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學術和《讀書》"座談會研討整理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1308室

　　主辦：烏有之鄉(xiāng)書社

　　錢理群：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共同困境——我看《讀書》和《讀書》事件

　　先說一點我和《讀書》的關系。在在座的朋友中，我算是和《讀書》關系最久遠的一個，一般都認為我是《讀書》的老作者，當然也是老讀者。但仔細想想，又覺得自己并非《讀書》的主要作者，可以說我始終是《讀書》的團結對象，而非依靠對象。說"始終"，就是說，在《讀書》的三個階段，除第一階段只是一個投稿者外，在第二、三兩個階段我都處于這個位置。第一階段是老師輩辦刊，作者也主要是老師輩，記得我最早在《讀書》上發(fā)的一篇文章是談周作人的知識結構的，能發(fā)一篇就很高興了。到第二階段發(fā)表的文章就多了起來；
但那時《讀書》很重視文人趣味和筆墨趣味，而我這個人恰恰最沒有文人趣味，文筆又特別粗，因此，為《讀書》寫文章心里總有些虛。到汪暉、黃平時期，開始時，大概是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的文章還比較多，我也因此卷入到所謂"《讀書》評獎"事件，成為一些人攻擊的對象。不過，我至今仍然非常珍惜我得到的那個《讀書》最佳文章獎，因為那是《讀書》的讀者評給我的，而那時我正處在全國范圍的大批判、大圍剿中，我對《讀書》和它的讀者一直是心懷感激的：那是危難中見真情。但在此以后，我的文章就逐漸少了，這主要是因為我的知識結構不太適應《讀書》新的辦刊方針。我對自己的邊緣化，是坦然的。因為這正是我的自覺追求，早在1994年我就寫文章，說自己的選擇是"站在邊緣位置，說自己想說的話，用自己的方式對時代的中心話題發(fā)言"。

　　其實我和許多刊物的關系都是若即若離，以至在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都是一個"團結對象"。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論爭中，我對所謂"自由主義"、" 新左派"（我也認為這樣的命名不準確，這里是姑且借用）雙方的觀點，都有所贊同，又有所批評，質疑，或者說在同情、理解，承認其價值的同時又投以懷疑的眼光。因此，兩面都團結、爭取我，又批評、批判我，團結我時說我"有見解"，批判我時就說我"糊涂"。其實我一點也不糊涂，所謂忽左忽右，堅持的都是自己的觀點，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有時我也覺得尷尬，就從魯迅那里去尋找說法，魯迅說他是"蝙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無法歸類，"毫無立場 "就是他的立場。我也愿意做當代思想文化學術界的"蝙蝠"，堅持以"我"為主，單槍匹馬，獨來獨往，說自己以為之"是"，批評自己以為之 "不是"，"什么都是"，就可以和各派都有合作，"什么都不是"，也就和各派都保持距離，堅守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同時也承認自己的立場、觀點的局限性，希望聽到各種批評，在和各種立場、觀點的張力中獲得自己的存在價值。

——這大概也是我今天發(fā)言的基本立場。

　　這些話有點扯遠了，還是回到今天的討論論話題上。我要說的是，我在《讀書》邊緣化了，為什么還支持，甚至欣賞《讀書》新的辦刊方針？

　　這是和我對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問題，以及我自己所面臨的問題，由此引發(fā)的矛盾、苦惱、痛苦的體認直接相關的。在我看來，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和中國社會發(fā)展之間出現(xiàn)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中國社會在經濟迅速發(fā)展的同時，出現(xiàn)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環(huán)境污染，造成生態(tài)平衡（自然生態(tài)和社會生態(tài)）的嚴重失衡，由此形成了眾多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問題，可以說這是一個"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其尖銳性、復雜性、豐富性，都是空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本來這是為思想、文化、學術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 "大顯身手"的時機；
但恰恰在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出現(xiàn)了消費主義、實利主義，和體制化、專業(yè)化、學院化的兩大傾向，導致了思想的淡出，批判性的削弱，問題意識的淡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越來越脫離中國社會現(xiàn)實，脫離我們腳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甚至失去了回應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愿望和能力。這正是我深感憂慮的。而且這憂慮同時就轉化為我自己的學術危機和生存危機。我在1997年所寫的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
"我擔心與世隔絕的寧靜，有必要與無必要的種種學術規(guī)范會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與學術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導致自我生命與學術的平庸和萎縮；
我還憂慮于寧靜的生活的惰性，會磨鈍了我的思想與學術的鋒芒，使我最終喪失了視為生命的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
我更警戒、恐懼于學者的地位與權威會使我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權力的網絡，成為知識的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于是我內心深處時時響起一種生命的呼喚：像晚年的魯迅那樣，沖出寧靜的學院院墻，面對和回應真實的中國問題（參看《尋求精神支援》，文收《走進當代的魯迅》）。但對于我，有了這樣的愿望是不夠的，還要解決 "怎么做"的問題。我很清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除了走出校門，參加一定的實踐活動，作出行動的回應外，他的主要職責，是要做學理的回應。這就必須進行知識的更新。這正是我的困惑之所在：所遇到的問題已經超出了我的知識范圍，而我的年齡已經不允許我再做大的知識結構的調整。而《讀書》的可貴之處，就是它直面中國現(xiàn)實所提出的新問題，及時地進行了知識的更新，把大批的社會科學的學者吸引進來，把他們的專業(yè)知識和社會公共問題結合起來，及時地，有時是超前地提出重大的問題，展開學理的討論，從而形成某種公共輿論，造成社會影響，這就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學院知識分子的民間參與找到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在這一過程中，其作者隊伍的變化是必然的。我這樣的知識相對陳舊的作者的相對邊緣化，一些有著良好的社會科學學科訓練的中青年學者，一些音樂、戲劇、美術、建筑、考古-----領域的專業(yè)工作者，成為《讀書》的主要作者，這都是雜志自身的知識結構的調整所必須的。對于我，則是一個很好的開拓視野的學習機會，因此，我總是津津有味地閱讀《讀書》上就我所關心，而又不甚了解的社會問題，作出學理的回應的文章，從中受到啟發(fā)，并因此而尋找自己的回應方式。我的辦法依然是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特長："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不過這已是題外話，這里就不說了。

　　九十年代以來我們面臨的另一個新問題，新挑戰(zhàn)，是隨著中國的發(fā)展，以及全球化的趨勢的發(fā)展，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有了越來越密切的聯(lián)系。在八十年代，我們也提出了"中國走向世界"的命題，但我們關注的中心依然是中國自己的問題；
記得我的老朋友，日本學者尾崎文昭先生曾當面對我們對世界問題的漠然表示驚奇。但到九十年代以后，我們就再也不能這樣閉門思考了，而必須面對全世界，我們的問題是全球問題的一部分，必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來思考中國問題。這樣，我們就遇到了兩個挑戰(zhàn)性的問題：如何"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如何確立我們的獨立立場？應該說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界對此是缺乏思想與知識的準備的，像我這樣的五十年代培養(yǎng)的學者，由于語言的障礙，幾乎無法作出回應不說，由于八十年代盛行的"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許多人對西方以外的世界不僅隔膜，而且是漠視的，同時又膜拜于西方思想、文化、學術，缺乏獨立的自覺意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讀書》又及時地進行了知識更新，一方面，對西方思想、文化、學術的新發(fā)展繼續(xù)保持高度敏感，及時介紹，同時又自覺地吸引東方世界——日本，韓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埃及的學者，以及臺灣、香港、大陸研究亞洲、東方問題的學者，在雜志上展開了諸如"亞洲的病理"、 "全球化與經濟正義"、"全球化與國際政治"、"全球民主的前景"、"民族、國家與殖民主義 "等學術問題的討論，并對國際重大事件，如科索沃戰(zhàn)爭，"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zhàn)爭---- -，

　　及時作出學理的回應，發(fā)出了中國學者的獨立的聲音。這都在國內國際產生了影響，我自己也從中得到了很多的啟示。這就形成了我的《讀書》觀：在我看來，這是一份能夠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與全球的問題及時作出學理的回應，因而有著開闊的視野，強烈的問題意識，堅持獨立的批判立場的刊物，盡管它也存在著自己的問題，但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刊物中確實是獨樹一幟的。它和《隨筆》、《南風窗》、《天涯》、《書屋》、《書城》等一起，都是我經常翻閱的刊物：盡管它們的傾向與辦刊方針并不一致，但我都從中可以聽到或一程度的民間輿論的聲音。

　　這就談到了這次《讀書》主編被撤換的事件。從表面看，這似乎是一個正常的人事調動，但它的一些作法卻很不正常，而且它的性質是構成了一個事件的：在我看來，這是將輿論空間體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編�！蹲x書》本來是存在著一些內在的矛盾的：一方面，它是一份三聯(lián)出版集團里的體制內的刊物，但它的主編卻是三聯(lián)出版集團外的，盡管兩位主編也是有單位的，但他們是業(yè)余編刊，是一種民間參與，他們又是決定《讀書》的辦刊方針的，這樣，《讀書》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 "體制內的民間刊物"，因此形成了某種不利于控制的相對自由的空間。這次撤換主編就是要排除它的民間性，擠壓思想的自由空間，將其變成一個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實的體制內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收編。而且這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大學教育這些年體制化、官僚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已經完全置于新老教育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且資本的力量越來越成為大學教育的支配性力量，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形成了新的科舉制度，在其誘迫下，許多學院里的知識分子也逐漸商業(yè)化與官僚化，在當下中國的教育體制內幾乎很難發(fā)出獨立的聲音：這已經是一個無法抵御的事實和趨勢。于是，一些人寄希望于民間的輿論空間和社會空間；
而去年的"冰點事件"和今年的"禁書事件"、" 《讀書》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則發(fā)出這樣的信號：當局正在"加強管理"的旗號下，有計劃、有步驟地擠壓、收編民間輿論空間和社會空間。這就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十分有限的言說空間、活動空間越來越萎縮，我們已經很難發(fā)出自己的獨立、自由的聲音了。

