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有許多文獻在探討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并質詢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在其他的社會科學中是罕見的一種現象，因為我們很少聽到有學者探討法學或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熊彼特（Schumpeter, 1883-1950） 在他的曠世巨著《經濟分析史》的第一卷的開篇中，就試圖為這個問題尋求一個答案，盡管這個答案在我看來也是語焉未詳，頗有些不得要領。熊彼特認為，假如將科學解釋為“使用與數理物理學相類似的方法”的學科的話，那么經濟學只有很可憐的一部分帶有數理、計量或者統(tǒng)計意義的領域可以算作科學。為了使經濟學可以進入所謂科學的殿堂，熊彼特放寬了科學的定義，即認為科學從廣泛的含義上來說，就是“任何一門知識，是人們努力加以完善的對象”，或者換句話說，“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fā)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盵①]這個寬泛的定義所具有的包容性，連熊彼特本人都承認，甚至可以將巫術也包含在內。盡管這種定義有過于寬泛的嫌疑，但是，將經濟學定位為一種“知識”確是帶有啟示性的行動。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經濟學的“科學”性質與“知識”定位并不是相互同一的，知識所涵蓋的范疇的廣闊程度，幾乎可以將人類自有史以來所進行的全部活動的總和囊括其中，這些知識中包含著大量與我們所理解的“科學”相抵牾的性質和內容。而經濟學的“知識”定位的啟發(fā)意義在于，經濟學的研究與自然科學這種純粹科學的研究有著本質上的區(qū)分，而將經濟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的研究等同起來的“經濟學科學主義”的傾向，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是福音，它甚至會對經濟學的真正發(fā)展起到某種誤導的作用。

　　純粹科學具有明確的可觀察性和可重復試驗性。在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中，盡管有些微觀的帶有統(tǒng)計意義上的觀察經常被應用到研究中來，也有經濟學家從對經濟現象的統(tǒng)計中得到某些重要的結論或者定律，但是科學卻不是這些事實本身，事實并不構成科學，構成科學的是對于事實的闡釋與解析，正如蘋果落地并不是科學，真正的科學是對于蘋果落地的萬有引力解釋。瑞典著名的經濟學家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 1898-1987）也在一本對于“經濟學主流”的尖銳批判的論文集中談到這個話題。1974年，繆爾達爾和哈耶克（F. A. Hayek）因為“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同時由于他們對經濟的、社會的和制度的內在依賴性的精辟分析”，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他們諾貝爾經濟學獎�？姞栠_爾的研究興趣在20世紀40年代之后轉向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經濟學主流中“唯科學主義”的傾向多有批評。他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真正重大的差別在于，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永遠也得不到常數和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則——即在我們的社會領域中，對事實以及事實和事實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質的宇宙間的事實和事實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而且變化多端并充滿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社會學科所研究的問題是關于人的行為的問題，而人的行為，不象自然物質一樣具有永恒不變的性質，人的行為有賴于并取決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條件和組織機構成的錯綜復雜的復合體；
人類的行為現象表現為不同的、千變萬化的可變性與僵化的東西的各種組合，因而即使是在時間的某一點上和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這些現象確實是甚至難以把它們作為事實而定義、觀察和衡量的[②]。這種觀點很容易被經濟學說史中的許多事例所證明。（經濟增長要素分析，《高級宏觀經濟學》，羅默）

　　自然科學所具有的在時間上的知識累積性使得自然科學的進步很容易覺察到，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從已經被證明為真實和科學的發(fā)現中直接獲得他們在當下的研究中所需要的知識，除非在特殊的情形下，這些知識不需要經過再次同樣的研究程序所證實或者證偽。但是經濟學的歷史發(fā)展卻充滿各種紛紜的難以判斷的意見與觀點，這些紛紜的理論產生兩個主要的后果，這兩個后果使得經濟學的情形與純粹自然科學形成鮮明對比。一個后果是，經濟學知識并不是以嚴格的累積的形態(tài)進展的，經濟學說的歷史中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理論反復，在一個階段往往已經被證明錯誤或者荒謬的理論在某一個適宜的階段又被重新發(fā)現并奉為真理。歷史條件、經濟形態(tài)、國家地域特征和文化傳統(tǒng)上的路徑依賴都導致完全否定或者完全肯定一種經濟學理論都是危險的事情。

