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朋友閑談，他問我，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經(jīng)濟方面不說，使你體會最深的變化是什么？我一時語塞，因為還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他說：就是沒有政治運動和整人了。

　　仔細一想，他說的未嘗沒有道理。我們是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真慶幸自己還能活到今天。整天的運動，斗自己、斗他人，各種的學習班、批判會、游行、示威、貼標語、喊口號、上山下鄉(xiāng)、憶苦思甜、早請示晚匯報……你哪怕在一個事情上稍不留心，出了紕漏，你這一生就交代了，不是丟掉了性命就是甭想再抬起頭做人了。

　　我被發(fā)配到鄉(xiāng)下教書是在林彪出事后一年，當?shù)乩蠋熅透嬖V我這樣一件事。說縣文化館里有一個搞美術的，二十五六歲。有一天他和一位好朋友說：“我看林彪長得尖嘴猴腮的，毛主席怎么選他當接班人，肯定是個奸臣。”他被同事告發(fā)了，被判了死刑，就在林彪摔死的前一年，被槍斃了，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兩個幼年的孩子。后來給平反了，給他妻子和兩個孩子最大的補償就是轉成了非農(nóng)業(yè)人口，妻子被安排到縣棉紡廠上班。但人死不能復生，大家一齊感嘆要是晚斃兩年就好了……。

　　全縣教師開會，我認識了一位姓劉的語文老師。他總是低垂著頭，眼圈紅紅的，說話從來不敢高聲，嚅囁著。后來才知道，從前他愛寫些寓言之類的小文章，能在報紙屁股上發(fā)發(fā)，也就成了縣里的教師中的名人。鬼使神差不知為什么就寫了一篇《太陽的黑子》，被抓進監(jiān)獄，判了十七年，說是影射毛主席。我見到他的時候是被提前釋放的，但已經(jīng)坐滿了八年，妻子改嫁了，一雙兒女送給父母撫養(yǎng)，但養(yǎng)不起，又都送給了別人。后來老父母經(jīng)受不住打擊，沒有等到他出獄，就先后去世了。他雖然結束了勞改，但已經(jīng)是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了。

　　有一天，教學組里突然來了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nóng)民，滿臉滄桑，衣衫藍縷。他自我介紹說是剛被摘掉右派帽子，落實政策又回來教書的。當他得知我是北京人時，一下子就好像他鄉(xiāng)遇故知一樣，向我訴說了幾十年的不幸遭遇。原來五十年代他曾在北京順義縣教小學，被打成右派后，磚窯、農(nóng)場幾經(jīng)輾轉，后來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本以為家鄉(xiāng)的人會善待他一下，沒想到，什么運動都跑不掉被揪斗的命運。他說，我自己現(xiàn)在都不知道能認識幾個字了，再看看我這付樣子，怎么還能上講臺呢。過了不久他就辦了退休手續(xù)，又回家去了。他給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說有一年臨近過年，家里連一塊錢也沒有，也沒有可以變賣的東西，他就去走村串戶給人家清掃鴿籠（當?shù)赜叙B(yǎng)鴿子的風俗），收集點鴿子糞，賣給種子站，得了兩塊錢。兩塊錢全家四口人過了一個年。當然作為右派分子，他的悲慘遭遇，是不被別人同情的，越悲慘，別人才越解恨，那叫階級立場鮮明。

　　毛澤東之后重新出來工作的領導人，從前都吃過在運動中挨整的苦頭，所以發(fā)誓今后再也不搞運動整人了，并且還為以前受到運動迫害的人平了反。這是從國際共運史和中國現(xiàn)實中總結出來的血的教訓。

　　眾所周知，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掀開了斯大林統(tǒng)治時期不為人知的黑暗的一頁�，F(xiàn)在說出來，還叫人毛骨悚然。列寧去世前，蘇共十一大選出的26名政治局委員，有17人被斯大林殺害和流放。從1919年——1935年，蘇共先后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有29人被處死和暗殺掉了，其中包括和列寧并肩戰(zhàn)斗過的、開國領袖，只有捷爾仁斯基病死之外，一個沒有剩下。蘇共17大代表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和處決，選舉出來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后補委員，有87人被捕和被處決。1990年1月原蘇聯(lián)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皮羅日夫曾透露，從1930年——1953年，斯大林掌權時期全國有377萬多人受到政治迫害，有78萬多人被槍殺；
中國經(jīng)歷的反右、拔白旗、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只有反右公布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數(shù)是55萬，其余人數(shù)不詳。可是全國受到政治迫害的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臭老九們，連同受株連的親屬們大概絕對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其他的曾實行過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也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歷史，有些至今依然如故。

　　政治斗爭，有勝有敗，失敗了，就下臺。“道不同，不相為謀”，因為政治理念不一樣，下臺，這可以理解，但完全沒有必要殺人，也沒有必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更不應株連九族，讓他們的子弟親屬成為社會的賤民，永遠抬不起頭，做不得人。

