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和原子彈（開篇）

　　在荒誕的世界生活久了，我們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讓貌似正確的觀點橫行無忌。舉一個例子，當人們審視歷史的時候，免不了有一些追問，檢討某些人在某些歷史悲劇中的過錯，并且設(shè)想那些歷史悲劇本來可以避免。這時候，氣氛往往變得凝重，一個權(quán)威而蒼老的聲音說：歷史是沒有假設(shè)的。

　　歷史真的沒有假設(shè)？其實歷史充滿了假設(shè)，只不過以更高級的形式存在著。我在讀《尤利西斯》中譯本時，在注釋里讀到亞里斯多德《形而上學》中的一句話：“事情發(fā)生之前，有多種可能性，一旦其中一種成為事實之后，其他可能性便統(tǒng)統(tǒng)被排除掉了�！边@話是對的，這話我很欣賞。就像一則中國寓言的意義，當羊從羊圈逃走之前，我們至少有兩種可能性，把羊圈修好，或聽之任之。于是我在回想我經(jīng)過的歷史時，感到了某種哲學上的必要：我們?yōu)榱吮苊鈿v史悲劇重演，需要找出當時被排除掉了的其他可能性，把它們重新建立起來。把破損的羊圈修好，就是讓另一種假設(shè)成為現(xiàn)實，不會丟失更多的羊，無辜的、善良的、溫順可愛的羊。

　　走出1957年紛亂的、巨大的、危機四伏的迷宮，暫時還無法安定下來，太多的疑惑在我的四周嘩嘩旋轉(zhuǎn)著向上升起，它們炫目的亮光至今讓我眩暈。這樣一來，我回想中的1958年，很想從比較安靜的所在，安德爾斯，一位陌生的德國哲學家開始。

　　幾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家書店里走了三遍，在那些包裝精美但內(nèi)容貧乏的書籍前一次次搖頭，最后挑選了那本惟一可讀的書《德國哲學家圓桌》。在那天晚上開往北京的慢車上，書中介紹的第一位哲學家安德爾斯，成了我愉快的朋友。

　　安德爾斯，1902年出生于一個猶太人家庭，二十多歲時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他不是那種在學院里攀登象牙之塔的學者。他獻身當下的世紀，干預影響社會，總是讓思想保持著原創(chuàng)性和力量。他除了哲學文章，還像中國的莊子、德國的尼采、法國的加繆他們那樣，用明快的文學敘事文本，使哲學反思得到直觀的表述。在他的寓言《塔之瞭望》里，格林夫人身在塔頂，看見地面上的卡車只有玩具一般大小，看見玩具一般大小的卡車碾過自己幼小的兒子。然后她喊道：“我不下去！在下面的話，我會絕望的�！边@里，距離是重要的。距離讓我們可以忍受，讓我們減少恐懼，讓悲慘的社會變成舞臺，讓看臺上的我們變成觀眾�！拔覀兛赡軞⒑�數(shù)以千計的人，我們想象的大概是數(shù)十個死難者；
但我們?yōu)橹�哭泣或者悲傷的至多一人。�?/p>

　　作為一位哲學家，他最重要的優(yōu)秀品質(zhì)是先知能力。當年，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新思想，帶領(lǐng)德國經(jīng)濟走出一戰(zhàn)后的泥潭，全國一片歡騰。安德爾斯看到了那種看不見的陰影，用小說《莫盧西恩的地下墓穴》表達了自己對將要來臨的災難的預警。莫盧西恩就是虛構(gòu)的法西斯國家，在它的地下墓穴里，坐著被囚禁的自由戰(zhàn)士，戰(zhàn)士們用寓言和故事互相傳遞著自由的信息，與此同時，恐怖統(tǒng)治正在蔓延。這種對災難的預知能力，類似于我們在地震前看到的動物反應。1933年，希特勒剛剛就任總理，安德爾斯感到實實在在的憂慮，開始了從德國到法國再到美國的流亡。沒有人請他講授哲學，但他可以做家庭教師、洗衣工和車間工人，他是孤獨者中的孤獨者。

　　后來二戰(zhàn)開始了。后來二戰(zhàn)結(jié)束了。

　　回到歐洲的他，有很長時間不能回到哲學寫作，因為廣島原子彈的陰云還在他頭上翻滾著�！白詮�1945年8月6日——廣島日起，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在這個時代里，我們隨時都可能將任何地方變?yōu)閺V島，不，整個地球都可能在瞬間被我們變成廣島�！痹诖酥�前，未來是開放的，人類相信他們可以持續(xù)生存。但現(xiàn)在呢，種族自我滅絕的能力有了，人類社會生存的信心沒了。安德爾斯說：“無論持續(xù)多久，無論是否會永久持續(xù)，這都是最后的時代。”

　　種族自我滅絕的能力來源于技術(shù)。安德爾斯看到，技術(shù)成了主宰人命運的東西。技術(shù)彌漫了整個世界，并融化著世界，漸漸成為世界的主體。人作為世界主體的時代已經(jīng)結(jié)束，技術(shù)作為主體的時代已經(jīng)到來——在20世紀，世界轉(zhuǎn)變?yōu)橐粋�自我流變的、無人看管的機器。20世紀的人們在劫難逃，許多情況下不得不泰然接受，但是他們必須和技術(shù)統(tǒng)治進行斗爭。這一部分世界觀成了安德爾斯學說的中心：技術(shù)統(tǒng)治下的人的處境的哲學人類學。

　　1958年，安德爾斯經(jīng)過很長時間的心理準備，終于去了廣島和長崎，又和執(zhí)行過廣島任務的美國飛行員長期通信，了解當年的更多情形。那時候是1958年，他必須實地考察才能知道的事情，現(xiàn)在我們在網(wǎng)絡(luò)上很容易知道，更多而且更詳細。比如，當年廣島原子彈剛剛爆炸的時候，只見整個天空一片光亮，閃現(xiàn)著從未見過的美麗藍光和紅光，非常壯觀。再比如，廣島原子彈沒有形成蘑菇云。它形成的東西可以稱之為一條細繩。它往上沖，漆黑漆黑的，有光亮和顏色，里面有白光和灰色，頂部就像折起來的圣誕樹。還有，我還在一本報告文學中看到，爆炸后的廣島，第二年的草木特別茂盛，與我們想象中的寸草不生，恰恰相反。

