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廣州市天河區(qū)黃埔大道北側的暨南大學，向以大陸中國的第一“僑校”加“名�！弊跃�。而歷史學專業(yè)，也以擁有湯開建等在學界頗有知名度的學人而名列稍前。然后，由于大學政策的背舛，致使出現(xiàn)非常多的以“文抄”起家、以“文抄”為榮、以“文抄”而居學術“樞要”的博導。本文以下所揭示的二個案例，正是這一情況的反映。而為首的二位：紀宗安、張其凡教授，都是在《百年暨南，暨南大學建校100周年紀念特刊》中被認定的“名師”。

　　非常有意思的是，以上材料，曾由作者掛號寄給溫家寶總理及大陸中國教育部有關部門，結果泥牛入海，杳無音信。而同時，也曾將茲材料送與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和紀檢部門，并要求接見，而今三個月都過去了，同樣不理不睬。為此，投稿新語絲，以獲得社會和海外有識人士的關心。所有的一切，歸結于疾呼：救救大陸的高等教育和高等研究。至于作者受到的“有形”、“無形”的深重壓迫，包括卑鄙地“株連”，找借口使我太太“下崗”，則屬于私人的遭遇，則不求在此宣泄了。

　　關于《中外關系史名著提要》抄襲的說明

　　《中外關系史名著提要》，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年第1版，封面上有“暨南大學中外關系史與華僑華人論集”等16字，扉頁上有“本書為暨南大學211工程‘中外關系史與華僑華人’項目成果”等26字。本書的“定性”，《內(nèi)容提要》稱：“是一部中外關系史方面的史料工具書，以書錄的形式，介紹了100多種中外關系史名著”，“信息含量大，確鑿可靠，堪稱中外關系史目錄學方面的填補空白之作”。

　　本書的作者，封面上：“主編：紀宗安。副主編：劉永連，李云泉”。披覽書內(nèi)，各篇最后都有“×××撰”或“××撰”字樣。所以，這是一本“填補空白”、“創(chuàng)作性質”的“著作”。出人意外，在經(jīng)過核對相關作品以后，發(fā)現(xiàn)了成段成段的相似或相同文字。其中，署名為“紀宗安撰”的《征服世界者史》、《史集》、《中國伊朗篇》、《蒙古與教廷》、“劉永連撰”的《釋迦方志》、《鄭和航海圖》、《異域志》、《嶺外代答》、《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經(jīng)行記》、“孟憲軍撰”的《大中國史》、《中亞古國史》等篇情況最為嚴重，其次為署名“李云泉撰”的《鄂多立克東游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國漫記》、“鄭素青撰”的《安南志略》、“鄧昌友撰”的《西域地名》、“韋立新撰”的《西洋朝貢典錄》等篇。今將相關文字分二列輸入，以備勘同。

　　全部材料系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整理后的材料本身，計34頁。左方是《中外關系名著提要》的文本，右方是被抄著作的文本。二是《中外關系名著提要》所抄文字的原本復印件，三是被抄文字的原本復印件，兩者都涵封面、版權頁。由于份量過大，除了向有關部門正式反映問題外，一般不提供后二部分。

　　涉案人員的身份，如下：1．紀宗安，暨南大學副校長；
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導師。2．劉永連，暨南大學博士，文學院歷史系講師（已通過副教授）。3．孟憲軍，暨南大學博士，校長辦公室秘書。4．李云泉，暨南大學博士，山東師大歷史系講師。5．鄭素青，6、鄧昌友，7，韋立新，8、朱立智；
都是暨南大學已畢業(yè)的博士、碩士。

　　關于這一案例的性質，我認為必須考慮以下：

　　1、這是211工程項目成果，拿著國家的優(yōu)厚財政資助，卻以“摘抄”拼湊起來的東西來塞責�！�—對國家造假。

　　2、為首的是暨南大學的副校長，歷史學科的帶頭人，其余則是研究生。——這意味著導師率領學生集體抄。

　　3、在諸人中，劉永連抄得最為典型，幾乎有篇就抄、一抄就是整個到底。作為留校的教師——這反映了學校在留校問題上的傾向。

　　4、本書自問世以來，一直作為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參考書”，——這意味著暨南大學鼓勵以“摘抄”取得學位。

　　5、我曾向學校反映國其他人員同類的情況，至今，已被四次否決“博導”——如果“聯(lián)想”，這暗示著什么？

　　6、本材料的部分，曾由作者直接向紀宗安副校長反映，并要求接見。但是，已被“理直氣壯”地拒絕，并告知希望我“公開”——由此，可知為首當事人本人的態(tài)度。

　　關于《宋代史》等抄襲材料的說明

　　《宋代史》，上、下二冊，澳亞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7月第1版，封面上有“張其凡撰”及左上角有“澳亞衛(wèi)視學術文庫”等字。本書的“定性”，卷首林楠《序》稱：“基于對中華文化這樣一來的認識，澳門衛(wèi)視在自己的節(jié)目中將努力在兩岸四地、在東南亞華語地區(qū)宣揚中華文化。同時，我們將撥出部分資金，資助一批弘揚中華文化、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論著、博士論文公開出版。由本臺資助出版的學術論著定名為《澳亞衛(wèi)視學術叢書》”。卷末《后記》則稱：“編寫新的斷代宋史的任務，已是有深厚的基礎、有新的需要的大事了。本書可以說是應運而生的。恰逢大學歷史叢書的編寫，更促進了本書的完成”。

　　早在2004年，由本人發(fā)現(xiàn)并曾向作者所在大學反映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由“張其凡著”《兩宋歷史文化概論》的學風不端的情況。當時，不同的段落，分別出自不同的書籍。而今的這一部書，則發(fā)現(xiàn)數(shù)十頁以上專抄一本

　　書的情況。除外，還有“公開申明”抄襲的情況。如：導論之《三、喀喇汗王朝史料》頁49至64完全摘自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魏良弢《哈喇汗王朝史稿》頁1至22。而于文前下注：“此節(jié)摘錄自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一章”。

　　全部材料系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整理后的材料本身，計56頁。左方是《宋代史》（計40頁）、《兩宋歷史文化概論》（計16頁）的文本，右方是被抄著作的文本。二是《宋代史》、《兩宋歷史文化概論》所抄文字的原本復印件，三是被抄文字的原本復印件，兩者都涵封面、版權頁，以及不曾整理的“公開申明”的抄襲部分。由于份量過大，除了向有關部門正式反映問題外，一般不提供后二部分。

　　涉案人員的身份如下：張其凡，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2005年當選副會長。

　　關于這一案例的性質，我認為必須考慮以下：

　　1、這是“系列”的抄襲行為，并由“整段”摘錄發(fā)展到“整章”摘錄�！�—這顯示了新時代“文抄公”不知廉恥的墮落軌跡。

　　2、所涉二書，都先、后作為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參考書”——這意味著暨南大學鼓勵以“摘抄”取得學位。

　　3、在第一次反映情況后，暨南大學不僅沒有予以嚴肅處理，仍保留其“學位委員會”委員的頭銜。這直接導致了其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對反映者實施報復的惡劣事件�！�—這正是學校“姑息”政策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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