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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馬:白話作家及其命運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一

  

  近來頗有一些人對中國的當代文學不滿。從德國的漢學家顧彬到國內(nèi)的精英知識分子都對中國的當代文學提出了越來越嚴厲的批評。他們有的認為,中國當下的文學之所以遭到大眾的遺棄,是因為中國作家不敢正視社會的矛盾,他們不缺少技巧,缺少的只是良知和勇氣;
還有的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越來越邊緣化,是因為中國作家普遍缺乏思想,根本上就不具備傳達一個時代精神訴求的能力;
還有的干脆認為,是這些作家不用功,整天扎堆,不是吃飯、喝酒就是打牌、泡妞,怎能寫出力扛千鼎的作品?

  

  這種對文學的普遍不滿,頗類似于上世紀初中國人對當時文學的感覺。差不多整整一百年前,一班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對當時中國的文學也是強烈不滿,一致認為有改革的必要,至于怎么改,從什么地方入手,各人又有各人的看法。最后是胡適的意見占了上風。他認為,文學革命不論古今中外,都是從“形式”一方面,也就是語言文字方面下手。因為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文學革命如不先革文字的命,就會流于大而無當?shù)目照。通過參考近代歐洲國家國語文學產(chǎn)生的歷史,他認定,文言是一種死的文字,死文字絕不會產(chǎn)生活文學。中國要想造就一種能表現(xiàn)當下中國人活的情感、活的思想的新文學,就必須放棄文言文,拿白話做文學的工具。因為思想對一場文學革命來說固然很重要,但思想是不能懸空來談的。

  

  也許有人說,你這么說是什么意思呢?難道中國當今的作家使用的不是白話文嗎?中國當今的作家使用的當然是白話文,但我總覺得他們使用的白話還不夠“白”,總有點道貌岸然,總有點裝腔作勢。因為作為一種工具,文字的最大功用在于表情達意;
而表情達意在于用最簡潔的文字達到最大多數(shù)人的理解與同情為最大成功。因而不是說用白話寫的作品都是好作品;
但可以說,凡是好的、有影響的作品都是具有“白話性質”的。《詩經(jīng)》、《論語》自不必說,漢樂府,元稹、白居易的詩,五代、兩宋的白話詞,元代的雜劇,明清的散曲和小說,即使在文言文一統(tǒng)天下的時代,也難以掩飾它灼灼逼人的美。因而胡適認為,“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并不是‘四書五經(jīng)’,也不是性理的語錄,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游》、《紅樓》!

  

  

  二

  

  在古代,由于大多數(shù)人是不識字的,因而讀書人總有些沾沾自喜。未入仕前寫的文章只求合“試官”的口味,所以才會有宋代的舉子們“蘇文熟,吃羊肉;
蘇文生,吃菜羹”的感慨;
入仕以后寫文章當然不用再考慮“儒學提督”們是否喜歡,但同樣也只滿足于少數(shù)“知音”的賞玩,并不會顧及到“多數(shù)人”的程度和口味。白話文學的價值恰好就在于,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寫給某個大臣、某個皇帝、某個考官集團的,也不是沖著某筆獎金、某個財團、某個誘人官位而來的。他寫作是因為他快樂,他有話要說,他“情動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因而,他不會也來不及把思念美人先翻成“蒹葭蒼蒼”,把旅途想家先翻成“王粲登樓”,把懷才不遇先翻成“李廣難封”等千百年前的典故。他要用自然的語言抒寫自然的情緒,絕不會考慮對仗押韻、破題起講等人為的規(guī)矩!白匀弧薄谶@兒,意思就是“自己的樣子”。

  

  既然白話文學這么簡單易行,為什么幾千年來人們用繁難的文言寫詩作文?原因在于科舉制度。因為科舉制度是政府聘用人才的最主要制度,而這個制度又規(guī)定文言做它的唯一合法工具,所以普天下的讀書人就不得不拼命修習文言以換取功名富貴?梢韵胍,在千年之久的“科考”歷史上,具有像吳承恩、吳敬梓這樣想法的人一定很多,但一想到“曲江赴宴”、“雁塔題名”,大部分人還是選擇了放棄。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不是清政府在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那么,胡適的白話文運動仍然沒有市場,至少不會那么快就取得成功。因為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人性總是趨利避害的。能夠放棄世俗的利益,頂住權力、地位、錦衣美食的誘惑,去做一項前途未卜、風險極大的事業(yè)的人,總是少數(shù);
尤其是在政府壟斷一切榮譽和地位的專制社會里,讓所有的文人都甘于貧賤,抱困終生,不是奢望,也是夢囈。