　　現(xiàn)在我們還知道，安德爾斯也可能有出錯的地方。比如他在看到廣島、長崎時，可能會看到長長的原子彈爆炸死者名單，看到因此而殉難的兒童雕像，看到和聽到各種各樣的可怕后果，容易和很多善良的人們一樣，以為日本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以為用原子彈轟炸廣島，是人類歷史上令人羞恥的一頁。實際上，他也確實忽略了對廣島、長崎的核打擊，其當時意義是人類正義一方對邪惡一方的正當防衛(wèi)，合理而且必要；
其深遠意義是讓戰(zhàn)爭狂人的侵略成本增到巨大，于是有了多半個世紀里世界大面積的和平建設(shè)。

　　安德爾斯如果熟悉中國“亡羊補牢”的那則寓言，應該想到，是當時日本的羊圈，也就是那些統(tǒng)治者出了問題。是那些喪心病狂的日本法西斯，在手上沾滿了世界上幾千萬無辜百姓的鮮血之后，不惜再沾滿本國幾百萬無辜百姓的鮮血，一定要將戰(zhàn)爭進行到底。亡羊補牢最好的辦法，一是日本國內(nèi)民眾趕快把這血腥的政府推翻，一是世界正義力量盡早讓這罪惡的戰(zhàn)爭結(jié)束。那時候，一顆代號叫“小男孩”、一顆代號叫“大胖子”的原子彈先后扔下來，讓廣島、長崎幾十萬生命可悲可嘆，但拯救了這世界上(包括日本國內(nèi))更多的生命。

　　現(xiàn)在想起來，我讀到安德爾斯的時候，正是911事件三周年的紀念日，那日子讓我多了一份感慨。

　　911那天，我一整天都僵住了，別指望有任何的語言和笑容。我先是想到一個技術(shù)上免除民航飛機被劫持的辦法，就是把民航飛機的駕駛艙與座艙完全隔絕，把座艙與駕駛艙和地面的通訊完全切斷，讓所有的劫機者根本無法完成自己的想法，那樣我們的天空就安靜多了。我還想到，擊潰了人類社會的道德底線，邪惡者不需任何借口、可以不擇任何手段向善良人類公然挑戰(zhàn)，世界的文明格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所有文學和藝術(shù)以及哲學、社會學都應該、都必須和911以前不同。

　　但是過了整整三年，應該發(fā)生變化的那些方面，平平常常又平平淡淡，看不出有了什么改變。讀到安德爾斯的時候，他在世界上有了原子武器后敏銳又深沉的思考，讓我非常感慨：原來安德爾斯已經(jīng)在1992年去世。原來世界上沒有更多的安德爾斯。

　　愛侶和恐懼感

　　中國人把每年的1月1日叫做元旦。1958年的元旦到來，全國皆大歡喜，放假一天。特別興奮的是湖南師范學院，敲鑼，打鼓，往天上點燃了許多鞭炮。他們編印的《湖南師院》在這一天出版，上面竟然最先發(fā)表了毛澤東寫的一首詞《蝶戀花》。他們知道，《人民日報》和各地報刊一定會紛紛轉(zhuǎn)載，他們的院刊一定會全國知名。他們還知道，1957年的《人民日報》，公開發(fā)表了最高領(lǐng)袖的17 首詩詞，全國都轟動了，但里面惟獨沒有這一首。

　　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幾千年的古典文學，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被有意壓低和冷落，惟一被記住的文體是舊體詩詞，因為毛澤東是寫詩填詞的高手，而他的37首詩詞，大家都能夠背誦和必須背誦。1990年代初期，北方某省每年都召開十多家文學期刊編輯參加的期刊聯(lián)誼會，年輕編輯們不愿聽那些老生常談，往往想一些無聊的文字游戲打發(fā)時間，成了網(wǎng)絡(luò)時代之前的一種“惡搞”。一次會上有人傳紙條，提議從那37首詩詞里面找出20個與性有關(guān)的句子。其實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句寫性的都沒有，并且這種做法對原作者不禮貌，事隔多年也要對原作者鞠躬謝罪，但可以看出，那些詩詞融化在他們的血液里了，是他們重要的共同語言。

　　據(jù)說這首神采飛揚、意境高遠的《蝶戀花》發(fā)表之后，首先“惡搞”的是原作者的夫人江青。她當著眾人的面吵吵鬧鬧，還大聲地說：“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 在吵鬧之前，江青讀了一遍又一遍，被其中懷念愛侶楊開慧的那些句子深深刺痛。

　　我寫到這里的時候，忽然覺得“愛侶”這個漢語詞匯很有意義，特別是在敘述一些復雜多變的兩性關(guān)系時很有意義。江青去延安之前是演藝界人士，而那時候演藝界的兩性關(guān)系就已經(jīng)復雜多變，敘述歷史的人很難說得清在24歲的江青嫁給45歲的毛澤東之前，和哪些人算作結(jié)婚，和哪些人算作同居，又和哪些人算作情人。以至很多人都把在唐納之前的黃敬叫做江青前夫，實際上這種叫法不夠準確。黃敬曾是她在青島時的入黨介紹人，他們同居幾年后，黃敬突然被警察局逮捕，她就趕緊逃亡到上海。雖然黃敬很快出獄，但江青的動作更快，已經(jīng)先后與唐納、章泯成為愛侶了。那個年代，除了要擴大在演藝界和公眾之中的影響，否則，結(jié)婚不一定要有法定的形式，黃敬與江青的同居是公開的，而且兩人以夫妻相稱并與外界交往，幾乎等同于結(jié)婚，但還不是正式的結(jié)婚。所以把黃敬和江青稱為愛侶，我想，比稱作夫婦、情人、同居者等等，更為妥當。

