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這個有著鮮明的后現(xiàn)代特征的社會，雖然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越來越不那么頻繁了，有些人你和他工作在一起幾十年，一旦分開很快就會連他/她的名字也忘了，更不用說記住他/她的身影了；
而有些人你雖然只和他匆匆見上幾面，但他/她的音容笑貌卻長時間地留在你的腦海中，甚至有可能永遠銘刻在你的記憶中。更有一些人，你雖然和他相處的時間并不太長，但即使他永遠地離開了你，你依然會不時地想起他，彷佛他/她仍時常出現(xiàn)在你的生活中。我想我的導師楊周翰先生無疑屬于后兩種人的綜合體。今天當我們紀念比較文學在當代中國復興20周年以及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20周年之際，我不禁更加懷念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者、一代比較文學和西方文學研究大師楊周翰先生。是他，率先在撥亂反正的1978年，大聲疾呼在中國高�；謴捅容^文學學科；
是他，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幽靈占據(jù)國際學術界的主流時率先在國際論壇上發(fā)出了中國學者的獨特聲音；
是他，在中國文學研究處于國際學術邊緣地位的年代，率先用英語在西方的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從而使不少年輕的西方學人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所了解；
同樣也是他，在比較文學這門學科尚未進入學科目錄時，就率先在英語語言文學專業(yè)下招收了比較文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從而為其后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逐步發(fā)展和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

　　楊周翰先生（1915－1989）在他有限的一生中為中國的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建設辛勤耕耘，為我們留下了豐碩的著述和譯著，其中不少著譯在今天的語境下仍不時地為后一代學人不斷地引證和討論。我這里尤其應該指出的是，作為他辛勤培養(yǎng)出來的第一個英文和比較文學博士，我在近二十年的治學道路上一直離不開他的諄諄教誨，盡管這種教誨已經不可能是直接的，但他的無聲教誨仍然勝過直接的授課。我這里僅就他對我的治學方向的定位舉幾個很小的例子。

　　我原先并不是楊先生的學生，而且和他的相識也純屬偶然。但這種偶然之中卻蘊藏了其后的必然因素。我最初是在1985年夏季的一次全國美學會議上和當時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的胡經之先生相識，他告訴我當年的10月將在深圳舉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暨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如果感興趣的話，他可以給我發(fā)邀請信。這對于我這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無疑是一個極好的消息，但此時的我剛剛步入學界，只在一些二流刊物上發(fā)表了幾篇無甚影響的學術論文，對比較文學這門新興的學科更是知之甚少，怎么能有資格出席這樣的學術盛會？我不禁猶豫了一下，不敢保證一定能前往赴會，但卻對另一個信息感到振奮：研討會前將舉行比較文學講習班，屆時將有一批蜚聲海內外文壇的中老年學者作專題講座。這無疑更對我有著誘惑力�；厝ヒ院�，我很快就收到了胡老師發(fā)來的研討會邀請信和講習班通知。于是我便向我所在的大學的系主任申請前往參加講習班，但得到的回答卻是：你現(xiàn)在從事的公共英語教學，與比較文學無甚關系，因此沒有必要參加這樣的講習班，如一定要參加的話，在不影響上課的情況下自費參加。但年輕氣盛的我并不甘心，仍不斷地向一級又一級的領導申請，最后在校長的干預下才獲得批準前往出席研討會，但此時講習班已經結束了。由于我事先來不及提交論文，只好作為講習班的學員列席了會議。

　　就在這次比較文學盛會上，我結識了后來對我的學術生涯發(fā)生最重要影響的三位大師級學者：楊周翰、佛克馬和詹姆遜。楊周翰后來成了我的博士生導師，直接指導我完成了學位論文；
佛克馬則是我從事博士后研究的合作導師，引領我進入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領域和國際比較文學界；
詹姆遜則一直是我在學術思想上給我最大啟迪的一位西方理論家和思想家。在其后的學術生涯中，我一直和后兩位學者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和交往，而對楊先生這位早早離開我們的啟蒙導師，卻只能在記憶中緬懷他的教誨了。但正是這種難忘的教誨從一開始就為我其后的治學方向準確地定了位。