　　當然，這是我們今天的想法。是因為我們看到了并理解了一個參照系——與我們的歷史完全不同的權力產(chǎn)生和運作方式，那就是可以不訴諸陰謀、暴力和不流血而實現(xiàn)的權力轉換和權力交接。一切都擺到陽光下，讓民眾做出選擇。當這個機制運轉起來，權力就真正體現(xiàn)為民選、民有、民治、民享，無論上臺執(zhí)政，還是下臺為民，都變成了平常的事情，像穿衣吃飯一樣。人民不會因為發(fā)表不同意見而必然掉頭和坐牢了，政治家的生死去留也不會成為撼動整個社會的大事變。這對個人和國家何嘗不都是一種幸福？

　　通過百家講壇給我們不斷講述的從前的歷史和宮廷斗爭故事，不管講述者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中國以往的歷史其實都在驗證這樣一條真理：用強力獲取權力，必然用強力來維護，圍繞著奪權和維權所展開的無窮盡的陰謀、殺戮，其實都是一個必然而然的規(guī)律在發(fā)揮作用。人只要在這樣一部運轉的機器中生存，個人的所作所為，其實就由不得個人了，只有兩種選擇：或為魚肉，或為刀俎。逃脫這一規(guī)律的唯一道路，就是改變規(guī)律發(fā)揮作用的條件，即改變制度。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像許多自然規(guī)律一樣，是一定條件約束下的產(chǎn)物，要想使一個規(guī)律不發(fā)生作用，就必須改變規(guī)律存在的條件。

　　什么是社會文明的進步？簡單地說就是：一方面是物質東西的不斷豐富，使人的生存景況日益改善；
隨之而來的另一方面就是人身上的獸性不斷被克服、人性增加。人是從動物進化來的，動物所具有的不擇手段的生存競爭天性在人身上也是同樣存在的，只是由于物質生存資料的不斷豐富，才使得這個動物性被逐漸拋棄。于是文明就呈現(xiàn)了一個由低向高，呈階梯狀的發(fā)展進程。奴隸社會的殺殉制度，對于奴隸社會的人而言，視為當然，但對于封建社會的大多數(shù)人來講已難于接受；
封建社會的宗法制度、專權、等級觀念、官本位，對于那個社會的人而言，也被視為天經(jīng)地義，但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人來講也會不理解。從甲古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象形文字：比如有人坐在另一個人的背上，有人騎在另一個人的頭上，有的被繩索栓住脖子，有的人被枷住雙手，有的被割去鼻子，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被火燒死，有的被活埋，有人被砍去頭顱，還有被凌遲、碎解的字樣等等。這就是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真實寫照。我們今天再發(fā)生類似的事情，一定會激起公憤，群起而討之。為什么？因為今天的人性已經(jīng)進展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就連戰(zhàn)俘都有了保護戰(zhàn)俘的國際公約，罪犯也有了保護罪犯權益的法律規(guī)定，中國的法學家們也在呼吁要廢除死刑，等等。

　　所以中國走向政治寬容，也是時代的進步使然，是歷史發(fā)展的大趨勢。當然，這個趨勢可能會因為某些個人原因加速或延遲，但其目標是定了的。可是我在網(wǎng)上還經(jīng)�？吹侥切�為斯大林辯護和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人的各種議論，百思不得其解。這究竟是一些什么樣的人呢？是根本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青年？還是在那個時代就以整人為樂事的打手和干將？如果是不知情的青年人，倒是情有可原。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別人再怎么說，也無法體會。就像歷史學家再怎么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我們也憤怒不起來，因為我們自己或親人沒有在被“坑”之列�？墒侨绻�真讓我們換位思考一下——我們不是整天叫人要換位思考嗎？——你就是文革、反右等運動中一個蒙難者，你還會認為那些人該殺，是“革命”不可避免的，是什么僅僅的一個“擴大化的錯誤”就能原諒的嗎？

　　當然，如果就是那個時代以整人為樂事的打手和干將，還懷念那個時代，我就無話可說了。因為今天的社會確實找不到像當年那樣只要戴上一頂紅帽子，就可以有機會給他人羅織罪名，栽贓陷害，或者私設公堂，濫發(fā)淫威，草菅人命了。他們借運動整人獲得升遷和得到感官享受的機會沒有了，感到了寂寞，感到了無聊，所以才懷念那個時代，才罵所有不讓忘記從前那段歷史的人。

　　鄧小平引領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使我們知道了世界——和從前被告知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胡錦濤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使國人不得不思考，我們怎樣才能構建一個和偕的社會？是像我們有些媒體所希望的那樣復制貞觀之治呢，還是追慕康雍乾盛世呢？其實那都不是和諧社會的樣板，要是和諧社會的話，就沒有安史之亂和太平天國了。所以真正的和諧社會的建設必須要對我們社會所處文明階段進行評估，根據(jù)評估的結果，然后將其安放到現(xiàn)代文明的基礎之上。沒有了政治運動，沒有了整人這還不夠，這還是恩賜政治，是開明領袖的個人許諾，將來的人會有各種理由將其延續(xù)或否定，只有沒有了絕對權力，沒有了非法奪權和維權的爭斗，我們最終才能走向和諧的軌道。

　　20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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