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受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很大的影響，尤其是胡傅氏，陳氏對他的影響可能更多地是表現(xiàn)在精神層面的，而非實際的指導上。不過三人都對他有知遇之恩，對他一生的學術走向幾乎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如果我們考察鄧廣銘為學術的一生，則不得不提周作人和蒙文通。胡適、傅斯年、陳寅恪三人，鄧廣銘已經(jīng)寫過文章回憶他們了，闡述他們對他的影響，這里我就稍微做點鉤沉探微的功夫，說一下周作人和蒙文通對他的影響吧。

　　周氏由于在抗戰(zhàn)中的作為，為人所不齒，所以鄧廣銘在回憶自己的學術工作時，雖然也會提到他，但沒有視他與胡、傅、陳三人同等的地位。當然這只是在他公開發(fā)表的文字中是這樣的，而在私下里，他是把周作人也算作在內(nèi)稱之為四大恩師，只是對周氏在抗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表示遺憾而已。

　　周氏與鄧廣銘的交往雖然始于輔仁大學時期，但周氏的影響可能還能追溯到他在山東第一師范學校。那時，他在一師的書報介紹社兼職，接觸大量的新文學的作品。所以他早期是偏重于文學，受到新文學的大家周氏兄弟的影響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一師由于校長王祝晨的開明態(tài)度，積極引進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使得一師成為山東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所以一師師生對文學的興趣很多，這似乎也是當時一師的特點。如果我們注意一下，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可能就會發(fā)現(xiàn)山東籍的作家，大部分是一師出身的，比如李廣田、臧克家、季羨林等。只是在他們大學期間發(fā)生了分流，一部分仍堅持文學創(chuàng)作，一部分開始轉向學術研究，鄧廣銘和季羨林（季羨林的學術研究是在留學德國時才開始，他在清華讀書時，是比較偏重文學的，可參看《清華園日記》）是比較典型的。不然，他如何會在輔仁的時候，選擇為周作人作筆錄呢？

　　周作人的日記里，有大量關于他們交往的記載，不過由于周氏所記過于簡略，往往不知他們來往的具體內(nèi)容，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的記錄和出版外，應該與他在大一時所創(chuàng)辦的文學性質的小刊物《牧野》可能有關，因為他是經(jīng)常與李廣田一起去拜訪周氏的，而他們兩人是《牧野》的核心人物。

　　《牧野》是一個小型的旬刊，一期不到18頁，共出12期，從1933年1月1月開始出版，到1933年4月1日結束。其作者幾乎都是鄧李的同學，《牧野》一共刊載了39篇文章，其中李廣田一人所作就占15篇，鄧廣銘作8篇，其他作者可考者卞之琳4篇，何其芳1篇，尚有11篇無法確定其作者是誰，因所刊作品全為筆名。從文章發(fā)表的數(shù)量也知道鄧李在此刊物中的作用，況且發(fā)刊詞是鄧廣銘所起草，刊名為李廣田所書。

　　如果說周氏對鄧廣銘有很大的學術影響，可能會顯得有點夸大其辭，但周氏對他的肯定必定是他走向學術道路一個很大的助力吧。當時周氏在中國文學界聲望正處在如日中天之地位，而他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序言中公開稱贊鄧廣銘，只要稍微有點想象力，就能想到這對鄧廣銘是如何的鼓舞。周氏是最早稱贊他的大師，僅從這一點來說，周氏在他學術生命中就占據(jù)不可磨滅的地位。不過，他最后還是沒有走向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而是逐漸深入到史學的奧堂，這可能跟他在一師時就形成的觀念有關，所謂文史不分，他想打破文史的界限，去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另外，與他的性格可能也有一定的關系吧，這些可能也是他當年報考北大史學系的原因之一。

　　至于鄧廣銘走向宋史的研究道路，又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碩學大師——蒙文通。在鄧廣銘公開發(fā)表的文章，幾乎沒有提到過蒙文通，更不用說受他的影響了。

　　我們先且放開他為什么不提蒙文通的原因，而從為什么會有這個想法說起。眾所周知，鄧廣銘的宋史研究是從宋代杰出人物的譜傳開始，而他最早研究的人物是陳亮。他之所以研究陳亮是因為在大四的時候選修了胡適一門傳記專題研究的課程，而胡適在他所提供的參考人物當中就有思想家陳亮，所以他就選擇了研究陳亮。而由于胡適在他的論文批注中提到陳亮和辛棄疾的關系寫的太簡單，還有很大的發(fā)掘的余地，所以他進而研究辛棄疾，并且很快寫了一篇評價梁啟超、梁啟勛和陳思的辛棄疾研究的書評，從而一炮打響，受到眾多碩學大師的稱贊，同時就順利地申請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乙等補助金，從而專心致力于他的辛稼軒研究了。這個敘述為大家廣泛所接受，但我想問的是他為什么會選擇陳亮，而不是別人，除了時局與南宋相似，對陳亮那種“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世心胸”氣魄的折服外，是否還有其他更具體的原因。當然，有以上兩點已經(jīng)足夠他作出陳亮的選擇了，但我還是要追問有他更具體的考慮嗎？

　　幸運的是，我們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發(fā)現(xiàn)一封他寫給胡適的一封信，因此信的重要性，現(xiàn)全文轉錄如下：