  我說了這么一大套,有人可能會問:這與當代文學有什么關系呢?難道我們現(xiàn)在還在實行科舉制度嗎?我的回答是,科舉制度當然沒有了,但政府通過類似“科舉”的手段贖買知識分子的本質并沒有變!翱婆e”的名目是不存在了,但誰能說高考制度、學位制度、作協(xié)制度、各種職稱評審制度、學術團體的課題申領制度不是“科舉制度”的余緒?作家們要想寫出震爍古今的不朽名篇,還得像施耐庵、曹雪芹一樣擺脫各種來自體制的誘惑與壓迫,進入一種真正自由的人格狀態(tài)中去。雖然一個作家獨立人格的養(yǎng)成,要依賴整個社會的制度轉型,但在公民社會沒有完全建立之前,遠離朝廷,遠離一切體制化的文學衙門和翰林機構,仍然是每一個有獨立意志和人格尊嚴的知識分子的最佳選擇。

  

  三

  

  與那些優(yōu)秀的古典作品一樣,近年來凡是有價值、有影響的文學作品,沒有一個不是具有“白話性質”的。王朔的小說你可以不喜歡,可以說它是“痞子文學”,可以說它是“大院子弟冒充平民”的“二重反革命”,但有一點你得承認,王朔的小說之所以風行天下,恰好就在于他的“有什么說什么”。他的躲避崇高,他的解構一切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教條,他對知識分子的“假清高”“真無聊”不遺余力地嘲弄、挖苦,在一個以說謊為榮,以偽善為高的社會里無疑是有極大的瓦解作用的。尤其是王朔的語言,那種采自北京街頭混混的“煉話”,那種莊嚴中帶著戲謔,調侃中藏有機鋒的“京白”幾乎影響了一代年輕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報紙雜志、娛樂節(jié)目甚至新聞報道、理論文章的標題都出現(xiàn)的“口語化”傾向,都與王朔的作品有直接間接的關系。因而,要說對中國漢語言的影響,新時期文學以來只有不多的作家可以和王朔相比。

  發(fā)生在上世紀末的“盤峰論戰(zhàn)”,將潛藏在詩歌內(nèi)部的矛盾公開化為一場中國詩界自“朦朧詩”之后又一場重大的話語權之爭。除去明顯的“哥們義氣”和逞強斗嘴外,這場論戰(zhàn)使得“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公開決裂,中國新詩由“朦朧詩派”及其孑遺獨霸天下的格局從此被打破。其中一個重要收獲是,“民間寫作”持守的“口語化”立場以絕對優(yōu)勢壓倒了以“朦朧”、“書面”、“優(yōu)雅”為主要用語風格的“知識分子寫作”。此后,方言、俚語、江湖黑話、結舌音甚至民間粗口也被大量引入新詩中。盡管其后以于堅、伊沙為代表的“口語詩派”,在眾多蹩腳徒孫的刻意模仿下泛濫成災,使得“口語詩”在流品不齊的寫手筆下迅速蛻變?yōu)椤翱谒姟保头较蚨,詩歌的口語化是沒有錯的,它代表了一種文學語言在過分講究規(guī)矩和某一階級的高尚趣味后,必然走向沒落、僵死,最終要從民間語匯中吸收生氣和活力的規(guī)律。

  王小波寫了不少的小說,且終生以此自得,但他還是以其不多的散文隨筆而為眾多讀者追捧。今天看來,他在當時大陸思想界一片鴉雀無聲的狀態(tài)下,較早采取自由主義立場,以一種常識化的視角和思維方式,顛覆了長期占領人們心靈和頭腦的諸多“烏托邦”,喚起了人們對科學、理性、智慧的重新記憶,使當代散文增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思想含量。這是他對散文做出的特殊貢獻。但思想是不能懸空了談的,懸空了談的思想是不會發(fā)生有力的影響的。他的思想、主張是以一種邏輯化的日常語言來實現(xiàn)的。這種日常語言十分直白,直白得有時讓人覺得寡淡,但他出其不意的歸謬和含而不露的反諷,仍然為他的散文帶來一種罕有的邏輯之美和智慧之美。盡管在不喜歡他的人看來,這種幽默無異于“耍貧嘴”和“扮鬼臉”,但這恰好是他的獨特所在。在長期以來的政治暴力的暗示下,中國當代散文一直是以浮淺的鋪張、無謂的堆砌、空洞的抒情、大聲的贊頌為它的主流基調的,而王小波恰好是以把他的語言推到它反面的極致來贏得尊嚴的。

