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行紀念冊，大概是所有校慶活動中最為“影響深遠”的了。一般說來，為校慶而編印的紀念冊，其作者與讀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圍內(nèi)。即使公開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過，可別小看這些“內(nèi)部讀物”，其對所謂的“校史”、“校風”、“校格”的詮釋，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鮮活，也更流傳久遠。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慶到來之際，與自己的前輩或后輩在一起，交談往事，暢想未來，建構(gòu)各人心目中的“北大傳統(tǒng)”，闡發(fā)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這種場面，對于當事人來說，當然值得迷戀；
可我想說的是，即便對于旁觀者，同樣也有難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審視北大人對于自家歷史傳統(tǒng)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說，在了解這所大學歷史的同時，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傳統(tǒng)與思想潮流。

　　北大人將北大作為話題，這是個好主意；
可我還想再進一步，探究北大人談論北大時的語調(diào)、神態(tài)、手勢，以及效果�！毒�師大學堂同學錄》(一九○三)：大概是受科舉時代“題名錄”的影響，有關(guān)京師大學堂的紀念冊，最早的當推此“同學錄”。戊戌年間創(chuàng)辦的大學堂，不到兩年，便因庚子事變而風流云散，沒有留下足以說明是否舉行過校慶活動的任何資料。又過了兩年，即一九○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復辦的大學堂正式開學。開學剛滿一年，便有此“同學錄”的刊行——稱其為北大最早的“紀念冊”，大概不會有疑義吧？以“同學錄”為題，篇首“依其職掌之輕重以次臚列”從管學大臣到教習、執(zhí)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與科舉時代的“題名錄”沒有什么區(qū)別。至于此后成為各種“紀念冊”主體的校史略以及校慶感言，在此“同學錄”中，則依靠文案副提調(diào)王儀通和谷鐘秀的兩則序言體現(xiàn)出來。

　　王序開篇即簡要介紹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以及此回的恢復，雖寥寥兩三百字，大致講清了學校的歷史。接下來便是“同學錄”刊行之因緣：大學堂開學不久，因參加癸卯會試，不少學生先期乞假；
到了四月間，鄉(xiāng)試漸近，“乞假去者蓋十之八九”�？梢娍婆e不停，“學堂永不見信于人，教育萬無普及之望”，唯一的辦法便是派學生出洋留學——此“同學錄”

　　即應放洋學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鐘秀的《敘》于同學錄的編輯經(jīng)過，也有介紹：

　　北京大學開學之二季，同學二百有余人，管學大臣張選派出洋

　　游學者，三十余人。于其別也，率有離群索居之感。張君熔西、黃君潤書等咸曰：此群不可一日解。因建議刊一同學錄，并撮合影一，弁之卷首，各手一冊，以志不忘。錄既成，屬序于予，予曰：形式之群，離合適然而已；
惟精神之群，當與諸同學共勉之。

　　《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學大臣奏派學生前赴東西洋各國游學折》開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學”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國游學”的學生名單。送學生出洋，所費甚巨，大學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為籌劃”？“派往西洋各國游學”的第一名俞同奎，學成歸來后真的出任北大教授。

　　一九四八年為紀念校慶五十周年，俞氏撰寫了《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jīng)驗》，提及此次出洋留學的內(nèi)幕。一九○三年的四、五月間，大學堂學生為拒俄而舉行集會、發(fā)布通電，打破了明清兩代不準生員議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為震驚。如何對付此等新興的政治抗議，其時正十分虛弱的朝廷舉棋不定，于是有學生要求提前出國深造：

　　張百熙先生本為維護我們最力的人，竭力促成這一件事。在那拉氏這一方面，亦以為這班搗亂分子，應該讓他們快快滾出國門去，樂得耳根清凈，因亦照準。于是校中乃考選英法德俄日語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學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國。這是北大第一次派學生留學東西洋的歷史，亦即是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

