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強：作為一種形象的“文學語言”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內(nèi)容摘要：文學語言不僅塑造生動的文學形象來感染人，而且，其自身也成為對讀者富有巨大感染力的、韻味深長的藝術(shù)形象。漢語形象則是指，建立在漢語基礎(chǔ)上的語言形象。一方面，文學形象是建立在語言形象的基礎(chǔ)之上的，另一方面，語言形象具有自身的意義，可以和作品中的藝術(shù)形象形成有趣味的對話關(guān)系。
關(guān) 鍵 詞：文學語言 藝術(shù)形象 漢語形象
把語言作為一個審美形象來理解和把握，也就是相信文學語言本身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而不是像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所認為的，文學語言僅僅是表達意義的工具和手段。在這里，我們講語言的形象，指的是文學語言不僅塑造生動的文學形象來感染人，而且，其自身也成為對讀者富有巨大感染力的、韻味深長的藝術(shù)形象。漢語形象則是指，建立在漢語基礎(chǔ)上的語言形象。
那么，語言形象和文學形象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guān)系呢？
1
與一般的文學形象相比，語言形象有著自身獨特的存在形態(tài)和審美特征；
與此同時，它也是文學形象的一個重要構(gòu)成部分。文學形象是建立在語言形象的基礎(chǔ)之上的。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首先要接觸和理解的就是語言的形象，并通過對這個形象的感受和領(lǐng)悟，最終達到對文學作品中各種形象及其意義的想象和領(lǐng)會。另一方面，語言形象具有自身的意義，可以和作品中的藝術(shù)形象形成有趣味的對話關(guān)系。
美國阿巴拉契亞州立大學的學者麥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對英國詩人布萊克的《羔羊》一詩進行了有趣的語言分析[1]，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說明語言形象和文學形象關(guān)系的例子。在這首詩中，布萊克這樣寫道：
小羔羊，誰創(chuàng)造了你？/你知道嗎，誰創(chuàng)造了你？/給你生命，叫你去尋找/河邊和草地的食料/誰給你可愛的衣裳/柔軟，毛茸茸又亮堂堂/誰給你這般柔軟的聲音/使?jié)M山滿谷歡欣？/小羔羊，誰創(chuàng)造了你？/你知道嗎？誰創(chuàng)造了你？
小羔羊，我來告訴你/小羔羊，我來告訴你/他的名字跟你一樣/他管自己叫羔羊/他又溫柔，又和藹/他變成一個小孩/我是小孩，你是羔羊/咱們的名字跟他一樣/小羔羊，上帝保佑你！/小羔羊，上帝保佑你！[2]
按照麥克列林的分析，這首詩的語言表面看起來是那樣的簡單純樸，是所謂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具有童真清澈的語言形象：“詩的說話者是個小孩，他正在與一只小羔羊娓娓細語，對它進行宗教啟蒙。[3]”于是，童真語言的這個形象和詩歌中小孩兒、羔羊的文學形象相互鉤連在一起，生成一種“天真無邪”的意義。這首先表明，這首詩歌中的語言形象和人物形象結(jié)合在了一起，人物形象的形態(tài)和意義離不開語言形象的形態(tài)和意義。
與此同時，麥克列林提到，這首詩“語言”和“形象”存在著一種不協(xié)調(diào)：一方面，小孩子的童真語言表明他和羔羊的天真純樸，另一方面，這些“童真語言”竟然同時塑造了一個“仁慈但非常強大的上帝形象”，這是一個孩子的純真無法把握的形象，從而和這個孩子使用的語言之間產(chǎn)生了一種奇特的“違背”和“對立”的現(xiàn)象。換句話說，這首詩的語言形象和這首詩里面的人物形象之間存在一個敘事的張力，他們互相對立矛盾，使得這首詩的意義暗中發(fā)生著轉(zhuǎn)向和變異：那種孩子的童真和純樸，伴隨了“上帝”這個形象的龐大和威嚴，從而顯示出一種反諷的意味。孩子的童真和熱情，也就變成了對權(quán)威的服從和認同的純樸形式。用“純樸”的形式而不是用思辨的形式表達對上帝權(quán)威的服從，從而強調(diào)了“上帝”的“仁慈”和“和藹”，也就使得“上帝”變得更加容易接受和認同。
在這里，語言形象和人物形象都共同構(gòu)成了文學作品的藝術(shù)形象，成為一個文本承載意義的兩個重要層面。事實上，語言形象地分析，往往可以讓我們進入到文本意義的那些復雜幽微的方面，得到比一般的印象閱讀更多的感受。比如，在對這首詩的讀解中，麥克列林就進而發(fā)現(xiàn)了“隱藏”在語言中更加復雜的意味。他認為，每個詞除了自身的含義之外，都還包含著形成這個詞的“有趣的歷史”。從語言的審美形象這個角度來看，語詞的語法含義雖然是相對固定的，但是，它在不同的歷史語境的各種修辭用法所造就的意義，依舊沉淀在語詞當中，構(gòu)成了語言形象的微妙含義。這些語詞中的各種微妙含義，也就會在作品中產(chǎn)生作用，影響到文本意義的表達。因此，在這首詩的結(jié)尾，麥克列林發(fā)現(xiàn)了這樣兩句話：
我是小孩，你是羔羊
咱們的名字跟他一樣
小羔羊，上帝保佑你！
小羔羊，上帝保佑你！[4]
其英文的原文是：
We are called by his name.