　　我要說，這是一切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追求思想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問題。也就是說，不管我們是什么派，現(xiàn)在都面臨著體制的擴張和官僚化，這是對我們的自由空間的挑戰(zhàn)，我們要共同來面對。我要把"冰點事件"和"《讀書》事件"聯(lián)系起來考察，就是這個原因。從表面上看，這兩個事件是不一樣的：《冰點》是因文章而獲罪，對它的壓制是一種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方式，而對《讀書》，是用更為合法的"管理"的名義，但其對輿論空間的打壓、控制、收編的實質卻是一致的，而且我要說，"合法的管理"將越來越成為體制對輿論空間的控制的主要方式，這是一種 "新政治"，我們必須對此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能因控制形式的變化而模糊或否認其控制的實質。還有人可能會認為，《冰點》事件針對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讀書》事件則是對" 新左派" 的打壓；
即使這種說法有點事實依據，在我看來，這正是說明，當權者、官僚體制并不關心你是左還是右，只要發(fā)出不同的聲音，并且在群眾中有影響，它就不能容忍，就必要"管理"，打壓與收編。因此，無論把《冰點》事件，還是把《讀書》事件僅僅看作是對知識分子中的某一派的打擊，而不看作是對所有知識分子的打壓，甚至因此而陷入兩派之爭，那我們就上了大當。如果《冰點》事件中，有的人因為自己的"新左派"立場而表示了沉默，現(xiàn)在的《讀書》事件中，又有的人因為自己的自由派立場而表示了沉默，那么，在明天、后天，還有什么事件發(fā)生（在我看來，這是必然不斷發(fā)生的），會不會因自己的派別立場，而又沉默了呢？這樣的一再沉默，我們就真的要被"分而治之"了。這絕不是我的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我并不想在知識分子論爭中和稀泥，我也認為這樣的論爭是必然發(fā)生的，有意義和價值的，但必須限于學理論爭的范圍，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權力的力量來打壓對方；
我更不贊成的是，把對方看作勢不兩立的主要危險，主要敵人，我們不能只是扭作一團，而把主要的該批判的體制輕輕放過了。分歧既然存在，爭論當然會繼續(xù)下去；
但爭論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而且是完整的，不加分割的自由：爭論對手不自由，自己也是不自由的。因此才有"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要用生命來保衛(wèi)你說話的權利"這樣的原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面對體制有計劃地頻繁出擊和打壓，我們必須超越分歧，共同抵制體制的擴張與官僚化，捍衛(wèi)我們自由思想，獨立言說的權利。盡管我們無力阻擋，但至少要發(fā)出抗爭的聲音。

—— 這是我今天主要想說的話。我知道，我的這番話本身就是不合時宜的，在當下對立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也很難實現(xiàn)，有人可能又要批評我"糊涂"和"天真"，但這確實是我的心里話，我必須說出來。

　　最后說一點：每當發(fā)生了這樣的"事件"，我們總會產生某種無力感。希望何在呢？于是，我總要說起我的三點"樂觀主義"：一是中國人口多。這意味著：盡管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被體制收編，仍然堅持思想自由和獨立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我相信，無論在 "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中都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會有孤獨感，他們所占比例確實非常小，但絕對量卻并不少。這樣我們就可以聯(lián)合起來，相互支援，形成某種力量。二是中國地方大，即當年毛澤東說的，" 東方不亮，西方亮"，盡管步步緊逼，卻總還有回旋的余地。我們這些人總會找到地方發(fā)表文章，獨立、自由的聲音是壓不住的。三是我們有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包括批判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這樣的傳統(tǒng)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會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繼承者，即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想到這三點，我又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孔慶東：驚濤駭浪等閑看

　　我剛從國外回來，不太了解情況啊。反正就是知道：出事兒了。（笑）看今天的場面，好像還是出了個比較大的事兒。不過我一進來，就看見了墻上的這句話：無產者等閑看驚濤駭浪！難道真的出了什么不能等閑看的大事兒嗎？我們看今天發(fā)言的各位老師、前輩，有平靜的，有激動的。其實我想在家里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對這個事情有所預料，這個事情難道值得奇怪嗎？這是早晚要發(fā)生的一個事情，而且在我看來，發(fā)生得太晚了，而且可能發(fā)生的方式呢，我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來看，是比較愚蠢的，他們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

　　任何一個事情發(fā)生，都能找到合理化的敘述，我在日本的時候，老董師兄帶我去“參拜”了靖國神社（董：不是參拜啊，是看看反面教材）。靖國神社里面的敘述完全是合他們的理的，為什么合理？我們皇軍在滿洲，才駐了一萬軍隊，中國駐了二十五萬軍隊啊，總企圖抗日，對我形成重大威脅，干擾東亞和平，我們不反抗不行啊�？矗�任何敘述都可以合理化。那么我們看到的所謂壓制，往這邊打板子，但是也看到往那邊打板子，但這里是不是還有一個比較，是各打五十大板的關系，還是九十九板和一板的關系。

　　我剛才聽了錢老師的發(fā)言，我今年春天給錢老師寫了一封信，因為我春天在日本街頭漫步的時候，忽然有一天想到，今年是我成為錢老師的研究生20周年。很激動，當時就給錢老師寫一封信，我就想，我當年為什么要考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生。按照我的個人趣味，我是應該搞古代文學的，或者我應該搞音樂、建筑、美學的，因為我骨子里是一個封建士大夫，有人說我左派，有人說我右派，都不對，我就是要過陶淵明、蘇東坡的生活。但是我過不了，你不讓我過，我想過那種生活，你不讓我過，我不得已要發(fā)出點聲音來。我發(fā)出點聲音，目的還是要過那個生活，并不是我要革命或者反革命。他們不讓我過那個日子，所以有的人就會說我這樣，有的人說我那樣。

　　那么這個事情發(fā)生之后呢，我們不能不意識到，是有很多人，彈冠相慶、奔走相告，這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在一些私人通信中，有的人已經把獠牙都露出來了，說你們就是該死，把你們這些毛澤東的余孽都搞掉，讓你們碎尸萬段。有的時候他一不小心就把這些真心話說出來了。這個血淋淋的事實，是我們沒有辦法回避掉的，所以說今天呢，汪暉他說政治變成了“另外一種政治”，我愿意敘述得更清楚一點，今天就是一個“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代，如果說過去那個殺人是咔碴咔碴殺的，今天則是你根本沒聽見沒看見，人就殺死了。我覺得剛才歐陽先生講得很激動，說這個事情是怎么個罪惡等等，但是很可能一年之后，人們就忘了，完全把你掐死了，人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想，怎么看待這個事情，這個事情早晚要發(fā)生。當初我要選擇讀現(xiàn)代文學研究生，我為什么呢？就是要選擇作一個批判的知識分子。我有一點學問，我有一點知識，我有一點文化，我干什么，我覺得我對不起我那些同學，他們都沒考上北大，我們那些鄰居他們都沒考上大學，他們在賣羊肉串，他們在干別的，在騎著摩托車在大雨中奔跑，我的想法很樸素，我就是要報答我覺得對不起的那些人。

　　我上了北大了，我要干點什么，我要跟這些同學聚會的時候，我說出些什么話來對得起他們。而不是洋洋自得，我比你們多考了60分，多考了70分，我過得比你們好等等。不是這樣。那么我覺得這些年來，想堅持這樣一種立場是非常之困難，是極其地困難，所以呢，我不得不給自己鋪上各種的偽裝，什么幽默啊，什么諧趣啊，等等。這些偽裝都是在掩飾我心中最純潔的一種東西，最嚴肅的一個立場，但是這種維護是這樣的艱難。一開始呢，你遭受的壓迫是容易反抗的，你就說，我沒有言論自由，你欺負我等等�，F(xiàn)在你有“言論自由”，你什么都有，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你原來說腦體倒掛，現(xiàn)在生活也給你解決了，房子你也有了，錢你也有了，就是現(xiàn)在很多的媒體敘述的那樣，你沒有辦法獲得別人的同情。而且在今天這個時代，除了資本、權力之外，還有一個龐大的媒體，這個龐大的輿論力量，這個輿論的殺人工夫，是更深的。這個時候我就覺得碰到了以往的問題，這個大的時代的暴風雨來到了，而別人可能沒有感覺到，很像我們二三十年代。二三十年代的時候，人家也搞清黨，這次事件我看也是“清黨事件”。就是把你從我這個體系中清出去。原來咱們是戰(zhàn)友，80年代的時候，本來是戰(zhàn)友，一塊抵抗北洋軍閥，是那樣一個時代，現(xiàn)在北伐完成了，北洋軍閥的勢力給打下去了，現(xiàn)在要清黨了，清黨是“合理”的。但是清黨者內部又分好幾派，有武漢政府，有南京政府。那么清黨來了怎么辦，我覺得你既然選擇了這條道路，你選擇了作一名批判的知識分子，那么我最后就應該想明白：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離婚。就那幾句話，就是老毛的這幾句話。

　　要不你就不要選擇，你不選擇這個，你可以過得很好。我現(xiàn)在完全可以過得很好，我對這個事情像錢老師講的那樣，我保持沉默，我甚至可以從中獲得好處，很多人我們知道，這些年來獲得了大量的好處的，這個背后就是有利益之爭，個人的、集團的、和階級的，國際的，都混合在一起，那就要看你的選擇。我選擇我就承擔，我承擔他好的后果，我也承擔我為此而背上的災難。既然我想透了，這個事情是要發(fā)生的，那就無所謂了。那么你可以從內部去檢討，這個《讀書》出了什么問題，以至于獲得的聲援這樣小。我們可以看到的今天，盡管同樣受到壓制，但是你可以看到，汪暉的發(fā)言是那樣的艱難。不僅是汪暉一個人，凡是跟他持相同立場的人，發(fā)言是很艱難的，要精心地選擇詞匯和表達方式。所以說很多話是不能公開說的。就在10年前，96、97、98年的時候，不止一個人告訴我：汪暉是共產黨的特務、政府的特務。不光汪暉，有好幾個人，也包括老韓，你們都是共產黨的特務。是這句話對我有刺激，因為我明明了解他們不是，而且他們正屬于那些受壓迫的人，這個韓毓海當時正在北大受著壓迫，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我說這個話應該倒過來看。就是這樣的一種人身攻擊，反而使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你最后就要承擔這樣的結果。大家都不理解你，甚至你為之而奮斗的那個人群，可能都要反對你，你最后真的變成了一個千夫所指。這個時候你還能不能扛得住，我覺得現(xiàn)在就到了這樣一個結骨眼上，實際上穿透很多緩和的話，其實已經到了一個決戰(zhàn)的階段。

　　也就是說，在我們勝利召開2008北京奧運會之前，要清理場子了，要把這個場子打掃一下。那這個時候怎么辦，我覺得無所謂，我覺得丟了一個《讀書》無所謂，何況還丟不掉，我不相信換了一兩個人就發(fā)生這么大的影響，最關鍵還是要看——錢老師說人口問題，這個人口問題我覺得就是人民的問題，就是人民還有沒有這種欲望，我們所有的言說，最后要根植于人民的欲望。人民的欲望是什么，我一回來，我就坐公共汽車來的，來的時候坐公交，看著北京的滿天塵土、堵車，車上人們發(fā)的牢騷。我要了解中國的情況，我需要看《讀書》嗎？那我太可憐了。《讀書》是非常重要的刊物，但我了解中國不是要看《讀書》，我來到中國，隨便跟民工吃一碗面就行，我成天跟三教九流的人滾在一起，我以別人說我不像北大老師為榮。我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了解中國，我知道中國各種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北大老師怎么生活，年輕教師怎么生活，博士畢業(yè)留校只掙2000多塊錢一個月的老師怎么生活，我是知道各種各樣人的生活，然后呢我才比較出一個標準，才知道哪個雜志在說真理，哪本書，哪個文章講的是真的東西，哪些文字是在粉飾太平。