　　那時的清廷，不知現(xiàn)代學生運動的厲害，以為送出國去便可萬事大吉，殊不知學潮愈演愈烈，竟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斗爭的一著高棋。當然，以后的學生，可就沒有如此幸運了，其政治抗議，換來的很可能是流血犧牲，而不是公派留洋�！秶�立北京大學甘周年紀念冊》(一九一七)：擺脫科舉時代“題名錄”的陰影，真正開啟北大“紀念冊”傳統(tǒng)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既然是二十周年校慶，很多人(包括北京圖書館所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將此書的出版時間定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這本北大歷史上編撰最早、篇幅最大、體制最完整的紀念冊，起先是“臨時由學生數(shù)人發(fā)起”，而后才由學校追認的。為何不顧校方準備紀念二十五周年校慶的公告，臨時發(fā)起此二十周年紀念？是年早些時候，上海南洋公學舉行二十周年紀念，北京高等師范也有九周年校慶的盛舉，自認“夙著光榮歷史”而至今“尚無紀念之事”的北大學生，終于坐不住了。不要說等不及甘五大慶，連虛歲、周歲之分也不管了，先斬后奏，就這樣辦起了二十周年慶典(朱一鶚《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會紀事》)。當然，校方最終還是給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長便命秘書將學校檔案借給編輯之一陳鐘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質(zhì)的“沿革一覽”

　　(陳鐘凡《蔡孑民先生對于史學上的計劃》)。除了“沿革一覽”，此紀念冊還包括“規(guī)程一覽”、“集會一覽”、“職員一覽”、學生一覽”等，前有校舍攝影及平面圖，后有陳漢章的《中國歷代大學學制述》，可以說應有盡有了。我感興趣的，則是諸位學長對于校慶的感言。

　　接受陳漢章教授的考證成果，承認“吾國自虞夏時，已有大學之制”，但蔡校長依然認定：現(xiàn)在的北京大學，只是二十歲之青年。將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立，作為西學東漸的象征，依此思路，蔡元培、王寵惠、范源濂、章士釗、陶履恭等在序言或演講中，確立了有關(guān)北大校史的敘述基調(diào)。至于以英、法、德、美等國歷史悠久之大學，作為北大的衡量標準及發(fā)展目標，也使得此后北大人談論北大時，不會輕易滿足于現(xiàn)狀。如此首開記錄，對日后校慶紀念的影響，很可能是一種“挑剔的目光”�！侗贝笊�活(寫真集)》(一九二一)：大概因為并非逢五逢十，不屬于“大慶之年”，這一回的校慶紀念冊，方才得以如此別出心裁：以生活照片為主體，而將此前此后普遍看好的《北大的沿革和大事記》、《北大現(xiàn)在的組織》作為附錄。封面題為《北大生活》，目錄頁則是《北大生活寫真集》——后者無疑更能顯示該書的特色。

　　以“寫真集”的形式紀念北大校慶，此舉的優(yōu)勢有三：一是以圖片為主，賞心悅目；
二是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今日之辦展覽、拍電視、編校史，可以漏過許多大同小異的高頭講章，卻無法漠視這冊薄薄的“寫真集”；
三是注重日常生活場景，相對忽視“大人”與“大事”。此舉既緣于史觀的變化，又因應了圖像的特殊要求，編者將眼光集中在經(jīng)久不衰的學校建筑以及普通學生的課余生活，確實大有見地�！侗本┐髮W廿五周年紀念刊》(一九二三)：北大的二十五周年紀念，總共舉行過兩次。自一九一七年“搶跑”，隨后的幾年，北大均以“虛歲”計齡。如此計算，不合民國歷法改革精神，調(diào)整的辦法，便是一九二三年的重度廿五。此系校史上的笑話，不過，也使我們有兩回紀念刊可供比較。前者不曾獨立出版，嚴格說來，只能算是“紀念號”。一九二二年的《北京大學日刊》，除了十二月十七日標明“二十五年之成立紀念號”外，此后幾天，都有關(guān)于校慶活動的報道，并刊載了若干演說詞。其中，當數(shù)蔡元培校長的演說最為有趣，因其委婉地表示了對此次活動的疑惑：

