅僅因為我是知識人，我便能接近“秘書”，法師的其他弟子不是知識人——但并非文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使得我們要回過頭來問，派別和來源繁多的靈知派的共同特征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是靈知主義?

　　“靈知派教徒是希臘的知識分子”(蒂利希)，所謂靈知主義很可能是一種人類基本沖突的表現(xiàn)——常人信仰與非常人(靈知者)信仰的沖突。靈知人相信，通過啟示，他們掌握了常人無法分享的秘密——只有極少數特別的人才能知曉的秘密。靈知經書是知識菁英們的認信表達，他們設計出種種極為精巧的宇宙論和救恩論思辨，而且其書寫往往具有神秘的結構，很難成為普通人的信仰。

　　具體來講，基督教靈知派主要來源于“猶太教(可能還有撒馬利亞)知識人和希臘化時期的智者階層”，他們提出的徹底拒絕現(xiàn)世的神學——“對現(xiàn)世苦難的革命性反抗”與民眾的信仰桿格難通。所謂Jewish forms of Gnosis(靈知的猶太形式)源于猶太教中的知識人與普通人對信仰的不同理解的沖突：知識人不僅信靠猶太圣經，而且注重秘傳的解經。秘傳解經是知識人的身份象征：“青英特征已經成為靈知派特有的特征”，盡管靈知派是一個共同體，但卻是“精神共同體”，“反對非屬靈的、以等級方式建立并受到控制的大教會”。何謂大教會？大眾之教會也。大眾之教會需要教理和組織上的建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特定形式——像猶太教這樣的全民性宗教簡直就是民族性的國家形式，置身于這種形式中的知識人，不愿意讓自己的精神(個人之靈)受如此形式約束———那樣就成了大眾之一份子，因此有猶太教中“拉比菁英的精神造反”(陶伯斯)。

　　在布伯看來，各民族的宗教中都有公開或隱藏的馬克安主義(靈知派)，以色列精神就是要與這些各民族的馬克安主義斗爭(den Geist Israels gegen den offenen oder versteckten Marcionismus der Voelker zu setzen)。陶伯斯批評布伯的這一論斷沒有看到靈知派其實是猶太教一神論信仰危機的內在產物。據我看，不如說陶伯斯沒有搞懂布伯的意思。布伯所謂“各民族”中都有的“馬克安主義”泛指菁英知識人，所謂“以色列精神”則有如當今的“民粹主義”，泛指民眾精神。布伯指責馬克安分子將得救的靈與現(xiàn)存社會對立起來，視社會為不可救藥的惡，而教會卻看到，如此極端的救贖論會直接損害此世秩序的基礎。很清楚，布伯所謂的“社會”，指民眾的現(xiàn)世生活，靈知人將此看作惡，等于要民眾成為靈知人(知識人)，這顯然是一種可怕的烏托邦。卜辭中“眾”作“日下三人行”，所謂“眾人”就是在太陽下面勞作生息的百姓，如果他們根本無法成為靈知人，視社會為不可救藥的惡，等于摸黑了百姓賴以勞作生息的太陽，他們的生活及其幸福安在?布伯反對靈知主義的烏托邦，卻主張社會主義(等于民粹主義)的烏托邦，有什么不可思議?

　　布伯不是知識人?當然是。但他像猶太眾先知那樣，是為民眾想，甚至想民眾之所想的知識人。凡不為民眾想的知識人，統(tǒng)統(tǒng)是靈知人。

　　柏拉圖對話中提到的女巫狄俄提瑪(Diotima)就是這樣的知識人。《會飲篇》(Symposium)中有段著名的對話中的對話——蘇格拉底轉述女巫狄俄提瑪教導他什么叫哲學智慧(201d—212c)。一開始，狄俄提瑪就把愛智之知比作愛神，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善也不惡、既非有知也非無知。它是什么呢?是人和神之間的精靈。諸神不搞哲學——因為最高的知識他已經有了；
常人也不搞哲學——因為無知是人的“欠缺”，這“欠缺”就是常人“不想彌補自己根本不覺得的欠缺”。這里泛指的所謂“人”就是大眾，大眾被徹底排除在與精靈(知的生命)的關系之外。

　　他們[精靈]是人和神之間的傳語者和翻譯者，把祈禱祭禮由下界傳給神，把意旨報應由上界傳給人；
由于居于神和人的中間，填滿空缺，他們就把乾坤連成一體了。他們感發(fā)了一切占卜術和司祭術，所有祭禮、祭儀、咒語、預言和巫術一類的活動。神不與人混，但是有這些精靈為媒，人與神之間就有了交往，在醒時或夢中。凡通這些法術的人都是受精靈感通的，至于通一切其他技藝行業(yè)的人只是尋常的工匠。(頁260)