　　這些人之間也有各種矛盾，這個矛盾跟權力會發(fā)生結合，不跟權力結合起來大家都是朋友，一旦跟權力結合起來，就非常危險。這不是光用來批評別人，我也警惕我自己，我們自己現(xiàn)在都是體制上的人，很可能就在這個問題上，或者那個問題上，獲得了一點小小的權力。有了這個權力的時候，你不想用別人也要來利用你。這個是最后對自己的考驗。外界的驚濤駭浪，我覺得你經過一些事之后，就可以擺平了，你不怕它了，大家都不理我我也不怕，但是最后你要理自己。最后你把自己的心情理順了，你知道我一生中啊，可能還會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和我差不多的朋友們，我們還會遇到這個事情，那這個時候，可能心情會好一點。沒有《讀書》不要緊，還有別的，只要人們有這個欲望，還可以讀報，還可以看看別的，還可以開通別的空間，我們今天有許許多多別的空間你可以進去。

　　錢老師退休的時候，給我?guī)讉�錦囊妙計，對我非常有用的，大概意思就是，跟社會跟人民連接在一起，我覺得這個意思是非常正確的。就是說你堅持與人民保持關系，你別的空間被封殺了不要緊。假如今天有人把我的博客封了，不要緊，我想我還有別的辦法。而我們這些人文知識分子只會說話，那么我更敬重其它專業(yè)的一些知識分子，可能比我們更有用，比如人家學法律的，人家學經濟的。他可能用更直接的手段去參與這個社會的變革。我們可能是更加浮在表面上的。我去年跟人討論"一二九"的問題，"一二九"，知識分子與民眾結合的這個精神，是今天有必要重新提出來的。今天可能知識界青年，都面臨著三十年代的那種苦悶。我們都知道中國有問題，大家都知道中國不好，這個不好那個不好，不好怎么辦，只有一個《讀書》，他肯定要給你滅掉的，你如果有十個八個，那么就形成了一股力量。我的意思就是，我們大家根據自己的工作，根據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的領域內，你都擺一個小攤。你這個小攤擺得多了，可能就形成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就形成五大蘇區(qū)，是有可能的。如果你這么想的，那以后就要面臨著更殘酷的圍剿。我不一定這樣想，那我也可以選擇其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我就說這些，謝謝。

　　黃紀蘇：談談《讀書》的不好懂

　　來的路上等車，買了份報紙，上面正巧有篇談最近《讀書》風波的文章。作者把《讀書》的問題列了幾條：第一，不好懂，所以沒人愛讀；
第二，新左派機關報，所以沒人愛寫；
第三，既沒人買又沒人寫于是銷量下降，市場規(guī)律要求換主編。我就順著這幾條談談我對《讀書》換人的理解。

　　我覺得今天第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說銷量下降要有根據，我現(xiàn)在還沒見一個說下降的拿出了憑據，告訴我們下降到多少，下降了多少。倒是汪暉說發(fā)行量在9萬和12萬之間，而前任時期為8萬。我想真要辦那么差，哪兒還會有那么多人盯著呀。這條就不說了。

至于說新左派機關報，你得拿出個標準，定個比例，發(fā)多少新左文章就算新左機關報。我個人過去十年間給《讀書》送去過四篇稿，兩篇談文學藝術的用了，兩篇談社會政治的斃了。過去定右派、清理階級隊伍當然是胡來，但即便胡來人家也還有個5%或10%的比例。一個單位的“壞人”如果超過那個比例，就是打擊一大片了。讀書的新左文章也許比一小撮略多，但肯定不夠一大片。這個問題也不糾纏了。

　　我今天集中談談“不好懂”的問題。先來看看《讀書》的大背景。整個中國革命到了文革登峰造極，然后一個跟頭栽下來。老路走不下去了，只好改弦易轍。七十年代末和整個八十年代，為中國的發(fā)展指路成為社會的大需求，電影小說文學歷史哲學都來指手畫腳，想承包這項工程�！蹲x書》也在其中。我之所以說“指路”不說“探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因為當時普遍的感覺是路很清楚，順著十里長街往西方走就是了。指路不算是一件多復雜多麻煩的事，介紹介紹西方的先進人物先進事跡，中國人照著比劃，跟著齊步走就行了。“指路”不具有探索性，只要一五一十敘述清楚就行了。如果說那個時候《讀書》的那部分“指路”文章比較好懂，這肯定是一個基本原因。但以我個人的感覺，那時的“指路”文章，也頗有一些也指得云里霧里。這是因為大方向就是順著十里長街奔西再奔西，可要這么指路，路邊修鞋賣冰棍的也會，還要知識精英干嘛？所以他們有必要指得更有學問一點。但無論怎么指，它也就是奔西，因此那時《讀書》的指路文章，骨子里還是明白清楚的。

　　八十年代的齊步走到了八十年代末就走到了溝里。九二、九三年從溝里走出來，又走進熱鍋里。再后來，經過醫(yī)療產業(yè)化、教育產業(yè)化、變賣國企、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那鞋底跟菜刀似地，幾乎把社會走成了兩半。這樣中國的改革便走入了困境。雖然有人斷定是佳境而絕不是困境，但對于相當多的人，中國該怎么走成了一個問題。這樣社會就產生了對于探路的強大需求。恰巧這個時候，汪暉黃平他們應運而出，接手了《讀書》，以他們的新編輯思路，響應了探路的需求。這個新思路簡單說，就是奔西再奔西有問題。當時不光是《讀書》，網上的《中國與世界》影響也不小。

　　《讀書》對道路的探索的確有一個表達形式問題。坦率地說，一本《萬象》一本《讀書》，讀著比較舒服的肯定是《萬象》而不是《讀書》。就我個人趣味而言，我特別喜歡《萬象》上像陳巨來寫舊文人的那些文字。但我又得承認，讀著舒服并非閱讀的唯一價值，啟發(fā)、解惑也是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為我還沒老到收攤回家摩挲老照片的地步，還想對社會人生多些理解以便有機會參與一下。所以我愿意讀一些思想上有沖擊力的東西，就是不舒服也認了。當然，又有沖擊力又讀得搖頭晃腦的文章能像《共產黨宣言》那樣，是最好不過了。但你不能指望《讀書》每期有四五個馬恩做他們的撰稿人吧�！蹲x書》的探索道路，有不少是取道后現(xiàn)代主義、女權主義、文化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這是它為人詬病的一條重要理由。一方面，坦率地說，我也不喜歡這樣的洋腔洋調，我也懷疑其中確有假洋鬼子，他們對道路不道路本無興趣，只對回中國開分店當代理商特別有癮。但另一方面，洋腔洋調恐怕也有它的道理。怎么說呢？改革開放既然選擇了十里長街一路奔西的總路線，那就等于確定了西方跟中國的師徒關系。師徒關系的意思就是師傅的一舉一動都是徒弟的行動指南、努力方向。美國小毛丫先抑后揚的一聲“嗯——”就夠中國人活到老學到老了。這想起來挺憋氣的，但沒有辦法，這就是師徒之分。等中國崛了起，咱們也可以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教授京腔京韻“吃了哇”。中國有尊師的傳統(tǒng)：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于是普遍得猶如汪洋大海的崇洋價值觀和社會心理便成為很自然的事情。在這種價值觀和社會心理的大背景下，“師傅說了”、“師傅不是這意思”、“咱找?guī)煾诞斆嬲f理去”就成為道路之爭、文化辯論的基本語匯。就連對十里長街奔西再奔西的質疑，也最好從師傅嘴里套出來，否則對方都不愛搭理你。大約六七年前哈貝馬斯被拖進中國思想界的左右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記得王小東當時在網上問了個問題：哈貝馬斯是誰？立即就有人說，這姓王的文化水平怎么這么低呀！我?guī)�來的這份報紙上記了一段有趣的往事：1945年中共中央準備遷往承德——也不知是避暑山莊還是外八廟。中共大員李富春匆匆?guī)�上洗漱用具便搭上了美國軍用飛機去了承德。中共肯定不怎么喜歡美軍，但搭乘美軍飛機第一安全第二快。中國非主流思想對道路的探索，跟李富春搭美軍飛機有相似之處。過去革命黨也經常躲租界里反帝反封建。記得王小東跟自由派什么人辯論時說，我本來不想說哈耶克，因為沒必要說哈耶克，但他們就認哈耶克，我就只好說哈耶克了。社會生活是一個辨證互動的過程，新左派包括《讀書》愛用洋術語洋概念，一部分是由他們的對立面造成的，因為在尊師崇洋的社會心理大環(huán)境下，本色語、家常話精英是不認的，精英就認鳥語，一聽哈耶克哈貝馬斯哈維爾就由稍息改為立正，嘴也許不服但心服。我多年前做《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的編輯，記得有位作者寫了篇文章，文章中用了“世界新質生存母題關懷傾向” 這么個詞。我找到作者說你這肯定是翻譯過來的，你把原文提供給我得了。作者說是輾轉抄來的，找不著原文。我說那你就用家常話給我解釋一下。他說還是你來吧。我說那我就按“新生活”理解了。這位作者事完了還建議“你們英語好的”多攢點這樣的語句，因為“現(xiàn)在大家都挺喜歡這種表達方式的”。前天跟中央電視臺的一個欄目制作人一塊吃飯，他也聊起：“八九十年代那會兒吃飯，飯桌上不弄一老外，就覺得特沒意思�！蔽艺J識的一個女孩，去了澳大利亞回來在街上碰到我，說現(xiàn)在都不太會寫中國字了，說得特別有成就感。所以，當我們批評《讀書》西化不貼近群眾的時候，我們得想想這件事的時代背景，想想整個社會價值、社會心理環(huán)境是怎么回事，想想我們自己曾為這環(huán)境添了多少磚，加了多少瓦。