　　本校自從京師大學堂開辦以來，到了昨日，恰恰滿足二十四年，今天是二十五年的第一日。本來打算滿了二十五年再來開個紀念會，表示我們慶祝的意思�！�…今天這個紀念會，是要想振起精神，在這一年內(nèi)好好的預備一下，在明年開會時果然實現(xiàn)預定的計劃，這是今天開紀念會的緣故。

　　開紀念會的本意，確實也只是為了“振起精神”。提前過甘五生日，就算計算有誤，也沒什么大不了的，明年糾正就是了——作為校長，寬厚的蔡元培參加了紀念會，但保留不同意見。

　　第二年的校慶紀念日，蔡元培不在國內(nèi)，校務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紀念刊也以蔣先生的《北大之精神》打頭。從十二月六日起，《北京大學日刊》每日登載紀念增刊的征文啟事，希望師生提供紀念詞、學術(shù)論著、對于學校將來的設想，以及學生的業(yè)績等。這回的紀念刊，八開四十八版，單獨印行兩千份，在會場廣為散發(fā)。

　　兩回甘五生日的紀念會均參加，且都發(fā)表演講的，一是總務長蔣夢麟，主調(diào)是在發(fā)揚自由研究傳統(tǒng)的同時，“整飭紀律”；
一是教務長胡適，大談北大應該“早早進入創(chuàng)造學術(shù)的時代”，連帶介紹其生日與北大偶合，故“比別人格外高興”。二長的演講，只能說是忠于職守，實在說不上精彩。倒是眾多師生的積極參與，使得紀念刊頗有可看處。除了常見的關(guān)于北大的感言外，還有江紹原的論文《宗教史的研究》、馮至的詩《昆侖山飛來的青鳥——北大念五周年紀念而作》等。

　　“何謂北大傳統(tǒng)？”此乃歷年紀念冊的永恒話題，這一回的眾多闡釋中，學生活動家、北大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的發(fā)起人之一朱務善撰寫的《北大精神》，頗具特色，他將“北大精神”界定為公開研究與自由思想，本無特出之處；
可朱氏由此推導出北大的兩條大路：

　　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學革命；
二是社會運動兼政治運動：“總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學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還是當仁不讓之‘干’的精神。”不只思想，而且行動，如此方才是完整的“北大精神”。五四時代激進的知識分子，正是從這里找到了介入現(xiàn)實政治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朱文還將北大的現(xiàn)狀與歐洲和日本之大學做比較，而且頗具自信，哀嘆日本的大學所受壓制太強烈。那時的北洋軍閥正忙著互相廝殺，對大學的“思想問題”，一時無暇顧及。再說，科舉時代雖然過去，西學大潮撲面而來，讀書人余尊尚在，在大學里談談馬克思主義亦無大礙。可這不等于說中國的大學享有獨立思考并批判現(xiàn)實的特權(quán)。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慘案為標志，軍閥們終于大開殺戒，此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拾。最明顯的一點是，北大師生的“思想自由”，此后便不再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了�！侗本┐髮W卅一周年紀念刊》(一九二九)：為何選擇的是卅一而不是卅周年紀念刊？王國銓《我們?yōu)槭裁匆�舉行北大卅一周年紀念會》，對此有簡要的解釋：三十周年校慶時，北大師生正因反對大學區(qū)制、爭取復校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武力壓制，校慶活動很不像樣：“去年的今日，二院大禮堂只聚了二百多同學，兩個舊教授，門首高懸著一副白布對聯(lián)，冷清清的舉行了那告朔式的卅周年紀念�！币痪湃�三年刊印的《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對此有更為精彩的描述：“是年冬，我校三十周年紀念日，例應盛為慶祝。以方爭求復校期中，僅于某夜有學生數(shù)十，提燈巡游景山東街、北河沿一帶，呼口號以見志。朔風吼天，枯枝搖雪。燈光疏暗，呼聲弗揚。雖云志慶，實寫悲也。”終于，“公理得到了最后的勝利”，北大恢復了原來的校名和建制，卅一周年因而晉升為“大慶”，紀念刊也堂而皇之成了“大刊”。