Little Lamb, God bless thee!
Little Lamb, God bless thee!
麥克列林指出：“最令人驚異的例子是bless（血）�！Ｓ印词且詾⒀淖诮虄x式清洗某物�，F(xiàn)在當我們使用‘保佑’時，大多數(shù)人并不了解這一意義層面，但事實卻不可抹煞：這是一種修辭手段，其中blood一詞的某些意義被轉(zhuǎn)移到了施洗的行為之中。這與詩非常吻合，因為羔羊基督之間的主要聯(lián)系之一是，二者都是血祭的祭品�！盵5] 由此，這首詩變得具有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危險和驚悚的意味，孩子充滿熱情和向往地向羔羊贊美的東西——上帝，正是以他們的血來祭祀的對象。這首詩的意味令我們始料不及：語言形象和人物形象之間的對立如此尖銳——而在最初的閱讀印象中，語言形象正是為了“塑造”這個人物形象的。
顯然，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到，文學作品的語言形象，作為整體的藝術(shù)形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僅具有獨特的藝術(shù)美的價值，而且，它還和文本中的人物、場景形象一起，或者相互對話，或者相互對立、或者相互維系，共同參與到文學文本本意義的多元合唱之中來，造就豐富多樣的文學審美景象。
基于此，文學語言的探討，就不能能僅僅停留在把語言看作是一種媒介和手段，還應(yīng)該把它視為一種藝術(shù)形象，并細致探求這個形象的各個內(nèi)涵層面。
在漢語文學的研究中，我們就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到“漢語形象”方面。對于漢語而言，漢語形象可以分成漢語的基本形象和審美形象。在這里主要探討的是從漢語的審美形象來進行探討。
2
任何語言都必然以可見的實體呈現(xiàn)出來，因此，也就必然都涉及到形象問題。語言的字符形體、聲音韻調(diào)等等，也就都構(gòu)成了語言的基本形象。
針對漢語形象而言，這個特點更為明確。
首先，漢語作為一種確立在象形字基礎(chǔ)上的文字系統(tǒng)，其形體形象是比較鮮明而有特色的。
有這樣一個類似謎語的對子：
二人土上坐
一月日邊明
“坐”這個字，其形體包含了“兩個人坐在土上”這樣一個想象性的場景；
而“日”和“月”則似乎相互輝映，激發(fā)著“明”的感受。由此來看，這個對子顯示了漢語語言的基本形象：漢語系統(tǒng)建立在象形文字的基礎(chǔ)上，漢字的形體本身就有“象”，可以激發(fā)人們的想象，帶來趣味化的、甚至是美的的感受。
對于漢語的形體形象，古人也有過自己的認識。清代人劉熙載在《藝概》一書中，就曾經(jīng)這樣論及寫字時的形體追求：
昔人言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yīng),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為要焉。
事實上，中國的書法作品就是以一種藝術(shù)的形式展現(xiàn)了漢語的這種來自形體的美。劉熙載所謂的“入其形”，就是指，書法的要義在于，寫字時必須要揣摩透漢字的形體形象，令這種形體形象變化多端，各具風采。而“書脈”，則是指在這種形體形象的變化中，生成一種連綿不絕、回環(huán)往復的氣韻。顯然，劉熙載的這個說法，充分肯定了漢字基本形象對于書法藝術(shù)的重要意義，這表明，漢字的形體形象可以成為一種審美形象，產(chǎn)生生動的氣韻。
其次，聲韻，也是語言的一種基本形象。聲音的變化往往蘊含著情感的波動，從而造就不同的漢語語音形象。
古人論及音樂的聲音形象的認識，同樣適用于漢語的語音形象：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瞧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fā)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上，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6]
在這里，漢語的聲音形象既包括漢字本身的讀音，也包括對這個讀音的具體讀法。這就有了漢語聲音的不同口吻、語氣、節(jié)奏、韻律等等。相應(yīng)地，這些聲音就帶上了語言使用者的情感，往往可以喚起聽的人的形象化想象。比如我們常用的問候語“你好”：
北京人說“你好！你好！”時，“你”（nǐ）字還得加上一個-n尾，念作“您”（nín），“您好！您好！”就表示更加客氣些，或者更加尊重些。人與人之間見面，已經(jīng)完全廢棄了舊時代許多虛偽的客套話，也不再是漠然不相聞問的漠不關(guān)心的狀態(tài)……[7]
這里聲音的改變，包含了一種人們生活狀態(tài)的變化。而“你”和“您”，則蘊含不同的“人”的氣息：“你”字指向普通的人，“您”字喚起“值得尊重的人”這個形象。