　　當時的演藝界是這樣，當時的革命界（我臨時使用的一個詞匯）也是這樣。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命懸一線，朝不保夕，一切從簡，一切從快，男女關(guān)系處于沒有規(guī)律和規(guī)則的狀態(tài)，很少有人使用結(jié)婚、離婚的概念。比如毛澤東，據(jù)說他在14歲時，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個20歲的姓李的女子，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舉行的婚儀。26歲時與18歲的楊開慧成為愛侶，有了三個子女。34歲時與17歲的賀子珍成為愛侶，生下六個子女。與江青成為愛侶以后，就不再有那種可以稱為夫人、可以對外公開的愛侶。后來的人們詳細勘探那段歷史，認為他和賀子珍結(jié)婚時沒有與楊開慧離婚，和江青結(jié)婚時沒有與賀子珍離婚，是不是有些不夠妥當，不過是對戰(zhàn)爭年代領(lǐng)袖人物一種想當然的、不負責任的誤解而已。他們不知道在革命斗爭的特殊時期，公開住到一起就建立了愛侶關(guān)系，不再住到一起就解除了愛侶關(guān)系。即便是那個時代的人，有時也對這種建立和解除的情形一頭霧水。比如毛與賀成為愛侶已經(jīng)三年了，湖南軍閥何鍵逮捕了楊開慧，在湖南父老的營救和說情之后，答允只要楊公開申明與毛脫離夫妻關(guān)系即可釋放。楊在獄中堅貞不屈，因為不肯脫離夫妻關(guān)系而被槍決。何鍵他們真是糊涂了，實際上存在的夫妻關(guān)系可以脫離，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夫妻關(guān)系怎么可以脫離?許多年以后，我覺得這像是一種黑色幽默，楊開慧之死很是冤枉。

　　我的耳邊響起戲曲舞臺上鏘鏘、鏘鏘、鏘鏘鏘鏘的緊密節(jié)奏，還響起我剛讀大學中文系時說過的一段話：在中國波瀾起伏的幾十年里，人的命運上下沉浮。搞戲劇的人，一生像一部戲�。�
搞電影的人，一生像一部電影；
寫小說的人，一生像一部小說——

　　以此推論，對于恐懼感很強的人，他的一生像什么呢，像一場讓人感到恐懼的事件。似乎環(huán)境無法更改，似乎命運已被注定，結(jié)局遲早都會到來，是否發(fā)生在1958年或哪一個年份，已經(jīng)不再重要。

　　江青以前的愛侶黃敬，是在1958年去世的。我見到那一年的中國大事記，全文如下：1958戊戌年，號召全國“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按筌S進”運動全面展開，“全民煉鋼”，“高產(chǎn)衛(wèi)星”滿天飛，大辦公共食堂。對金門炮戰(zhàn)連續(xù)44天。中央電視臺創(chuàng)建。作家、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率領(lǐng)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阿富汗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全體遇難。美國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匈牙利總理納吉，畫家司徒喬、京劇大師程硯秋、江青前夫黃敬（俞啟威）卒。

　　黃敬比江青大兩歲，應該在1912年出生。他在20歲讀青島大學時參加革命，迅速成為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曾領(lǐng)導過北平的“一二•九”運動，擔任過地下黨北平市委書記和晉察冀的黨委副書記。根據(jù)一種沒有被確認的說法，是他而不是劉少奇，最早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詞語，可見他早已是黨內(nèi)有名望的人物。1949年新政權(quán)建立，他37歲，擔任了第一任的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幾年后改任中國第一機械工業(yè)部部長、國家技術(shù)委員會主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至今有些天津的老市民還能想起黃敬，非常關(guān)心工人生活，體察群眾疾苦。他到北京找毛澤東和周恩來撥款，在1952年建造了61萬平方米、5萬余間的工人新村住宅。

　　他領(lǐng)導天津百姓修建人民公園、水上公園和楊柳青飛機場，改造南開蓄水池、赤龍河和墻子河。在紅紅火火、熱氣騰騰的工地上，經(jīng)�？梢钥吹剿�和工人一起抬筐運土。工人們知道他身體不好，患有糖尿�。骸包S市長，你有病，工作又忙，指揮大伙干就行了，別把身子累壞了�！彼麚u搖頭，擦一把臉上的汗水說：“沒問題，多裝些土�！�

　　我沒有更多的材料來回憶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參加勞動時的心情是不是在用汗水澆灌新家園的同時，洗去心中的隱憂、焦慮和恐懼感。那時候，江青成了新政權(quán)最高領(lǐng)袖名正言順的夫人，同是與江青有過愛侶關(guān)系的人，演藝界的唐納遠避歐洲，連地址都不曾留下；
革命界的黃敬卻無法逃避，不知道會不會禍事降臨，就像不知道什么時候下雨打雷，那道天雷會不會擊落在自己頭頂。

　　1958年1月，中國的南寧會議開始猛烈批評周恩來和陳云，以及當時負責計劃、建設(shè)、財經(jīng)工作的人。他們在1956年領(lǐng)導了縮減重工業(yè)建設(shè)規(guī)模的“反冒進”，那些當時的重大成績，變成了眼下的重大錯誤，“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了”。被迫寫檢討的周恩來痛苦萬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時間，天天關(guān)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風度蕩然無存”。周恩來是這樣，他手下管經(jīng)濟的人更是這樣，緊張得睡不著覺，徹夜不停在房間里來回走動。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恐懼感，像南寧的蒙蒙煙雨，四處蔓延。

　　南寧會議結(jié)束那天，有位醫(yī)生到了黃敬的房間，見他倒在床上，精神恍惚，語無倫次，不停地說：饒命啊，饒命�。『髞碓陲w往廣州的飛機上，瘋了的黃敬突然跪倒在同行者面前，叩頭說：“饒了我吧。”據(jù)說他在廣州軍區(qū)總醫(yī)院治療期間，因為跳樓逃跑跌斷了腿，不久以后離開人世，時年46歲。

　　我好像記得一位醫(yī)生說過，恐懼感特別強烈的人，平均壽命是46歲。

　　黨派社會和伊拉克革命

　　作家不是神，不能掌握這世界所有的學問，所有的發(fā)展變數(shù)。但我想到，如果與大眾相比，作家的直覺必須敏銳、寬泛、深入和有效。比如說這世界一種又一種的理論，真真假假，層出不窮，大眾可以深信不疑，或者不予理睬，而作家呢，起碼要用直覺感知一下，那些東西是不是在說真話。

　　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讓我對人類經(jīng)過的社會形態(tài)有了進一步的思索。