　　其時已經(jīng)轉(zhuǎn)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為該刊作序，針對北大學生的特點，著重談了兩個問題。一是“要以學術(shù)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這自是對北大學生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的委婉批評。一是“要去盡虛榮心，而發(fā)起自信心”。老校長稱，北大五四一役之光榮，“蓋當時首都僅有此惟一之國立大學，故于不知不覺中當艱難之沖，而隱隱然取得領(lǐng)袖之資格”。如今大學林立，且首都南遷，“北大不過許多大學中的一校”，不該“妄自尊大”。老校長所言有理，首都南遷，北大得不到國民黨政府的大力扶持，辦學規(guī)模及經(jīng)費均不如南京的中央大學�？刹辉谔熳幽_下，也有好處，尤其是老北大之推崇思想自由與兼容并包，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政策明顯背道而馳。若非遠在北平，國府鞭長莫及，真不知道還能不能較好地保持“北大之精神”。

　　代理校長陳大齊《我們今后的責任》之大談在學術(shù)上努力，方才是大學獲得榮譽的正路，也是針對近年學生日益高漲的政治熱情。而《北京大學概況》對“校風之特點”，也轉(zhuǎn)而強調(diào)較為玄虛的(1)具獨立精神(2)有特別見解(3)作事有堅強之毅力(4)服從真理(5)氣量寬宏。學生則不這么看，李辛之《北大之過去與現(xiàn)在》依然強調(diào)北大以養(yǎng)成領(lǐng)袖人材、領(lǐng)導新思潮運動，以及與舊勢力抗爭為目的。其中強烈的“領(lǐng)導意識”，與蔡元培的說法恰好相左�；蛟S，北大人即便“自我壓抑”，也無法掩蓋其咄咄逼人的氣勢，以及領(lǐng)袖群倫的潛在欲望。只是少不更事的學生，比起飽經(jīng)滄桑的教授和校長來，更容易將此“氣勢”和“欲望”表達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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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一九三三)：這一回的紀念刊，由北大學生會負責籌備。

　　從決議到正式出版，只有短短九天時間，借用一句時興的套話：“粗疏之處，在所難免�！�

　　由學生會出面也有好處，那便是“童言無忌”，不必以整個學校的前途做抵押。實際上，在我所能看到的校慶紀念刊中，沒有比它更激進的了：自始至終，斥責政府無能。以籌委會名義發(fā)表的《紀念宣言》追問，在“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我東北四省，法帝國主義侵占我海南九島，英帝國主義眼睜睜要攫取我西藏西康”，而政府又一再委屈求全的狀態(tài)下，北大人何以紀念卅五周年校慶：

　　兩年前的今日，北大學生曾經(jīng)反抗過政府對帝國主義的一貫投降的政策，做過轟轟烈烈的南下示威運動，喚醒了數(shù)千百萬的民眾，來反抗帝國主義的蠻橫。然而，兩年來，北大卻成了粉飾太平的“學府”！我們大家睜眼看看民族危亡的情況，回顧自己醉生夢死的悠悠度日，這時，我們想想我們自己是國家的中堅分子呢？還是只知吃飯的廢物呢？

　　就像《編者底話》所說的，這回的紀念刊，肯定“使某方面看了不舒服”，但所載各文，雖言辭激烈，確是“同學方面之現(xiàn)階段的精神的流露，”應允許其“盡量表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老校長蔡元培接到學生的電報催請后，航空寄來意味深長的題詞：“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倍鴦�半農(nóng)的《三十五年過去了》，則從魯迅設計的�；照f起，同樣表達了憂憤的心境：