　　這里，實事求是地說，如今批評新左、批評《讀書》的人如朱學勤、徐友漁諸君，他們寫的文章比八十年代自由精英的還要好讀。這是個事實，我們一要從善如流，向他們學習；
二要對此多一層的理解。就像前面說過的，關于中國未來社會的模式，在中國的自由主義那里既清楚又現(xiàn)成，那就是西歐北美。這個模式沒什么需要分析、討論和質疑的，你就光描繪光介紹就是了。我們都知道在各種文體中，公園簡介是比較好讀的：青山隱隱，綠水悠悠，晨昏光景，四時花木，結對成雙的句子像春水中的鴛鴦游弋嬉戲。算起來，自由主義組織的西歐北美先進事跡報告會已經舉辦了二三十年。就自由憲政小政府大社會那么點事，以二三十年悠悠歲月，按說早該加工成數(shù)來寶或歇后語什么的了。但也沒有。朱、徐諸君大眾化程度雖然不低，但也不是太高——太高了跟出租司機混為一談那也不行。我頭些日子看鄧正來先生介紹哈耶克的文章，坦率地說，效果跟看希伯來文差不太多。對于新左來說，表達或語言的問題，根源也在社會模式，在于他們的社會模式不清晰也沒法清晰。十里長街奔西是巴黎再奔西是紐約，巴黎紐約當然是好地方了。新左只能說奔西不行，巴黎紐約再好，咱們到不了。那么不奔西又奔哪兒呢？奔蘇聯(lián)？解散了。奔朝鮮？還得自帶方便面。奔文革？別說精英了，大眾也不干——別看大家對今天這不滿那不滿。這就是今天的新左。他們只能東拼西湊，什么南美查韋斯、印度克拉拉邦，什么毛主席鞍鋼憲法、文革高家莊，什么日本帳篷戲劇、外圓內方南街村，還有什么弗蘭克的大清王朝，這些五顏六色的布能縫成一件衣服就夠奇跡的了，穿上是像先鋒藝術家還是像叫花子，就別太較真了。總之，新左還處于整合思想資源、想像未來道路的階段。這樣一個摸摸索索的狀態(tài)，怎么可以跟自由主義T型臺上的貓步相比呢？

　　其實，就語言或表達而論，《讀書》已經走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幾年《讀書》上思想明晰、表達明白的文章比過去要多了。像李昌平、溫鐵軍、王紹光還有其他我叫不出名的作者，都明顯地讓洋“師傅”退居了二線。如果打個比方，革命黨已經開始從租界轉到游擊區(qū)甚至開辟解放區(qū)了。這個變化跟中國總的國運以及社會價值社會心理的逐趨成熟有直接關系。從文革結束，中國從世界革命的中心一個跟頭摔到“五千年大醬缸”里徹底沒了自信，到今天開始設計唐裝漢服、把世界的資源運到中國、把孔子學院推向世界，應該說已經回復了部分自信。中華民族真得面臨一個真正難得的歷史機遇，那就是籍這次經濟的崛起，為自己找到一個合情合理、有遠大前程的社會發(fā)展模式。以中國這樣的人口規(guī)模、歷史積累和文明境界，中國經驗應該是最大的經驗，中國的表達應該是最好的表達——起碼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中國近代以來的處境，不可能不當別人的徒弟，但條件成熟了，就要考慮自己當自己的師傅。這兩年的《讀書》已經顯示了這樣的趨向。在這個時候發(fā)生《讀書》人事上的變動，當然是件可惜的事情。但我想，只要中國對于探討未來社會模式以及抵達之路的需求還在，各種機會是會不擇地而出的。

　　李北方：《讀書》事件與《冰點》事件不能相提并論

　　《南風窗》記者李北方：在座的各位老師不是《讀書》的作者也是《讀書》的讀者，我基本上兩邊都算不上。我也不是沒讀過《讀書》，而是讀得不多。首先我想簡單說兩句為什么我沒有成為《讀書》的忠實讀者。好多人批評《讀書》不好讀，但我沒有堅持閱讀的原因并不是這個，因為我自認為還是個比較好學的年輕人的。我覺得是《讀書》的覆蓋面的問題，剛才汪暉老師說，他們一直努力發(fā)出些與主流聲音不太一樣的聲音，但學科領域非常多，而且每一處都有主流聲音，這可能就導致了《讀書》關注的范圍包羅太廣了。但是一個人的興趣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比如付謹老師寫的關于戲劇的文章，我相信是非常好的，非常前沿的，但對于我這樣毫不了解戲劇理論和歷史的人來說，是很難讀下去的。如果要讀懂，我必須先補課。一是精力不夠，二是這個領域不是我的興趣，所以可能干脆就放棄閱讀了。

　　我發(fā)現(xiàn)幾乎每一期《讀書》都會有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無論好懂還是不好懂，我都不會去讀。所以就很少買《讀書》了。我個人比較喜歡《天涯》——《天涯》跟《讀書》不大一樣，學理化的色彩相對淡一些——因為每一期的每篇文章我都有可能去讀，當然偶然有個把文章也是沒有興趣的，但比例很小。

　　汪老師在他所有努力中一直都反對消費主義的傾向，但是我覺得恰恰是消費主義理念支配下的雜志通常才用這種通吃式的辦刊的方式。比如你看吃喝玩樂雜志，什么時尚類雜志，它那里面什么都可能出現(xiàn)，什么戲劇、建筑、音樂、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等——當然它們是把一切變成消費品，點到為止讓人看個新鮮就完了，《讀書》并不是這樣，我不是在這個意義把兩者做比較。汪老師如果有機會再做一本《讀書》的話，是不是可以考慮分一分，把《讀書》的架子分成幾個子刊，分別偏向社會科學或者人文藝術，大家就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去看，都感興趣就都看。呵呵。

　　我想表達的第二點，是怎么定性“《讀書》事件”。剛才大家討論里面，秋石客老師說，這是新自由主義對自由左派的扼殺，其他諸位說的對言論的壓制等，我是不太同意的。首先《讀書》并沒有被查禁，汪暉老師和黃平老師也沒有收到任何的傷害，只是工作的調整而已。我欣賞汪暉老師的深刻，也欣賞他的溫和，絲毫沒有表現(xiàn)所謂的“受害者心理”。在他剛才對事件過程的表述和他的思考中，并沒有使用這樣簡單定性的說法，而是進行了更深刻的分析。

　　言論自由是一項政治權利，對言論自由造成侵犯的主體只能是公權力，來自其他方面沖突都不能這么定性。比如，在老師在課堂上不讓學生亂說話，否則要罰站，這不是侵犯言論自由；
我作為一個記者，偶爾會在寫觀點性較強的評論，有一次編輯可能覺得太激烈了，就把觀點給修改了。我很不爽，就跟編輯吵，吵得雞飛狗跳的�？墒牵瑹o論如何我不能說我的同事壓制了我的言論自由。假設如果有關部門審閱稿件的時候把文章的觀點修改了，那就是對言論的自由的侵犯了。

　　我更贊成錢理群老師的概括，這是《讀書》雜志被進一步體制化的問題。但我不同意把錢老師把“《讀書》事件”和所謂的“冰點事件”相提并論，當然別人相提并論我也不同意。對“冰點事件”的處理直接來自官方，所以用言論自由的視角理解是可以的。但“《讀書》事件”不同，這只是三聯(lián)書店對其下屬的一個部門人事的調整，三聯(lián)書店是完全有權力這么做的，也有權調整《讀書》的定位，只要愿意承擔后果就好了。前者的是個政治行為，后者是個行政行為，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也沒有可比性。

　　體制內部的工作人員的最高行為邏輯是，不能出事。所以無論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這兩種思維方式都很難進入到官僚體系中人的頭腦中去里面去，那里面大部分是混日子的人，在一條既定的路上前進，保住仕途最要緊。就像猴爬桿似的，一抬頭全是紅屁股，如果出了一點問題就掉下來，可能永無出頭之日了。相對來說，體制外的人更自由一些，在這個公司干得不爽還可以跳槽去另一個公司。所以體制內的人最怕出事，這是高于一切的行為邏輯，不管什么左和右，都沒這套管用。體制內也有不少有思想的人，我有幸聽過幾位核心決策部門司局級干部以學者身份做的學術講座，覺得他們水平真的很好，因為他們有很好的知識背景，又在一線工作，真的了解現(xiàn)實，所以講起來比好多經濟學家不知道好多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許他們也是有各自的政治理念的，可是都沒法表現(xiàn)出來，在他們身上占第一位還是官場的行為邏輯，仕途第一。要不就不能理解這些明白人為什么會辦糊涂事了。

　　汪老師提到，汪季賢曾經想辦《讀書》的公務員版、中學生版，如果這樣的方案實行，那會比讓汪老師離開主編崗位更徹底地毀掉這本雜志�？墒牵�這種想法可以用思想上左或右的坐標來衡量嗎？恐怕不能吧，用明白還是糊涂，或者品味好品味壞這種坐標體系才更合適。

　　不能出事的行為邏輯極端一點，就是防止任何出事的可能（汪季賢可能也是處于這個原因要改變《讀書》的定位的）。很難用正常的政治理念的思維來理解體制的工作方式，左的它不喜歡，右的也不喜歡。所以我不贊成把“《讀書》事件”定性成一個什么新自由主義反撲或者扼殺之類的�！蹲x書》確實因為某些文章引起過對立陣營的抵制，但我想方式也不過是跑到什么地方去打個小報告，而主管部門為了安撫一下這邊，就打一下那邊一巴掌，在中間搞一個平衡。

　　我個人以為，這次人事上的變動是三聯(lián)書店這個層面的一個預防性的行為，因為《讀書》老是直面一些尖銳的問題，有潛在的出事的可能。汪暉先生和黃平先生二位“下課”了，有些人彈冠相慶是不假，但要說是這些人蓄謀已久，大概就是過度闡釋了。

　　汪暉先生是一位真正深刻的學者，也是我個人所敬仰的。汪暉老師對這個事件的解釋無疑是到位的深刻的，他說我們正在面臨一個新的政治形態(tài)，它確實是一種政治，但不使用政治的語言，在各個方面以去政治化的面目出現(xiàn)，“《讀書》事件”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連串事件中的一個。這種政治的危險在于，我們失去了描述它的能力，過去的解釋方式已經不適用了。有人說汪暉老師的文章難讀懂，我想不光是行文上的，更多的是思想本身。如果我不是不久前讀了汪老師關于“去政治化的政治”那篇4萬多字的長文，我也聽不懂他是在說什么，到現(xiàn)在我也不敢說我這樣復述他的思想是不是復述得準確。

　　于是就造成了一個局面，作為當事人的人汪先生對此事已經做出了一個闡釋，但別人該怎么說還是怎么說，還在堅持使用絞殺啊壓制啊一類的話。這里面有兩方面的可能原因，一是聽眾們沒聽懂，理解能力沒跟上；
二是另外一套解釋方法更簡單更容易傳播也更過癮�？谔柺降臇|西是最有聽眾的，比如剛才閑言先生引用的“自由先于主義”這句話，本身就是句口號，沒有任何的內容，邏輯上都是說不過去的。我可以說，“跟韓德強比起來，我更喜歡韓毓海”，這話沒問題，他們兩個都是搞學問寫文章的，可以比較。但我要說“跟波音飛機比起來，我更喜歡韓毓�！保�那我就瘋了�！白杂上扔谥髁x”就是這類話而已。