　　我沒有登臨叫做伊拉克的那個國度，但我知道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之間的中下游地區(qū)，那片曾經(jīng)叫做美索布達米亞的平原，公元前4000年開始進入兩河文明的鼎盛時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陽光普照，水量充足，洪水帶來大量淤泥，肥沃了兩河平原�！妒ソ�(jīng)》里的伊甸園的原型地在那里，《一千零一夜》的故鄉(xiāng)也在那里。精妙絕倫的巴比倫空中花園，著名的《漢謨拉比法典》，都誕生在那里。

　　那里也是被人類武力征服次數(shù)最多的地方，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戰(zhàn)刀的森林，代替了茂密的植被，先后在那片土地上閃閃發(fā)光，直到把這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變成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八麄儊砹�，他們殺人，他們放火，他們搶掠，他們奸淫，他們走了�！笔�多年前，我偶爾讀到的一本書用這樣的短句描繪歷史。我記得不準了，好像每個短句之間都是句號。

　　1920年，英國人用介于殖民和自治之間的委托統(tǒng)治方式，比較溫和地代替了奧斯曼帝國幾個世紀的嚴酷統(tǒng)治。第二年，允許他們建立了伊拉克王國， 1932年，這個新國家又獲得了完全獨立。

　　在接觸這一段歷史時，我有時欣喜有時憂傷地注意到，這個完全效仿英國議會的君主立憲國家，在1958年之前，能夠控制各個宗教、種族、黨派之間的沖突，能夠與世界和平相處與經(jīng)濟往來，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陷，財富暴斂在極少數(shù)人手中，拒絕改變大眾的貧困生活。我想到，他們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辛亥革命前的中國一樣，盡管實行了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度，可是由于群體素質(zhì)不高的原因，僅僅建設(shè)了一個低水平的民主國家，也就為革命帶來了契機。

　　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一夜之間取得了完全勝利。受黨派影響的政變部隊殺死23歲的國王，還決定對王室斬草除根，包括王室的寵物。他們的尸體被扔在大街上，任公共汽車來回碾壓，仿佛預示了這個國家和這些國民，要一次次被專制極權(quán)的車輪來回碾壓，不得安寧。此后，伊拉克的革命一次次來臨，推翻了舊的暴君，再產(chǎn)生新的暴君。在政變部隊里有一個留著小胡子的人叫薩達姆，他10歲時就有了第一把手槍，14歲時曾經(jīng)槍殺他不喜歡的教師。他們的黨派叫社會主義復興黨，或者翻譯成復興社會黨，1959年就派薩達姆暗殺剛剛政變上臺、受伊拉克共產(chǎn)黨支持的新總統(tǒng)。1963年復興黨上臺，1979年薩達姆從伊拉克保安頭子變身為伊拉克共和國總統(tǒng)，隨后發(fā)動了歷經(jīng)8年的兩伊戰(zhàn)爭，雙方死亡人數(shù)約200萬。

　　在我看到的一些歷史素材里，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沒有讓伊拉克人民脫貧致富，還把他們拖入了專制極權(quán)、血腥鎮(zhèn)壓的政治恐怖之中。而這場革命當時曾被認為是反帝反封建的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現(xiàn)在看來，是孫中山那樣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還是斯大林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是他們自己認為的阿拉伯社會主義革命，怎樣歸屬都是個難題。

　　從文學寫作的角度來看，或者從邏輯分類的角度來看，是因為先前人類社會形態(tài)的分類不清不爽，才會出現(xiàn)這樣的難題。

　　我在幾年前看了那本教科書之后，忽然想到，對人的分類可以有無窮無盡的方法，比如按性別可以劃分為男人、女人、中性人、變性人，按洲別可以劃分為亞洲人、歐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大洋洲人，等等。對社會形態(tài)的劃分也可以有很多種，比如我想到的，按照從古至今社會管理層面的區(qū)別來劃分，人類經(jīng)過的社會形態(tài)只有四種：部落首領(lǐng)社會、奴隸主社會、封建國王社會、黨派社會。

　　按照這種比較有效的分類方法，許多錯綜復雜的事情變得簡單、清晰和容易掌握。當各種各樣的國家發(fā)生革命之后，一旦封建國王的權(quán)力解體或旁落，不管是君主立憲還是哪種共和，實際上都進入了由黨派管理國家的黨派社會。

　　伊拉克在1921年君主立憲后就進入了黨派社會，以后的革命都是同一種社會形態(tài)之內(nèi)的革命，1958年以前多黨分權(quán)，1958年后一黨專權(quán)，21世紀初薩達姆下臺，重新回到多黨分權(quán)。俄國十月革命前已經(jīng)實行君主立憲，多黨分權(quán)，十月革命后一黨專權(quán)，蘇聯(lián)解體后，又回到多黨分權(quán)。至于中國，情況也有點相似，1905年，慈禧和光緒政府派出兩路重要大臣，認真學習世界各國的先進社會形態(tài)。到達俄國時，沙皇還特別告誡他們，注意不要造成俄國那樣地方勢力太強、民主立憲不穩(wěn)的狀態(tài)。但隨后中國的立憲，看起來還是沒有避免俄國的尷尬，幾年后就讓孫中山等人的武裝起義，圓了趕走滿清“異族統(tǒng)治”的舊夢。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管理國家，只把漢族的袁世凱推到前臺就算大功告成。

　　陳納德和國際主義

　　1958年一個晴朗的夏日，我的大哥跟著老師去鞍鋼參觀，看到了那些高聳的煉鐵爐、高大的冷卻塔，比畫報上的還要雄偉。那天還有一位老工人給學生講話，要他們現(xiàn)在當學生好好學習，將來當工人好好工作。他說他不到20歲就在鞍鋼做工，給日本人干活好好工作，后來給國民黨干活好好工作，現(xiàn)在給共產(chǎn)黨干活還是好好工作。讓我大哥奇怪的，是他不怎么恨日本人，卻恨美國鬼子，有一年美國鬼子的飛機轟炸鞍鋼，炸死了幾個日本人、幾個中國人，炸壞了兩座高爐，炸壞了他的腳趾。

　　參觀回來不久，我大哥和一些學生上街游行，衣服被汗打濕了，嗓子被口號喊啞了。他們喊的是反帝的內(nèi)容：“美國軍隊從黎巴嫩滾出去”。跟在他們后面的是一隊幼兒園小朋友，蹦蹦跳跳地唱著反帝兒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杜魯門，一生氣，喝了兩碗滴滴涕。上醫(yī)院，沒看好，回家放了三聲大狗屁。路邊看熱鬧的人就拍手叫好，讓他們再來一個。幼兒園阿姨一揮手，小朋友真的又來了一個：蘇聯(lián)老大哥，掙錢掙得多，買輛摩托車，騎到莫斯科。美國老大嫂，掙錢掙得少，買個破油燈，點也點不著。