　　深圳會議結束后不久，我受楊先生和樂黛云教授的委托，和已故趙瑞蕻先生一起率先于1985年12月在江蘇省發(fā)起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會。在那次會議上我當選為江蘇省比較文學研究會秘書長，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我和時任上海市比較文學研究會秘書長的謝天振先生達成了1986年5月在無錫共同主辦全國性的中西比較文學研討會的協(xié)議。剛從美國講學回來的楊先生在我的幾位北大朋友的動員下不遠千里出席了無錫會議，并在會上作了精彩的學術報告。會后，我邀請楊先生到我當時任教的南京師范大學作了一場學術報告。實際上，早在無錫會議之前，我就在北大一些教授的鼓勵下報考了楊先生的博士生，但當時忙于復習一直不敢貿然打擾他本人，更沒有機會和他直接交流了。而他此時在無錫和南京的短暫逗留，則使我和先生第一次有了較多的直接接觸。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時的情景：

　　楊：聽說你今年報了我的博士生，是吧？

　　王：是的，我一直處在緊張的復習中。我想現(xiàn)在已臨近考試，能否問您幾個問題？

　　楊：可以。

　　王：專業(yè)考試有沒有指定的參考書呢？

　　楊：沒有，全憑你的功底和所讀的書，但最重要的是理論著作，此外英文寫作也十分重要，主要看你用英文思維和表達思想的能力，不會考偏題怪題的�，F(xiàn)在我問你幾個問題：你碩士學位是在那里讀的？

　　王：我沒讀過碩士研究生，是1975年入學的工農兵大學生。

　　楊：噢，那你有沒有在國外留過學？

　　王：沒有。

　　這時處于緊張狀態(tài)的我已經明顯地感覺到了一種不祥之兆。然而，楊先生在嘆了一口氣后卻又問了最后一個問題：

　　楊：你有沒有發(fā)表過一些論文？

　　王：發(fā)表過十多篇，但都是用中文寫的。

　　楊：好，你給我拿三篇代表性論文看看。

　　后來正是這三篇論文使我有資格作為同等學力考生考入了北大，直接作為楊先生指導的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三年的學業(yè)。在這三年中，先生有一年的時間是在美國人文科學研究中心渡過的，因此我們的直接接觸并不是很多的。

　　我們作為楊先生的學生，都知道先生治學十分嚴謹，他對學生十分嚴格，很少當面表揚學生。我記得我在三年的學習期間，每次去見他時，都要準備好一些要討論的話題，生怕被他出其不意地問倒�，F(xiàn)在回想起來不禁感到，正是在當時的無形壓力下，我讀了許多英文理論原著，為我后來的著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最使我難忘的和最受啟迪的則是他對我的英文寫作的嚴格要求。而這正是我在其后的年月里得以步入國際學術界并大量在英文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的一個起點。

　　在校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曾應邀于1987年赴香港出席了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并在會上作了題為“弗洛伊德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大會發(fā)言。我的論文在會上產生了不小的反響，作為一個直接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文學研究組的負責人李達三先生立即決定邀請我前往研究三個月。當我回校向楊先生匯報時，只得到了他簡單的肯定，但隨即他便要我把那篇英文論文給他看看。

　　兩周后，就在我如約前往楊先生家中討論我的論文時，我還有些得意地以為，這一次楊先生應該會表揚我了，因為我的論文不僅在會上產生了反響，而且我的英文寫作還受到出席會議的一些國外學者的贊揚。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楊先生把批改過的我的那篇英文論文交給我時，只說了一句，“看來你的英文寫作還要大大地加強�。　碑斘乙晕沂艿絿�外學者贊揚為由和他辯解時，他則反駁道：“你不要以為受到國外學者的幾句贊揚就沾沾自喜起來，要知道，那些老外是站在居高臨下的地位來看待中國的青年學生的，他們知道學習一門外語的困難，因此在他們看來，你這樣的中國青年學者能熟練地用英語和他們交流并寫成學術論文已經是很不簡單的了。但你自己千萬不能滿足��！”“那么如何提高英文寫作水平呢？”“你要多讀一些文學大家的批評性著述，比如艾略特等人的論文，此外還要讀一些英文期刊。那上面的文章既反映了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時通過閱讀那些文章，你也可以有意識地模仿一些作者的行文風格，使自己的英文寫作更加符合學術規(guī)范。”

　　從那次交談之后，我就暗暗地下定決心，一定要在英文的學術寫作上狠下功夫，爭取將來能在國際英文期刊上發(fā)表學術論文。

　　1989年7月26日，我順利地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并留校任教。當時已經身患癌癥的楊先生仍抱病出席了我的答辯，并提出了幾個問題。當答辯委員們一致通過授予我博士學位時，楊先生的臉上第一次露出了滿意的微笑：“我心頭的一塊石頭終于落地了。這下我可以安心地去治病了”。