　　作為《讀書》偶爾的讀者，我當然對汪黃二位老師離開主編崗位表示惋惜，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理性和深入地認識該事件的本質，不要情緒化，不要過度闡釋，應該像汪暉老師那樣，深入思考這個時代的政治的本質，以及做些什么才能讓這個時代變得不那么壞。

　　最后，還想補充一點反對把“冰點事件”和“《讀書》事件”相提并論的理由�！氨�點事件”在我看來超出了言論自由的底線，不是什么右派言論，也不是什么自言自語新自言自語的言論，而是漢奸言論，是數(shù)典忘祖、認賊作父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是中國人都應該抵制的，而對這種事情進行懲罰也是天經地義的。當然，我們可以討論懲罰的方式，那么做是不是粗糙了等。

　　現(xiàn)在有一種聲音，鼓吹言論自由是沒有邊界的，是要無條件得到尊重和不能受任何制約的，比如美國人燒國旗都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這是不對的。做了錯事就要接受懲罰，這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一樣自然而然。即便政治性的懲罰是不合適的，社會性的懲罰也是免不了的。我這里有一個例子，美國有個教授，叫做Ward LeRoy Churchill，在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工作，2001年，他寫了篇文章，意思說在911里死的那些美國人活該，他們都是些“小艾希曼”云云。這篇文章直到2005年才被注意，并被廣泛批評。他所在的學校一邊宣稱支持他的學術工作，一邊搞了個調查委員會，把他的老底查了個遍，抄襲之類的事都翻出來了。我看到的最近的動態(tài)是，委員會投票，大多數(shù)人主張把他開除，也有人主張留校查看。他很可能被剝奪終身教職。這就是他的言論自由的代價和懲罰，政治性的處罰逃過了，但社會性的懲罰是跑不了的。

　　反觀我們這里對冰點事件的處理，那就粗糙多了，不過多制造了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案例而已，與此同時，那種文章那種歷史觀是對是錯，中國人該支持還是該反對的討論聲反而被掩蓋下去了。袁偉時不但沒有被學校開除的危險，而且獲得了巨大的社會聲望，發(fā)言的空間更大了。李大同不過調了一個部門，也當了英雄。對焦國標的處理也是差不多，北大當局要把他調到另外一個部門，不講課了而已，他自己不接受。

　　這個體制下對這類事件的反應簡單粗暴，很不恰當。前面我雖然已經說了不少這個體制的問題，但我必須要補充的是，這個體制也有它寬容的一面。我們的人民也太寬容了，我私下里跟朋友說過好多次了，像袁偉時這樣的學者，是應該被老百姓的唾沫和臭雞蛋淹沒的。我也假設過，如果類似的事發(fā)生在韓國，中國青年報的報社會不會被憤怒的老百姓砸了？這才是他們應得的懲罰，但他們逃脫了。我們的人民也太寬容了，寬容到沒有原則，寬容到軟弱。

　　就說這么多。謝謝。

　　魯太光：從《讀書》事件看“新自由主義”

　　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老師，講的都很好，所以，我本來不應該說的，不過，既然主持人“點名”了，那我就當交作業(yè)，簡單說兩句吧。

　　針對《讀書》，有一個很重要的批評，說《讀書》越辦越小圈子化了，讀者群也越來越小了。當然，它這個所謂的“小”，有很多問題。他們說來說去，就是一個意思，即《讀書》人文色彩越來越淡。汪暉先生在回答《21世紀經濟報導》的采訪時，有一個說法，說他們所謂的“人文色彩”是“文人色彩”。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回答。我在讀書的時候，因為自己是農村出身，就非常關注農村的問題。在閱讀的時候，發(fā)現(xiàn)文學作品對農村的“表現(xiàn)”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在現(xiàn)代文學中，在魯迅那個時代，對農民的表現(xiàn)，背景雖然是黯淡的，乃至是黑暗的，農民也是無聲的，但還有一張面孔存在。到了《白毛女》的時候，農民呼喊出了反抗、掙扎的聲音。到了梁生寶那里時，一個健康的，清晰的，向上的，對中國農村有擔當?shù)倪@么一個農民形象出來了。到了80年代，到了路遙的時候，農民的臉孔是非常生動，非常豐富的，這個豐富可以借用錢老師的一個書名，叫做“豐富的痛苦”。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這里面半包含了農民在轉折時代所有的希望和絕望，也就是說，在所謂的改革之后，農民覺得看到了希望，可短暫的希望之后，農村的瓦解，又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痛苦，像里邊的孫少安，他可能通過創(chuàng)辦農村的所謂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可他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呀！他付出了自己的妻子，付出了自己的身體和健康之后，可能稍有積累，但在不久的將來——如果大家看過潘為的《農民與市場》這本書，會發(fā)現(xiàn)他的結果是非常悲慘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瓦解了，他又一無所有了。他的弟弟孫少平，精神是非常的昂揚的，要過一種在精神、政治上向上的生活——其實也沒什么了不起的，公社化時期的一個鄉(xiāng)村教師就讓他覺得很滿足，可改革后現(xiàn)實給他的物質空間怎樣呢？我覺得非常有限，他的未來，我們今天已經看到了，那就是兩手空空走向黑暗，他是一個失落的人。

　　有人說文學是時代的脈搏，可通過閱讀我知道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學不是時代的脈搏了，相反，社會學或其他的學科，包括經濟學成了文學的脈搏了，文學就成了一面“空鏡子”，對中國農民和工人來說，尤其是這樣，因為，在里面就找不到農民，找不到工人。我?guī)е�這樣的困惑，一直就在尋找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為此，讀了一些社會學的、歷史學的著作。

　　我為什么談這個問題呢，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跟《讀書》是有關系的。為什么這么多年以來每隔三年兩年就對《讀書》有一個花樣繁多、但實質一樣——搞垮《讀書》——圍攻�，F(xiàn)在我想清楚了，他們所謂的“人文”其實就是‘文人“，就是他們自己。

　　所以，我們不僅要看表面上講了什么，而且還要看實質上講了什么�！蹲x書》講的是什么呢？《讀書》發(fā)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三農問題的文章，我覺得在當今中國來說，這就是非常重要的“人文”。我們的文學都嫌貧愛富，不再訪貧問苦了，可我們還有一個思想性的雜志在關心這個問題。當然了，這并不僅僅是單純的所謂的人文關懷，《讀書》的這些討論，是非常有思想性的獨立性思考，是有理論建設性的。

　　我想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今天上午討論時，有的朋友說不大贊成說是“新自由主義”打掉了《讀書》這個說法，我是不贊同這個朋友的說法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我們不能把自由主義，或者所謂的自由左翼/新左派當成幾個人，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新自由主義”當成一個制度，當成一個制度設計，看這樣的制度設計帶來了怎樣的社會后果，這樣，我們才能從本質上和宏觀上理解問題�！蹲x書》討論的這些問題，包括三農問題，包括醫(yī)療改革的問題，包括國企改革的問題，就是自由主義的制度設計的現(xiàn)實顯現(xiàn)。而且，《讀書》的文章，多少都有反思的意思在里邊，所以，他們看來，這就是他們前進道路上的幾塊石頭，非常重、非常大的石頭，而且，如果把這個石頭搬掉的話，他們的敘事就可以征服知識界，甚至征服社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讀書》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雖然如此，但我并不認為雖然汪暉、黃平老師不在《讀書》工作了，我們就對《讀書》的未來悲觀失望。我還是很樂觀的，我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我覺得有很多事情還可以做。

　　怎么做呢？我現(xiàn)在接觸的人呀，各方面的都有，有時候跟他們交流，就覺得非常困難，包括對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他們可能指出來一個正確的問題，但是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恰恰開出了一個錯誤的藥房。包括《南方周末》這個報紙，我覺得它是一個“精神分裂”的報紙，一方面在一些重點版面上“哀民生之多艱”，可是后面——一些研究性的文章——開出的藥方就是繼續(xù)在市場化，繼續(xù)在自由主義，可這恰恰加劇這個問題。我們今天的社會，我覺得好多人潛移默化中都有這種意識。譬如現(xiàn)在大家都關注的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改革問題，大家討論的都是“模式”問題，什么德國模式呀，什么美國模式呀，可是這個“模式”里邊，有權力、有金錢，可從來就沒有“人”，特別是沒有工人和農民。那么我就想問了：你的“模式”里，沒有“人”，只有金錢、權力和意識形態(tài)的話，你談這個問題有什么意義呢？。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讀書》的攻擊，說它是新左派的，如果從數(shù)量上來統(tǒng)計的話，那么發(fā)表的這些他們命名的所謂新左翼的文章，我覺得這十一年中如果能占到10%的話，我覺得就已經多了，所以它這個攻擊從統(tǒng)計學上來說是站不住的。但是，他們?yōu)槭裁床贿_目的誓不罷休，如果站在他們的角度上考慮，是有道理的。因為我們討論的一些問題，恰恰呢，他們不希望討論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有時覺得汪暉老師和黃平老師挺孤獨的。為什么這么說呢，我這兩天在網上搜，在《21世紀經濟報導》，包括在《中國青年報》上討論的時候，汪暉老師一再強調說，我們《讀書》十一年來討論的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這個問題……諸位先生們，請你們來討論這個問題，不要用口水，不要用所謂的人事攻擊來搞一些無聊的事情�？墒俏矣X得，他們現(xiàn)在想討論的恰恰不是“問題”，他們就是要搞一個軍事行動，甚至一個政治行動。所以我覺得我們再這樣跟他們討論問題，再這樣呼吁的話，沒什么大必要。

　　我有點講亂了，還是回來，講《讀書》被整倒之后我們應該怎么做問題。我記得今天上午張承志老師在這兒，我記得他原來有一個給他的伊斯蘭朋友的演講，大概叫《臨夏演講》，他在這個演講里向他的伊斯蘭的朋友提了一個問題：針對美國的不義，針對社會的不公，你們做了什么沒有？你們上網了嗎？你們發(fā)出你們的聲音沒有？……我覺得，在《讀書》這個事上，我們也面臨這么一個問題。我們的回答太少了，尤其是通俗曉暢的回答太少了�，F(xiàn)在網絡上、媒體上流行的，大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我昨天晚上12點的時候上網搜了一下，關于《讀書》這個事件的評論是寥寥無幾，幾乎沒有，有的只是《烏有之鄉(xiāng)》上面有一些文章。這反應了什么問題？這反映了我們的現(xiàn)實很冷漠。我們要打破這個冷漠的局面的話，就要發(fā)揮自己的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座的有很多老師，那么我覺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你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講臺，我覺得你們的講臺，不要封閉，不要只針對自己的博士、碩士，你們要給本科生講課，要給理工科的學生講課，你們要去演講，要把那東西普及化�，F(xiàn)在特別需要走出書齋，堅守住自己的崗位，并且走出自己的崗位去宣傳，去啟蒙。因為毛主席說得好呀，有一塊陣地，如果社會主義不去占領的話，那么資本主義就會去占領，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的，這是個真理。新自由主義在今天之所以這么有市場，就是因為他們能說，會說，敢說。說來說去，他們就壟斷了意識形態(tài)了。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因為趕一個工作任務，我昨天晚上一晚沒睡，今天中午又喝了點酒解乏，就糊里糊涂地說了這些話，如果不妥的話，請原諒。

