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共和國的三次哲學大論戰(zhàn)》，作者蕭島泉。這部書翔實地記錄了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學討論如何被政治化的歷史過程。長期以來，我國歷史上的許多問題成了禁區(qū)，不許人們了解，三次哲學大論戰(zhàn)更是知者寥寥。本書主要以論戰(zhàn)雙方的觀點構成，為讀者提供了許多可以了解那些論戰(zhàn)的歷史真相的寶貴資料。我雖然對那幾次論戰(zhàn)略有所知，但讀了書中記載的那些論戰(zhàn)的篇章之后，仍然不由得感到震驚。掩卷太息之余，思索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三次論戰(zhàn)是中國社會大轉變的哲學反映

　　這三次哲學論戰(zhàn)的主題雖然都是哲學問題，但確實與中國社會的歷史轉變息息相關�；蛘撸�更確切地說，三次大論戰(zhàn)是中國社會面臨大轉折在哲學上的反映。第一次論戰(zhàn)發(fā)生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前后，楊獻珍在1953年和1955年，先后寫出《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問題》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問題》兩篇長文。他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和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由當時存在的五種經濟成分構成，所以被稱為“綜合經濟基礎論”；
另一方的觀點，則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和過渡時期的經濟基礎，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所以被稱為“單一經濟基礎論”。這場當時還只是在馬列學院的少數(shù)教員中進行的爭論，正好發(fā)生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前后，當然不是偶然的。爭論在擴展到社會上后，有人批判楊獻珍的“綜合經濟基礎論”是為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右傾主張”提供理論基礎的，現(xiàn)在看來不無道理。不論楊獻珍主觀上是否意識到，在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堅持“綜合經濟基礎論”，實際上是在理論上繼續(xù)主張新民主主義秩序，與過渡時期總路線唱對臺戲。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第二次論戰(zhàn)是從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這個提法的不同看法引起來的。楊獻珍認為，黑格爾說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把思維與存在等同起來，是唯心主義的命題；
另一種意見認為這是恩格斯肯定了的唯物主義的命題。在馬列學院的教員中，這個問題在五十年代初就有著不同意見，但只有到了大躍進的時候才在社會上引起爭論。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熱氣氛里，楊獻珍經過調查研究，發(fā)現(xiàn)了公社化中的許多嚴重問題，便從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角度，對“共產風”、“浮夸風”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一些反對楊獻珍的人則成了大躍進的吹鼓手，他們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有人甚至斷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在實際上是望不到邊的�！边@些嚴重對立的看法，反映了對當時出現(xiàn)的大轉折的不同態(tài)度。大躍進把中國社會引到災難的邊緣，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本來是為扭轉災難的局面而召開的。彭德懷批評大躍進的萬言書和楊獻珍在會前兩三個月的多次講話，應該是及時的警鐘。當時如果接受他們的批評，對大躍進進行認真的檢查，改弦易轍，中國的局勢就可以扭轉過來。但聽不得批評的毛澤東卻報之以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運動，結果造成了更大的災難。中國社會喪失了一次良好的轉折機會，數(shù)以千萬計的無辜人民死于非命。

　　第三次論戰(zhàn)反映的大轉變開始于1962年。在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為大躍進作了總結，加上一年多來認真貫徹了1960年9月確定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社會逐漸恢復了元氣。無奈毛澤東雖然在會上勉強地承認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但實際上卻心懷不滿，在9月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別有用心地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在全國上下制造了緊張的社會氣氛，扭轉了漸趨緩和穩(wěn)定的社會發(fā)展方向。以此為開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會轉變，反映在哲學問題上，就是“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論戰(zhàn)。

　　楊獻珍在反右傾運動后受了處分，從校長降為副校長，不再過問校政，卻繼續(xù)承擔講課任務。他在1963年和1964年給學生講課時，曾根據(jù)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有關論述和他自己關于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長期思考，提出：“事物既是一分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薄皩α⒔y(tǒng)一規(guī)律也可用合二而一來表述。”高級黨校的兩位教師循著他的思路，寫出《“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對楊獻珍的動向窺測已久的康生很快便向毛澤東反映，毛澤東在6月8日的一次會議上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的吧。”7月10日，他又在接見康生、艾思奇等人時說：“楊獻珍。。。。。。他們出來搞‘合二而一’反對我。”于是，“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對毛主席”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從1964年6月到1965年5月的一年內，全國報刊發(fā)表的批判文章，達380多篇。