語言的聲音形象是在語言的具體使用中呈現(xiàn)出來的，由此，“口音”（accent）就成了一種極其有意味的現(xiàn)象。而不同的口音則構(gòu)成不同的語音形象，從而具有不同的意義。“以英國英語為例，其國內(nèi)口音差異就形成了一整套譜系，從地域鮮明的鄉(xiāng)村與城市口音，進而到那種被視為標準發(fā)音的典范口音，這種口音在BBC的‘世界報道’、司法系統(tǒng)、公學以及諸如此類的地方可以經(jīng)常聽到。從這個意義講，每個講話的人都有一個口音，包括習慣使用標準發(fā)言者。盡管標準口音現(xiàn)在基本上屬于一種基于階級地位的口音，但歷史上它卻一度與中古時期英格蘭中部方言區(qū)的東南一帶具有很強的地域關(guān)聯(lián)，注意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對它的專門提倡，比如16世紀的英語公學以及BBC早期電臺廣播，有助于解釋標準口音在今日聯(lián)合王國的支配性社會地位，在那里它似乎成為中立的和通行的英語口音，甚至達到這種程度，即它已被當作講英語的‘自然’與‘正確’的方式�！盵8] 簡言之，語言的標準音，本來只是一種便于通行的說話方式，但是，由于這種聲音總是通過電臺、電視進行傳播，也就總是和“客觀”、“公正”、“理性”、“權(quán)威”等等語言色彩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逐漸成為一種具有社會和階層內(nèi)涵的文化形象：標準口音似乎意味著良好教育和較高的社會地位，成為白領(lǐng)化階層的象征。
顯然，漢語的形象是伴隨著漢語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而逐漸確立起來的漢語本身的形象。當這種漢語的形象被審美使用時候，就有了漢語的審美形象，簡稱之為漢語形象。
3 事實上，語言的基本形象不等于語言形象。作為一種審美形象，語言形象呈現(xiàn)在文學作品之中，是文學語言的一種特殊形象。因此，我們講“語言形象”、“漢語形象”，是要強調(diào)其審美形象。
也就是說，所謂語言形象，是在不同的使用方式中才能獲得的；
而語言的審美使用，則相應(yīng)生成了一種極其具有魅力的審美形象。
因此，作為一種審美形象，語言形象是文學語言和普通語言區(qū)分開來的重要方面。按照這個理解，所謂語言形象，其實就是指呈現(xiàn)在文學文本中的漢語的審美面貌；
它往往可以激發(fā)讀者把語言本身當作審美對象，流連忘返，玩味蘊含在語言形象中的豐富內(nèi)涵。
在這里，普通語言和文學語言呈現(xiàn)出不同的功能。普通語言往往注重于傳遞信息的功能，并不要求閱讀者過多地注意所使用的語言本身；
文學語言則恰恰相反，其功能不僅僅是要傳遞信息、生成意義，它還“努力”顯現(xiàn)自身的魅力，讓讀者沉浸在語言本身的形象之美中。
美國詩人威廉斯的《便條》詩這樣寫道：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涼
作為一首詩，這里的語言似乎和普通的生活語言并沒有太大不同，無論是用詞還是語氣，都像是隨隨便便地說出的話。不妨把這一段話再使用普通語言的排列方式看看：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涼。
表面看來，這兩段話的區(qū)別僅僅在于它們的語言排列方式不同，這就造成這樣一種感覺：按照文體識別的習慣，分行排列的是詩歌，其語言是詩歌語言；
而不分行則有可能只是一張真正的“便條”。這似乎可以表明，語言用什么樣的方式呈現(xiàn)自身的形象，就無意中規(guī)定著語言本身的使用形態(tài)。
但是，是否分行并不能最終決定一堆語言材料是否就是文學語言或者普通語言。事實上，“分行”屬于語言的一種“使用方式”問題，也就是說，用什么樣的方式使用語言，才能最終將普通語言和文學語言區(qū)分開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生活中的真實的便條而言，這一組語言材料讀起來有一點兒顯得累贅，因為，寫一張便條，只需要把這件事情交待清楚就行了：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
對于“事件”的交待，和“抱歉心情”的表達，已經(jīng)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罢堅�，它們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涼”，這一段話相應(yīng)就成為真實的便條中可有可無的語言。甚至可以說，這一段話的增加不僅不會取得人家的原諒，反而會適得其反：我吃了你的梅子，要知道，它們太好吃了！這不是“斗氣”嗎？——好吃卻被你吃了！故意的？
有意思的是，《便條》成為一首詩，就不能不“依賴”這一段似乎在斗氣的話�；蛘哒f，失去了這一段話語，《便條》的審美意義就會消除殆盡。在這里，“它們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涼”，一方面表達的是“吃梅子”這個事件中的自我感受；
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感受的表達，把“甜”和“涼”當成了違背契約和規(guī)范的“借口”。這首詩的意義就因此被凸現(xiàn)了出來：1，我知道吃別人的東西是錯誤的；
2，可是我吃東西時的美好的生命體驗也是合理的，為了這種生命體驗的獲得，我就可以違背我所了解的規(guī)范。
由此可以知道，這首簡短的詩歌里面隱藏了一種矛盾：生命體驗的合理性與尊重他人財產(chǎn)的合法性之間的矛盾。與這種矛盾相應(yīng)和，這首詩顯示了兩種語言之間的對話，也就同時表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語言形象：1，“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們大概是你留著早餐吃的。請原諒……”這是一組顯現(xiàn)著“規(guī)范性力量”的語言，主要是對事件的敘述，具有邏輯語言的形象；
2，“請原諒，它們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涼”，這是一組顯現(xiàn)著“顛覆性力量”的語言，主要是一種情感體驗的表達，具有感興語言的形象。在這里，“甜”、“涼”兩個字，構(gòu)造了一個極其豐富的瞬間：那種任性的姿態(tài)與享受的感覺，一時間駐留我們心中。第1組語言的遲疑、慚愧，與第2組語言的流暢與情不自禁形成了極其有趣的對話。兩種語言各自試圖占到上風，但是，終于美好的體驗性語言征服了我們，使得這首詩成為一種感性擊退理性的象征。