　　哲人就是法術家，而不是如今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或人文科學家，這些科學都是“技藝行業(yè)”，搞這類行業(yè)的專家、教授不過就是“尋常的工匠”——無論其行業(yè)技藝多高。但哲人身上的精靈是一種欲望——屬靈的欲望，不能把這精靈看作輕飄飄的虛氣，狄俄提瑪甚至說它就像喜歡追女人的男人們身上的情欲，只不過屬靈的情欲追神明。如何追神明?狄俄提瑪說這是“奧秘”，一種美輪美奐的直覺——從人世間的個別事物脫離出來，一步步接近“無始無終、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美妙”。狄俄提瑪還說，蘇格拉底有指望懂得屬靈欲望的奧秘，但不一定有指望懂得追神明的“奧秘”。

　　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崇拜的狄俄提瑪秘傳的靈知，就是有精靈附體，從而能在神人之間傳通信息。所謂靈知人，是對根本“美妙”充滿情欲的人，渴望與阿蕾特(德性、美好)做愛、生兒育女。但是，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又與徹底的靈知人不同，他雖然不想民之所想，卻要想靈知人應如何處理好與民眾的關系，而不是像極端靈知分子根本不理會這一問題——蘇格拉底被人民判死刑的事情，給他的震動太大了。于是就有了區(qū)分秘傳知識和民眾知識的講究和“高貴的謊言”的辦法。

　　區(qū)分秘傳知識與民眾知識乃希臘哲學的傳統(tǒng)，不是基督教創(chuàng)造的，當然也不是靈知派獨有的，甚至不是柏拉圖發(fā)明的。按照這一傳統(tǒng)，秘傳知識是aletheia(真理)，民眾知識是doxa(公眾意見)。能看出文本中隱匿真知的人與普通信仰者不同，就像有真知的醫(yī)生不同于庸醫(yī)和外行。這一傳統(tǒng)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寓意化的秘傳畢達哥拉斯主義(an alleged esoteric Pyhagoreanism)，但其經典表述，則非柏拉圖莫屬。

　　柏拉圖假設，如果蘇格拉底還年輕，可以重新做人，他將區(qū)分自己的公開教誨(或顯白教誨exotericism)和隱微教誨(esotericism)。(參柏拉圖《法律篇》)偉大的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從尼采那里得知，這種區(qū)分乃是古代哲人的習傳，而啟蒙哲人恰恰丟失了這一古代哲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這種區(qū)分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哲人的真理——對于美好生活的沉思——必須隱藏起來，這對于任何時代的哲人智慧都是必須的。為什么呢?

　　既然哲人的神圣使命就是思考更好的政治制度，任何現(xiàn)存的政權在哲人眼里就不可能被看作絕對美好的。只要天底下還沒有出現(xiàn)完美的政治制度，哲人的使命就是神圣的，有必要存在，盡管哲人在任何社會都只能是極小一撮，永遠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多數。于是，這極小一撮人自然而然可能形成一種秘密小團體，要成為這一團體的成員，就得知道隱藏自己的觀點。這種秘密小團體并非實際想在現(xiàn)實政治上圖謀不軌，不可以說他們是政治危險分子。但他們天生喜歡思考，而且思考的恰恰是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哲人的思考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本身就帶有政治危險性了。

　　這種政治危險性有兩層含義：首先，過深思的生活必然離群，超出百姓的生活旨趣，對百姓生活是一種潛在的政治否定，意味著百姓的生活不如沉思生活美好，從而與其構成價值沖突；
再有，哲人沉思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意味著，哲人所思考的事情已經潛在地否定了現(xiàn)存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從而與現(xiàn)政權構成價值沖突。盡管如此，哲人僅僅在思考美好生活——應該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無論與百姓還是與政權的價值沖突，就哲人這方面來說，都還是一個沒有決定的問題，因而，這兩種沖突都是一場誤會。蘇格拉底并不想威脅百姓和政府，但百姓和政府可不一定這么看，他的哲人生活方式本身實際上構成了威脅。

