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時代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歷史舞臺.從根本上說，歷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但是，當我們鋪陳歷史、評點時勢的時候，卻無法不去關注那些在歷史進程中有重要影響者或稱“英雄”的表現(xiàn)。很難想象，如果忽略了這些個人，歷史的敘事將怎樣展開。中國的農村改革已經走過三十個年頭�；仡欈r村改革，我們要從家庭承包制說起，要從安徽說起，要從小崗村農民和省委第一書記萬里說起。正如許多人所知，小崗村在鳳陽縣，鳳陽縣在滁縣地區(qū)。改革發(fā)軔時期，在小崗村農民的劃時代創(chuàng)造與省委第一書記萬里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領導人。在大包干誕生的最艱難時期，這個人堅定執(zhí)著地支持了農民的創(chuàng)造，在省委和農民之間發(fā)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這就是本書的主人公：時任滁縣地委書記、后任安徽省長的王郁昭先生�！�

　　1978年，滁縣地區(qū)遭受百年不遇大旱，農民生活更加艱苦，逃荒要飯者陸續(xù)上路。王郁昭作為地委書記，在全區(qū)“四級”干部大會上，號召基層千方百計搞好生產自救，戰(zhàn)勝災害。由此，“定產到組”、“包產到戶”等責任制形式作為“秘密武器”浮出水面。萬里在聽取了王郁昭的匯報后，肯定了這些當時為政策所禁止的做法，并準許擴大試點。正是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中，一種更加徹底的責任制形式——后來成為中國農業(yè)家庭經營基本形式的“包干到戶”（農民稱為“大包干”），在鳳陽小崗村悄然出世。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王郁昭以地委書記的政治權威支持鼓勵這種責任制。在向省委匯報中，王郁昭提出希望把包干到戶作為農業(yè)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予以確認，給“大包干”這個“黑孩子”報上戶口，受到萬里同志的贊賞肯定。正如萬里在省委會議上所言：“包產到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可解決大問題了，你不給報戶口行嗎？王郁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承認它是社會主義責任制的一種形式�！薄霸S多干部都看過，都熱乎乎的，但回來以后又涼了半截。為什么？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說它是資本主義。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包產到戶不是分田單干，分田單干也不是資本主義。群眾已經認可了，我們只能同意、批準，給它報個戶口！”不過，當時這個戶口只是安徽地方戶口。從大的政策環(huán)境來看，從全國來說，當時中央文件規(guī)定不許包產到戶，政策爭論仍在僵持。萬里同志離開安徽后，省內政策氛圍陡然逆轉。新省委領導在會議上說：包產到戶雖然能增產，但不是我們的方向，對老百姓來說情有可原。對我們縣以上干部來說，頭腦要清醒，不能只顧眼前利益，犯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錯誤。隨后，新省委領導表揚了沒有搞包產到戶的縣是堅持馬列主義的。也就是說，搞了包產到戶的就是反馬列主義，就是犯了修正主義錯誤，矛頭直指滁縣地委，王郁昭作為地委書記首當其沖。在省委召開的有關會議上，滁縣等地區(qū)的責任制受到批判圍攻。在這種艱難處境中，王郁昭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說：“我已經準備被撤職，但我問心無愧，對得起黨，對得起廣大人民群眾”。在兩種政策主張尖銳對立的關頭，王郁昭主持的滁縣地區(qū)沒有后退，終于迎來了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突破堅冰、凱歌挺進階段的到來�！�

　　農民的選擇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根本動力，尊重農民的首創(chuàng)精神，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基本經驗。改革的輝煌成就首先屬于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農民群眾。農村改革率先從安徽突破，滁縣在安徽一馬當先，大包干首創(chuàng)于滁縣地區(qū)鳳陽小崗村，繼而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席卷全國，展示了農民的偉大力量。這也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的明證。但是，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地方領導人的作用�；鶎尤罕姷膭�(chuàng)造或者呼喚，在初期往往稚嫩弱小，甚至因為其異乎常態(tài)而被妖魔化，因此，需要識別、扶持、總結提升。這時候，地方領導人的作用就充分顯現(xiàn)出來了。在特定情景下，這些領導人的選擇甚至決定了這些弱小的新生事物的命運。如同人們早就注意到的，在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產生之初，地方干部的態(tài)度和表現(xiàn)是不同的：有致力于打壓者，因為他們認為這不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比如與滁縣地區(qū)毗鄰的省份就寫出大標語——“堅決抵制安徽的單干風”；
有等待觀望者，因為他們還不能明確自己的立場，或者真的不知所措，或者在猶豫中考量風險；
有積極支持者，因為他們以群眾的需要為執(zhí)政之基，或者因為他們敏銳地感悟洞察到了新事物的生命力，或者因為從樸素的立場出發(fā)對群眾的選擇給以充分理解和同情。在這些積極支持者中，就產生了地方的改革家。他們不僅發(fā)現(xiàn)了前進的方向，而且奮力地推動新事物的成長，甚至不惜為此承擔風險。因為這些改革家能夠順應農民的要求，扶持農民的創(chuàng)造，因此，農民偉大的創(chuàng)造性也折射著他們的光芒。

　　中國農村改革以來，參與推動一幕幕宏大的變革史詩的地方改革者不斷涌現(xiàn)。檢索這個改革者的群體，王郁昭先生顯然位列其中。當我們審讀這些改革者的經歷和作為的時候，能夠從中領悟到中國改革的基本邏輯。改革成就了一些人的輝煌，也中斷了一些人的榮耀。這種個人機遇變遷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就其內在機制而言，拋開權力運作本身，核心在于是否順應了“時勢”。農村改革的經驗充分顯示，所謂時勢者，根本上是農民群眾的需要。真正的輝煌，是自覺與農民群眾站在一起，順應農民群眾需要而動，而不是逆農民群眾的需要而動，尤其不是以把握了歷史玄機的英明者自居，硬要按照自己設計的宏偉藍圖來規(guī)劃農民的生活和規(guī)制農民的行為。

　　如果說，王郁昭先生對于農村改革的貢獻，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初中期，主要是作為一個勇敢的行動者，即在巨大政治壓力下支持和推進農業(yè)大包干；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以來，則主要是作為多有建樹的政策研究者。他奉調進京擔任有關政策研究部門的負責人以后，作為一個高層的重要政策專家，在農村改革研究方面又有新的作為。他的研究領域廣泛，涉及不同時期的重要問題，諸如農村經營制度問題、土地問題、糧食問題、合作制問題、小城鎮(zhèn)發(fā)展、勞動力就業(yè)、農村文化建設、貧困問題、農民負擔問題、農業(yè)社會化服務體系問題，等等。他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在政策研究領域和社會上具有重要影響。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政策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之一，他直接參與一些重要的高層決策和研討活動；
作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和經濟委員會負責人之一，他參加政協(xié)系統(tǒng)的社情民意調研并在多種場合發(fā)表重要意見；
作為一個在農村改革方面有突出貢獻、有豐富地方主政經驗的農村問題專家，他也發(fā)表了若干文章和講話。具體闡述他的研究貢獻是困難的。以我個人的有限了解，他在幾個重要領域的特殊貢獻尤其值得關注。

　　其一，家庭經營制度研究。眾所周知，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上半葉，家庭承包經營已經確立為基本農業(yè)經營制度，后來寫入憲法，獲得了法律的保障。應該說，根本性爭論已經結束。但是，在政策思想和社會思潮層面上，爭議一直若明若暗，時激時緩。在有些情況下，這種思潮斗爭不僅表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和政策思想討論中，而且直接波及農民生活Ｔ謖飧齬?討校??鏡奈侍饈竊躚?鮮杜┟窈投源?┟�。较大祼�?鄢魷衷?989年政治風波之后。那兩年，認為家庭經營不是社會主義、不是發(fā)展方向的思潮很是活躍，農民又開始被當作不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對立面而受到批評指責，自上到下要糾正錯誤的風頭相當強勁。這些指責在農民中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王郁昭先生表現(xiàn)了一以貫之的立場。憑借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地位和影響，他在一些重要的場合發(fā)言，也在一些重要報刊雜志發(fā)表文章，強調和闡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針鋒相對地指出，這個制度應該長期堅持不動搖。