　　我以為這愁眉苦臉的校徽，正在指示我們應取的態(tài)度，應走的路。我們唯有在愁眉苦臉中生活著，唯有在愁眉苦臉中咬緊了牙齒苦干著，在愁眉苦臉中用沉著剛毅的精神掙扎著，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條光明的出路。

　　作為教授，劉半農(nóng)最后還是落實到“應當努力于雪學術(shù)恥”�？刹獭�劉二君的憂患意識，與學生的基本立場，其實是相通的。

　　這一期的紀念刊，除了政治抗議外，有幾篇小文章，值得一讀。一是日后成為著名文學史家的陳世驤所撰《北大外景速寫》，一是徐靖方、許文超兩則妙趣橫生的《北大老》，還有便是顧麟生的《我們的北大》——后者之提議校方接管景山、整治“北大河”、創(chuàng)建藝術(shù)學院，以及附議改“景山東街”為“許景澄路”、改“漢花園”、“沙灘”為“五四路”、改“北河沿”為“大學路”等，都是很好的“創(chuàng)意”。

　　《國立北京大學一九三七級畢業(yè)同學錄》(一九三七)：從一九○三年的《京師大學堂同學錄》，到一九四八年的《國立北京大學歷屆校友錄》，四十多年間出版的眾多“同學錄”

　　，體現(xiàn)了北大學生強烈的“母校意識”。大約從一九二○年起，北大應屆畢業(yè)生的“同學錄”，不再只是文字介紹，而是以照片為主。而且圖冊越編越精美，足以陪伴主人“走遍天涯”——不只一位老學長，向我炫耀其珍藏了幾十年的“我們那一屆的同學錄”。此類印刷精美的“同學錄”，以一九三七級的那一冊為頂峰，而后便風光不再了。除了名人題詞、師長形像外，“同學錄”的主體是每位同學的“玉照”(注上名號、籍貫、年齡等，便于日后辨認)、學校的建筑物、校園生活的場景，以及簡要的校史等。而一九三七級的這一冊，還有另外兩項發(fā)明，一是增加歷屆學生名錄，一是配上若干北平風光。此舉帶有象征意味：“同學錄”至此包羅萬象，很難再有所突破；
而很快抗戰(zhàn)軍興，北大南遷，顛沛流離中的北大人，只能依靠這冊“同學錄”(假如有的話)，追憶故都和母�！�—此冊印成，北平已在戰(zhàn)火之中，有多少同學能夠得到它并保存下來，實在不無疑問。

　　作為北大同學錄“最后的輝煌”，此書唯一的缺陷是題詞不夠精美。當校長不容易，每年都得為各種紀念冊題辭，可蔣夢麟的“努力前進”，也實在太乏味。文學院院長胡適的“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過于平實；
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周作人抄錄藹理斯的話，即便內(nèi)容貼切，也是近乎偷懶。對比一九三四級同學錄上馬敘倫精美的書法和《賀新涼》詞，或者黃節(jié)之恭錄顧亭林論學語“博學有恥”，均大為遜色。大概只能解釋為時局艱難，人心惶惶，實在高雅不起來�！侗本┐髮W五十周年紀念特刊》(一九四八)：四十周年校慶時，北大正偏居昆明(作為西南聯(lián)大的一部分)，沒辦法舉行隆重典禮，只是鉛印了一冊《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其時戰(zhàn)事緊張，印刷困難，論文集封面注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編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好不容易熬到抗戰(zhàn)勝利，北大重歸紅樓，應該好好慶祝了；
可很快地，內(nèi)戰(zhàn)炮火又起，學校成了黨爭的重要陣地。即便如此，北大的五十大慶，還是相當熱鬧。