　　謝謝。

　�。ɡ畋狈健赌巷L窗》的記者——插話：你剛才說不同意什么用自由主義的那個，是不是說的是我呀。）

　　也不是，咱們是討論問題，不針對人。今天上午汪暉老師一直講的一個問題是現(xiàn)在的統(tǒng)治模式改變了，我覺得我們應該重點思考這個問題。關于“新自由主義”，你剛才指的大概是幾個人，最多說的是一種思潮，可我覺得這是不準確的，我認為它是一整套的制度設計，包括今天對《讀書》這個事的處理方式，我覺得也是很“成熟”的一種處理方式，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它是一種社會制度在一件事情上的具體顯現(xiàn)。我再強調一遍，我們要看某個人/集團倡導思想，而不要就人論人，因為太具體、太人事化了，對制度的分析往往被忽略了，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冼巖：《讀書》事件預示著思想學術表達面臨轉型

　　剛才老郭也說到了，我這兩天寫了一篇文章《從“中國改革”到“讀書”——資本主導中國》。因為《烏有之鄉(xiāng)》邀請參加這個討論會，就看了一些相關的資料。但今天我想要說的不是這個。前天看了一篇文章，也是談《讀書》的，是一位吳稼祥先生寫了一篇《借尸還魂的汪暉》。我對吳文中的一個觀點是認同的，那就是他對新左派的一種批評，認為新左派的敘事有這樣一種傾向：把憲政民主制度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一些不足，當做一個理由，來說明民主在中國會有什么問題。我覺得，這種敘事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當下中國和西方所面對的問題不一樣，需要的東西也不一樣，雙方缺乏可比性。對于西方來說嚴重的問題，對于中國或許無關輕重；
而中國迫切的問題，西方或許不見端倪。新左派的這種敘事方式，不但不具說服力，而且可能使人覺得你是桃花源中人。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吳先生的文章也好，其他一些自由派也好，都忽視了更重要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一種思想觀念，或者政策制度的主張，不管你再好，在實踐中也不能走過頭。一旦走過頭，好東西就可能帶來災難。對左派來說，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的東西；
對右派來說，改革開放也是這樣的東西。文革由于走過頭，變成了全民族的災難；
改革開放也有走過頭的地方，因此才會有貧富快速分化、權力腐敗泛濫，所以才爆發(fā)全民大反思，才會有胡溫的一系列政策調整。怎么才能使好的東西不走過頭？其它辦法都時靈時不靈，唯有讓一個它的對立面時刻盯著它、制衡它，才是最有效的方法。這與政治領域的多黨競爭是一致的，這是防止某種主流思想走向專橫并過度膨脹的不二法門。新左派的存在，包括《讀書》這樣的雜志存在，就起到了這種制衡作用。

　　新左派對于中國的最大意義、最大價值，還不僅僅是作為思想學術界主流自由派的對立面存在；
更重要的是，它在社會生活中也是作為主流政策即所謂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路線的批評聲音而存在的。它的影響，不僅僅是思想學術意義上的，而是已經直接干預到了社會生活的層面。

　　《讀書》從汪暉、黃平以來，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一種脫胎換骨的轉變，即由一種觀念啟蒙、文化熏陶的刊物，變成了一個思想探討的前沿陣地。這是一個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使《讀書》對社會生活具有了一種干預能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知識分子的現(xiàn)世關懷。這是“汪暉、黃平時代”《讀書》的價值所在�？赡茏杂膳蓵�有質疑：為什么你們新左派可以有這樣的陣地，而我們卻沒有？實際上，現(xiàn)在中國的流行媒體，因為意識形態(tài)傾向性的原因，絕大多數(shù)都已經被控制在自由派手中；
而如果以對市場化改革的態(tài)度來作為判別左右的標志，那么可以說整個國家機器都站在右派這邊，全部宣傳機器都在灌輸這個，右派還需要什么另外的宣傳陣地呢？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一種象《讀書》一樣對此表示質疑的聲音，是很可貴的。但一些右派可能認為，這種不諧之音的存在，妨礙了他們徹底“征服人心”，妨礙了悄悄推進市場化、讓弱勢群體不知不覺地“承擔代價、付出犧牲”，所以他們急欲堵塞這種聲音。自汪暉、黃平入主以來，《讀書》一直麻煩不斷，而且大多數(shù)麻煩都非關思想學術。顯而易見，右派是主要的“麻煩制造者”。例如前面說的那位吳先生，就在文中嘲笑反資本的汪暉不該接受由資本設立的長江讀書獎；
按此邏輯，體制內那么多自由派學者，秦、朱、徐、袁都在其列，是不是都應該不食周粟？

　　《讀書》對主流聲音的質疑，從1996年就開始了。但這種質疑并沒有能夠阻止社會經濟的變化過程，主流聲音一直在有效地操控著社會進程。由此可見，在中國，思想學術的力量微乎其微，真正有力量的是政治權力。目前的政策調整，也是在政治權力充分感受到市場化過度推進的弊端后發(fā)生的。市場化過度推進的弊端，導致社會人心的變化，促使政策調整，整個國家的航道朝著新左派所主張的方向靠近了一大步。恰好在這個時候，發(fā)生了《讀書》事件。從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汪暉和黃平兩位先生在他們的主張已得到部分實現(xiàn)后的功成身退。

　　在這以后，或許新左派很難再在傳統(tǒng)紙媒中找到這么有力的陣地了。就像汪暉先生剛才說的，處理《讀書》的理由是需要集中控制、統(tǒng)一管理。這種理由不僅可以針對左，也可以針對右。預計左右都將面臨更艱難的言論環(huán)境，管理者將盡力屏蔽任何的不同聲音。在這種情況下，新左派的聲音在傳統(tǒng)媒體中將難有容身之地，只能逐步后退到網絡，依托像《烏有之鄉(xiāng)》這樣的網絡傳播渠道。同時，所有有志于影響社會的思想學術和學者們也需要完成一個轉型：在一定意義上由陽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靠近網絡，適應網絡式表達，善于利用網絡。

　　何吉賢：從《讀書》事件看當代中國知識界的生存狀況

　　我就講一點。講一下“《讀書》事件”給整個中國知識界生存狀況帶來的變化問題。

　　首先，我不把《讀書》事件看成一個簡單的主編人事變更。目前《讀書》主編的人事變更，是針對《讀書》的一系列行動中的最新一波，是一個暫時的“頂點”，究竟目前這樣的結果是不是攻擊《讀書》和汪暉的人所希望的，這個還可以繼續(xù)觀察。我希望大家在討論現(xiàn)在的《讀書》事件時，不要把它孤立起來看。我覺得，對《讀書》和汪暉本人的攻擊，構成了這些年中國知識界的一道獨特風景，至少從98年的所謂“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論爭“浮出水面”后，這種聲音就一直沒斷過。在公開媒體上，網絡上，在個人的文章中，各種形式的報導中，有公開點名的，有匿名的，各種各樣的形式都有，一波又一波，波瀾壯闊。如果有人對近些年中國知識界的生存狀況感興趣，可以去考察一下這個過程，那將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這次《讀書》的“換帥事件”必須放在這樣一個脈絡里來看，也正是從這一角度看，我不同意將“《讀書》事件”與“冰點事件”相類比�！蹲x書》事件背后，有知識界的某種聲音在“鼓動”，這種“鼓動”最終起了什么作用，也許并不好說，但不能否認這種聲音的存在。而《讀書》事件的最后這“一出戲”，也表明了知識界內部的這種聲音與體制的暴力有著呼應，甚至“合謀”。這點必須看到，在這點上和稀泥是沒必要的。

　　問題是《讀書》和汪暉究竟觸犯了知識界內部什么人的利益？是“主義”之爭嗎？我看未必！因為事情展開的過程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主義”那樣，甚至是跟他們的“主義”剛好相反。汪暉老師上午說到了“新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些特點，這個說法還是客氣了，有些人其實還是寄希望于意識形態(tài)暴力的“舊政治”，這個可能更管用�！蹲x書》這十一年來的遭遇得放在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知識界，以及整個中國社會的分裂的背景里來考察才能理解。在我看來，《讀書》如果有某種傾向的話，這種傾向也是被一步步逼出來的。“樹欲靜而風不止”，“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在中國知識界這趟混水里，愛惜自己的羽毛，可能嗎？從“《讀書》十年文選”系列書看，汪暉和黃平主編《讀書》的時代，其實一直試圖在“整合”中國的知識界，用汪暉先生的話來說，他們是在努力提供一種“反思性的空間”，發(fā)出某種“批評的聲音”，有些人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空間，不愿意聽到這樣的聲音，你能反過來把這當作汪暉黃平的“罪過”嗎？

　　早就有人宣布過中國知識界的分裂了，我覺得從《讀書》事件中，從對《讀書》及其主編的一波波攻擊中，從《讀書》主編更換的最終水落石出中，去讀出中國知識界分裂的某種傾向，中國知識界生存狀態(tài)的進一步惡化來，這也許是問題的某種實質。

　　但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讀書》原來的體制有其特殊性�！蹲x書》是三聯(lián)的，三聯(lián)是中國出版集團的，是國有的，而主編汪暉和黃平是三聯(lián)之外的。由學者（或作家）主持一個刊物，這在當代中國的出版界，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現(xiàn)象。但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這是一種非常司空見慣的現(xiàn)象，當時的重要學者和作家，幾乎都與一種或幾種雜志有緊密的關系，主編過一種或多種雜志。由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學者或作家來主編雜志或報紙，對于創(chuàng)建一個批評性的反思空間，或者如有些人所說的“公共空間”有什么作用，是這些年研究現(xiàn)代中國文學和思想史中談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但大家去談論歷史的時候，卻忽視了我們身邊正在發(fā)生的事。從這點上來說，我覺得《讀書》事件又是針對所有希望有一個能夠發(fā)出批評的聲音，對我們的現(xiàn)實進行反思的空間的知識分子的事。如果一方面在說要自由，“反體制”，一方面又為《讀書》發(fā)生的事“彈冠相慶、奔走相告”，那我就不能理解了，你說的那個“自由”我就要懷疑了。上午錢理群老師、王中忱老師等都說到了輿論空間的縮小問題，我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

