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的勃興，對唐代歷史中”社會生活”領(lǐng)域的研究也興盛起來。但是目前這種研究往往比較籠統(tǒng)，不分時代前後、不分階層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覺缺乏具體性。鑒於此，本文擬就唐代某一時期某一階層中的某個個人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討，期望在探討許多不同的個案之後，將這一時期的日常生活狀況具體化，或者能為唐代社會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點參考。

　　唐德宗貞元至穆宗長慶（７８５－８２４年）期間，被近年來的唐代文學(xué)史家規(guī)定為中唐後期，“唐文學(xué)的第二個繁榮階段”[1]。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看， 這一時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個階段。這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安史亂後，唐代的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等制度出現(xiàn)了混亂，經(jīng)過肅宗代宗時期的探索，從德宗開始，實行了一系列諸如設(shè)立兩稅、完善俸制、刪定敕格、整頓朝儀、理順使職、發(fā)揚(yáng)禮典等措施，整個貞元長慶間應(yīng)該說社會已經(jīng)走入正軌，成為一個整理整頓制度的時期，一個大致有秩序的時期，像代宗”大歷中權(quán)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2] 的狀況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第二，導(dǎo)致唐代滅亡的幾個重要矛盾還沒有發(fā)展到極端：藩鎮(zhèn)割據(jù)問題還處於中央和割據(jù)藩鎮(zhèn)的較量階段，元和年間形式上中央甚至取得了勝利；
宦官專政也遠(yuǎn)未達(dá)到操生殺大權(quán)的程度，憲宗曾對宰臣李絳說，得寵的宦官吐突承”此家奴耳……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3]；
牛李黨爭只是初露端倪，從史籍看， 到元和末長慶間唐代君臣才開始注意黨爭問題。因此這一時期大致是一個相對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之後，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終於達(d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謂”文人型官員”，首先他們是官員，那些沒有做官的處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們的研究范圍內(nèi)。其次他們是文人，那些武將節(jié)帥，即使做了大官，我們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較的對象。文人型官員又大都”不喜為吏”[4]、 “惟酷好學(xué)問文章”[5]，在這一點上不同於一般的文官。

文人型官員從生活水平看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層（詳後）。有的文人型官員逐漸從低層走向高層，而有的則一輩子只生活在低層。

　　選擇貞元長慶間文人型官員進(jìn)行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一階段是文學(xué)的繁榮特別是“文”的繁榮時期，許多文人型官員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詩文特別是“文”。受社會風(fēng)氣影響，這些”文”中涉及個人生活的東西相對多了一些。因此雖然總的來說唐代史料對於研究日常生活仍不夠十分豐富，但就這一階段而言，與初唐、盛唐和晚唐相比，可供利用的資料還是相對比較多的。

　　韓愈是文人也是官員，貞元二年（７８６年）十九歲時初來長安，長慶四年（８２４年）五十七歲時病故，恰與這一階段相始終，因此我們首選他作為貞元長慶間文人型官員的一個個案。以下的研究，想首先揭示韓愈對日常生活的看法，其次探討他的總的生活水平，最後看看他的具體的日常生活。

　　一、韓愈的生活態(tài)度及其對日常生活的看法

　　我們這里所說的”日常生活”主要指”衣食住行”，即最基本最日常的生活。其他如婚喪嫁娶等雖很重要但非”日常”，目前不在我們的研究范圍內(nèi)。

　　韓愈”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6]，是唐代振興儒學(xué)的重要人物。

在那篇重新歸納提煉儒家學(xué)說的名篇《原道》中，韓愈除舉出儒家在仁、義、道、德、文、法、民、位幾方面的規(guī)定外，又指出：”先王之教”，”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7]，將衣食住納入了儒家學(xué)說范疇， 或者反過來說他認(rèn)為儒家學(xué)說應(yīng)該包括衣食住等內(nèi)容，儒家思想應(yīng)該貫徹到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可見韓愈對衣食住行的重視。所以韓愈在反對佛道二家時，也主張恢復(fù)僧侶道士的生活為儒家提倡的正常的日常生活，所謂”廬其居”[8]、所謂”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9]即是如此。韓愈甚至說，即”佛”本人真的來到唐朝， 皇帝對他也”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shè)、賜衣一襲、衛(wèi)而出之於境”[10]，待遇與對一般外國賓客相同，而這待遇實際就是朝廷禮儀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表現(xiàn)。

　　從儒家觀點出發(fā)，韓愈主張生活上遵循常理，反對神鬼禁忌。比如在飲食方面，他批評那些相信服食的人，說”五谷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qiáng)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不能無食，當(dāng)務(wù)減節(jié)。鹽醯以濟(jì)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yǎng)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wù)鬼神”[11]。他又拿自己和伯兄相比較，說”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12]，表現(xiàn)了一種務(wù)實不務(wù)怪的生活態(tài)度。

　　一般而言，韓愈不太追求物質(zhì)享受。這一點有別於其他文人型官員。在韓愈看來，只要日常能夠度日，妻子兒女能夠不受貧寒就可以了。比起生活的舒適來，他更追求自己志向的實現(xiàn)。他曾在《與衛(wèi)中行書》中說自己在徐州的日子，”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仆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jìn)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13]。這種生活態(tài)度使韓愈不去追求錢財?shù)姆e累，而寧愿拿出一二十萬錢去資助學(xué)生或捐款修廟。與此相對應(yīng)，韓愈很看不慣豪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對學(xué)官中的”豪家子”和長安的”眾富兒”都表示過不滿（詳後），對”刮磨豪習(xí)”[14]的宗室則予以表彰。這種生活態(tài)度甚至影響了他的交友。於是我們看到，韓愈最好的朋友都是一些能文然而比較貧窮的人。

　　韓愈對生活總的說又取一種比較嚴(yán)謹(jǐn)?shù)膽B(tài)度，對他人對家庭也都比較負(fù)責(zé)任。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韓愈量移袁州。袁州屬江南西道，在治所南昌有一座名聞遐邇的滕王閣。韓愈年青時就”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這次成為江南西道治內(nèi)的一州刺史，本來完全可以找個理由去南昌一趟，看看這一名樓，但由”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15]。這就是韓愈的一種不以私利而破公制，和不假公事以遂私愿的態(tài)度。韓愈還特別反對那些不愿為他人為家庭負(fù)責(zé)的人。他曾經(jīng)碰到過一個”圬者王承�！薄４巳瞬豢先⑵奚�子，嫌這樣作太勞心勞力。韓愈批評他是”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說”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16]因此韓愈不僅對家庭負(fù)責(zé)，就是對自己的親戚朋友，也常常給予許多真誠的幫助．所以皇甫湜在《韓文公神道碑》中說韓愈”內(nèi)外煢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fù)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17]。這種生活態(tài)度是韓愈真誠助人性情的體現(xiàn)，但同時也使他的生活總是處於一種相對較低的水平。