　　“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本來都是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表述方式，卻由于分和合的考察角度不同，使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在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會轉折時期，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一分為二強調的是分，是對立面的斗爭，可以成為階級斗爭的哲學根據(jù)。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就是為了在黨內清除異己，制造理論的輿論的準備。楊獻珍恰好在1962年讀到明朝人方以智的《東西均》，從中接受了“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便用它來作為講授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表述方式�！昂隙�而一”有個“合”字，被認為是強調對立面的統(tǒng)一，是主張階級調和的，這就同為階級斗爭服務的“一分為二”發(fā)生沖突了。毛澤東說楊獻珍“搞‘合二而一’反對我”也不無道理，只是楊獻珍自己沒有意識到罷了。

　�。ǘ�）學術討論是怎樣政治化的？

　　三大哲學問題都是可以從容地、自由地進行探討和爭論的學術問題，為什么卻都演化成為互不相容的政治問題，并且使論戰(zhàn)一方遭受到殘酷的鎮(zhèn)壓呢？這里既有三大論題本身包含著被導向政治化的內在因素，也有當政者所掌控的政治形勢的需要，而具有決定意義的，則是論戰(zhàn)的無權一方發(fā)表了有權者無法容忍的觀點，觸動了當權者的最敏感的神經，使他們感受到對方對專制權力的挑戰(zhàn)與威脅。這才不惜動用全部黨機器來圍剿對方。下面就這三個方面，對學術問題政治化的因果關系略加分析。

　　（1）在三個哲學論題中，“綜合經濟基礎論”包含著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否定因素，因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最大。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而“綜合經濟基礎論”卻堅持以五種經濟成分為基礎，當然為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權力所不容。但這個問題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就逐漸淡化了，也不再有表面化的爭論。只是隨著“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的論戰(zhàn)的激化，才被重新提起。因為這兩個爭論問題雖然完全是哲學問題，但正好與當時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稍加引申便可以轉化為政治問題。把反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歪曲為“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再過渡到反對大躍進；
由“合二而一”過渡到對立面的統(tǒng)一，再過渡到階級調和，都是順理成章的延伸。但這種延伸只有在政治權力的干預之下，才能成為事實。

　　（2）隨著“三大改造”的完成，即使是在馬列學院內部，“綜合經濟基礎論”也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卻不同。在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面對彭德懷的“萬言書”，毛澤東惱羞成怒，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把廬山會議從反左扭向反右。楊獻珍在1959年六七月間的三次講話中對大躍進、公社化的批判，比彭德懷的“萬言書”更尖銳，更深刻，自然避免不了會后挨整的命運。他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的見解，被認為是反對“三面紅旗”的哲學工具。這完全是為了適應毛澤東的政治需要而加之于他的。毛澤東從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后，便開始了黨內階級斗爭的新部署，他讓劉少奇去主導“四清”，文革開始后又聽任劉少奇派出工作組，都是欲擒故縱的權術。為了把黨內斗爭引向高潮，清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處心積慮，一步一步地點起了文化界的批判火炬，為文化大革命做好理論的輿論的準備。1966年6月初出版的《紅旗》雜志發(fā)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是這樣概括這兩次哲學論戰(zhàn)的：“在哲學界，楊獻珍大肆宣傳否認思維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謬論，來打擊工農兵群眾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來反對大躍進。接著，楊獻珍又拋出‘合二而一論’，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極端反動路線，提供哲學‘根據(jù)’�！薄八麄兇蛑�‘紅旗‘反紅旗，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边@篇社論既是為文化大革命進行輿論準備的總結，也是進一步推進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可見，“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這兩個哲學問題的論戰(zhàn)，完全是為了準備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導引到政治領域的。

