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七·七”事變，1937年暑假后我到武漢大學外文系借讀。在方重教授的“英國文學史”課堂上，有幸與一位名副其實的美人葉瓊同班。她是我當時戀人、后來妻子周世英的中學同學，大約低周世英兩年級，在校時兩人不相識。此刻，她雖為人非常低調(diào)，沉默寡言，但形象極其出眾，全校聞名。每有公共活動，比如球賽、講演等，只要她到場，在場的群眾就不注意聽講、看球賽，只是看她。她當時有個男朋友，名叫林守正，也是一表人才，和她相配。他們倆常在一起，同學們都很羨慕。后來，林守正忽然不見了。大家傳說他是個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員，為了黨的事業(yè)，為了抗日救國，離開了如花似玉、相親相愛的女友，服從組織分配，到新四軍去工作了。我當時雖不大理解，也無意于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但暗地里對林守正的這種犧牲精神，是十分欽佩的，對葉瓊是很同情的。

　　1938年初，武漢大學遷往四川樂山后，葉瓊去了樂山。后來聽說，她美麗動人的形象，日益聲名遠播，仰慕她的男士極多。特別是1941年林守正在皖南事變中犧牲后，追求她的人，更是絡繹不絕。但是，她卻是“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總是無動于衷。1940年下半年，她在四川長壽縣國立第十二中學教書時，有個國家藍球隊隊員坐飛機去向她求愛，也未能打動她的芳心。1941年，她調(diào)到重慶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工作。該局局長程海峰是我清華學長，我因工作關系與之相識，還有一位與我相熟的清華社會學系畢業(yè)同學在該局任職，所以我常去該局辦事訪友。這樣，別來近4年的同班同學又見面了，而且熟識了。

　　這時，我已和周世英結婚，也結識了周世英這位老同學。她雖明艷不減當年，卻仍是孑然一身，令男士們有鏡花水月之感。

　　1944年底我赴美留學后，直到1947年9月我到武漢大學教書時，才又見到了她。據(jù)傳說，她曾嫁給一位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兩人共同生活不久，那位飛行員便在抗日戰(zhàn)爭中犧牲了。當時，她也在武漢大學任教，住在一個親戚家里，年約30，風韻如昔，依然單身，使得不少男士憐香惜玉。1947年冬，我在學校尚未分得家屬住房，一個人住在珞珈山一座名為半山廬的單身教授宿舍里。有一天大雪，晚飯后我們幾位教授一面玩橋牌，一面聊天，不知怎么忽然聊到她了。震于她的美貌和盛名，有人提議去訪問她，美其名曰“踏雪尋梅”�？上У氖�，當我們冒著大雪摸到她寄住的親戚家時，她的親戚、一位教法語的女教授對我們說：“非常對不起各位，葉瓊已經(jīng)就寢了�！钡诙�天，葉瓊打電話給我，說是將到半山廬來回拜。于是，我燒了一盆紅紅的炭火，泡了上好的龍井茶等著。她來了以后，我把昨夜一同拜訪她幾位朋友請來，圍坐在火盆周圍，一面品茗，一面論文談詩，大家興趣盎然，渾不覺時光之易逝。她辭別時，尚是單身的吳于廑教授主動陪我一同送她。望著她逐漸遠去的身影，吳于廑用英語笑向我說：She is awfullynice!(她真是異常地漂亮!)

　　這次會見后，1948年我除上課外，一直忙于寫作；
1949年頭幾個月，我又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地下活動，再也沒有閑情逸致，也未和她來往。1949年5月武漢解放前夕，不知什么原故，她卻離開珞珈山，跑到張家口的一個中等專業(yè)學校教書去了。此后30余年，緣慳一面。直到1980年代初，才聽說她來到了武昌華中理工大學。我想，大約是當時這所大學的校長朱九思，是1937年她和林守正的舊友的原故。1982年4月1日，我曾抽空去她家拜訪，她當時年齡不過65左右，但從她的容貌、體態(tài)、衣著、家庭陳設等等方面看來，她似曾飽經(jīng)風霜，再也看不出當年光彩照人的影子，令人有美人遲暮、老境不盡如人意之感。不久，她曾來我家回訪，惜值我外出，無緣最后一面。再過兩三年，就聽說她悄悄地走了。

　　我常常想，葉瓊這位友人，真可謂天生尤物。要不是她一生總是低調(diào)做人，她的一生是不應該這樣度過的，是不應該這樣獨自飄零、默默無聞地離開人世的。她好像一朵不同凡響的牡丹花，以其天香國色近悅遠來，予廣大人群以美的享受。待三春一過，她就孤獨飄零，自墮塵土，無人過問，令人十分惋惜。同時，我和她是萍水相逢，君子之交淡如水，從未互傾情愫，對她的一生，也留下許多懸念。

　　2007年5月29日改舊作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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