　　二、韓愈的總的生活水平

　　在探討此問題之前，首先要交代一個背景，即當(dāng)時官員的家庭結(jié)構(gòu)問題。一般而言，當(dāng)時官員的家庭構(gòu)成往往不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還包括前來投靠的親戚。臺灣學(xué)者陳弱水最近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試探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guān)系》的論文[18]。文中指出唐代婦女在丈夫死後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我們知道，婦女回娘家住往往還要帶著孩子，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個比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親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負(fù)擔(dān)的人口變的多起來，再加上當(dāng)時似乎有個慣例，親戚投奔拿俸祿的官員，或者說拿俸祿的官員養(yǎng)活前來投靠的親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於是家庭成員增多了，家庭規(guī)模變大了，家庭負(fù)擔(dān)也就隨之變得重了起來。我們舉幾個例子。比如貞元元和間的名臣陽城與兄弟住在一起，”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fù)之以游"[19]，則陽城不僅養(yǎng)活了自己的弟弟，還養(yǎng)活著妹妹及妹妹的兒子。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虛”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虛中）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為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指李虛中）出"。李虛中沒辦法，為了養(yǎng)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陸運(yùn)使。換兩使，經(jīng)七年不去，所以為供給教養(yǎng)者"[20]。這是說以一人俸祿養(yǎng)五家人口，可知負(fù)擔(dān)之重。從中還可知，若擔(dān)任像水陸運(yùn)使這類財政官員的屬官，收入比較可觀。第三個例子是親王長史李仁鈞。他在汴州當(dāng)官時對朋友很好，後來到了洛陽，"則又不忍其（指舊時朋友）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yuǎn)畢至"。這就不僅是養(yǎng)家實際還包括撫養(yǎng)朋友的子女及親戚，以致弄”祿不足以養(yǎng)"，迫使自己的兒子李礎(chǔ)不得不"從事於外"，以減輕父親養(yǎng)家的困難[21]。類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勝枚舉。因此這樣一種親戚朋友投靠有俸祿者，以及有俸祿者有義務(wù)養(yǎng)活他們的習(xí)俗或慣例，影響了當(dāng)時許多人的生活水平，韓愈就是其中之一。

　　韓愈總的生活水平應(yīng)該屬於不太富裕的階層。特別是元和八年（８１３年）他四十六歲之前，除短時期外，生活一直比較艱辛。眾所周知，韓愈三歲喪父，養(yǎng)於兄韓會處。差不多十二歲時兄死，由嫂子撫養(yǎng)成人，這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於家庭生活困難，為了養(yǎng)家，韓愈遂西上長安，所謂"家貧不足以自活，應(yīng)舉覓官"[22]就是這個意思。這樣，在貞元二年（７８６年）韓愈十九歲時，他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從這時直至二十九歲時入汴為董晉的觀察推官止，十年間他中進(jìn)士考宏詞，四處求官不得，生活艱難，"終朝苦寒饑"[23]。那么這一段他既然沒有得到官，其生活來源又是什么呢？關(guān)於這一點，由於史料缺乏，我們只能作一點推測：估計就像他後來經(jīng)常資助朋友和找上門來的士子們一樣，他也只能靠投靠權(quán)貴來求得一些幫助，即所謂"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 以度時月"[24]是也。從三《上宰相書》中我們可見那求人的誠懇和迫切。後人往往以此譏笑韓愈，其實從韓愈當(dāng)時的生活境況及當(dāng)時的社會風(fēng)氣看，這都是完全正常的。韓愈求人資助留下來的唯一實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馬燧頭上。韓愈後來追述說”余初冠，應(yīng)進(jìn)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指韓愈兄韓奄�。┲傻�，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25]。唐代士子應(yīng)進(jìn)士舉，在京師的生活總的說來比較艱難。他們長時間得不到官，沒有俸祿，只好求人度日。

　　韓愈自貞元十二年（７９６年）為汴州董晉的觀察推官，十五年（７９９年）為徐州張建封的節(jié)度推官，到十六年（８００年）冬回京參選，這段日子過得比較舒服。前引所謂"於汴徐二州，仆皆為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26]，講得就是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中也說在徐州"篋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27]，心情悠閑，遠(yuǎn)非求官時的燥急可比。這里我們還想指出一點，即在唐後期，同是地方官，做節(jié)度使觀察使的幕府官員如推官巡官之類，收入是比較豐厚的。衛(wèi)中行的哥哥到嶺南去煉黃金，"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28]只因為入了容管經(jīng)略使的幕府，就有錢煉黃金了，可見幕府官員收入之豐。因此當(dāng)時的許多著名處士，讓他當(dāng)縣尉、參軍他不干，卻紛紛進(jìn)入了節(jié)度使觀察使的幕府，像洛陽名士石洪、溫造，江淮"四夔"之一的盧東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這一點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後期士人紛紛投靠幕府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知道，幕府官員俸祿的高下，大約是由府主自己決定的。

　　韓愈自貞元十六年（８００年）冬在京師待選，十八年（８０２年）為四門博士，十九年（８０３年）貶為連州陽山令，二十一年（順宗永貞元年，８０５年）為江陵府法曹參軍，元和元年（８０６年）再拜國子博士，二年（８０７年）分司東都，直至元和七年（８１２年）三為國子博士，這一段時間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選期間，韓愈已經(jīng)收留了侄子韓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29]。所以雖然很快得到了四門博士一官，但養(yǎng)家實為困難。不得已，他又恢復(fù)了求人資助的行為，曾經(jīng)給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于頔?寫信，寫下了"愈今者惟朝夕芻米仆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30]的詞句。在連州為陽山令是"酸寒何足道"[31]；
在江陵府為法曹參軍時是"掾俸之酸寒"[32]。分司東都，日子亦然不好過。這不僅因為國子博士的俸祿不高，而且因為韓愈這時又收留了堂兄韓俞死後留給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33]，以致於在送賈島歸范陽時，竟無東西可贈，自嘲說："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頷"[34]。待到三為國子博士，生活仍不見好轉(zhuǎn)，以至學(xué)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兒號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年豐而妻啼饑"[35]，可見國子博士雖月有俸錢２５貫[36]，但用它來應(yīng)付一個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見肘的。