  有一位老人,年輕時參加了革命,后來一直做官,官至翰林院侍講,有時和宰輔大臣同行出使西方諸國;
但在晚年卻備受良知與思想的折磨,寫下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政論文。他的名字叫李慎之。因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發(fā)軔,隨后以《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等一系列振聾發(fā)聵的文章驚頑起懦,立己立人,成為大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標桿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深邃,目標宏遠,學問臻于化境,但文章寫得深入淺出,一個中學程度的人就能完全讀懂。與年輕的學者不同,李有極其深厚的國學底子,古文成句、辭章歌賦如高峽泉涌,不擇地而流,而思想與理路又完全是西式的。平日里我們見多了那些專家教授們裝神弄鬼、尋章摘句的文章,以為那就是“學術”,我們看不懂是因為自己水平低,但看了李慎之的文章,我們才知道我們上當很久。

  從歷史的進化觀念出發(fā),胡適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一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活的工具”就是指活躍在老百姓嘴上的“自然語言”。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guī)律是:一種文學形式的最初發(fā)軔是在民間,一些獨具慧眼的文人士大夫看見了覺得好,就把他吸收進創(chuàng)作里面。有文人的參與當然不是壞事,參差的字句變得規(guī)整了,幼稚的技巧變得純熟了,平庸的意境變得高超了,但隨后便會跟來大批拙劣的抄手,只知亦步亦趨,將形式玩得越來越復雜,完全遺忘了文學的精神,最后只剩下一堆陳詞濫調壞在那里。一二天才巨手只得再次向民間尋找變革的基因。與大批體制內(nèi)作家運用死的語言放聲歌唱的陣勢相比,上述作家能夠充分利用活的工具“說人話,做人事”,殊屬不易,但與民間語匯的生動活潑、異彩紛呈相比,這些作家由于受生存環(huán)境、出版政策、發(fā)表媒介、書寫工具等的限制,仍然不能做到“有什么說什么”。如果拋開思想不談,單從語言發(fā)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白話文學只有在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以后,才可以說進入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階段。

  

  四

  

  網(wǎng)絡文學就相當于過去年代的手抄本,網(wǎng)絡作家就相當于科舉時代以“俗文字”自娛娛人的“白話作家”。雖然網(wǎng)絡對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農(nóng)民、漂泊在城市的販夫走卒來說仍然是奢侈品,兩億網(wǎng)民在十三億人口中也是少數(shù),連零頭都不到,但毫無疑問在當下中國有能力表達自己的人群中,“網(wǎng)民”屬于最大的草根階層。網(wǎng)絡文學就是當代的民間文學。它的發(fā)達標志著“沉默”了幾千年的“大多數(shù)”有望不再“沉默”。

  夫網(wǎng)絡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恩寵,不入正統(tǒng)之法眼,每受網(wǎng)警之打壓,而卒不能斷絕者,何也?我以為是網(wǎng)絡代表了一種人性之自然趨勢。就像在古典時代,功名富貴買不動曹雪芹、施耐庵,政府的禁絕、毀版擋不住《三國》、《水滸》的流傳一樣,網(wǎng)絡文學只會越來越發(fā)達,越來越成為人們閱讀交流的首選。因為網(wǎng)絡文學使用的是一種更快的工具,更白的白話。官僚、權貴、士大夫之流當然瞧不起,但沒有關系,因為這些文字一開始就不是寫給這些官老爺或翰林供奉們看的,就像在文言時代人們瞧不起《水滸》、《三國》、《西游》一樣,但幾百年過去,那些翰林的“應制帖”、狀元的八股文哪里去了?汗牛充棟、累筐盈箱的策論、時文不過是給歷代收廢紙的老漢提供了謀生的飯碗,倒是那些當時連飯也吃不飽,喝酒都要靠“按揭”的曹雪芹、吳敬梓們的著作卻代代流傳下來,以每年數(shù)百萬冊的銷量影響著千百年后的讀者。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網(wǎng)絡文學不是和廟堂文學“爭一時”,而是“竟千秋”。隨著時間的無限延宕,新一代在網(wǎng)絡中長大,完全沒有紙質閱讀習慣的讀者成長起來以后,網(wǎng)絡文學、網(wǎng)絡語言對人們的日常交流與寫作將會發(fā)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

  總之,“活文學”必然要代替“死文學”。五四時期“活的文學”與“人的文學”仍然是現(xiàn)時代作家們的使命。幾百年過去了,文學創(chuàng)作無論從創(chuàng)作手段還是工具、材料上看,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從思想和表達自由方面來看,文學的處境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吳敬梓、曹雪芹的困難仍然是我們的困難。僵死、腐朽的文學不會自己跑掉,每一個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要想打倒它,仍然得像前朝先賢們一樣頂住來自權力與世俗的雙重壓力,十年面壁,勇猛精進,寫出“比白話更白”,“比人性更人性”的文本。此外,一切怨天尤人、傷心落淚、罵人叫局、等待觀望都不是有效的法子。

  

  2008年6月14~22日草于長安飲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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