　　其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研究。如同對家庭承包制一樣，王郁昭先生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有著深入的理解和鮮明的支持。在他看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同樣是農民的偉大創(chuàng)造。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擔任地委書記起，他就明確鼓勵支持農民辦廠開店。在擔任省長時期，他把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作為安徽農村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選擇，并且把阜陽地區(qū)作為全國第一個以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制度創(chuàng)新為主題的農村改革試驗區(qū)。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產生成長本身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反動”，因此，從改革早期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曾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受到多方打壓，被指責沖擊了國民經濟，破壞了社會風氣，與國有經濟爭奪資源，等等。王郁昭先生在這個關鍵時期的言論文章，堅持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發(fā)展辯護，高度肯定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產生的歷史必然，鮮明地支持農民在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方面的努力。不僅如此，在調查研究過程中，他也認識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企業(yè)制度、市場開拓等方面的時代局限，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倡導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改制和創(chuàng)新�！�

　　其三，農民負擔和收入研究。在相當一段時期里，農民負擔成為頭號農村問題。這個問題與家庭經營制度的確立有密切關系，但是本身并不是新經營制度的必然產物。農民負擔實質上體現(xiàn)政治關系，是國家與農民之間權力互動的內部機制在起作用。在具體的負擔管理中，中央政府曾經制定過“三提五統(tǒng)”不得超過上年人均收入百分之五的政策規(guī)定。在具體計算上，人均收入是以鄉(xiāng)鎮(zhèn)為單位來計提。可以想象，一個鄉(xiāng)鎮(zhèn)通常有幾十個村子，村莊之間和村民之間收入差別很大，但以一個同樣的標準來分配經濟負擔，顯然不合理，有時候甚至造成窮村幫富村、窮戶幫富戶的消極后果。因此，王郁昭提出要改變以鄉(xiāng)鎮(zhèn)為單位計提經濟負擔，“實行由村同農戶簽定負擔合同，按農戶上年實際收入5%計算的辦法，以徹底糾正由于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而產生的負擔不均問題”。他的研究引起中央領導高度重視，并直接影響了負擔政策的改進。

　　在隨后的研究中，他發(fā)現(xiàn)，當時推行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政策在執(zhí)行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基層干部和農民反映強烈。王郁昭通過調查認為，這幾項政策的出臺愿望是好的，名義上是為了防止“谷賤傷農”，但操作起來非常困難，效果并不理想。在糧食緊缺時，國家規(guī)定的定購價格低于市場價格，群眾稱之為“隱形負擔”；
但在農產品進入相對過剩階段，國家又規(guī)定定購價格與保護價合一，實際上降低了定購價，群眾稱之為“虛增收入”。由于不適當限制市場流通，順價銷售難以實現(xiàn)，反而影響了“按保護價敞開收購”。這就造成糧食庫存急劇增加，新糧變老糧，導致地方糧食部門對銀行大量“掛賬”。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為此，他寫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關于農民“隱形負擔”和“虛增收入”問題的研究和思考》的調研報告，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議，以內部“專送件”直接報告中央領導人。應當指出，在一段時期里，糧食問題已成為政策研究領域中最敏感問題，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稱為碰不得的“高壓線”。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王郁昭先生仍然能理直氣壯提出自己的意見建議，實屬難能可貴。

　　其四，農民就業(yè)研究。在傳統(tǒng)經濟體制里，農民沒有就業(yè)問題，或者說政府并不把解決農民就業(yè)問題作為職責。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政府部門關于就業(yè)問題的視野里，仍然沒有農村和農民的位置。在政策研究領域，王郁昭先生率先提出要重視農村就業(yè)問題，并且積極倡導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為此，他發(fā)起成立了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fā)研究會并擔任會長達十年。他積極推動政府有關部門將就業(yè)工作的視野從城市擴展到農村，發(fā)起組織了中央政府職能部門和研究機構關于農村就業(yè)的試點。在今天看來，這顯然是農村就業(yè)領域的開拓性工作�！�

　　王郁昭先生不僅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更重要的是，還旗幟鮮明地倡導了一些新的農村就業(yè)政策思想。圍繞農民流動就業(yè)問題，不僅發(fā)生過重要的政策爭論，而且有關部門和地方的政策制定相當時間內誤入歧途。這里的核心問題在于農民是否有權力自由流動，政府應該怎樣對待農民的流動就業(yè)。我們看到，在一些年里，以農民流動要“有組織”“有序化”相標榜，一系列管制農民的制度安排相繼出臺和實施，諸如農民外出要經過政府部門審查并辦理“外出就業(yè)登記卡”，來到異地要辦理“就業(yè)登記證”，針對農民進城就業(yè)設置了嚴密的行業(yè)工種限制，企業(yè)招用外來人口要經過審批，等等。更有甚者，還有人身強制性質的收容遣送制度。在所有這些針對農民的制度性歧視之外，我們還看到了政府部門在管制的同時，也在經濟上對農民進行盤剝，或明或暗的收費罰款變本加厲，農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受到了雙重的壓榨。當這些政策以種種堂皇的名義在醞釀和制定的時候，以王郁昭先生為代表的一批政策研究人員就不斷地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些批評發(fā)生在內部場合，也見諸報章媒體。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新一屆政府以人為本的政策不斷推進，這些歧視性政策終于走向崩潰�！�

　　改革者需要什么樣的成功因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總結是非常困難的。大致來說，情懷、智慧、意志、機遇、社會條件等等，是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結合農村改革的早期突破，閱讀包括王郁昭先生在內這些改革者歷經的成功道路的時候，我們會受到深刻啟迪。以我個人愚見，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其一是，社會責任感或者說道義的擔當，在古代賢哲而言是一種“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的情懷，這其實代表了一種精神境界。有了這樣的精神境界，才能在生活中成為一個真正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人，才能有敢于突破和創(chuàng)新的膽略。其二是，求實的施政態(tài)度，或者說一種從社會生活實際出發(fā)的工作風格。有了這樣的態(tài)度，才能建立或者保持對于社會變化和人民需要的敏感，培養(yǎng)對新事物的洞察力。就我個人的認識來說，包括王郁昭先生在內的那些在中國改革進程中有過出色貢獻的改革者，他們身上無不洋溢著這樣的氣質和神韻。雖然，所有的個人都屬于特定的時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是，在不同時代的人物身上，他們所以能創(chuàng)造業(yè)績的內在邏輯和推動力量是古今貫通的。以王郁昭先生曾經主政八年的滁州來說，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人物中找到這種精神力量。唐人韋應物曾任滁州刺史八年，有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他因為有農民外出逃荒而自己內心抱愧，甚至覺得對不起自己拿到的俸祿。這種情為民所系的精神，成為勵精圖治的重要動力。宋人歐陽修曾任滁州太守，并寫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記》。歐陽修是貶知滁州，在此主政近兩年。他受貶是因為在朝廷中敢于犯顏直諫，論事切直，也因為體恤民情，抨擊官場虛妄之氣，積極推薦范仲淹等改革人士，而開罪一些權勢者。不論是考察韋應物和歐陽修這樣的滁州歷史人物，還是在更大范圍考察歷史人物，我們都會從中獲得某種啟發(fā)。歷史演進本身在不斷地提示，什么樣的執(zhí)政者才能為歷史所稱道，才能為后人所贊許�；蛟S，當年王郁昭先生等人在改革最困難的時候選擇了堅持，自覺和不自覺之間從這些歷史情景中受到了鼓舞�！�

　　改革時代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歷史舞臺，在這個舞臺上的表演造就出不同的歷史人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改革家。改革家不僅產生于上層，而且產生于基層。面對農民的改革需要，地方改革家和中央改革家的有力呼應，與守舊勢力的奮力搏斗，構成了中國農村改革成功推動的核心機制。在某種意義上，是地方改革家造就了上層改革家。因為，是基層的探索創(chuàng)新，為那些上層政治領袖提供了做出正確選擇的機會。中國的改革前進至今日，集權結構在國家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逐漸松弛甚至散落，基層的自主創(chuàng)新對于煥發(fā)社會活力、建構彈性體制越發(fā)重要�，F(xiàn)在，社會發(fā)展快，面臨的矛盾問題多，需要制度創(chuàng)新的領域廣。在這種情況下，更加需要基層的探索創(chuàng)造�；�本上，我們不能寄希望于社會中各方面千變萬化的矛盾問題都由上層領導想辦法解決；
也不能寄希望于那些智慧超人的專家會設計出一個完美的體制方案來規(guī)定所有方面的步伐。社會發(fā)展雖然不無內部規(guī)律可循，但是，絕對不同于一個火箭上天或者航空母艦下水的工程，是沒有辦法被嚴密設計的。遠的不說，農村人民公社的失敗本身就證明，試圖設計社會發(fā)展道路的宏大抱負是何其幼稚，何其不負責任。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半個世紀以前對于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仍有重要現(xiàn)實價值。所以，改革的年代呼喚更多立足于基層探索創(chuàng)新的改革家。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關注改革早期的重要貢獻者非常有意義。

　　考察萬里、王郁昭等農村改革先驅者的精神品質，一個非常突出的印象是對農民的充分尊重。這種尊重不僅基于同情和關愛。不論是在經濟文化方面，還是在政治權利方面，農民都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農民的這種弱勢地位，尤其是政治上的弱勢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所強加的。對于這個群體的同情和愛護，是一個具有起碼人文關懷的人應有的品質。我在這里想說的是，王郁昭先生等改革者對于農民的尊重，不僅是基于這種人文關懷，更是基于對農民這個社會群體的深刻理解，對農民在中國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特殊作用的自覺把握�；蛘哒f，這種尊重既基于通常的人文關懷，更基于哲學意義上的理性思考。我將這種態(tài)度稱之為“尊農精神”。

　　以我的觀察思考，在農村改革中做出突破性貢獻的一些改革家，其思想和行動都貫穿著這種精神。就王郁昭先生本人來說，不論在地方領導農村工作，還是在中央部門從事政策研究，以及在中國扶貧基金會從事公益事業(yè)過程中，雖然工作方式和直接對象不同，但是，尊重農民的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在地方主政的時候，他支持農民關于家庭經營制度的選擇，并為此不惜承擔政治風險；
在中央部門從事政策研究的時候，他堅持從農民的權利需要出發(fā)考慮問題，不斷地做出政策建言，勇于批評那些忽視農民甚至侵害農民的政策設計；
在從事扶貧公益事業(yè)工作中，他繼續(xù)堅持改革創(chuàng)新，為貧困農民辦好事，辦實事，為探索中國的NGO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很多有益經驗，等等。所有這些都是這種尊農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2000年，他發(fā)表一篇名為《一個應該重視的問題——減輕農民的精神壓力》的文章，提出“農民不僅經濟上負擔重，而且精神上壓力也很大”，因此政府對農民也有個精神上減壓的問題。他認為，未能正確對待農民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第一，長期以來農民被等同于“小生產”，自覺不自覺地把農民看成異己力量；
第二是說農民“落后”、“愚昧”、“自私”、“保守”，“目光短淺”，甚至把農民當成和平演變的溫床；
第三是說農民“素質差”。他認為，“說農民保守主要是為強迫命令尋找理論依據(jù)，說農民素質差主要對推進基層民主有疑慮”。他認為，農民的偉大創(chuàng)造力已經被革命和改革的實踐充分證明，舊理論應該清算，要進一步解決正確對待農民的問題�！�

　　本人認為，無論是中國傳統(tǒng)的“重農思想”，還是西方古典的“重農學派”，都與“尊農精神”有著重要區(qū)別。以往的“重農”主張，雖然各有不同的理論內涵和政策取向，但其所重視者，都是“農業(yè)”。在古代社會中，農業(yè)生產所提供的產品和收入，是國家實現(xiàn)社會穩(wěn)定和發(fā)展軍事力量的根本。因而，農業(yè)作為富國強兵的本業(yè)受到高度重視。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進一步提出，農業(yè)是“唯一的生產部門”，也是財富的唯一來源和一切社會收入的基礎，因而需要農業(yè)的發(fā)展來實現(xiàn)繁榮和富強。在重視農業(yè)的大前提下，重農思想和重農學派都提出了對待農業(yè)生產者——農民的政策主張，但無疑只是將農民作為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工具來處理�！白疝r精神”所強調的是尊重“農民”本身。不是將農民看作依附在土地上的“落后分子”和走南闖北的“社會盲流”，而是真正地將他們視作社會生活的主人。農民并不是總需要“教化”和“施舍”的子民，而是真正的國家公民，是社會的主人翁。既然農民是公民，那么他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就應當?shù)玫奖Ｗo和尊重，這是現(xiàn)代政治的基本邏輯。事實上，盡管現(xiàn)代國家名義上構建起來了，但“公民本位”的意識并沒有迅速被認可和接受，“強迫命令”的工作方式長期延續(xù)；
有些即使為情勢所迫，攝于民眾的力量而不敢肆意妄為，但事實上，在主觀上仍然將農民視作子民，認為農民的權利是被賜予的，也是可以任意剝奪的。與此不同的是，“尊農精神”的秉持者則堅持認為，農民的權利、理性和創(chuàng)造性，理應成為引導政策調整的依據(jù)，應當讓政策去適應農民的需要，而不是改變農民來滿足政策的需要。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是該牽著農民走，還是該跟著農民走？在這一問題上，改革初期政策爭論中“當好農民的尾巴”的說法蘊涵著豐富的實踐理性和政治智慧�？梢哉f，“尊農精神”正是改革家在改革的關頭，將農民作為“同胞”、作為公民來對待和尊重的體現(xiàn)。從“重農思想”走向“尊農精神”是不是也昭示著民族繁榮和社會發(fā)展，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當農村改革三十年后，中國發(fā)展進入“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新階段，“尊農精神”中包含的政治文明進步更發(fā)人深省。

　　王郁昭先生的職業(yè)生涯豐富多彩而跌宕起伏。大致來說，從1941年參加抗日工作，到2005年卸任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凡六十五年。如果粗略按階段來算，戰(zhàn)爭時期（包括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九年，1948年初隨大軍南下進軍大別山，1949年渡江戰(zhàn)役后留在安徽開始從事教育科技工作，先后擔任安徽大學軍代表、安徽師范學院教務長兼馬列教研室主任、合肥師范學院副院長兼政教系主任、省科委副秘書長等，共20年；
1970年開始從政，先后擔任全椒縣委書記、滁縣地委書記、安徽省長，主政地方18年；
1987年開始在中央有關部門從事政策研究工作，先后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后來從事社會扶貧工作，擔任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等。2005年春天，他辭去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職務，擔任名譽會長。這是他擔任的最后一個社會職務。這一年，他八十歲。

　　有的人一生為官，甚至官高祿厚。但是，追究其政績，卻往往無可稱道。不論是古代官場或者現(xiàn)代政界，這樣的仕途通達者都大有人在。王郁昭先生顯然不屬此類。他創(chuàng)造過屬于自己的輝煌，做出了屬于自己的貢獻。但是，今天，當他進入暮年，回顧并談論這一切的時候，卻表現(xiàn)得恬淡通脫，甚至沒有一句感慨。這是一種胸懷，也是一種境界。我無法準確表述并解釋這種胸懷和境界。我聯(lián)想到一幅古聯(lián)——“山寬水遠煙霞迥，天澹云閑今古同”。

　�。ū疚氖亲髡邽榘鼐�偉著《為農業(yè)大包干報戶口的人—王郁昭》一書所作的序，發(fā)表時略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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