　　從元和八年（８１３年）韓愈為比部郎中後，直至晚年為兵部、吏部侍郎，雖中間曾被貶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經(jīng)有了比較大的提高。韓愈留下的詩文中，對這十年的生活再也沒有提到過貧寒。究其原因，這十年韓愈除了有較豐厚的俸祿外，還能靠寫碑銘獲得許多額外收入。當(dāng)時的流氓文人劉義曾"持（韓）愈金數(shù)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37]。話雖有些無賴，所言恐怕也是事實。我們看韓愈留下的二通有關(guān)文字，即《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和《謝許受韓弘物狀》，從中可知韓愈因?qū)懕�文，在前者那里得�?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在後者那里得到"絹五百匹"[38]。當(dāng)時物價，絹一匹"直錢八百"[39]，則五百匹就是４０萬即４００貫錢。"４００貫"錢是個什么概念呢？當(dāng)時一斤鹽僅賣４０文，一斗米５０文。４００貫錢可以買一萬斤鹽，八百石米[40]。當(dāng)時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糧是七石二斗[41]，則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８１４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韓愈等人湊了１００貫為他營葬，"尚有余資"，再加上鄭余慶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則"足以益業(yè)，為遺孀永久之賴"[42]，即３００貫錢左右就可以使人過一輩子了�？磥恚矗埃柏炲X不是一個小數(shù)，而韓愈一次就得錢４００貫，由此可知韓愈的"潤筆費"之多。當(dāng)然，由於"爭為碑志"是當(dāng)時的社會風(fēng)氣，以致有"貧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見救"[43]的說法，因此靠寫碑志掙錢補(bǔ)貼家用似乎也不必過分苛求。韓愈元和十四、五年（８１９、８２０年）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時，雖然心情不好，生活卻并不壞。刺史的俸錢，據(jù)《唐會要》卷九一《內(nèi)外官料錢上》，在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緊州為１８０貫，中州為１５０貫。潮州為下州，估計月俸應(yīng)在１００貫上下。按說這已經(jīng)不少了，但觀察使仍"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44]。由此可知節(jié)度使觀察使手中掌握的這一筆"送使錢"，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項開支就是能夠酌情給手下的屬官加俸。這５０貫加上後，韓愈的俸錢就達(dá)１５０貫左右，是國子博士俸錢的六倍。因此他在潮州時，可以"出己俸百千（即１００貫）以為舉本，收其贏余"用作州學(xué)學(xué)生的飲食費用[45]。同樣，在袁州刺史任上，韓愈也曾"以私錢十”助修湘君夫人神廟[46]。從這種出手之大方，亦可見韓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縱觀韓愈從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狀況，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在貞元長慶年間，韓愈以及與他相似的階層的官員，如果沒有田產(chǎn)只靠俸祿生活，又如果負(fù)擔(dān)著一個大家庭的生活的話，不論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參軍事、正七品上的四門博士，還是正五品上的國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較艱難的。差不多是同一階層的官員如縣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眾"[47]；
國子助教薛公達(dá)，是"祿又不足以活身"[48]；
縣尉畢坰，"既卒，家無一錢"[49]；
太原府參軍苗藩，養(yǎng)"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時"遺資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為歸"[50]。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艱辛。相反，如果是做了節(jié)度使觀察使的幕府從事（特別是鹽鐵使、水陸運(yùn)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級，生活狀況就比較好了。要是再有些額外收入如潤筆錢之類，生活就會更好。當(dāng)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馬燧，或節(jié)度使觀察使如韓弘、于頔，其生活就說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們的生活水平又遠(yuǎn)在一般官員之上。明白唐代官員中不同階層的不同生活水平，對於研究唐代社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三、韓愈日常生活的具體情況

　　　　這里依然主要指衣食住行，并按此順序進(jìn)行探討。

　　　　韓愈胖而少髯，三十五歲左右已是"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發(fā)五分亦白其一"[51]。他不大注重修飾，也不似白居易那樣在詩文中對服章有大量的描寫。從他留下的詩文，我們只知道當(dāng)時一個官員大概會有三類衣服。一種是朝服，用於重要場合例如元日冬至朔望朝會等。唐後期的上朝用朝服曾經(jīng)非常混亂，但在貞元元和間有過一些整頓。貞元七年（７９１年），"上問冠冕於宰臣。時董晉對曰：古之人服冠冕者， 動有佩玉之響"[52]。元和十二年（８１７年），"太子少師鄭余慶奏：內(nèi)外官服朝服、入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誤……自今已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劍、佩、綬"[53]。所以我們在韓愈《南內(nèi)朝賀歸呈同官》詩中看到他是"珮玉冠簪犀"[54]，在《朝歸》詩中看到他是"峨峨進(jìn)賢冠，耿耿水蒼珮"[55]。據(jù)《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進(jìn)賢冠……太子詹事府、三寺……等流內(nèi)九品以上服之"，"諸珮……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蒼玉"。韓愈時為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故所言符合朝服制度。除朝服外，當(dāng)時官員還有章服，即常服加魚袋，在一般公事時穿服。韓愈元和十一年（８１６年）為中書舍人。唐制，散官五品以上給緋服、三品以上給紫服。韓愈所任中書舍人雖是正五品上，但其散官則為正六品的朝議郎，不當(dāng)穿緋服。要想穿緋服，只有靠恩賜。我們看到，韓愈正是享受”賜服緋魚"[56]的待遇。待到他為裴度的行軍司馬，官拜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職官散官雖均不到三品，但因唐後期極寵行軍司馬，故亦得到"賜金紫"[57]的待遇。到他因諫佛骨被貶潮州，金紫的章服也被剝奪，直至重被任命為國子祭酒，才"又獲位於朝，復(fù)其章綬"即又得到了"賜紫金魚袋"的恩賜[58]。韓愈能穿紫服垂金魚袋，心中自然高興。他在《示兒》詩中說他家里經(jīng)常是高朋滿座，"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59]。"不知官高卑"顯然不是真的不知，因為"玉帶懸金魚"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韓愈心中的得意。朝服、章服之外，自然還有平時穿的一般衣服。韓愈晚年自稱"閑人"，常住在郊外，所穿衣服是"白布長衫紫領(lǐng)巾"[60]。"長衫"是唐代男子最常穿的外衣，多為圓領(lǐng)，夾的綿的稱"袍"、單的稱"衫"。"領(lǐng)巾"就是幞頭，也是當(dāng)時男子頭上常戴的。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顏色。一般而言,"白布"應(yīng)是庶人穿著的顏色和服料，而幞頭應(yīng)是黑色的。但是韓愈系了頂紫色幞頭穿了件白色長衫，可見唐代官員家居或出游總之在非公事時，穿著比較隨便。關(guān)於衣生活還要注意二點。第一，韓愈生活貧困時，穿衣自然也比較困難。比如在任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時，兒”?腳凍兩骭"[61]；
三任國子博士時，"冬暖而兒號寒"[62]。第二，雖然韓愈十分重視華夷之辨，但從他留下的詩文卻看不到像白居易和元稹那樣對"胡服"的評論和對"時世妝"的意見。原因何在？我以為或許"胡服"在當(dāng)時實際上已經(jīng)不成其為問題，而"時世妝"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流行。當(dāng)然還有一個可能，即韓愈與元、白的生活旨趣不甚相同，注意點自然也就不相同了。