　　為了避免這種誤會，也為了自身的性命安全，哲人就需要把自己的說辭分為公開的和隱微的。真正的哲人應有“慎微”的品格，絕非烈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國古代哲人早就曉得個中道理。所謂公開的說辭，是說給社會傳媒聽的，看起來與社會流行的觀點和政府倡導的正統(tǒng)觀點保持高度一致；
至于隱微的說辭，就不同了，它很難讀、不好理解——常人會覺得過于專業(yè)化。但如果把隱微的教誨看作一種神秘主義；
就搞錯了。神秘主義的教誨是真有那么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諸如與神的合一，自己的我坐在上帝的懷里一類事情。隱微的教誨不是這樣，這里本來沒有什么神秘兮兮的事情，而是社會上不宜聽到的事情。

　　為什么不宜聽到?哲人思考的更美好的德性盡管只是一種可能性，社會上人從來沒有想過這方面的事情，難免人心惶惶。顯白的教誨就避免了這種情形的出現(xiàn)。施特勞斯在總結萊辛關于“顯白的教誨”的說法時，作了這樣的歸納：所有古代哲人都懂得運用顯白的教誨；
用顯白的方式言說真理，講的只是可能的事情，而不是真實的事情；
哲人出于慎微的品性才這樣做，有的事情不能明說；
顯白的說辭是對道德層次比較底——所謂“中材”以下的人說的，以免他們惶恐；
“有些真理必須被隱藏起來”，因為“即便最好的政體，也必定不完善”。如果我們把這六項說明反過來讀，隱微教誨的含義和用意就清楚了：不可能有完善的政體，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社會，因此“有些真理必須被隱藏起來”；
隱微的說辭是對道德層次比較高的人說的，所謂“中材以上可以得大凡”，他們不會惶恐；
哲人的慎微使他這樣做；
用隱微的方式言說真理，講的才是真實的事情；
所有古代哲人都懂得運用隱微教誨的方式。這樣一來，我們要發(fā)現(xiàn)古代哲人的真實看法，就非常困難了。

　　我們已經看到三種不同的知識人——再說一遍：知識人不是如今的知識分子，而是用靈知與神交往的人。對于古人來說，真正的知識都是靈知(與神交往)，但先知靈知人要為人民作想、想民之所想，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哲人靈知人不為人民作想，但相當顧及與人民的關系。激進靈知人則宣稱與“單純”(haplousteroi—simp-Iiciores)的基督徒不同，“知”圣書的“真實”含義，于是根本不理會人民，寧可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拒斥社會、退出社會甚至激進到要搞亂社會。無論哪一種靈知人都沒有想過要與“貧下中農”相結合，這是啟蒙知識分子想出來的事。由此我們可以來解決一個迄今讓人困惑的問題：教父們與基督教靈知派究竟是什么關系。

　　難道教父們不是菁英、不是知識人？希臘教父(例如克萊門和奧利根)肯定是知識人，而且同樣重視靈知。克萊門和奧利根的語言中使用十分頻繁的“神秘”一詞，就是靈知知識，而且被稱為世界中惟一的神秘——能戰(zhàn)勝其他異教的假神秘的真神秘。但他們的靈知論與巴希理德(Basilides)和瓦倫廷(Valentinus)等靈知派大師的靈知論不同，而且把基督教靈知派視為像摩尼教和波斯拜日教(Mithraism)那樣的危險分子。按德高望重的Werner Jaeger的看法，克萊門和奧利根的“基督教靈知”來自柏拉圖主義，想要滿足其同時代人的胃口，所以史稱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當時強烈反對靈知派的不僅是基管教的柏拉圖主義，還有異教的柏拉圖主義，他們都認為自己代表了更為“科學”(這里的含義是“謹慎”)的態(tài)度。何為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呢?絕非像迄今大大小小的教義史書上說的那樣，采用了柏拉圖哲學的術語和“體系”來解釋圣經，就是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柏拉圖主義的含義是知識人的神秘宗教，信奉只有特別的人才能把握的秘傳知識。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意味著大教會也需要自己的靈知和秘傳解釋(hierophantic)，以別于教外者的“假靈知”。基督教神學同樣需要秘傳術，把基督教信理當作一種隱微的知識�？墒牵瑓^(qū)分只有簡單的信仰與具有更高的隱密靈知的信仰，與基督信息對所有人公開這一性質相矛盾�？巳R門激烈反對異教的靈知派，乃因為當時大多有教養(yǎng)的希臘人信奉的希臘宗教形式不再是民眾都信奉的奧林匹克諸神，而是講究個人與神氏發(fā)生個體關系的神秘宗教。Wemer Jaeger雖然沒有點明，實際上意思很清楚：教父們雖不為人民作想，但相當顧及與人民的關系。這才是基督教柏拉圖主義的真實含義。