　　出版物方面，除了論文集、校友錄、展覽概要、善本書錄等，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或單獨刊行或收在“五十周年紀念一覽”中的《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這一回的校慶活動，校長的印記相當明顯。《水經(jīng)注》版本的展覽，以及突出圖書館善本書和文科研究所的貢獻等，均可見胡適的個人趣味。至于紀念特刊的編排，也都頗具匠心。清一色的回憶文章，沒有空發(fā)議論的，且都出自著名教授之手。文章不多，但大學發(fā)展的每個階段，都有所涉及。若嚴格依照時間順序排列，齊如山的《記同文館》應該放在第一位，考慮到北大歷來以京師大學堂為老祖宗，同文館只是在溯源時提及，故將齊文略為挪后——如此周密的考慮，可見編者歷史意識之強烈。大學堂老校友鄒樹文、王畫初、俞同奎的回憶文章十分珍貴，大概也只有胡適這樣有歷史癖的校長，才會去認真組織與發(fā)掘。其他文章，也都各具特色，如熊十力以思想及氣勢取勝，楊振聲、羅常培以史料翔實見長，而馮友蘭的《北大懷舊記》，則頗有幽默感。尤其是提及那張很有名的北大哲學門畢業(yè)留影，寥寥數(shù)語，一下子寫活了陳獨秀、梁漱溟兩位師長：

　　我們在民國七年畢業(yè)的時候，全體師生照了一張像。陳先生與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

　　梁先生態(tài)度恭謹。陳先生則很豪放。他的一只腳，直橫伸到梁先生面前。等到照片洗出以后，我們送一張與陳先生。他一看，說：“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腳，伸出太遠一點�！蔽覀兊陌嚅L孫時哲(本文)說：“這是先生的腳。”陳先生也為之大笑。

　　“特刊”所收十篇署名文章，均可讀，水平比以往任何紀念冊都高�？扇绷藢W生的視角，總是一種無法彌補的遺憾。

　　北大的五十大慶，辦得虎頭蛇尾，準備工作做得很認真，可正式舉行慶典的前兩天，校長胡適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南下。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時許，也就是慶典舉行前幾個小時，解放軍進駐北平西郊羅道村，北大農(nóng)學院率先進入新時代。圍城中的北大校慶，雖然照樣舉行，但不可能真的“處變不驚”。

　　《北京大學六十周年》(一九五八)：北大的五十周年與六十周年，兩次大慶，竟有天壤之別。新舊政權(quán)交替、北京再次成為首都、北大校園由城里轉(zhuǎn)移到西郊、校慶紀念日由十二月十七日改為“五四”等，其中任何一件，都深刻地影響著北大的未來。唯一具有連續(xù)性的，是胡適再次充當校慶紀念的重要角色，只不過一正一邪形像迥異。

　　這一回的校慶紀念活動，最值得驕傲的，是完成了《北京大學六十周年》。這部由“校史編纂委員會”撰寫的書稿，雖然只是“初稿”，不曾公開發(fā)行，但畢竟可見時人之自信，敢于一直寫到當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最后一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北京大學(1949—1958)》。這一章的第二節(jié)，標題是“幾次偉大的政治運動為北京大學的大躍進奠定了基礎”，所述“運動”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和思想改造、肅反、整風和反右等。據(jù)說，經(jīng)歷這一系列政治運動，北大“舊貌換新顏”。

　　北大校史的寫作非同小可，因其牽涉到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許多重要命題。史料缺乏，固然是難以下筆的重要原因；
如何闡釋，更是關(guān)鍵所在。作為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大學，沒有一部稍為像樣一點的校史，實在說不過去。一九三三年底，為紀念校慶三十五周年，校方組織編撰了《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雙面十七頁，線裝一函，也是“非賣品”，且開宗明義：“欲紀其詳，有待專志。今茲說述，只及要綱�！睘榱四遣勘娡�所歸的“專志”，北大專門成立了編纂處，請看上述“校史略”的預告：“夢麟念我校自清季創(chuàng)辦以來，校況之良窳，校譽之升沉，學制之更移，精神之轉(zhuǎn)變，人員之進退，多經(jīng)歲月，知者將稀。求諸檔文，亦慮損闕。非寫專書，恐無以信今傳后。因擬創(chuàng)編《國立北京大學志》，設編纂處，以劉復為主纂。”劉先生不辱使命，編纂處工作也頗有成效，現(xiàn)存北大檔案館的“校志稿”，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史料。至于定稿，則遙遙無期——劉先生不幸早逝，以及抗戰(zhàn)爆發(fā)北大南遷，可能都是“專志”難產(chǎn)的原因。