　　　　飲食方面韓愈沒有什么禁忌，這在前文已經(jīng)提及。從留下的詩文看，他在主食方面似乎吃米飯多吃面食少；
在副食方面則吃蔬菜比較多，例如有萵芹、菱芡、筍、木耳等，魚也吃得比較多；
水果則有橙、栗、梨、櫻桃。到四十五歲前後，他只剩十幾個牙，於是只能吃軟食，即"匙抄爛飯穩(wěn)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63]。他的賢妻怕他看見硬東西吃不了，心生悵惘，甚至"盤中不飣栗與梨"[64]，干脆不讓他看見硬東西，可謂關(guān)懷備至了。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韓愈被貶潮州，能不能吃南方的各種菜肴對他就成了一種考驗。在潮州，韓愈寫了二首詩來談南方的飲食，其中一首是《初南食貽元十八協(xié)律》，另一首是《答柳柳州食蝦蟆》[65]。詩中寫他澆上鹽醋，拌以椒橙，來吃鱟、蠔、蒲魚、蝦蟆、章舉等的情形，并說他最終也不敢吃蛇。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韓愈作為一個正統(tǒng)儒家，一方面堅守著華夷之辨的立場，同時作為一個治民的長官，又在努力適應(yīng)當(dāng)?shù)氐娘L(fēng)俗。他說："我來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韓愈對邊地人民采一種強(qiáng)烈的鄙視觀點，這在現(xiàn)在來看自然是應(yīng)該批判的，但韓愈描繪的當(dāng)時的南方飲食，倒為我們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貴的飲食史資料。

　　韓愈又喜歡喝酒，從少年時就喜歡喝。

在詩中不斷吟唱"破除萬事無過酒"[66]，"斷送一生惟有酒"[67]。特別是愁苦時，喝的更多，常常"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68]。韓愈喝的酒，留下名字的有"拋青春"和"綺羅春"。據(jù)《唐國史補(bǔ)》卷下，唐開元長慶間名酒以"春"為名者甚多，如有"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如此看來，韓愈喝的也是當(dāng)時的名酒了。另外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韓愈留下的詩文中幾乎沒有關(guān)於喝茶的詞句。雖然喝茶當(dāng)時已在北方地區(qū)普及，但韓愈顯然不喝茶。由此可以提醒我們?nèi)パ芯�，到�?喝茶"在文人型官員中普及的程度如何。

　　　　食生活中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參加宴會。這是當(dāng)時文人型官員的重要生活內(nèi)容。宴會，自唐初就有，但到貞元以後，發(fā)展為極盛，《唐國史補(bǔ)》卷下就”長安風(fēng)俗，自貞元侈於游宴"。生活在這一時代的韓愈自然也受這風(fēng)俗的影響。大致說來，韓愈參加的宴會可分為以下幾種：一種是送人宴會�；蛘呤巧纤舅腿�，要求下屬必須參加；
或者是朋友相送，依依惜別。前者如汴州節(jié)度使董晉送監(jiān)軍俱文珍赴京師，"隴西公（指董晉）飲餞於青門之外……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69]。韓愈當(dāng)時為汴州觀察推官，是董晉下屬，自然被要求參加了這次宴會。朋友相送例如處士石洪赴河陽幕府，"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70]。韓愈作為石洪"常所來往"的朋友，參加了這個送別宴會，并為眾朋友的詩歌作了序。這種送人宴會在宴會中所占比例甚大，并且其特點是必飲酒必作詩。於是，出游的發(fā)達(dá)和詩歌的發(fā)達(dá)就匯合在了宴會的發(fā)達(dá)中。宴會的第二類是朋友相聚。參加這種宴會是韓愈最愉快的。他曾寫有《醉贈張秘書》詩，淋漓盡致地抒發(fā)了他參加宴會的喜悅。詩中說”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tài)度，藹藹春空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xué)古淡，軒鶴避雞群。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所以欲得酒，為文俟其醺。酒味既泠冽，酒氣又氛氳。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余外徒繽紛"[71]。性情相投又擅詩歌的朋友聚在一起，邊飲酒邊作詩。詩借酒力，酒助詩成，何等暢快！韓愈接著嘲笑了那些不懂詩文的富貴子弟們的宴會，說："長安眾富兒，盤饌羅膻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72]。這種"羅膻葷"的宴飲這種"醉紅裙"的生活方式一向為韓愈所不屑。這是韓愈文人性格的典型反映。第三種類型的宴會是官府組織的宴會，包括賜宴、會食等。貞元年間，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許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詔賜宴，企圖以恩從己出的形式籠絡(luò)和控制群臣[73]，從而造成了貞元年間官員宴會最盛的局面。貞元四年（７８８年）九月，德宗下詔說”今方隅無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正月晦日"到貞元五年（７８９年）改為"二月一日"，名"中和節(jié)"－－筆者注）、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jié)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74]，并賜錢１００至５００貫。這種宴會一開始是百僚集中在一處，到貞元九年（７９３年）"宰相以三節(jié)賜宴，府縣有供帳之弊，請以宴錢分給，各令諸司選勝宴會，從之"。於是中和節(jié)那天"宰相宴於曲江亭，諸司隨便。自是分宴焉"[75]。"分宴"就是各部門自己組織宴會。貞元十八年（８０２年）韓愈為四門博士，三月三日那天，國子司業(yè)武少儀就"總太學(xué)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撙俎既陳，肴羞惟時。盞斝序行，獻(xiàn)酬有容。歌風(fēng)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76]，組織了一次本部門的"三節(jié)日"宴。這種宴會的社會性比較強(qiáng)，其目的是密切上下級關(guān)系，"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77]。另一種在官府日常進(jìn)行的宴會是"會食"，實即工作餐。當(dāng)時的會食，宰相在政事堂，諸司、州府在公堂或食堂，也有許多應(yīng)該遵循的禮儀[78]。李翱作《韓公行狀》，講了韓愈會食時的這樣一段逸事："（韓愈）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xué)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指韓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

學(xué)官由此不敢賤直講"[79]。這里我們看到韓愈對"豪家子"的鄙視，由此也可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個部門的長官可能平時不與眾下屬一起會食，而是單獨吃小灶。宴會的第四種類型是節(jié)日宴會。前述"三節(jié)日"的宴會其實也屬節(jié)日宴會，但那是由官府出錢屬公事范疇，這里所說的節(jié)日宴會則主要指親朋好友在節(jié)日的聚宴。比如"人日"飲宴，"盤蔬冬春雜，樽酒清濁共"[80]，主要吃蔬菜和飲酒。同時還要行令，飲完酒還要登高，可謂其樂融融。最後一種類型的宴會是家庭宴會。這主要指除節(jié)日外，家庭成員或親戚因某種事情而歡聚的一種宴會。比如韓愈的侄子要回宣城，"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dá)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舍汝”[81]。連宴飲帶閑聊，通宵達(dá)旦，詩句中洋溢著長輩對晚輩的關(guān)懷與牽掛�？傊�，從以上種種類型的宴會可知，宴會在當(dāng)時人的食生活進(jìn)而在全部生活中都占有著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韓愈甚至在詩中把"燕席謝不詣"[82]即不能去參加宴會當(dāng)做人老了的一個標(biāo)志。由此也可見宴會在韓愈心目中是相當(dāng)重要的。