　　另外還補充一點，攻擊《讀書》的人說，《讀書》這些年發(fā)人文方面的文章少了，讓人看不懂了。我今天上午到會場一看，嚇了一跳，怎么那么多中文系背景的人呀？絕大部分還都是北大中文系或是從這里出來的，難道這些人都把人文趣味和人文關懷還給自己的老師了？所以我真是希望那些以這種方式批評《讀書》的人也反過來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趣味有問題？也可以花點時間去學習學習，看看這些年人文學科都發(fā)生了些什么變化？中國社會都在發(fā)生些什么變化？當然，我覺得這也是值得將來的《讀書》編輯者重視的，這也可以說是“暉黃”時代的《讀書》留給后來者的一個傳統(tǒng)。

　　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韓德強：究竟什么是促成《讀書》事件的主因？

　　究竟什么是促成《讀書》事件的主因？我也傾向于是體制的日益官僚化，而不是哪一個思想派別。問題在于，體制為什么會日益官僚化？當每一個官員都失去國家意識和社會責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時，體制的日益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化的體制一定會壓縮自由思想的空間。

　　剛才曹衛(wèi)東談的我深有感觸。在座許多人都是在體制內工作，大學、研究院所、政府機關，免不了參加各種會議，有會后的閑聊。談來談去，三句話就離開本行，交換起有關房子、汽車、職稱、職位、股票這一類的信息。知識分子不關心思想文化，政府官員不關心社會大眾，大家都成了自我經營的資本家。真是物欲橫流！。我后來進一步思考，察覺“物欲橫流”也有好處。好處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如果說有人在討論社會問題，有人就關心自己的房子、汽車，那不就不平等了嗎？我在考慮，這個世界，全是流氓的話，那在人格上真是很平等。如果這個世界又有君子，又有流氓，那就有兩類不同的、不平等的人格。當然我們還有一種想象，就是這個世界都變成君子，但是這個可能性，確實比都變成流氓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流氓化，同時也是人格的平等化。再沒有知識分子高高在上，指點江山，再沒有人抱有“致命的自負”了，再也沒有人以“宏大敘事”奴役人了，這豈不是自由？豈不是平等？

　　知識分子跟官員今天是很難區(qū)分的。知識分子躲避崇高，流氓化，官員一樣躲避崇高，流氓化。儒家認為，“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地無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今天的世界一定會讓這條儒家格言顯得落伍�！翱用晒镇_偷，吃喝嫖賭抽”，本來是無恒產者的人生哲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今天卻成了上流人士的行為規(guī)范。甚至有人論證，誰不是流氓，誰就是在壓抑人性，誰就是在裝孫子。在這個流氓大聯(lián)歡的時代，《讀書》確實會顯得格格不入。因為《讀書》周圍有一個仍然關心社會的讀者、作者群，一天到晚不是議論醫(yī)療體制改革，就是討論三農問題，要不就亞非拉，全球化。我們都剛剛學會關心自己，你們卻還在在關心亞非拉，你們不就是一小群精英嗎？你們是小眾，我們是大眾！關掉《讀書》，回歸大眾，大家就都平等！

　　流氓還有一個好處是獨立和自由。為什么流氓是獨立和自由的呢？因為流氓不需要對別人負責，只需要對自己負責就行�！拔沂橇髅ノ遗抡l！”什么黑煤窯、黑磚窯？有錢就要！什么黑社會、白社會？有權就好！什么婊子、妻子？能用就行！什么可持續(xù)發(fā)展，和諧社會，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看，這個流氓真是做到了“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人格獨立，“大義”凜然！相反，如果一個人老想著天下大同，四海一家，一個人總是想跟整個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哪有自由�。∧愀�這個世界全部都脫離聯(lián)系，你就肯定是自由的。

　　流氓化的第三個好處是民主。既然大家都是流氓，流氓間的公共事務怎么解決？那當然只能是民主了。一旦有君子，那君子還為流氓服務，流氓就會不由自主地選擇君子、盲從君子的解釋，甚至接受君子的獨裁，而這就通向奴役社會了。如果要永遠避免這種情況出現(xiàn)，就只能大家都做流氓。

　　進一步追蹤下去，流氓化其實也是唯物化�！坝泻阏哂泻阈摹�，這是比較唯物的，“無恒產而有恒心”，那不就是唯心嗎？其實我在思考，今天這個世界為什么如此流氓化？因為我們過去強調唯物主義太強烈了。只相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那是唯物主義，是科學。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你還相信，那不就是唯心主義嗎？那不就是迷信嗎？過去，茶館里必須高掛“莫談國事”。今天，再也不需要了。因為再也沒有人談國事了。如果有，那一定是小眾，一定是一小群吃飽了飯沒事干的閑人，或者是停留在上一個時代的遺老遺少。今天人唯一相信的就是錢包。錢包以外的，別說是宏大敘事，就連愛情都沒人信了。

　　當然，流氓在法律上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在物質上、社會地位上還是很不平等。有的是大流氓，有的是中流氓，有的是小流氓。有的是文化流氓，有的是學術流氓，有的是政治流氓。由流氓組成的社會，逐漸形成的是流氓文化，流氓學術，流氓政治。正是在這個流氓化的大背景下，思想逐漸成為小眾的奢侈品。也是在這個流氓化的大背景下，體制內的官僚越來越強調服從、統(tǒng)一、標準化。

　　說到這里，實際上我在提出一個令人困惑的悖論。今天社會的流氓化，它的另一面，恰恰是平等、獨立、自由、民主、科學、唯物主義，一整套非常好的理念。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到西方思想的平等、民主、自由這一面的時候，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時候，其實很可能，它的另一面，恰恰是對人性的不信任，人格的流氓化。中國思想一向強調要天下為公，修齊治平，要“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突出君子和小人之分，強調“人為物役、物為心役”之辨，尊崇“天、地、君、親、師”，向往人皆為堯舜。這是中國思想的吸引人之處。但是，它的另一面卻是人格上的不平等，人際關系上的相互依賴，政治上的權威崇拜。

　　我的體會是，自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和西方實際上一直在進行不對稱的比較。中國有一張臉，無論是修齊治平還是禮義廉恥，都強調人格的高尚。西方也有一張臉，那是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科學。但是，中國和西方，還各有各的屁股。西方的屁股是人格流氓化。中國屁股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這兩者是各自思想體系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如果拿中國的屁股跟西方的臉比，怎么比怎么丑陋。如果中國的屁股跟西方的屁股比，就不見得誰更丑陋。臉和臉比，也不見得誰更漂亮。但是，這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用中國的屁股與西方的臉比，就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歷史方位。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一種簡單的社會模式走到另一種簡單的社會模式。

　　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提出這個問題本身也許就是不合適的。因為這將落入“理性的自負”陷阱。但是，回避這個問題，并不等于我們就真是聽從社會的自發(fā)秩序了。事實上，推銷“理性的自負”概念的人，也正是在推銷西方社會模式的人。他們有西方現(xiàn)成社會模式在手，生動豐富，理直氣壯。正如當年的許多知識分子建議向蘇聯(lián)學習，也是生動豐富，理直氣壯。

　　但是，我們真的能那么理直氣壯嗎？真的能那么不假思索，照抄照搬嗎？難道我們不能從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的探索中汲取豐富的經驗教訓，形成新的世界圖景、歷史圖景、社會圖景嗎？我以為，《讀書》的最大意義也許正在于此。它不滿足于西方兩百多年前形成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無論是自由主義史觀還是唯物史觀，它還希望開掘這兩百年的思想和歷史的互動，形成新的更加豐富、真實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不但能夠照亮東方，而且能夠照亮西方，為中華民族，也為世界探索一條新的出路。我主張反思，一層層的反思，不但要反思新自由主義的10年，而且要反思改革開放30年，要反思到1949年，要反思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甚至還要反思到文藝復興時期，直至將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的世界歷史都納入到反思范圍。這樣，我們才能清楚今天的歷史方位，才能抑制社會的流氓化，抑制世界的肉弱強食化，才能避免人類社會的相互戰(zhàn)爭，擺脫資源耗竭、環(huán)境污染的毀滅性前景。

　　所以，在我們迫切需要構建一個新史觀，有一個新的世界圖景的時候，迫切需要像《讀書》這樣的雜志，能夠去逐漸形成一股探討的人氣的時候，《讀書》這個反思平臺，居然又被拆掉了！在這些技術官僚眼里，或許《讀書》就是個讀書人吵吵嚷嚷的廟會，多一個少一個無關緊要，一旦影響了仕途，就可以毫不猶豫地“斬首”！這正如慈禧眼里，北洋艦隊的有無，哪有自己的大壽重要！

　　當然，這些技術官僚只能放慢人類探索的腳步。只要有這個讀者、作者圈在，只要有探索新出路的需求在，新的反思平臺還是會形成的。

　　董炳月：《讀書》事件使我想到了靖國神社

　　下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董炳月先生的會議發(fā)言，根據錄音整理，已經本人審閱。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董炳月：感冒了，本來沒打算發(fā)言，但是，慶東剛才談到“靖國神社”的問題，所以我還是說幾句。他是名人，名人的話如果被人簡單地引用，容易造成誤解。

　　我在東京生活的時間比較長，而慶東剛到東京，又不會日語，所以我?guī)�他去了東京的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地方。其中就有靖國神社。那不是“參拜”，僅僅是“參觀”，或者說叫“看”。看完之后我在出口處的留言簿上用日語寫了幾句話：“謊言太多。你們想一想，為什么這么多的日本軍人要到中國去？為了真正的亞洲和平，你們不要上靖國神社這種宣傳的當”孔慶東也有留言，他寫的是：“為軍國主義而死輕如鴻毛”。而且，我告訴他我當年是如何“褻瀆”靖國神社的。2001年的8月15日，我到靖國神社去采訪（當時我正在東京編報紙），眾人參拜者鞠躬的時候，我居然忘記采訪規(guī)則面對參拜者們站在了神社的中軸線上。那就算是代表“亡靈”們接受參拜了。有點惡作劇。

　　上面的話有點開玩笑的性質，下面談談《讀書》事件吧�！蹲x書》這個刊物呢，對我是有恩的。1999年以來，我已經在上面發(fā)表了大概20篇文章。在《讀書》上發(fā)文章，是有廣告效應的。所以我對編輯葉彤（我的文章都是經過他發(fā)表的）先生說：你們給我發(fā)文章不應該發(fā)稿費，我應該給你們廣告費，因為在《讀書》上發(fā)文章本身具有廣告性質。總之，我對《讀書》很有感情。主編的更替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希望刊物本身不會因此受到太大的影響。不過，我覺得《讀書》不一定因為換了主編，這個話語空間就會徹底改變。各位做具體工作的編輯還在，傳統(tǒng)還會延續(xù)。剛才歐陽江河先生的發(fā)言像是給《讀書》寫碑文，我不能全部接受。