　　經濟學中的“革命”（revolution）和“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不斷循環(huán)上演的事實，以及許多經濟學家在討論宏觀經濟學歷史時都曾不厭其煩地頻繁使用諸如“革命”與“反革命”的術語的現象[③]，暗示著經濟學說的發(fā)展與純粹科學的發(fā)展存在著根本的區(qū)分�，F代宏觀經濟學從凱恩斯（J. M. Keynes, ）開始它的曲折坎坷的故事，充滿對舊的謬誤的革命與假革命和由此帶來的新的謬誤。凱恩斯主義實現了它對于根深蒂固的古典宏觀經濟學信仰的革命，但是20世紀50年代之后，這種牢固不移的新信仰迅速成為過時的談資，以希克斯（John Hicks）、漢森（Alvin Hanson）以及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發(fā)展了一整套的方法（尤其以IS-LM模型為代表），試圖調和日漸遭受抨擊的凱恩斯主義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分歧。然而對于象托賓（J. Tobin）這樣的稱自己為“永不放棄”的“老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學家而言，堅守《通論》（Keynes, 1936年）中所闡述的思想精髓從而反對形形色色的“古典的反革命”，仍舊是他們的使命[④]。但是新古典綜合派的統(tǒng)治并沒有維持多久，由于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帶來的對于“滯脹”的解釋乏力，新古典綜合派遭受了來自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和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的猛烈抨擊，菲利普斯曲線和新古典綜合派的嚴重缺陷被有力地揭示。但是宏觀經濟學的故事并沒有結束，一些新興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和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s）等松散的學術聯盟又在謀求對經濟學的新的“革命”或“假革命”或“復辟式的反革命”。

　　經濟學歧見紛紜的另一個后果是經濟學知識的累積比我們想象的要緩慢得多并且缺乏基本的共識。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的開篇中說：“必須承認，經濟學構成一種特殊困難的情形，因為在這門學科中，相對于其他任何學科而言，普通常識比我們能夠累積的科學知識要走得遠多了”[⑤]，這種評價讓許多經濟學的研究者感到沮喪和抑郁，尤其在他們發(fā)現熊彼特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的時候。有些學者嘲諷經濟學說，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并且我們認為正確的，往往就是我們憑借常識就已經知道的；
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并且我們憑借常識不知道的，則往往就是將被證明是錯誤的。經濟學中存在的共識比其他社會學科要少得多，這種情形是與自然科學無法并提的。在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經濟學的方法論、市場出清假說、就業(yè)與產出以及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經濟增長的要素、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市場與國家的作用等方面，經濟學還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斯諾登（B. Snowdon）等人也說道：

　　“使公眾感到不平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在一個包括 n個經濟學家的小組中，很可能出現至少n+1種意見。這可以追溯到凱恩斯，他常常被指責同時持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見。有人嘲笑說，即使歷史上出現過的經濟學家全都集中到一起，依然不會得到一個能夠簡明地反映現狀的結論�！盵⑥]

　　200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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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導論與計劃，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

　　[②] （瑞典）岡納·繆爾達爾：《反潮流：經濟學批判論文集》，第七章《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如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2年。

　　[③] 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文：《與經濟學大師對話—闡釋現代宏觀經濟學》，中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④] Tobin, J.(1996), Full Employment and Growth: Further Keynesian Essays on Polic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⑤]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導論與計劃，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

　　[⑥] （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文，彼得·溫納齊克：《現代宏觀經濟學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較研究引論》，商務印書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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