　　據(jù)說有報紙報道，那幾天內(nèi)，全中國有兩千多個城市、六千四百萬人參加了游行示威和抗議集會，通宵達旦，日以繼夜。許多年之后我覺得，那些數(shù)字未必準確，就算全中國真有六千四百萬人上街，也沒有兩千多個城市啊。四十年之后的1998年，我在電視臺因工作需要聯(lián)系到的國內(nèi)其它城市，也不過一千個左右。想起當年中國的新聞媒體，喜歡玩一種叫做夸張的修辭游戲，幾百斤的糧食畝產(chǎn)能夸張到十多萬斤。它們可以隨意夸張，沒有把中國的城市說成十幾萬個，已經(jīng)算是比較真實了。

　　隨便說一下，1958年是中東地區(qū)的革命之年。那一年不僅伊拉克發(fā)生了成功的政變，還有黎巴嫩和約旦不成功的武裝起義，都讓政府無力控制局面。黎巴嫩總統(tǒng)約請美國出兵相助，約旦國王約請英國出兵相助，終于平安無事。美國的海軍陸戰(zhàn)隊也想登陸伊拉克，但伊拉克原政府已經(jīng)被殺光，沒有人再約請他們了。

　　1958年也是中國人的世界革命之年。我們把中東的阿拉伯革命打造成國際共運的一部分，在蘇聯(lián)與西方開始和平、友好相處的背景下，獨立挑起世界革命的重擔。我大哥和他的同學，以及那些幼兒園小朋友，用喊口號和唱兒歌的方式參加了世界革命。比他們更有實際效果的參加，是那一年中國大陸炮擊金門，佯作發(fā)兵解放臺灣之勢，調(diào)動美國軍艦急赴臺灣海峽，減輕了中東地區(qū)的壓力。

　　我現(xiàn)在覺得，不管是做學問、做新聞，還是做政治，哪怕是做一個小規(guī)模的講話，立場都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樣的立場就有什么樣的觀點、情緒和行為。我大哥在參觀鞍鋼時遇到的那位鞍鋼老工人，恨誰不恨誰純屬他的立場問題。立場還是一副有魔法的變形眼鏡，戴上以后想看見什么就看見什么。那些幼兒園的小朋友的立場是從哪里來的呢？他們甚至能看見美國比蘇聯(lián)貧窮。

　　那位老工人說的美國鬼子的飛機轟炸鞍鋼，確有其事，但從相對正確的立場來說，應該是美國飛機轟炸日本人的軍事工業(yè)基地。駕駛飛機的也不是美國鬼子，是幫助中國人對抗日本法西斯的美國友人，是陳納德領(lǐng)導的飛虎隊。陳納德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來到中國，1945年八一五光復的那個月份辭職回國，也就是說，中國的全面抗日打了八年，他在中國戰(zhàn)斗了八年。在20世紀空前殘酷的抗日戰(zhàn)爭里，中國將士保家衛(wèi)國、拋灑熱血是自己的職責；
他是外國人，卻和最堅定的中國將士一樣堅定，和最勇敢的中國將士一樣勇敢。還有，他對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貢獻，可以和任何一位中國將士相比。

　　有必要提到當時中國的軍力，雖然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的退讓，有了6年時間的戰(zhàn)爭準備，但仍然虛弱不堪。比如空中力量，說是有500架飛機，但零部件嚴重缺乏，飛行員出身豪門不思進取，不用說參加戰(zhàn)斗，一次普通的飛行訓練就有5架飛機接連墜毀，讓在一旁視察的宋美齡膽戰(zhàn)心驚。陳納德來到中國擔任空軍顧問兼戰(zhàn)術(shù)教官的1937年，逐個審看了這500架飛機，能夠飛上藍天的只有91架。

　　寫到這里，我極其遺憾地想起一次在少帥張學良出生地的采訪。那天中午過后，縣志辦的老崔捧來他多年搜集的資料，其中一段說的就是張學良的空軍。他每年都從東北軍里選拔幾百人去荷蘭學習飛行，再從學成歸國的人五里選一，讓最優(yōu)秀的人擔任飛行員。有人說張學良空軍的戰(zhàn)斗力世界上排在前列，九一八事變發(fā)生的1931年，他有幾百架從歐洲購買的最先進的飛機，倉庫里還有一百多架新式飛機沒有拆包組裝，可惜一旦撤出沈陽，全都落在日本人手里。

　　陳納德如果擁有張學良的飛機和飛行員，也能在空中與日本人抗衡。他也曾親自駕機上天格斗，擊毀了近40架日軍飛機，但戰(zhàn)爭開始才幾個月，中國的飛機幾乎全軍覆沒。幸好蘇聯(lián)援助的飛機來了。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的生日那天，陳納德把中國和蘇聯(lián)的飛機合在一起，用一個巧妙和精密的計劃，將前來轟炸武漢的39架日機擊落36架，只有3架落荒而逃。

　　1940年蘇聯(lián)空援撤走以后，陳納德到處游說，終于爭取到100架美國P-40型戰(zhàn)斗機，還爭取到美國羅斯�？偨y(tǒng)為購買這批飛機貸款5000萬美元，并口授一道不公開的命令，在美國和日本尚未宣戰(zhàn)時，準許預備役軍官和退出陸軍和海軍航空部隊的士兵參加赴華的美國志愿隊。就這樣，中國空軍美國志愿大隊成立了。

　　我看到的一張照片表明，有了好的飛機和飛行員，陳納德那陰雨天一般的神色變得晴朗，那老樹皮一般的面孔露出笑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和那些曾被美國人稱為兵痞或兵油子的志愿者們，自由、自信和浪漫的氣質(zhì)洋溢出來，將他們的飛機編為三個中隊：亞當與夏娃隊、熊貓隊、地獄天使隊，分別畫上被亞當追逐的裸體夏娃、飛行員自己的漫畫像和姿態(tài)各異的裸體天使。