　　從《讀書》的人事問題，我忽然想到了靖國神社。關聯(lián)之處在哪里呢？我從東京回來將近兩個禮拜了�；貋碇�后有兩個比較大的感覺：一個是知識分子是誰我看不清楚。我想，實際上“知識分子”已經消失了，或者說“知識分子”已經變成了無所指的概念。再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問題。國家太大了，個人的生存空間、話語空間受到很大的壓迫。看靖國神社的時候我有一個感觸，就是“國家如此之大”。國家太大了，個人完全被壓抑、被操控，所以有后來的軍國主義災難。當然，我這個說法比較危險�，F(xiàn)在，我覺得，如何把國家的控制縮小一些，如何給個人更大的話語空間，是知識界共同面對的問題。（鼓掌）

　　郭松民：警惕隱性專制　

　　在這個事件出來以后，我想起了前段時間在烏有之鄉(xiāng)書社看了一個電影《春苗》，里邊有一句很著名的臺詞。因為春苗是赤腳醫(yī)生，她要行醫(yī)，結果衛(wèi)生院長就不讓她行醫(yī)，說你沒有處方權。最后春苗就得出一個結論，她說：“這是什么？這是資產階級專了我們的政！”我覺得在《讀書》事件當中，我們就看到了專政的做法。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通過組織人事措施來剝奪發(fā)言權，就屬于專政措施�，F(xiàn)今時代資本在我們社會上起著主導性的力量，然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價值觀改造我們這個世界，而且它這個專制跟過去權力專制是不一樣的，它是隱性的，凡是不符合它的要求，不能為他帶來利潤，或者說違背了他的價值觀，它就用一種商業(yè)化的，或者很專業(yè)的理由，用讓你看不出來的方式把你給搞掉了。對知識界來說，對顯性專制比較警惕的，而且也比較善于反抗、也容易找到反抗的空間，但是對資本的專制沒有辦法。

　　現(xiàn)在媒體界基本上沒有其他聲音，紅色經典出來以后基本上都被閹割掉了，思想界也是這樣，聲音也比較單一，我覺得都跟這個隱性專制有很大關系的。在市場經濟時代，資本基本上是無孔不入，而且力量非常強大，非常有柔韌性，廣延性也非常好，基本上覆蓋一切。在這種情況下尋找獨立思想的空間很困難的。我覺得《讀書》事件我覺得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如果我們能從《讀書》這個事件當中去思考，如何在資本專制的前提下去尋找獨立思想的空間，尋找言論自由的空間，那么《讀書》事件就有了正面的意義。

　�。ㄔ俅伟l(fā)言）我覺得談《讀書》問題，實際上不能不談這次“換帥”的事情，上午有一個老師一直說不要談這個事，但不談這個事，我們今天這么多人為什么要坐在一起呢？因此這個事件是一定要談的，況且這個事件本身也包含了很多信息，有很多社會意義在里邊。

　　什么才是言論自由的最大敵人，我看上午發(fā)言也是有分歧的，一種是認為來自權力，還有一種認為是來自于資本，我更傾向于這兩個因素都有，很多時候是合在一起的�，F(xiàn)在權力在很多時候，是作為資本的工具被使用的。

　　我第一次發(fā)言的時候，使用了一個詞，叫隱性專制，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從2004年“郎咸平”事件以后，在經濟學界一直有非常激烈的爭論，但是我們注意到，實際上主流經濟學家，它這個發(fā)言空間是非常大的，在主流媒體上，他們不僅能連篇累牘地發(fā)表的文章，而且能連篇累牘發(fā)表的接受訪談，但是那些非主流經濟學家，在主流媒體上卻找不到自己發(fā)言的平臺。但是你說這個時候是誰下文件限制了他們？很難說。人家就是不給你提供這樣一個話語平臺，這樣一來，你實際上被壓制了，但是你還找不到反抗的對象。我覺得這對思想自由的打壓，才是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而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讀書》才顯得特立獨行，才顯得非常惹眼。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就比較容易說清楚。比方說像大家過春節(jié)的時候，都要買火車票回去，但是鐵路部門把火車票價格調得很高，然后他告訴你說，如果不愿意坐火車，你可以不回去，你可以不買票，沒人強迫你買票。表面上看，你沒有受到強制，但實際上卻已經被強制了。我覺得這是一種更可怕的專制——用程序正義包裝好的，在規(guī)則平等的口號下，在不損害你消極自由的這種情況下，對獨立思想進行壓制，我覺得這個是非�？膳碌囊粋�現(xiàn)象。在這樣一個情形下，怎么樣維護思想獨立，言論自由，確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話題。

　　強壇老吳：對《讀書》換帥事件、權力與專制自由的評論

　　按照我聽到的介紹，《讀書》屬于發(fā)行量相當不錯的雜志，而且讀者群和作者群都很廣泛，在社會上是有影響力的。這樣一份在當今中國資本化、娛樂化充斥的氛圍中能夠嚴肅認真地思考和批判現(xiàn)實的雜志，為愿意關心國家民族天下的人們打開了一扇窗戶，提供了一個話語平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的一份雜志，突然遭遇換帥風波，讓關心它的人們格外擔心它的前途。

　　有人說這次事件背后是某些自由派“改革精英”在搗鬼，說明他們眼里容不下不同聲音；
有人說這只不過是三聯(lián)書店正常的人事變動，不值得大驚小怪；
還有人說這是公共輿論的體制化、官僚化，表明權力的專制，扼殺言論自由，所以無論左右派平時觀點如何不同，在這個事件中都應該攜起手來表示強烈反對，這樣才能在官方之外保持一些公共輿論平臺。

　　我對《讀書》不太熟悉，也不知道這是怎么一回事，但說到當今要保持人民群眾的批評權，要容許人民群眾發(fā)出不同聲音，那我是舉雙手大力贊成的。只不過，對左右兩派團結起來共同爭取言論自由的呼吁，我認為是天真的想法。因為現(xiàn)時中國的左右兩種勢力，對中國前途的立場和看法完全不同，雙方斗爭激烈，中間根本沒有調和的余地。就好比當年解放戰(zhàn)爭期間，國共兩黨勢不兩立，是兩個中國兩種前途和命運的大決戰(zhàn)，雙方只能靠槍桿子說話。這時候的第三方勢力要么倒向國民黨、要么倒向共產黨；
如果堅持第三方獨立立場就只能在一邊當看客，等待塵埃落定，而不可能從中調和。今天的情況和過去的不同在于，官方是做為‘第三種’勢力，而這個勢力是最強大的，它既可以提攜右邊，也可以提攜左邊；
既可以壓制右邊，也可以壓制左邊。但左右雙方都是各爭各的，自己爭來的絕不肯讓一份給對方，而對對方的打擊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所以團結的基礎是不存在的。

　　特別是對于右翼自由精英來說，手里掌握著主流媒體，有廣闊的周旋余地，一時的打擊傷不了筋骨。但對左派而言就不同了，除了互聯(lián)網（網絡本身也是受管制的，只是自由度稍大一點而已），能掌握的傳統(tǒng)媒體極其有限，能夠有《讀書》這樣有影響力的陣地，彌足珍貴，如今面臨失守的危險，當然要有所表達。這里面，右派恰恰是積極參與對左派話語權圍剿的，此次《讀書》換帥中就算和右翼自由精英沒什么關系，但他們表現(xiàn)出來的幸災樂禍和落井下石，足以激起左翼力量的強烈憤慨。因此在雙方話語權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要求左派為右翼的話語權而斗爭，無異于天方夜譚。

　　錢理群老師說，從去年的《冰點》到今年的《讀書》，說明如果知識分子不團結起來，那么他們的言論自由空間會逐漸被壓縮，我們的社會將變得越來越專制。

　　關于團結的問題，上面已經講了，但有人就會提出，如此則專制將壓倒自由，權力將支配一切，豈不是很可怕么？這就涉及了對自由、專制、限制權力等概念的評價了。

　　坐在書齋里的文人知識分子容易犯一個毛病，就是從概念出發(fā)，而且對概念有一種特殊的道德偏好，就是定義一個概念時先驗地就規(guī)定了它的好壞優(yōu)劣，然后按這樣的定義進行道德批判，于是無往而不勝。但這樣就沒有科學的位置，因為誰不愿意追求美好的事物呢，你不追求好的偏要追求壞的事務，你有病啊，當然該受到批判。因此強國論壇的數(shù)學網友就發(fā)明了‘理工科思維’這一術語，希望對概念的定義盡量是中性的，是不包含道德批判的；
由此，根據實際情況展開科學分析，得出恰當?shù)慕Y論。各方在事實和科學的基礎上進行平等討論和批評，從而避免一方占據道德優(yōu)勢，另一方處于受道德批判的不對等地位的討論。

　　那么，按照理工科思維的方法，我們就可以給民主、自由、獨裁、平等下一個中性的定義（具體的定義不在這里討論），在這樣的定義之下，民主、自由就只是個普通的概念，談不上是什么好概念，同樣，獨裁、專制也談不上是什么壞的概念。這樣我們就有了另外的視角，不是從某件事情是不是民主自由或獨裁專制來評論，而是從實際出發(fā)，看看某件事情究竟代表了什么樣的利益，是不是為人民服務的；
如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就算是專制獨裁我們也應該贊揚，而如果代表資本家、精英利益，反人民利益，則不論多么民主自由也必須批判。

　　當然，有人習慣了從道德、概念出發(fā)，會轉不過這個彎兒來，總是要爭辯，如果是專制獨裁做了好事而我們不反對，你不去限制權力，那它下次就會害人。問題在于權力是不是為人民服務，不在于是采取了專制獨裁的方式還是民主自由的方式（當然，在權力構成上我們主張更多的民主自由），而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有時候可能權力需要擴大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而有時候就需要對權力進行更多限制，這里不存在先驗的主張。我們明明知道民主自由有可能危害人民利益，那么當這樣的情況發(fā)生時，難道我們就因為民主自由是‘好概念’就不去反對？在這里，我們看到了文人知識分子和理工科思維之間的明顯差別。

　　對如何讓權力來為人民服務來說，認為存在一種機制，只要找到這種制度就能夠讓權力為人民服務，這是一種空想，是不切實際的。讓權力為人民服務，是一種實踐過程，在這個實踐過程中，限制權力這樣的概念是不恰當?shù)模瑴蚀_的概念應該是監(jiān)督和批評，也就是毛主席說的，發(fā)揚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也就是說人民群眾有權對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對各種做法提出批評提出反對意見，而黨領導的政府有義務到人民群眾中間接受這樣的批評意見和進行自我批評或自我辯護，通過這種互動的實踐，黨和政府可以不斷提高為人民服務的能力，減少錯誤；
而人民群眾則可以不斷提高監(jiān)督和批評的水平。兩方面的努力，就可以不斷改進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就能夠讓權力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學術 思想 讀書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