　　(3)三大論戰(zhàn)政治化的更為重要的因素，在于楊獻珍在1959年六七月間的講話觸怒了毛澤東。慣于揣摸圣意的康生甚至危言聳聽地煽動：“廬山會議期間，楊獻珍和彭德懷一文一武，一個在山下，一個在山上，相互配合，向黨進攻。”

　　楊獻珍是怎樣“向黨進攻”的呢？請看他是怎么說的：

　　“‘共產風’實際上就是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初期，在歐洲一度流行過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潮的中國形式，它的主要特點是絕對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薄坝迷�始共產主義來消滅私有制，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倒退，。。。。。。原始共產主義不過是掛著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個表現(xiàn)形式。”這就不僅批判了大躍進、共產風，而且連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也從根本上被他否定掉了。

　　“去年有的地方把共產主義說成是‘除了一雙筷子一個碗是自己的，其余的東西都是公家的’。這是什么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因為叫花子還有一條打狗棍嘛！”對于想趕在蘇聯(lián)前面實行共產主義的毛澤東，這是多么強烈的嘲諷。

　　楊獻珍還揭露了大躍進中的一些唯意志論的典型例子，如：1、有一個被稱為“哲學之鄉(xiāng)”的村子，大辦鋼鐵時竟提出“超鞍鋼，超美國，超蘇聯(lián)”的口號。2、有的地方居然提出：“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干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于群眾臉上無光”。3、有個地方提出“三天掃除文盲”；
還有一個地方設了一個火箭師范學校，據(jù)說要“苦戰(zhàn)半月，初中畢業(yè)，再苦戰(zhàn)半月，高中畢業(yè)”，“七天學完全部數(shù)學”，“十天學完三年課程，考試門門五分”。楊獻珍說：“搞形而上學到了這般地步，不出大亂子，勢無天理�！薄皞�人搞唯心主義，個人就要倒霉，全黨搞唯心主義，黨就要垮臺�！边@些警告，無疑會激怒大躍進的發(fā)動者。

　　最致命的，是楊獻珍的所謂“現(xiàn)實主義百分之一，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的俏皮話。他說，有一個內部刊物登載了一則消息，“說某省制定當年的鋼鐵生產計劃，原定鋼的生產額為五百萬噸，鋼材為二百萬噸，不知道制定計劃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聰明起來，感到這個計劃實現(xiàn)不了，于是又從事削減。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削減，最后定為鋼五萬噸，鋼材二萬噸。”過了不久，楊獻珍聽高級黨校下放該省的干部反映，他們向省委辭行時，省委第一書記要下放干部對他們的工作提出意見，并說：“我們的缺點很多，就是浪漫主義多了一點兒�！睏瞰I珍聽了后，不假思索便脫口而出地笑著說：“他太謙虛了，不是只多了一點兒，他們的浪漫主義可以用百分比算出來，他們的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現(xiàn)實主義百分之一�！边@話被康生知道后，他如獲至寶，趕緊去告訴毛澤東。毛澤東當然很反感，他對周揚說：“楊獻珍說的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現(xiàn)實主義百分之一，是反對我的�！北幻珴蓶|一再地認為楊獻珍在反對他，這就是楊獻珍不得不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三）權力意志決定論和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矛盾

　　本書全文引錄了一篇發(fā)表于1980年9月陜西省《人文》雜志上的文章，題目是《再論哲學上兩條路線的斗爭》。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概念：權力意志決定論。文章認為，林彪、四人幫的唯心主義哲學的主要特征，“是帶有宗教色彩的權力意志決定論”。我很欣賞這個說法。這比唯意志論更能表現(xiàn)出那個時期的指導思想的哲學特征。但作者把它說成是林彪、四人幫的哲學的主要特征，卻是不準確的。是誰憑藉自己所掌握的無限權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整個社會，扭轉了中國社會的走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是林彪、四人幫，而是毛澤東。江青在審判她的法庭上理直氣壯地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江青如此，四人幫的其他人和林彪何嘗不是如此。他們曾經權傾朝野，但他們的權力是毛澤東給的。他們的意志只能服從毛澤東的意志，否則就有喪失權力的危險；
只有在符合于毛澤東的意志的前提下，他們的意志才能有所決定。所以，他們可以是權力意志決定論的鼓吹者、宣揚者，卻不是權力意志決定論的代表者和真正主體，有資格充當權力意志決定論的主體和代表者的，只有毛澤東。權力意志決定論是毛澤東哲學的主要特征。