　　《北京大學六十周年》的寫作，吸取了“校志稿”部分考證成果，但轉(zhuǎn)移了敘述立場。

　　“初稿”完成后，二十年間沒能認真修訂，原有的毛病日益刺眼，以至非全部推倒重來不可。八十年代初，北大校方集中力量，終于寫出差強人意的“半部”校史——因其只敘述到一九四九年。百年校慶即將來臨，校方依然“多聞闕疑”。真正的北大百年史，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問世！

　　北大六十大慶，拿老校長胡適“祭刀”，實在有失公允。臺北的北大校友會，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張旗鼓地為胡適祝壽；
國民黨當局也借此大做文章，爭奪關(guān)于“北大精神”

　　的闡釋權(quán)——北大再次成為國共兩黨爭斗的戰(zhàn)場。隨后出版的《國立北京大學成立六十周年紀念》，薄薄一冊，三十二頁，毛子水、羅家倫的文章以及“大事年表”，均為舊作，唯一新寫的，是短短一頁《向胡校長祝壽獻詞》。如此簡陋的紀念冊，本不該勉強出手，實在是因胡校長太寂寞了，需要一點后學的安慰。

　　《精神的魅力》(一九八八)：北大的七十大慶，正值文革高峰，那“大學還是要辦的”

　　的最高指示還沒有發(fā)布，北大前途生死未卜，根本談不上校慶紀念。八十大慶時，教育部正在北京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如何在教育戰(zhàn)線“撥亂反正”。當務之急是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批判“四人幫”所狂熱鼓吹的個人崇拜，并確定新時期的教育方針，而不是舉行校慶紀念。一直到九十大慶時，北大方才心情舒暢，有可能好好慶祝一番。

　　校方組織的出版物中，《今日北大》側(cè)重介紹北大的歷史及現(xiàn)狀，《精神的魅力》則突出個人與學校的精神聯(lián)系。作為“紀念冊”，后者更可讀，影響也更大�！傲�十五篇作品，六十五支心曲”，上至耄耋長者，下至青年才俊，全都“辭采飛揚，情思泉涌”，使得該書特別能夠吸引年輕讀者。而其突出“精神的魅力”，確實抓到了北大最引人入勝處。迄今為止，關(guān)于北大校慶的紀念冊，沒有比這本發(fā)行量更大的了。

　　正因為這是一次成功的策劃，影響極大，不妨略為吹毛求疵。將校慶紀念定位在“我與北大”，如此個人化的敘述，必定是文章好讀，但沒有多少歷史感——對比此書與“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差距格外明顯。與此相適應，該集文章，主觀抒情多，而理性分析少，對現(xiàn)實中的北大一味贊美，與三十年代由學生會組織的大不一樣。最后，從二十周年紀念起，北大人始終盯著世界一流大學，校慶感言，總念念不忘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巴黎柏林，不像現(xiàn)在的文章，多將目光局限在沙灘與燕園。

　　為了紀念北大百年，今年會有許多出版物問世。此前的紀念冊，多只在校園內(nèi)流通；
這回卻不同，許多與北大沒有直接因緣的文化人，也將北大作為一個重要的話題：或集中談論北大的歷史與現(xiàn)狀、軼事與精神；
或借北大校史探究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
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虛晃一槍，推出自家治國安邦的大計。所有這些，我都很感興趣，并樂意傾聽。理解百年中國的“光榮與夢想”，“北京大學”，絕對是個很好的敘事角度。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載：《讀書》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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