　　　　住生活方面的資料最少。我們只知道韓愈在京師求官和作國子博士的十余年間，以及在東都做官的幾年間，基本上都是租房子住的。他在二十六歲考博學(xué)宏詞時寫有《上考功崔虞部書》，書中提到自”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仆之資"[83]；
三十九歲為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時，與伊陽縣尉崔某"賃屋得連墻"[84]，住鄰居。在大城市里租房子住，到貞元長慶年間已成為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這一則是由於舉子、選人、官員、客商等，流動頻繁，再則是由於租房便宜而買房貴。當(dāng)時不僅一般低級官吏買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員外郎[85]、工部尚書[86]那樣的官員也買不起，都是租房住。據(jù)《太平廣記》卷二四三，貞元長慶間的竇?買了一個小宅，且是兇宅，還花了２１０貫錢。唐德宗貞元四年（７８８年）制度，"太學(xué)、廣文、四門博士"的俸錢是"各二十五貫文"[87]。作為國子博士的韓愈，以２５貫俸錢的收入水平又要養(yǎng)活一大家人口，無法買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除在京、都二處外，韓愈在汴州、徐州做從事，以及在陽山為縣令、在江陵為參軍，大約都住在當(dāng)?shù)靥峁┑墓�館或官舍中。對此我們還拿不出直接的證據(jù)，但從唐後期的墓志中，可以看到許多在外地做官的人就死在"公館"或"官舍"里。比如宣州司功參軍魏邈元和四年（８０９年）"終於宣州宣城縣之公館"[88]，道州長史尚弘簡咸通三年（８６２年）"終於道州官舍"[89]。也許韓愈在外地做官，也都是住在當(dāng)?shù)毓俑�提供的公館或官舍中。

　　　　前面說過，韓愈在四十六歲遷為比部郎中後，生活有了明顯改觀。大約又過了幾年，到四十九歲左右，他終於買了房，并為這套房子自豪。他在《示兒》一詩中寫道："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庭內(nèi)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luò)之，春華夏陰覆。東堂坐見山，云風(fēng)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qū)。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疏"[90]。從詩中可知，在經(jīng)過三十年的奮斗、已接近五十歲時，韓愈才在長安擁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宅院。這個宅院很大，有中堂。按"中堂"是唐代宅院中最重要的建筑[91]，韓愈的住宅也不例外。因此這一中堂是"高且新"，祭祖、宴賓客、行冠婚禮都在中堂舉行。此外有東堂、北堂。東堂用途不詳，北堂則似是廚房。臥室可能也在北堂。南邊屋不多，可能是親戚或仆人的住處。西邊卻沒有房子，也許詩中"南亭"當(dāng)為"西亭"？住宅中還有一個很大的院子，種有槐樹和榆樹。比起宰相如裴度之類來，"此屋豈為華"，但對韓愈而言，"於我自有余"[92]。韓愈就在這套位於長安靖安里的住宅里讀書娛樂，接朋待友。即使被貶潮州，這套房子也依然保留著。韓愈最後就死在這套房子里。

　　　　除靖安里的住宅外，韓愈”用余俸"[93]在城南購置了一套別墅，即詩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莊"。按唐後期，官員只要經(jīng)濟(jì)上有能力，就多在城里置宅、在城南置莊。例如御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dāng)時第一"[94]。韓愈的城南莊沒有那么好，但究竟是什么樣子我們也不是很清楚。我們只知道總的說來韓愈對建造園林沒有太大的興趣，所以雖然當(dāng)時興起了玩石之風(fēng)，但韓愈顯然沒有雅興也沒有相應(yīng)的財力去玩那些假山奇石。韓愈在城南置莊，主要是"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95]，好在城南別墅中散心。同時也想?yún)⒓赢?dāng)?shù)氐?社"，和鄰里一起消閑。所謂"愿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96]，所謂"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97]就都反映了這種心情。由此也可知"社"這一組織在唐代北方地區(qū)實際上相當(dāng)普及，并且也在當(dāng)時人的住生活中起著一定的作用。

　　　　韓愈出行時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馬。這不僅在他得官以後是這樣，在他得官前也是如此。得官前，為能四處奔波求官，擁有一個交通工具還是必須的，所謂"正當(dāng)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98]就是這個意思。但是當(dāng)時馬很貴，因此我們不知道韓愈的馬是如何得到的，是親友集資買的呢？還是有錢有勢者送的？不管怎樣，總之韓愈得官前有馬騎。我們看到，他在考博學(xué)宏詞時，因為貧窮，心情煩燥，常常"驅(qū)馬出門，不知所之"[99]。待到再考宏詞仍不得仕，十分失望時，甚至準(zhǔn)備"貨馬，即求船東下"[100]，想賣馬離開京師了。我們知道， 唐代進(jìn)士一般以騎驢為多，因為驢比較便宜且從等級上也低於馬。當(dāng)年杜甫在京師就是騎了三十年的驢，與韓愈同時或稍後的牛僧孺、李賀也都是騎驢。從韓愈有馬騎這一點看，他的生活水平可能還高過杜甫他們。得官以後，韓愈仍然騎馬，不過由於經(jīng)濟(jì)狀況沒有根本好轉(zhuǎn)，他的馬恐怕不是什么好馬，一到雨天，就是"泥水馬弱， 不敢出"[101]了。後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馬的檔次恐怕也在不斷上升， 到因?qū)懕�銘得”馬一匹并鞍銜"[102]後，韓愈擁有的馬可能就不止一匹了。從留下的詩文看，韓愈在京師曾經(jīng)騎馬去上朝、騎馬?バ邢恪⑵锫砣ヌで�、骑马去钓鱼；贬官蕩挪是奇勁马上铝P?磺”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lán)關(guān)馬不前"[103] 唱盡了舍家遠(yuǎn)行、前途未卜的惆悵；
在江陵時因不喜法曹事務(wù)，整天騎馬去游玩，常常是"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誰"[104]。這里順便還要指出， 當(dāng)時官員無論出使還是朝京師，除特殊年老體病者外，一般不得乘坐輿、輦、擔(dān)子等（即後世的轎子）。到文宗開成五年（８４０年），仍規(guī)定"朝官出使，自合驛馬，不合更乘擔(dān)子……如病，即任所在陳牒，仍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dān)夫自出錢”[105]， 規(guī)定十分嚴(yán)格。官員出行乘轎子形成制度，是入宋以後的事了。

