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大看電視、報紙，四月間巴黎“火炬事件”發(fā)生時只聽到些傳言，并未在意。直到去學校上課，見宿舍樓窗口國旗遍布，才覺得勢態(tài)嚴重。

　　剛上講臺，便被學生們將了一軍：怎樣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法國人與這次火炬事件？人類學本科開的這門“世界民族志——法國社會與文化”已近尾聲，同學們對人類學方法、對法國已有不少了解，想聽聽在法國生活了20余年的老師的高見，也想看看人類學究竟有沒有實際用處。于是那一晚便成了一堂討論課。

　　不管其定義如何晦澀，人類學就是要學會使用“他者”的眼光，通過觀察某社會中居民的生活細節(jié)，來理解對方，更為了理解自己，從而消除可能的文化偏見與沖突。那么試試用法國人的眼睛來看火炬事件的前因后果。

　　先看看西藏。十年前，東北某畫家朋友在巴黎舉辦“西藏攝影展”，有這樣的題目，開幕式上當然人滿為患。朋友正春風得意之時，兩位法國中年婦女舉杯走來，指著一幅作品質問：意圖何在？這是一張黑白照片，鏡頭透過拉薩一家小餐館的窗戶，記錄了陽光下的布達拉宮，構圖新穎。但在兩位憤怒的法國婦女眼中，窗戶上反貼的中文菜單（宮保雞丁、麻婆豆腐之類），正是文化侵略的鐵證，而攝影家則涉嫌參與褻瀆西藏、漢化西藏……朋友愕然—其實他祖上還算赫哲族呢；
我們一群漢人更是無語：你說什么好？

　　顯然，這兩位法國婦女眼里的西藏圣潔美麗，連方塊形的漢字、美味的中餐也會將其污染；
這樣的覺悟，恐怕藏民、甚至藏獨份子也難企及。這個例子從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證明了一位學者的睿見，即西藏已成為西方人（包括法國人）心目中虛幻的烏托邦：“在西方人的觀念中，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圣潔神秘的凈土，象征著人類現實世界之外、逝去或未來的精神家園�！盵1] 面對這兩位法國婦女以及她們的絕大多數同胞，不要說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就是擺事實、講道理（歷史沿革、國家主權、生活改善…）也是枉然。因為西藏情結是西方文化自己的一個必需產品，不一定再現西藏的現實。在目前的情形下（即西方社會沒有接受在中國境內的能代表西藏居民利益的團體），這種烏托邦想象幾乎必然導致對藏獨勢力的同情與支持。因此，法國人想不到“西藏獨立”會是一個不可討論的禁區(qū)。這首先是源于西方文化啟蒙運動以來建立的意識形態(tài)：自由、進步、文明三大敘事；
其次是西方國家殖民、尤其是后殖民經驗；
講到法國人，則具體到對阿爾及利亞歷史的痛苦回憶。所以，同情乃至支持“藏獨”在法國民眾中十分普遍，有時甚至讓局外人看來難以理喻，就象上面的這個例子。而同時漢人、漢文化自然被想象成恃強凌弱，必須加以遏制。于是，本來在法國口碑頗佳的中國文化，在此特殊語境下，也會變得令人生厭、令人懼怕。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會將大多數法國人等同于“藏獨”極端分子、等同于反華分子。

　　不過，作為漢人，我們在自我辯護之余，也許也該看到西方的“西藏幻想”有益的一面：“西方現代文化真正的可貴之處，同時也是其獨特與深刻之處，就在于一種一往情深的烏托邦精神與不斷深化的自我批判意識，尤其是在西方的政治制度、軍事力量、經濟勢力相對于世界其他地方，已經具有了明顯的優(yōu)勢，西方的擴張已經臨近凱旋時刻，西方文化中仍保存著對域外的美好向往�！盵2] 其實，我們中國人自上世紀初，也不由自主地向往“域外”的西方，但理由及方式迥異。

　　西方對西藏的烏托邦想象當然不能規(guī)訓我們，（漢人——尤其是“小資們” ——也開始憧憬西藏，但其中有多少來自內心，有多少來自西方的品味？）但對這一烏托邦的解構，同樣也不能解脫我們。（捫心自問，西藏是否仍然代表蠻荒、落后？藏人是否仍然愚昧、危險？喇嘛教是否仍屬迷信、欺騙？而我們漢人是否仍然以拯救者、統(tǒng)治者自居？）了解西方人眼中的西藏，也許能更豐富我們對西藏進步的想象，畢竟，意識形態(tài)的勝利與工業(yè)化并不是人類社會福祉的全部。促進西藏地區(qū)居民精神、物質生活的不斷全面完善，才是防止西藏獨立極端情形發(fā)生的抽薪之舉。

　　再把眼光收回來看看自己，如何？事件發(fā)生后，我們的民眾、大學生的第一反應，是懸掛國旗，愛國熱情高漲。

　　顯示國旗，表明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拿我們中國人來講，大概自民國起，由學生發(fā)起、民眾舉旗上街漸成風氣，不管是大陸、臺灣、港澳的居民或者華僑，也不管是五色旗、青天白日旗還是五星紅旗。這樣的舉動可以表示興奮，如國慶、抗戰(zhàn)勝利、申奧成功；
或表示憤怒，如反對21條、保衛(wèi)釣魚臺島。后者僅見于國際爭端時，常伴隨著焚燒敵對國國旗、抵制敵對國貨物。這樣看來，中國民眾是把“火炬事件”當成了一次“國際沖突”。因為其憤怒顯然主要不是向著肇事的藏獨分子，而是法國（中國境內的法資超市成眾矢之的）；
五星紅旗所針對的也不會是“雪山獅子旗”，而是三色旗。