　　就像他們的護照上顯示著的身份五花八門，叫音樂家、學生、銀行家的都有，這二百多位志愿者來華的目的也不一致，大多數(shù)為了正義，也有的為了冒險，為了資歷，還有一位飛虎隊員只想掙錢給父母蓋一座新房子。這些喜歡裸體美女圖案的志愿者們，更喜歡昆明一家妓院里活生生的美女。有一次，陳納德坦然對《時代》周刊記者說：“（昆明的）那個妓院使我操心。大兵們總得要有女人。”據(jù)說那時候，還有一架美式運輸機把13名妓女運到飛虎隊所在的昆明。甚至還有一種傳言，說飛虎隊的駐地周圍有強奸案發(fā)生。

　　比起一群“烏合之眾”的性生活是否衛(wèi)生，更讓陳納德?lián)�心的，是他們的P－40C機，在性能上還不是日本人“零式”機的對手。但值得慶幸的是，在關(guān)于空戰(zhàn)的新觀念和技戰(zhàn)術(shù)上，日本人遠遠不是他們的對手。

　　陳納德是當時世界戰(zhàn)斗機組合使用的戰(zhàn)術(shù)思想先驅(qū)者。他多年研究創(chuàng)造的空戰(zhàn)理論十分出色，他的“空中游擊隊”招數(shù)也確實厲害。比如，飛虎隊在緬甸集訓后不久，以不超過20架可用的P－40C機，與逾千架日機日夜周旋，浴血奮戰(zhàn)10個星期，創(chuàng)下了擊毀日機217架、損失比例1∶14的驕人戰(zhàn)績。再比如，他在緬北用四五十架飛機迎戰(zhàn)日軍四五百架飛機的時候，每天改變飛機的圖案、顏色、號碼，還使用稻草制作一批假飛機，使日軍無法判斷飛虎隊的實力和摧毀地面飛機。他從不正面迎戰(zhàn)日軍機群，往往在其返航時半路打劫，甚至跟蹤到敵機降落再猛烈掃蕩。氣得日軍用電臺警告，如果陳納德繼續(xù)使用如此不規(guī)則的戰(zhàn)法，“將視作游擊隊員，受到不仁慈的待遇”。

　　還有一次，日軍派一架飛機到桂林機場上空散發(fā)傳單，上面寫著：“我們——帝國軍隊的飛行員，向你們——飛虎隊的飛行員提出挑戰(zhàn)。定于6月28日下午3點在桂林上空，雙方進行一場公開競強的決斗�！钡搅四且惶�，日方出動了60架飛機，在性能和數(shù)量上都占有優(yōu)勢，結(jié)果在短短十幾分鐘的戰(zhàn)斗里，飛虎隊擊毀14架敵機，自己一方只有四個飛行員被迫棄機跳傘，在這次公開挑戰(zhàn)里獲勝。他的一次又一次重要勝利，讓長期士氣低落的中國軍民興奮起來，也讓不可一世的日本空軍十分敬畏，把飛虎隊稱為“光榮的敵人”。

　　對于四億五千萬中國人來說，飛虎隊（包括后來陳納德領(lǐng)導的第十四航空隊）的勝利不僅重要，而且是個福音。在1941年以前，日本空軍占有中國領(lǐng)空的絕對控制權(quán)，當時的陪都重慶，遭受慘烈轟炸導致數(shù)以萬計平民傷亡。陳納德的飛虎隊來到中國，宣告了日軍以狂轟濫炸讓中國屈服的幻想破滅——1942年，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就已經(jīng)無法進行。1943年9月，日軍在華制空權(quán)完全喪失。到了1945年5月，中國的天空里甚至找不到日本飛機的蹤影！

　　我看到的一份資料統(tǒng)計說：“陳納德領(lǐng)導的飛虎隊和第十四航空隊，在中國與日軍英勇奮戰(zhàn)，共摧毀了2600架日機，擊沉和擊傷了220萬噸以上的日軍商船和海軍艦只，擊斃了66700名以上的日軍。他的機隊與日機戰(zhàn)斗的損失比，達到了1∶80的神奇境地。”

　　1945年8月，陳納德就要回國。告別的那一天，陳納德坐在汽車里，人們推著汽車在重慶陡峭的街道上走了好幾個小時，一直推到一個廣場的中央。在用鮮花和松針裝飾起來的臺子上，堆滿了人們贈送給他的寶石、碧玉、漆器、古董和國畫，以及各種條幅和錦旗。陳納德獨自站在臺上，人群排著隊逐個與他握手道別。一個中國人向他說：“自從馬可•波羅以來，還沒有一個外國人像你那樣博得中國人的人心�！�

　　在那個時候，淚水從陳納德飽經(jīng)風霜的臉上流了下來——八年前他已年近半百了，告別妻子和七個兒女，把中國的天空當作自己的家園，為反對法西斯的正義事業(yè)而戰(zhàn)，為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友誼而戰(zhàn)，這一切都是值得的。但他萬萬沒有想到，他這個老志愿者離開中國僅僅五年以后，130萬中國年輕人組成的志愿軍奔赴朝鮮半島，與120萬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聯(lián)合國軍拼死對抗。雙方有將近百萬的巨大傷亡。

　　1958年，是陳納德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一年。7月15日，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要求國會晉升陳納德為中將。7月18日，美國國會通過晉升他為空軍中將的法案。7月27日，陳納德因病在華盛頓去世，終年67歲。1990年，美國公眾評選二戰(zhàn)英雄，有兩個人當選，一位是歐洲戰(zhàn)場上的艾森豪威爾，另一位則為亞洲戰(zhàn)場的陳納德將軍。2005年，中國隆重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陳納德再一次被當作國際主義英雄。

　　1958年還有一件事，與陳納德似乎無關(guān)又似乎有關(guān)。他在飛虎隊時候的中國秘書王清，因為被發(fā)現(xiàn)藏有在飛虎隊服役時留下的實物，成了某種罪證，“由于歷史原因，王清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后來的某個時候，中國為王清“落實了政策”。

　　鞍山的大學和北京的大學

　　那年夏天，我爹的橡膠廠開始加班加點，機器轉(zhuǎn)動的聲音不分晝夜，越來越濃的汽油味兒飛出工廠，灌滿了我家的屋子。他們趕制出來的傳送帶，很快就運到全國各地，很快就安裝到運輸設(shè)備，為轟轟烈烈的國家建設(shè)運送礦石、煤炭，以及各種各樣的生產(chǎn)原料。