　　　　韓愈一生，有過幾次大的遠(yuǎn)距離出行。一次是幼時隨兄長南下韶州，然後去宣城，自宣城赴長安。第二次是自長安赴汴州，自汴州至徐州，自徐州回長安。第三次是由長安貶連州，由連州至江陵，由江陵回長安。第四次是由長安貶潮州，由潮州赴袁州，由袁州回長安。除去汴州一次外，其他都是行至嶺南，可謂遠(yuǎn)矣。在這些出行中，或騎馬或乘舟，或攜家或獨行，路途十分艱苦。比如從汴州逃出，"黃昏次汜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至，夜?jié)�十里黃。中流上灘■，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106]；
貶連州時，"初從藍(lán)田入，顧眄勞頸脰 。時天晦大雪，淚目苦蒙瞀。峻途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布推馬，顛蹶退且復(fù)"[107]，天冷路滑，且進(jìn)且退，備嘗艱辛。這種與選官、 貶官制度相聯(lián)系的長距離出行，是當(dāng)時官員行生活中的重要內(nèi)容。除此之外，當(dāng)時另一項較多的長距離出行是"歸葬"。當(dāng)時習(xí)俗，無論死在何處，只要有條件，都一定要歸葬原籍。拿韓愈來說，他就曾從嫂將兄之柩歸葬河陽， 又準(zhǔn)備把侄子韓老成改葬於"先人之兆"[108]。在韓愈留下的詩文中，有關(guān)歸葬的事例甚多。比如鄭儋， 其"三世皆未還滎陽”，於是他"舉五喪為三墓"，自涼州歸葬滎陽[109]，路途很是遙遠(yuǎn)。

這種歸葬受到了韓愈的稱贊。另外要注意的是，歸葬又是一種費用極高的出行，刺史如柳宗元，死後也是無力歸葬的。

　　　　從出行與仕官、出行與歸葬等的關(guān)系，韓愈敏銳地覺察到這是他所處時代與此前時代的不同。他在《送楊少尹序》中說："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110]，官做到哪兒，家就安在哪兒。

這與此前士族社會那種植根於地方家族的狀況有了一些不同[111]。這是社會性質(zhì)由貴族社會向官僚社會的轉(zhuǎn)化， 是靜止社會向流動社會的變易。韓愈又在《改葬服議》中說”近代已來，事與古異�；蛴位蚴�，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及其反葬也，遠(yuǎn)者或至數(shù)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112]在《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中說："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 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113]。

這就是說，韓愈認(rèn)為"出行"即"或游或仕"、"男出仕女出嫁"等是"今"是"近代"社會生活的重要特色，它對傳統(tǒng)禮制造成了很大的沖擊，禮儀制度應(yīng)該隨著社會的這種變化而有所改變。韓愈把"出行"看作區(qū)別"近代"與"古代"的重要標(biāo)志，可”出行"對於當(dāng)時人的重要，同時也可知韓愈確實是一個關(guān)注社會生活、關(guān)心社會變化的不泥古的文人型官員。

　　　　當(dāng)時在行生活方面還有許多制度。擇要而言，第一，貶官時一旦接到被貶的詔書，必須立即離京，一般不得超過第二天，家屬則隨之也必須離京。韓愈被貶陽山時，"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114]。貶潮州時自己先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jié)，死於商南層峰驛"[115]。女兒的病死曾深深地刺痛了韓愈的心靈。從文中還可知， 不僅貶官本人要走驛路、住在驛中，家屬也住在驛里。韓愈詩文中有許多出使乘驛馬、住驛中的記載，由此或可說明在貞元長慶年間，唐代館驛制度還未遭到大的破壞。第二，唐代制度，公事出行每日走多少路，是有規(guī)定的。《唐六典》卷三《戶部度支郎中》條規(guī)定："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天寶五載（７４６年）又規(guī)定"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116]。唐代一驛是三十里，十驛就是三百里。

韓愈生活的貞元長慶間，公事出行是否符合這一規(guī)定呢？先看韓愈被貶潮州。查《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四，知潮州"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五千六百二十五里"。韓愈”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潰ň荽艘部芍?壞玫鵲降詼?歟??收咦ⅲ???越裨露??迦盞街萆掀”[117]。此處的"今月"是三月， 則韓愈路上用了七十一天，平均每天走八十里弱，速度不是很快。不過，依韓愈自己說，潮州距長安是"路八千"[118]。若依此計算，則韓愈一天走一百多里。元和初， 韓愈從江陵回長安，走到"鄧（州）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119]，也是一天走一百余里�；蛘呤欠窨梢赃@樣說，唐制，公事出行，騎馬一天最低要走七十里，一般在一百里左右。至於天寶年間規(guī)定的貶官日行三百里，是太快了一點，所以《資治通鑒》說自從有這規(guī)定之後，"流貶者多不全矣"[120]。

流貶官日行三百里的規(guī)定看來實行的時間不長。但是如果公事緊迫，日行三百里還是需要的。韓愈長慶二年（８２２年）出使鎮(zhèn)州，"日馳三百自嫌遲"[121]， 就是每天走三百里。也許由於這次出使鎮(zhèn)州消耗體力太甚，二年以後他就因病去世了。第三，唐代制度，在京師，靠"晨昏擊鼓"來"啟閉"城門[122]， 凡出城辦事或游玩者，晚上一定要在鼓聲停之前回來，否則將被關(guān)在城外。韓愈有一次出門，回來稍晚，有些緊張，但"才到城門打鼓聲"[123]，回城還來得及。

當(dāng)時不僅長安是這樣，估計地方大城市也應(yīng)如此。韓愈出使鎮(zhèn)州，住在太原，"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124]，可見太原也有擊鼓制度。第四，唐代制度，"宮門皆有籍禁"， "應(yīng)入宮殿，在京諸司皆有籍"[125]，無"籍"不能隨便進(jìn)入宮內(nèi)。

韓愈則不僅自己籍上有名，妻子因封高平縣君，歲時要入朝宮中，所以也有籍。韓愈在詩中就曾自豪地說"著籍朝厥妻"[126]。但是唐代的"籍"是什么樣的呢？宋人注韓愈詩， 說"籍，二尺竹牒，記其年紀(jì)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yīng)，乃得入也"[127]。

如果這注釋符合唐制，則彌補(bǔ)了我們對於唐代出入宮門的"籍"的制度的知識空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一條十分珍貴的資料。

　　除以上所述衣食住行外，韓愈日常生活中還有一些內(nèi)容對於了解文人型官員的生活或者也是有用的。首先是工作時間問題。知道工作時間才能知道日常生活中的休息情況，所以研究當(dāng)時人的工作時間非常重要。遺憾的是有關(guān)資料極少，我們目前只在韓愈的文章中找到了一條。據(jù)韓愈《上張仆射書》[128]， 他在徐州張建封處任節(jié)度推官時，剛上任，就有小吏來告訴他從九月到來年二月，每天上班時間是"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韓愈對此十分不滿，說他做不到這一點，如果強(qiáng)迫他這樣做的話，"必發(fā)狂疾"。韓愈建議每天"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即分上下午上班：上午５點至７點之間上班，干到１１點；
下午也是５點至７點之間上班，干到９點，中午可以休息。韓愈的建議是否為張建封采納，我們不得而知，也許采納了，所以他在徐州才能過”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129]的日子。由此也可知，在一般情況下，節(jié)度幕府中的官吏"晨入夜歸"，中午不休息，工作時間很長。