　　權力意志決定論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權力和意志都屬于上層建筑，只有在符合于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符合于歷史進步的要求，從客觀實際出發(fā)，才能作出正確的決定，發(fā)揮積極的作用。所以，權力意志的作用應當受制于社會物質條件，受制于客觀環(huán)境。而權力意志決定論則意味著可以任憑意志天馬行空，為所欲為，不受任何制約。權力意志決定論的主體和實踐者，是掌握了政治權力的唯意志論者，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志行事，結果只能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從批判《武訓傳》，推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直到文化大革命，哪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沒有打上權力意志決定論的標記？這篇文章的作者在權力意志決定論的前面加上“帶有宗教色彩”的修飾語，就更具中國特色了。毛澤東所憑藉的，不但是無限的權力，而且仰賴著多年的宣傳教育所形成的個人崇拜，使人們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權力意志的決定，他指向哪里，人們就跟到哪里，無怨無悔地甘受驅策。這就使他的權力意志決定論無孔不入，無遠弗屆，在整個中華大地上，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這是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

　　作為哲學概念，權力意志決定論和唯意志論的區(qū)別在于：唯意志論在任何社會都有產生與存在的土壤，權力意志決定論則只能產生于、適應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在奴隸社會和封建專制社會里，君主掌握著絕對的政治權力，有生殺予奪之大權，沒有任何權力可以限制他。不受制約的權力使他的意志可以暢行無阻。而進入近代資本主義的文明社會后，隨著三權分立等制衡機制的確立，國家權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一黨，而是分屬不同機構，并且相互之間存在著彼此制約的功能。這就消除了權力意志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條件，使權力意志決定論喪失了產生與存在的土壤。根據(jù)權力意志決定論在我國的存在與橫行，我們不難作出正確的判斷，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來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什么性質的社會。

　　就三次哲學大論戰(zhàn)來說，如果把問題僅僅限制在哲學范圍的話，我們不妨說，論戰(zhàn)反映了唯物主義反映論與權力意志決定論的矛盾與斗爭。在這三次論戰(zhàn)中，“綜合經濟基礎論”反映了從新民主主義實際出發(fā)的思想路線，“單一經濟基礎論”則是明顯地體現(xiàn)著為過渡時期總路線服務的特征，而過渡時期總路線正是權力意志強加于社會的；
“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被導向思維和意識萬能論，無限夸大主觀能動性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成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的唯心主義唯意志論的根據(jù)；
“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從對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的不同表述，發(fā)展為贊成還是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分歧，“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是權力意志決定論的產物。我們從哲學斗爭的角度來思考，就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三次大論戰(zhàn)實際上是唯物主義反映論對權力意志決定論的挑戰(zhàn)（雖然楊獻珍未必意識到這一點），更可以明顯地看到權力意志決定論對唯物主義反映論的打擊與壓制。由于矛盾的一方握有無限強大的政治權力，斗爭從一開始就具有一面倒的形勢。正是由于政治權力的介入，把哲學觀點的分歧提高到政治立場上來，才使得這些學術問題轉化成為政治問題，使學術討論轉化成為政治斗爭，并把堅持唯物主義反映論的一方推到被告席上。

　　（四）值得記取的教訓

　　三次哲學論戰(zhàn)被人為地政治化的結果，不僅使楊獻珍身陷囹圄，備受折磨，而且所有支持他的觀點的人也無一幸免，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凌辱，有的被捕判刑，有的懷冤自殺，更駭人聽聞的是江蘇的一位解放軍戰(zhàn)士陳波的不幸下場。他原來是部隊的特技射手，連續(xù)5年被評為“五好戰(zhàn)士”，而且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僅僅因為他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最后竟被凌遲處死。這是多么令人發(fā)指的暴行！我們必須記取這些血的教訓，無論如何要避免今后再發(fā)生這樣的冤案。