　　奧利根《駁克爾蘇斯》中記述：當時成為基督徒的，不僅有許多希臘的有文化教養(yǎng)的知識人，還有勞苦大眾，他們對基督福音的理解自然與知識人不同，于是出現(xiàn)了許多沖突和論爭，知識人總想更深地理解基督福音。哈納克根據奧利根的這一記述認為，“二世紀時大多數基督徒無疑屬于沒有文化的階級，并不尋求深奧的知識。甚至不信任深奧的知識”。盡管大眾基督徒和知識人基督徒讀是同一部經書，教父們與基督教靈知派的區(qū)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在于靈知派基徒總希望對圣經作出特別的解釋——寓意的解釋，聲稱圣經中有秘傳教義，以便抵銷舊約中的民眾信仰因素。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提到過單純認信與靈知者認信的沖突，而且明確表態(tài)拒絕靈知者的高明：我們基督徒的信仰對于希臘人來說就是“愚拙”。這意味著保羅努力想讓基督教的靈知成為大眾的信仰，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保羅是基督教中的先知——為民眾著想的知識人——保羅也是用白話希臘文寫作的好手。保羅之后，基督徒知識人出現(xiàn)了分化，靈知派出于知識人的天性沉浸于宇宙過程以及人的靈魂和命運的充滿想像的神話式思辨中，對新約作出深度解釋，自稱對福音書有深刻見識。保羅最講究pistis(信仰)，但信仰是與個體的自我認識相關的事情。靈知論者相信，由于他們掌握了普通人無法分享的隱晦知識，具有特殊的“見識”，可以把自己的靈魂從現(xiàn)世強制的約束中解救出來，因此在精神上高人一等。“通過對世界進程的內在層面的認識來擺脫世界，在靈知教派那里早已經發(fā)生，因為靈知者把自己看作被揀選的一類；
作為與世俗沉思者相對的某類菁英，他們理解了世界、人類與拯救的密切關系。”正是由于這種非大眾性質的信仰，靈知派基督徒內沒有什么統(tǒng)一的教義，他們惟一共同的東西，就是從福音中看出隱深教義的能力。教父們——尤其希臘教父也講宇宙過程以及人的靈魂和命運的神話，但他們的講法就相當顧及民眾，所以是柏拉圖主義的基督教——尼采所謂柏拉圖主義就是民眾的基督教。至于反對馬克安最激烈的拉丁教父德爾圖良，則是要回到先知傳統(tǒng)——想人民之所想。由此來看，德爾圖良的兩句強有力的名言也就相當容易理解了：“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相干?”“正因為荒謬，我信”。所謂“正統(tǒng)”基督教，其真實的含義可以說就在于：堅持將舊約的民眾宗教傳統(tǒng)基管教化，堅持常人的信仰理解。靈知派基督徒作為激進的靈知人，在社會上沒有吸引力，因為知識人在任何社會都只是少數人，由于過于堅持個體性的信仰，其群體自然就缺乏凝聚力，不可能形成一種社會勢力�！办`知人”被看作基督教初代群體中的異端的政治含義就是：靈知人高標自己超出了大眾信仰。

　　靈知派與希臘教父都懂得“秘傳”，德爾圖良拒絕“秘傳”。但靈知派的“秘傳”與希臘教父的“秘傳”不同：靈知人高標常人不借的奧義，教父顧及到常人來傳達奧義。“秘傳”文本的兩種寫法——隱秘的書寫和顯白的書寫——可以為這兩種不同的目的服務。“秘傳”是《靈知派經書》幾乎所有文本的共同特征。整理“納克·罕瑪狄書卷”的專家們在介紹經書的性質時，一開始就說：

　　這些書卷最大的共通點是針對普通大眾的疏離感、一種完全超越現(xiàn)世生活的理想盼望、一種與大眾實踐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包括要求放棄常人所欲求的現(xiàn)世物質利益，盼望和追求終權解脫。這種理想并不包括積極的革命，只是希望清晰美好的遠像不被俗世污染，不與污濁的俗世為伍。

　　靈知派與大教會的對立，就是激進知識人信徒與大眾信徒和替大眾著想或顧及到大眾的知識人信徒之間的對立。于是，“秘傳”文本就有了一種在知識人沖突中所起的政治作用——防止受到其他知識人的迫害——比如避免被劃為“異端”。當你所信奉或主張的真理不能成為社會的主流道理時，你的生命是有危險的。搞真理的人其實并不怕政治強權——因為強權并不關心真理問題，怕的是另一些也搞真理、但與你見識相左的人利用政治強權說你是“異端”。在這種處境中，真理就需要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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