　　　　日常生活中的另一個重要內(nèi)容是交往。按"交往"在當(dāng)時文人型官員中占有重要位置。韓愈就屬於比較喜歡同時也看重交往的文人型官員。在他留下的詩文中，與上司下級平輩官員交往、或與朋友相識親友交往的記載隨處可見。皇甫湜作《韓文公神道碑》甚至說”未嘗一食不對客"[130]。對於韓愈而言，與朋友交往，和他們談經(jīng)論詩、飲宴出游，是最令人高興的事。韓愈在徐州時，朋友張籍來看他，二人"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dá)五更"[131]， 可以廢寢忘食地一直閑談一個月。交往在當(dāng)時還有另一個作用，即用於仕途。沒有適當(dāng)?shù)胤e極地交往，在唐代是很難踏入仕途的。韓愈曾諄諄教導(dǎo)過一個想去京師考進(jìn)士的舉子，說："京師之進(jìn)士以千數(shù)。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強(qiáng)而附；
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qiáng)而拒。茍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xì)者邪！"[132]這里，韓愈”擇善而交"視為獲取"高爵"的竅門。這是韓愈半生仕途沉浮得出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交往的重要性於此也就可見一斑了[133]。

　　　　韓愈在日常生活中還有一個愛好，那就是釣魚。詩文中記載釣魚的地方不下十處。他在京城釣，"投竿跨馬蹋歸路"[134]；
在洛陽釣，"持竿釣溫水"， "鞭馬出都門"[135]；
在陽山也釣，"投竿而漁，陶然以樂"[136]。到晚年他為刑部侍郎時，由於一貫不喜吏事，"坐厭親刑柄"，所以更加寄情於釣魚，"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fēng)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137]，想起沒有朋友與他一起飲酒垂釣， 心中不免十分悲傷。作為文人型官員，韓愈在日常生活中還酷愛讀書。關(guān)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舉皇甫湜《韓文公墓志銘》中的話就可以了。皇甫湜說韓愈是"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飧以飴口"[138]。這種廢寢忘食式的讀書， 應(yīng)該是文人型官員生活的又一項重要內(nèi)容。

　　四、結(jié) 語

　　　　有關(guān)韓愈日常生活的探討大致如上。通過研究，我們不僅大致知道了韓愈的生活狀況，而且還了解了當(dāng)時社會的一些情況，比如幕府官員生活水平較高、寫碑銘掙錢之多、官員宴會的極盛、租房多而買房不易、出行對仕宦與禮制的沖擊等�？傊�，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評價韓愈，只是想通過韓愈的日常生活來展現(xiàn)唐貞元長慶時期一個文人型官員的生活水平生活內(nèi)容生活習(xí)俗。當(dāng)我們將當(dāng)時其他文人型官員如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將他們互作比較的時候，一個時代的一個階層或一種類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內(nèi)容就會凸現(xiàn)出來。這也許會為理解當(dāng)時的人的發(fā)展變化、制度的發(fā)展變化、以及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據(jù)。這就是我們研究韓愈日常生活的一個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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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釋：

　　[1]、喬象鐘、陳鐵民主編《唐代文學(xué)史》（上），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６頁、１７頁。

　　[2]、《唐會要》卷九一內(nèi)外官料錢上。中華書局，１９５５年。

　　[3]、《資治通鑒》卷二三八唐憲宗元和六年十一月條。

　　[4]、《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留守鄭相公啟》。

用《四庫全書》所收《東雅堂韓昌黎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６月。下引同此。

　　[5]、《昌黎先生集》卷三九《潮州刺史謝上表》。

　　[6]、《昌黎先生集》卷一二《進(jìn)學(xué)解》。

　　[7]、《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原道》。

　　[8]、同上。

　　[9]、《昌黎先生集》卷二五《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銘》。

　　[10]、《昌黎先生集》卷三九《論佛骨表》。

　　[11]、《昌黎先生集》卷三四《故太學(xué)博士李君墓志銘》。

　　[12]、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一《（前略）韓公行狀》�！端牟繀部�》影印明成化乙未刊本。下引同此。

　　[13]、《昌黎先生集》卷一七《與衛(wèi)中行書》。

　　[14]、《昌黎先生集》卷二八《曹成王碑》。

　　[15]、《昌黎先生集》卷一三《新修滕王閣記》。

　　[16]、《昌黎先生集》卷一二《圬者王承福傳》。

　　[17]、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韓文公神道碑》。清光緒二年馮氏讀有用書齋刻本。下引同此。

　　[18]、臺灣《史語所集刊》第６８本第１分，１９９７年。

　　[19]、《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九《順宗實錄》。

　　[20]、《昌黎先生集》卷二八《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墓志銘》。

　　[21]、《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湖南李正字序》。

　　[22]、《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兵部李侍郎書》。

　　[23]、《昌黎先生集》卷六《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24]、《昌黎先生集》卷一六《與李翱書》。

　　[25]、《昌黎先生集》卷三三《殿中少監(jiān)馬君墓志》。

　　[26]、《昌黎先生集》卷一七《與衛(wèi)中行書》。

　　[27]、《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28]、《昌黎先生集》卷三Ｏ《唐故監(jiān)察御史衛(wèi)府君墓志銘》。

　　[29]、《昌黎先生集》卷一六《與李翱書》。

　　[30]、《昌黎先生集》卷一七《與于襄陽書》。

　　[31]、《昌黎先生集》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bǔ)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xué)士》。

　　[32]、《昌黎先生集》卷二二《祭郴州李使君文》。又，陳寅恪在《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一文中論證元稹為江陵府法曹參軍事時"俸錢過十萬"為可信（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５９－７３頁）。對此，筆者有不同意見，大致以為地方州府參軍的俸料不會有那么高。詳論容待日後。

　　[33]、《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dāng)z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34]、《昌黎先生集》卷五《送無本師歸范陽》。

　　[35]、《昌黎先生集》卷一二《進(jìn)學(xué)解》。

　　[36]、此為貞元四年制度，見《唐會要》卷九一。

　　[37]、李商隱《樊南文集》卷八《齊魯二生．劉義》。清乾隆四十五年馮浩重校本。

　　[38]、《昌黎先生集》卷三八。

　　[39]、《昌黎先生集》卷四Ｏ《論變鹽法事宜狀》。

　　[40]、鹽價見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若以現(xiàn)在為例，今北京一斤鹽是一元，買一萬斤鹽需一萬元，則４００貫就相當(dāng)於今天的一萬元錢。米價見李翱《疏改稅法》（《李文公集》卷九）。