　　從這三次大論戰(zhàn)中，我認為至少應當吸取以下四點教訓：

　�。�1）徹底批判權力意志決定論。這個中國特色的主觀唯心主義指導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只依靠權力和個人意志來辦事，拋棄憲法和法律，無視群眾利益，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建國以來，以權力意志決定論為哲學指導的政治運動和專制主義決策，給我們中華民族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失。改革開放后，由于沒有接受應有的教訓，繼續(xù)任憑權力意志決定論逞威作祟，竟又發(fā)生兩任總書記含冤下臺、鎮(zhèn)壓民主運動血流長街等完全不該發(fā)生的悲劇。直到今天，仍有許多地方和單位的領導人熱中于權力意志決定論，遍布各地的“政績工程”，就是最典型的標本。因此，我們必須認真總結迄今為止的教訓，建立權力制衡、依法辦事的民主政治，杜絕權力意志發(fā)酵，以免再釀苦果。

　�。�2）實現(xiàn)憲法規(guī)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總結教訓的必不可少的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五十多年，有著太多的教訓需要總結，僅僅依靠官方的會議和機構，是絕對不可能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的，只有全黨全民都來參與討論、總結，大家用畢生的體驗來進行自由的探討，才能獲得應有的教訓�？墒牵�長期以來，有關部門堅持文化專制主義，封鎖消息，遍設禁區(qū)，使無比豐富的歷史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都成為不可逾越的雷區(qū)，這種違背憲法的倒行逆施，嚴重地限制了人民群眾的自由權利，堵塞了總結教訓的通道。一個自我封閉、封鎖歷史、不能從歷史過失中取得有益教訓的民族，是不會有輝煌前途的，我們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

　　（3）理論界和所有知識分子，都應當繼承、發(fā)揚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要隨著權力意志的指揮棒起舞。在三次哲學大論戰(zhàn)中，有許多哲學工作者，包括有些我很敬重的同志，也跟權追風，參與了對楊獻珍的圍剿。這雖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不承認是一個沉痛的教訓。李銳老在為本書所寫的序言里說得好，“一些所謂哲學家們總是喜好迎合政治形勢的需要，從哲學的角度去圖解、印證當政者發(fā)出的政策和指令，而不顧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和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逼鋵崳�“圖解、印證當政者發(fā)出的政策和指令”的，豈止是哲學家，多少熱中于追名逐利的知識分子，都把這種可恥的做法，看做是加官進爵的捷徑。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但連自己的良心都沒有了的知識分子，怎么能成為社會的良心呢？應該敲起警鐘，喚醒這些知識分子的良心，促使他們關心并重視歷史的教訓，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積極力量。

　　（4）開放歷史檔案。要探討歷史問題，總結歷史教訓，一個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是展示歷史真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為此，有步驟地開放檔案是十分必要的。執(zhí)政黨應該以坦然的心態(tài)面對歷史。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多年來，既有光輝的業(yè)績和高尚的記錄，也有不光彩的行徑和丑陋的遺存。只展露輝煌高尚的一面，掩蓋不光彩的丑陋的一面，絕不是一個光明正大的政黨所應有的態(tài)度。我們應該看到，歷史是極為豐富的寶藏，過去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但只要我們能夠正視歷史，接受教訓，就可以把錯誤和損失轉化為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需要公開歷史檔案，讓全國人民了解歷史真相，共同探討其中的教訓。這是保證中華民族健康發(fā)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

　　《共和國的三次哲學大論戰(zhàn)》一書的出版是很有價值、很有意義的。雖然由于作者與論戰(zhàn)一方的主角楊獻珍有著密切的關系（作者曾多年擔任楊獻珍的秘書），因而在某些問題的論述上不無偏頗，但難能可貴的是他正是憑藉這個特殊身份，才能為我們提供這么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希望讀者在了解當年的學術討論如何轉化為政治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其中的教訓，從中獲取有益的知識。

　　2007年8月29日初稿，9月10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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