　　幾天后，楊先生住進了當時的北醫(yī)三院，我和師弟程朝翔輪流前往探視，并定期為他送飯。這時倒是我和先生接觸最多的時候，而且談話也最無拘無束。有時他高興起來時竟留我多談一會兒，從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國外的現(xiàn)狀，到國際比較文學界的前沿理論課題，以及一些當時活躍于國際學術界的理論家的新著和新觀點，幾乎無所不及，先生那淵博的知識和對前沿理論的敏感和跟蹤實在是令我欽佩，以至于我簡直不敢想象他此時已進入了癌癥的晚期。直到我突然說了一句“我得趕快把飯盒送回去了”時，他才不好意思地說，“喔，對不起，我也要睡一會兒覺了”。

　　就在他離開北京前往西安治病的前幾天，我最后一次去醫(yī)院探望他。那天他似乎情緒很好，手拿一本最近一期的《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在閱讀。我把飯盒遞給他后，他匆匆地吃了飯，要我在他床前坐下，指著刊登在那一期雜志上的師兄張隆溪的文章說，“你看，你就應該像張隆溪那樣，用英文寫出有分量的學術論文，爭取在這樣的權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我告訴他我最近在從事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研究，并在《中國社會科學》和《文藝研究》等國內權威刊物上發(fā)表了幾篇長篇論文，他說，“很好，我知道你現(xiàn)在在國內學界已經發(fā)表了夠多的文章，有一定的名氣了。這當然很好，但這并不是我所要求你應當做到的。我明天就要去西安了，是不是能回來還不知道。我給你的忠告是，你不要忘記你是學英文出身的，你的視野應該開闊一些，對于學英文出身的學者來說，一定要充分掌握這個工具寫出扎實的有理論深度的論文到國際權威刊物上去發(fā)表，直接和那些國際學術大師平等對話，甚至討論和爭論。這才是你應該做到的，同時也是我希望你能做到的。我這幾年試圖去做，但老了，做不動了。還得靠你們青年人去做！”“當然，”他指著《批評探索》雜志，“即使是英美文論界的著名學者也很難在上面發(fā)表論文。你開始投稿時肯定會受到挫折，但是你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幾年冷板凳，千萬不要急功近利，追求一時的虛名。只要按照我說的話去做，你將來一定能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學者的！”后來我才意識到，這不僅是對我的極大鼓勵和鞭策，更是對我其后的學術研究道路和治學方向的準確定位�；叵肫疬@十多年里我頻頻赴歐美名牌大學講學并在國際權威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的情景，不禁由衷地感謝先師對后學的諄諄教誨和鼓勵鞭策。

　　那次談話之后，先生就去了西安，不久便傳來先生去世的噩耗。我受北京大學黨委的委托為先生起草了悼詞。在起草悼詞的過程中，我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到先生在解放后治學道路的艱難：他既要使自己的研究工作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又要堅持自己的獨特治學道路，因此他只好放棄了自己早年在西南聯(lián)大時所表現(xiàn)出來的詩人氣質，寧愿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翻譯古典文學和理論名著上，而較少地撰寫具有創(chuàng)見性的學術論文，更不用說介入當代理論爭鳴中了。但即使如此，文化大革命中，他仍未逃脫受到沖擊和批判的厄運。當時在他的檔案里仍留下的一份份對他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的鑒定和對他歷史問題的旁證材料就是明證。我想這些帶有鮮明政治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檔案材料”今天早應該銷毀了吧！而我們的楊周翰先生竟是在那樣的惡劣環(huán)境和條件下認真地讀書，辛勤地耕耘，為我們留下了豐碩的著譯和論文。只可惜病魔早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使他的不少計劃來不及實現(xiàn)。更使人遺憾的是，他的最后一部英文論文集我早就編定，但由于種種原因卻至今還未問世！作為他的學生，我怎么對得起仙逝的導師呢？

　　今天在我們紀念楊周翰先生誕辰90周年和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20周年時，我完全可以告慰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先生：中國的比較文學學科早已進入了全面復興的階段，早在1994年，中國的第一個比較文學博士點就由樂黛云教授領銜在北京大學建立，我本人也于2000年領銜在北京語言大學建立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點，至今已招收和培養(yǎng)了十多名博士研究生。先生未競的事業(yè)正在由我們這些后學在逐步實現(xiàn)。更值得慶幸的是，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17屆年會于2004年在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qū)舉行。越來越多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走向國際學術論壇，發(fā)出中國學者的聲音，他們頻頻在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讓國際學術界了解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研究。同時，越來越多的西方比較文學學者已經認識到，從事比較文學研究不能不關注中國文學。先生當年所致力于批判和解構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模式已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徹底崩潰了。我想，此時安臥在九泉之下的楊周翰先生大概可以聊以自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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