顯然，兩種語言各自以自身的形象在積極地對話、交談和滲透，成為這首詩的有意味的閱讀現(xiàn)象。
由此可知，和普通語言不同，這首詩的語言中，不傳達實際意義的語言更富有審美價值。這表明，文學語言不是以信息的傳達為重要目標，而是要顯現(xiàn)自身的形象，以這種自身形象的感染力來激動讀者。
事實上，將自身顯示為一種審美形象，這正是文學語言的獨特意義。伊格爾頓曾經(jīng)這樣總結(jié)雅各布森的理論要義：
他認為“詩”首先在于語言被置入某種與本身的自覺的關(guān)系。詩的語言作用“增進符號的具體可知性”，引起對它們的物質(zhì)性的注意而不是僅僅把它們用作交流中的籌碼。在“詩”里，符號與它的對象脫節(jié)：符號與所指對象之間通常的關(guān)系打亂了，因而使符號作為一種價值對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獨立性。[9]
所謂文學符號的“獨立性”，事實上也就是文學語言涉及其自身的形象及其意義，超過了對文學語言所指稱的對象的涉及�！爱斣娙烁嬖V我們他的愛人像一朵紅玫瑰時，我們知道事實上他是把這種說法納入格律，我們不應(yīng)該去問他是否真的有一個愛人，由于某種奇怪的原因他覺得像一玫瑰�！边@表明，文學語言的理解在于對語言特殊的“談話方式”的理解：“這種對談話方式而不是所談事實的集中注意，有時用來表示我們認為文學是一種‘自我相關(guān)’的語言，一種談?wù)撍旧淼恼Z言”。[10]
簡言之，文學語言總是使得語言獨立地成為一種審美形象，就漢語而言，就是成為讓讀者玩味不已的漢語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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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志強，1969年生人，山東濱州人，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文藝美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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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麥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辭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載Frank Centricchia、Thomas McLaughlin編：《文學批評術(shù)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張京媛等人譯，108-203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2] 【英】布萊克：《布萊克詩選》，袁可嘉譯，42-4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3] 【美】麥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辭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載Frank C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n編：《文學批評術(shù)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張京媛等人譯，109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4] 詩中著重號為編者所加——編者注。
[5] 【美】麥克列林（Thomas McLaughlin）：《修辭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載Frank Centricchia、Thomas McLaughlin編：《文學批評術(shù)語》（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中文本，張京媛等人譯，115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6] 《樂記》。
[7] 周有光：《語言與社會生活》，29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9。
[8] 【美】約翰·菲斯克等編撰：《關(guān)鍵概念》（第二版），李彬譯注，2—3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9] 【英】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王逢振譯，14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10] 【英】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王逢振譯，2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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