　　細想起來，此次事件的導火索為藏獨問題，而真正引起中國民眾情緒爆炸的則是奧運火炬在法國的遭遇。有疑問是：這兩個因素果真引起國際爭端了嗎？法國果真成了我們的敵對國了嗎？

　　西藏問題關系到中國領土完整，當然可以引發(fā)外交風波，造成國際沖突。但是，自上世紀60年代法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者始終承認后者對包括臺灣在內的全部領土擁有主權。從中國未召回駐法大使這一事實來看，法國政府無論在火炬事件前或后，都未以藏獨為題干涉中國內政。誠然，如上文所述，西方人（包括法國人）對西藏有一種“烏托邦”情結，且移情藏獨勢力；
但是，盡管法國民眾（包括政府官員以個人身份）普遍同情、支持藏獨，盡管這種情緒與行為可達到極端、顯得荒謬，盡管在法國可能有一些個人、團體利用藏獨實現其政治目的（反華，或與自己的右派/左派政府作對），但事實上，法國政府并未在此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主權也未因此遭受侵害，中國居民或華僑也未受法國人欺侮，法國社會里更不存在以支持藏獨為借口的普遍的反華、排華運動。因此，在真正遭到法國攻擊之前，我們沒有理由先悲壯起來，搬出國旗、國歌，好象“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拖別人來打一場根本不存在的戰(zhàn)爭，自己先使本來的內政問題國際化。

　　火炬?zhèn)鬟f在巴黎遭到破壞，當然令人憤慨。對此事法國警方是否有疏忽，法國政府是否有責任，法國民眾有無幸災樂禍，都可細細探究。但要說這是法國政府、警察及民眾與藏獨分子勾結，而策劃、制造了這一起事端，則太過牽強。如此看來，用國旗來保衛(wèi)火炬，為火炬“雪恥”，還是沒找對冤家。不過，我們如此看重火炬，倒有些問題：什么時候這把從希臘奧林匹亞引來的圣火，竟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它的受辱，甚至比國旗受辱更令我們憤怒。當然，自從北京申奧成功，這個原本由西方發(fā)明的體育游戲，變成了我們舉國上下的頭等大事。不過，去要求別國的民眾、政府官員也必須象我們一樣地熱情，否則就視其為不友好乃至有敵意，未免太荒唐，就象一位前蘇聯御用詩人寫的“···今天/誰/不和我們/一同/歌唱，他/就是/我們的/敵人�！痹谶@樣的“肅反”心態(tài)下，“火炬”引發(fā)民眾的民族情緒爆炸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政府發(fā)言人一再表明反對將奧運政治化，言抵制奧運有違奧林匹克精神。但恰恰是我們自己將奧運會極度地政治化了：北京奧運好像成了中華民族復興的象征；
而“復興”的成功與否，則好像取決于幾個主要的西方國家的參加。這就是我們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復興情結”與“西方情結”。了解這一點，便能理解為何火炬在巴黎受阻（換成達卡如何？）更令我們激憤，為何我們如此在乎薩科奇（換成金正日如何？）是否出席奧運開幕式。請勿讓奧運擔負不可能的任務，還其本來體育盛會的面目。我們自己要是能保持輕松心態(tài)，相信也會使想利用奧運做政治文章的人感到無趣。

　　了解這些知識之后，我們應該承認對“火炬事件”有誤解，并因此反應過激。盡管法國政府及民眾在西藏以及奧運問題上的言行無助于誤解消除、無助于事態(tài)平息，但很明顯：中法一旦交惡，受損的只能是包括中國居民在內的兩國居民，受益的則是反華、反法勢力（包括藏獨極端分子），可謂親者痛，仇者快。但愿人類學能幫助我們理清一點西藏、奧運的頭緒，理解一點法國、中國的文化，更珍惜一點中法之間的友誼，不要將愛國熱情變成火山熔巖，無方向地流淌、不區(qū)分地摧毀。我本人將在下列三種情況發(fā)生時舉起五星紅旗：

　　——當法國政府支持西藏獨立、干涉中國內政時；

　　——當華僑在法國因反對藏獨受全面迫害時；

　　——當法國政府將體育做為政治籌碼、建議本國奧委會抵制北京奧運時。

　　否則，我將以其它恰當的方法愛國－－包括與法國有識之士一起努力消除誤解、增進中法友誼。大家以為如何？

　　---------------------

　　[1]周寧：香格里拉——西方人的西藏想象，天益網，2008/04/27

　　[2]Henri Baudet: Paradise on Earth: Some Toughtson European Images of New-European Man, 轉引自周寧：天朝遙遠，北京大學出版社，p.698

　　賀霆，留法學者 廈門大學教授 西方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相關熱詞搜索：人類學 思考 事件 賀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