　　我們家里沒有姐妹，做晚飯就成了大哥的事情。就著汽油的香味兒吃過晚飯，幾個哥哥玩了一會兒就開始看書，有的看學校的課本，有的看課外的圖書。我已經(jīng)4歲多了，糾纏在他們中間，漸漸認識了很多字，有圖有字的書也能看了，不認識的字呢，按照內(nèi)容大意往下蒙，十回里有六七回都能蒙對。

　　那時候家里沒有那么多桌子。等到我媽下班回來，看見她的四個兒子全都趴在炕沿上看書，黑乎乎的腦袋瓜一溜兒刷齊。離那些書很高很遠的地方，是一支15瓦的電燈，發(fā)出昏黃的光，比煤油燈強不了多少。我媽跟我爹說過許多次了，換一個瓦數(shù)大的燈泡，可是商店里只有15瓦的，再說電費挺貴，買到了也不能經(jīng)常用它。我媽一直擔心，在那樣差勁兒的燈光下看書，孩子們的視力會不會出問題？

　　那一年，我的大哥15歲了，再怎么看書也不會近視了，以后視力一直保持得很好。二哥11歲，就受了影響，一只眼睛正常，另外一只近視，后來看到這世界上所有景象都別別扭扭。三哥才8歲，兩只眼睛漸漸都變得近視，后來發(fā)展到三四百度。最小的我4歲，受那種燈光傷害最大，兩只眼睛都成了高度近視，六百度左右，永遠都無法恢復。中國的那個年月，不僅缺錢還缺文化，愿意看書的人不多，近視的人非常少見。不信你現(xiàn)在上街看看，那些已經(jīng)五六十歲的中國人，如果有誰戴了眼鏡，就特別顯得有知識。

　　有一天，大哥從我爹的辦公室拿了一張報紙回來，高興地告訴我們，鞍山新辦了三所大學，他以后可以上大學讀書了。

　　鞍山是個年輕的城市，換句話說，它的歷史短得十分可笑。我看到的一份資料表明，在20世紀初，這里還是一片山野，碧綠青蔥，野狼奔突。忽然就開始探礦開礦，來了四千多個日本人，幾百個朝鮮人，一千多個中國人，總共六千零幾十個人。他們算是這個城市的第一批建設(shè)者，住在新建的大房子里，日本技術(shù)員每人住 360平方米，中國和朝鮮工人每人90平方米。雖然冶鐵的工廠不太景氣，但按照他們仿效美國開發(fā)礦山的經(jīng)濟制度，分給個人的工資獎金還算可以，所以那些賣糧賣菜的、縫衣修鞋的、說書賣藝的、放映電影的、開設(shè)商店飯店金銀首飾店的統(tǒng)統(tǒng)來了，漸漸有了市鎮(zhèn)的模樣。1937年快要過去的時候，滿洲國的溥儀皇帝才想起頒布詔書，讓這里有了市級建制，并且定名為鞍山市。1955年我出生的時候，鞍山才18歲。就在那一年，有位歐洲的畫家叫皮德，來鞍山畫了一些漫畫和速寫，其中一幅的說明文字，寫到鞍山當時有五萬人口。

　　這樣的城市，就在1958年開始有了大學，并且一下子有了三所本科大學：一所醫(yī)學院，一所師范學院，還有一所是鋼鐵學院。有道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才剛剛過了幾年，我的大哥快要從中學畢業(yè)、一心向著大學目標前進的時候，再看那三所大學，只剩下一所鋼鐵學院，另外的醫(yī)學院和師范學院已經(jīng)煙消云散了。

　　許多年之后，我成為這座城市屈指可數(shù)的文化人之一，參加過偶爾舉行的各類文化活動，驀然發(fā)覺鞍山的文化空氣里嚴重缺氧，甚至比起我出生的年代更難于呼吸，于是為這座城市感到深深的遺憾，為什么那時的三所大學撤銷了兩所，耽誤了多少鞍山子弟的教育成才��！

　　由于這種感慨，我在許多資料中走近1958年，那個特殊的年份，中國提出了超過英國、趕上美國的口號，就要像它們那樣，不僅要生產(chǎn)出大量的鋼鐵，還有培養(yǎng)出很多的大學生。有人說那時的鞍山，不具備辦大學的條件，比如說缺少師資。但這種說法不是真的，那時中國的大學，恰好不是靠教授和講師來辦的，引導和教誨學生的是黨。

　　比如北京大學，應該是一所名師薈萃的著名學府，但那時候的學校，不以名師為榮，反以名師為罪；
不以讀書為榮，反以讀書為罪。那些不幸的大學生們，入學后經(jīng)歷了反胡風、肅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及“拔白旗”、“向黨交心”等一系列政治活動。反右運動中的北大學子，被定為極右派、右派、中右和右傾的占了15%左右，其中有的被槍斃（如黃中奇），有的死在監(jiān)獄里面（如劉奇弟），有的在興凱湖或清河的勞改農(nóng)場里葬送青春。

　　北大學生的另一種不幸，是那些留在學校里的學生，也被當作政治斗爭的工具。在1958年“大躍進”中，北大中文系1955年級響應“拔白旗，插紅旗”的號召，起來批判“資產(chǎn)階級權(quán)威”（其實就是批判他們老師）的學術(shù)觀點。1958年國慶前夕，他們利用暑假集體編寫的70萬字《中國文學史》正式出版，被推崇為無產(chǎn)階級占領(lǐng)學術(shù)陣地的一個典型。那時報紙上還有報道說，北大中文系55級作為黨所培養(yǎng)的一代新人，正在把資產(chǎn)階級專家所把持的學術(shù)殿堂奪回來。被政治利用也是一種幸福，他們自豪，他們興奮，因為他們年輕：“革命斗爭中長大/ 群眾運動里開花/ 咱們55級/ 走的是紅專道/ 騎的是躍進馬/ 聽的是黨和毛主席的話/ 此去揚鞭萬里/ 一生為祖國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同時，其它年級“又紅又專”的學生也在政治掛帥的旗幟下，編寫著更多的史志：中國小說史、中國古代戲劇史、中國新文學史，等等。他們要把被老教授們“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那一年將近初冬，北京大學中文系的6名學生：謝冕、孫紹振、孫玉石、殷晉培、劉登翰、洪子誠，在《詩刊》社的建議和組織下，編寫了十余萬字的中國新詩簡史，叫做《新詩發(fā)展概況》。2007年11月，事情過去近50年，他們已是名滿天下的優(yōu)秀學者，終于把《新詩發(fā)展概況》（當時沒有正式出版）刊印出來，讓那些在特定政治時代泛濫的文字，那些甚至具有負面學術(shù)價值的文字，提供一份新詩研究史料的珍貴樣本。他們還有足夠的勇氣，完成關(guān)于那個荒唐年代的共同的、完整的講述，完成對當年的組織行為和個人行為的深刻反思。他們的坦率真誠，讓我很深地感動。