　　[41]、《全唐文》卷三七二嚴(yán)郢《奏五城舊屯兵募倉儲等數(shù)疏》。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

　　[42]、《昌黎先生集》卷一九《與鄭相公書》。

　　[43]、李肇《唐國史補(bǔ)》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44]、《昌黎先生集》遺文《潮州謝孔大夫狀》。中國書店影印世界書局１９３５年本。

　　[45]、《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五《潮州請置鄉(xiāng)校牒》。

　　[46]、《昌黎先生集》卷二三《祭湘君夫人文》。

　　[47]、《昌黎先生集》卷七《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48]、《昌黎先生集》卷二二《祭薛助教文》。

　　[49]、《昌黎先生集》卷二五《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志銘》。

　　[50]、《昌黎先生集》卷二五《太原府參軍苗君墓志銘》。

　　[51]、《昌黎先生集》卷一七《與崔群書》。

　　[52]、《唐會要》卷三一《冠》。

　　[53]、《唐會要》卷三一《章服品第》。

　　[54]、《昌黎先生集》卷七。

　　[55]、同上。

　　[56]、洪興祖《韓子年譜》卷六元和十一年條引實錄�！秴矔�集成》初編本。

　　[57]、《舊唐書》卷一六Ｏ《韓愈傳》。

　　[58]、《昌黎先生集》卷二三《祭湘君夫人文》。

　　[59]、《昌黎先生集》卷七《示兒》。

　　[60]、《昌黎先生集》卷九《賽神》。

　　[61]、《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dāng)z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62]、《昌黎先生集》卷一二《進(jìn)學(xué)解》。

　　[63]、《昌黎先生集》卷五《贈劉師服》。

　　[64]、同上。

　　[65]、《昌黎先生集》卷六。

　　[66]、《昌黎先生集》卷三《贈鄭兵曹》。

　　[67]、《昌黎先生集》卷一Ｏ《遣興》。

　　[68]、《昌黎先生集》卷二《歸彭城》。

　　[69]、《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三《送汴州監(jiān)軍俱文珍序》。

　　[70]、《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石處士序》。

　　[71]、《昌黎先生集》卷二。

　　[72]、《昌黎先生集》卷二《醉贈張秘書》。

　　[73]、參見拙文《唐代官員宴會的類型及其社會職能》。載《中國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74]、《舊唐書》卷一三《德宗本紀(jì)下》。

　　[75]、同上。

　　[76]、《昌黎先生集》卷一九《上巳日燕太學(xué)聽彈琴詩序》。

　　[77]、同上。參見注[73]所引拙文。

　　[78]、參見注[73]所引拙文。

　　[79]、李翱《李文公集》卷一一《（前略）韓公行狀》。

　　[80]、《昌黎先生集》卷六《人日城南登高》。

　　[81]、《昌黎先生集》卷六《示爽》。

　　[82]、《昌黎先生集》卷五《寄崔二十六立之》。

　　[83]、《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書》。

　　[84]、《昌黎先生集》卷四《崔十六少府?dāng)z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

　　[85]、趙璘《因話錄》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86]、《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鄭尚書序》。

　　[87]、《唐會要》卷九一內(nèi)外官料錢上。

　　[88]、《隋唐五代墓志匯編》陜西卷第二冊。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89]、同上。

　　[90]、《昌黎先生集》卷七《示兒》。

　　[91]、參見拙文《從小說〈游仙窟〉看唐人生活中的衣、食、住》，載《唐文化研究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１月。

　　[92]、《昌黎先生集》卷七《示兒》。

　　[93]、《昌黎先生集》卷八《南溪始泛三首》。

　　[94]、《舊唐書》卷一一九《楊綰傳》。

　　[95]、《昌黎先生集》卷八《南溪始泛三首》。

　　[96]、同上。

　　[97]、《昌黎先生集》卷九《賽神》。

　　[98]、趙璘《因話錄》卷三。

　　[99]、《昌黎先生集》外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書》。

　　[100]、《昌黎先生集》卷一六《答侯繼書》。

　　[101]、《昌黎先生集》卷一四《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102]、《昌黎先生集》卷三八《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103]、《昌黎先生集》卷一Ｏ《左遷至藍(lán)關(guān)示侄孫湘》。

　　[104]、《昌黎先生集》卷三《感春四首》。

　　[105]、《唐會要》卷三一《輿服．雜錄》。

　　[106]、《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107]、《昌黎先生集》卷一《南山詩》。

　　[108]、《昌黎先生集》卷二三《祭十二郎文》。

　　[109]、《昌黎先生集》卷二六《（前略）鄭公神道碑文》。

　　[110]、《昌黎先生集》卷二一。

　　[111]、 臺灣學(xué)者甘懷真在《唐代官人的宦游生活》一文（載《第二界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學(xué)生書局，１９９５年９月）中研究了這一問題。

　　[112]、《昌黎先生集》卷一四。

　　[113]、《昌黎先生集》卷一四《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114]、 《昌黎先生集》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bǔ)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xué)士》。

　　[115]、《昌黎先生集》卷三五《女挐壙銘》。

　　[116]、《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五載七月條。

　　[117]、《昌黎先生集》卷三九《潮州刺史謝上表》。

　　[118]、《昌黎先生集》卷一Ｏ《左遷至藍(lán)關(guān)示侄孫湘》。

又同卷《武關(guān)西逢配流吐蕃》也說"直去長安路八千"。又皇甫湜在《韓文公墓志銘》中還是說"就貶八千里海上"，見《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119]、《昌黎先生集》卷一五《上襄陽于相公書》。

　　[120]、《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五載七月條。

　　[121]、《昌黎先生集》卷一一《鎮(zhèn)州路上謹(jǐn)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122]、《唐六典》卷八《門下省城門郎》。

　　[123]、《昌黎先生集》卷一Ｏ《晚雨》。

　　[124]、《昌黎先生集》卷一Ｏ《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125]、《唐律疏議》卷七《衛(wèi)禁》。

　　[126]、《昌黎先生集》卷七《南內(nèi)朝賀歸呈同官》。

　　[127]、同上。

　　[128]、《昌黎先生集》卷一七。

　　[129]、《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130]、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韓文公神道碑》。

　　[131]、《昌黎先生集》卷二《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132]、《昌黎先生集》卷二Ｏ《送孟秀才序》。

　　[133]、關(guān)於韓愈以及當(dāng)時文人型官員的交往問題，筆者擬寫另文詳論。

　　[134]、《昌黎先生集》卷一Ｏ《晚雨》。

　　[135]、《昌黎先生集》卷三《贈侯喜》。

　　[136]、《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區(qū)冊序》。

　　[137]、《昌黎先生集》卷一Ｏ《獨釣四首》。

　　[138]、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韓文公神道碑》。

１９９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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