　　適之先生：

　　前讀何炳松先生《浙東學派溯源》，覺其立論頗多牽強過甚之處，嗣即對此問題加以注意，并以之作畢業(yè)論文題目�，F(xiàn)因選定“傳記文學實習”，又愿縮小范圍，先盡力為陳龍川個人作一傳，然后再及其他諸人。但前曾作《浙東學派探源》短文一篇，系對浙東各人學問作總括的敘述者，又系專為針對何炳松先生的書而發(fā)，其中支離處所及差謬處所必甚多，且當時為縮短文章之篇幅計，故所講陳龍川也很簡單。茲將該文章呈奉，敬祈先生加以教正，庶在為龍川作傳時得有所依據(jù)為禱。

　　謹此 敬祝

　　教安

　　 學生鄧廣銘敬上 十月十四日

　　此信寫于1935年，正是他選胡適傳記文學實習一課時給胡適寫的信，信中提到他曾作《浙東學派探源》一文，批評何炳松的《浙東學派溯源》一書，此文在該年八月已發(fā)表。而他原來的是想對浙東學派做一個整理的研究以為畢業(yè)論文之選題，終因涉及過廣，轉而縮小研究范圍，所以選擇了陳亮。

　　原因似乎就是這樣，現(xiàn)在好像已經(jīng)獲得了答案，但是如果我們繼續(xù)考察一下信中所提到的《浙東學派探源——兼評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一文，可能就會發(fā)現(xiàn)他與蒙文通若隱若現(xiàn)的關系了。此文的具體內(nèi)容我們先且暫時撇開不談，我們注意一下文章寫作的時間，是在1935年春節(jié)期間在北大東齋宿舍寫的。何炳松的《浙東學派探源》作為萬有書庫之一種1932年1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33年6月該書再版。而他何以會在這時注意到何的書？如果我們注意到他這學期的選課情況和任課老師所教授的內(nèi)容的話，這個疑問家很容易解決了。

　　根據(jù)他的成績單，大三（1934年度）他選修了蒙文通的宋史，而據(jù)《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課程指導書》的介紹，知道這門課的主要講授內(nèi)容，現(xiàn)將該課的內(nèi)容大綱抄錄如下：

　�。ū菊n）注重探討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學術之轉變，制度之沿革，民族至盛衰，以呂東萊、陳君舉、葉水心之說為本，取材于《東都事略》，《南宋書》，《宋朝事實》，《太平治跡》，以濟元修《宋史》之闕；
更從《文獻通考》輯出《建隆編》佚文，以為《宋會要》之綱。

　　從課程提綱看，也知道此課是偏重浙東一派的學術思想研究，而這不是剛好與《浙東學派探源》一文的主旨掛鉤了嗎。這門課的主講者是著名的經(jīng)、史學家蒙文通，他的學術研究領域至廣，從經(jīng)學到史學、子學，并且兼通釋道兩家，宋史只是他的一個學術支流所在。不過，因其廣闊的視野，他對宋史研究領域的各種論著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只不過當時不太為人所看重而已，因為他這方面論著刊布已經(jīng)是在他去世以后了，但作為一種學術思想?yún)s早已在課堂上傳播開來了。

　　這僅是從外在的寫作時間和課程講授時間的重疊，推測他們可能在學術思想上會有所關聯(lián)。重要的是，我們更應該從文章本身去探討他們之間的相關性。但是我們又遇到一個困難，就是蒙氏這方面的著作在當時基本沒有出版，僅限于課堂講授，這樣我們就很難找到可以對比的材料了。所幸的是，蒙氏之子記錄他父親治學方面的言論，現(xiàn)已出版，而其中恰好有關于宋史部分的內(nèi)容，移之與大綱相較，真是若合符節(jié)了，那我們把《治學雜語》中宋史部分看作是他在北大講授此課的看法了，雖不中亦不遠矣。如果再與蒙氏1943年發(fā)表的講稿《中國史學史》中宋代史學部分相較，也是符合的。

　　蒙氏對浙東學派的評價甚高，認為浙東學派“蓋集北宋史學之成”，“實兼北宋新、洛、蜀三派之長”（第44-45頁），此與鄧文所得相同，這似乎不能否認其中有蒙文通的影響在內(nèi)。

　　最后，補充一點，鄧廣銘曾經(jīng)對蒙文通的弟子說，蒙也是他的老師，所以我們也是師兄弟了。如果我們不把這句話僅僅當成一句他們師生關系的笑談，而是視作一種對他自己學術思想發(fā)端的追憶，似乎也能說得通。蒙文通與他的關系，不僅僅是這些，如果仔細考察還能發(fā)現(xiàn)他們學術思想的相通之處，這只好待之他日了。至于鄧廣銘為什么沒提到蒙對他學術上的影響，或許是因為蒙僅僅在他學術發(fā)蒙時眾多大師中的一位匆匆過客。很快，1935年蒙文通就被北大以學生聽不懂他講課為名解聘了，轉而到天津女子師范大學任教，抗戰(zhàn)后輾轉到達四川，他們以后也似乎沒有什么來往。

　　周蒙胡傅陳五人在鄧廣銘學術生命上占據(jù)重要的地位，如果打個比方的話，周是燈光，給了他學術生命上的第一束光，蒙、胡是風向，決定了以后的研究方向，傅則是生長時的小生態(tài)，為其成長提供了一個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陳是大地，為他提供了精神鼓勵。三四年代是鄧廣銘茁壯成長時期，40年代后，他已成為參天大樹了，已經(jīng)沒有什么可以撼動他的了。盡管，以后風向已變，生態(tài)也受到嚴重破壞，大地開始陸沉，他還是毅然挺立在其中。他是幸運的，生活在眾多的碩學大師之間；
他也是勤奮的，有其聰明而不恃之，所以終能成其才。

　　 2008年11月9日作于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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