　　我不無憂傷地注意到，在這本新書重要的講述和反思里，只有他們六人中的五人，惟獨缺少了殷晉培。他在六人中年齡最小，卻已經(jīng)在15年前的1992年去世。

　　在過去的一些年里，我陸續(xù)知道了殷晉培的許多事情。

　　孫紹振在這本新書中說到：文學史最初我是沒有資格參與的。我在反右期間，屬于“中右”，也就是“差一口氣”就淪為右派。要我這樣一個“右派邊緣”的人去奪取資產(chǎn)階級學者學術(shù)殿堂，自己都感到心虛；
沒有淪為右派，就謝天謝地了，作為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已經(jīng)是莫大的幸運，別的還能指望什么？

　　那時候，殷晉培同孫紹振一樣，也被定為“中右”，即中間偏右，俗稱“拿帽右派”——右派的帽子拿在組織手里，如果你表現(xiàn)好了，組織上不提拔重用；
如果你表現(xiàn)不好，隨時轉(zhuǎn)成敵我矛盾。

　　也有一種可能，即殷晉培比孫紹振晚了一些時間定為中右。開始抓右派時依照肅反比例抓百分之五，但北大就不行了，前一位黨委書記只抓了百分之六點五被撤職，后一位就下狠勁兒抓了百分之十五。右派不夠怎么辦，發(fā)動同學互相檢舉：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后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就是“搖頭右派”。殷晉培可能沒點頭也沒搖頭，也可能他喜歡用搖頭的方式表示贊賞，但他的驕傲心太重，免不了炫耀或夸大他那海派文化（因為他是上海人）的優(yōu)越感、他出身于資本家（實際上可能是小業(yè)主），昂著頭走路、說話的時候比較多，被大家看不順眼。那年月什么樣的荒謬都會發(fā)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出現(xiàn)一個“昂頭右派”也不奇怪。尤其荒謬的，是殷晉培不知他是被控制的中右，一直到文革結(jié)束為他平反的前一分鐘，組織上沒有告訴他，知道這件事的很多人也沒有告訴他。一晃幾十年里，他盼望被重用也應該被重用，卻不知道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

　　1991年的一天，在鞍山一家小賓館的餐廳里，有四個人在吃飯，殷晉培和他的太太、他的小兒子，還有一個人是我。他要了兩瓶啤酒，說那一天是他來鞍山30周年的紀念日。我說還應該找更多的朋友來慶賀，他只是搖了搖頭。他的頭早早就謝頂了，剩下不多的頭發(fā)，從來都梳理得整整齊齊。那時他還是鞍山文聯(lián)的一般編輯，擔任市作協(xié)常務副主席但沒有級別待遇。市里組織部門決定他任文聯(lián)副主席，副局級，例行到文聯(lián)考核，據(jù)說沒有得到幾個人舉手贊成。我還聽到另一種版本，說是一個贊成的都沒有。

　　在1988年市作協(xié)成立后，我是那里的惟一一個事業(yè)編制，做編輯也做秘書也做其他遇到的事情，天天和他在一起，天天聽他的指揮。他依然一口濃重的上海口音，每天打電話時說他姓殷，總是發(fā)出“yinｇ(應)”的聲音。遇到職位高的市領(lǐng)導，他就說：“我姓殷哪，殷勤的殷哪�！庇龅铰毼坏偷钠胀ㄈ�，他就說：“我姓殷哪，殷淵書記的殷哪�！薄�—殷淵曾經(jīng)是鞍山的市委書記。那時候我從大學畢業(yè)不久，經(jīng)常用學生氣的目光看這個世界，覺得中國文人在嚴酷的環(huán)境里，丟掉了許多重要品質(zhì)，以至于成了變質(zhì)文人。我想不起來是否也這樣看待過他，如果這樣看待是應當檢討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文人都變質(zhì)了，很多人比他變得更厲害。

　　實際上我很敬重他的才能，我還敬重和他同學的謝冕、孫紹振、孫玉石、劉登翰、洪子誠。我知道他們寫中國新詩簡史的事，以及在二十多年后對朦朧詩堅定支持，為新詩潮大聲疾呼，體現(xiàn)了中國文人應有的勇氣和良知。據(jù)他們在這本新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回憶一次寫作》中的講述，1958年的殷晉培是位很帥氣的海派才子，“穿著也最講究，中山裝的領(lǐng)口上常常結(jié)著一條毛圍巾。他寫30年代那一章，常常信口念出徐志摩的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然后搖頭贊賞�！蹦菚r他就知道真正的詩歌是什么樣子，許多年以后更知道謝冕、孫紹振支持青年詩人現(xiàn)代詩歌的立場是對的，但在他主持的作協(xié)刊物上，仍然拒發(fā)那些看起來朦朧的詩歌作品。

　　他有一個很好的打算，在這個沒有文化的城市和省份里，只能一點一點推出現(xiàn)代的文學觀念，“積小勝為大勝”。實際上他也這樣做了。但悠悠蒼天沒給他更多的時間。在他終于擔任市文聯(lián)副主席、可以施展才華抱負時，僅僅一個月就因肺癌去世。那時是1992年。那時他53歲。那時作協(xié)的辦公電話是535944，其諧音聽起來好像與他有關(guān)：53我就逝世。

　　在和殷晉培親密共事的4年時間里，有許多事情是留下深刻印象的，包括他向我發(fā)了六七次脾氣，我向他發(fā)了一次脾氣，都發(fā)完脾氣后相處得更好。所以不管現(xiàn)在還是以后，我還會時常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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