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資深中國歷史學家、哈佛研究學社主任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最新一期的《亞洲研究雜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vember 2008）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重新評價中國革命》。這篇文章是裴宜理作為亞洲研究協(xié)會主席（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在二○○八年三月的協(xié)會年會上發(fā)表的演講詞。這一期的《亞洲研究》封面選用的是中國文革時期樣板戲的宣傳畫：革命英雄成群結隊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和「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以及「八路軍」的紅旗下闊步前進。裴宜理文章內也選用了「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作為插頁。同樣一幅油畫也顯著地用在二○○八年三月在亞特蘭大舉行的亞洲協(xié)會年會的議程手冊的封面上。

　　「中國革命」重新成為話題

　　亞洲研究協(xié)會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研究亞洲的學術組織，近年來它在北美以外的成員迅速擴展；
《 亞洲研究雜志》也是在這方面全球最有影響的學術刊物。革命和激進的社會運動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曾經是這個組織和這家刊物的重點研究課題，但在后冷戰(zhàn)時期它們的重要地位被形形色色的政治色彩不那么濃厚的話題取代了。裴宜理在年會上的演講和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中國革命」這個主題在久違多年后第一次以醒目的方式重返學術討論的重要講壇，因此對于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政治史的學者來說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是從歷史角度加入對當今中國社會問題的討論。

　　裴宜理在這篇文章中，以一九二二年安源大罷工為例，試圖揭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至少在早期──具有另外的發(fā)展可能性。她稱為「安源的革命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在后來的共產黨革命中消失了，這段歷史被利用和扭曲了，這個曾經的可能性被今天的中國研究所忽視了。她先是介紹了當今學術界對于「革命」這個話題的冷淡：從法國革命到中國革命，從學術界到公共討論，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這些革命無論初衷如何，后期都造成災難和悲劇。為什么革命會具有這樣的破壞性呢？在尋求歷史解釋的時候，「路徑依賴」成了很重要的一種理論。這個理論大致是說，一個社會運動早期形成的那些方式和特征，會主導這個運動后來的發(fā)展，就像一條被指明因此被遵循的路徑一樣。因此，文革中發(fā)生的最極端的暴力和血腥，都可以從中國革命早期歷史中找到痕跡。例如──裴宜理舉例說──麥克法夸爾（哈佛富有盛名的中國革命史家）就認為文革的極端破壞性和毛領導的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江西的農運和工運中表現(xiàn)出的破壞性是一致的。從這個角度來回顧歷史，中國革命之被批評和否定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裴宜理說甚至很多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曾經對中國革命著迷的人，例如Edward Friedman 和Mark Seldon 現(xiàn)在都成了這個革命的最激烈的批評者。因此，今天除了批評和否定，對革命，尤其是中國革命似乎就沒有別的可說了，中國革命就成了沒有任何歷史合理性的胡鬧。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環(huán)境下，張戎和她丈夫合寫的《毛──鮮為人知的故事》，把毛的革命從開始就描繪成實用主義和暴力主義的產物，這樣簡單化的處理竟然能在廣大讀者中得到共鳴。

　　什么是「安源的革命傳統(tǒng)」

　　那么，什么是「安源的革命傳統(tǒng)」呢？ 裴宜理指出，一九二二年時，由毛澤東、劉少奇和李立三這些走進礦山的知識分子領導的安源工運走的是非暴力的路線，和各種地方秘密會社合作，爭取對工人的支持，成立工人俱樂部和夜校，開展對工人的掃盲，培養(yǎng)工人的人權意識，其口號不是很政治性或革命性的，而是「過去做牛馬，今天要做人」，還培養(yǎng)了工人的組織紀律性。在這樣的操作下，礦方作出了讓步，不但允許工人的這些組織行動，甚至還向工人俱樂部提供一些財政資助。安源工運就這樣轟轟烈烈了三年，過去不為人知的安源一時頓有「小莫斯科」之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這個工運被軍閥鎮(zhèn)壓下去。

　　裴宜理認為，安源工運的這個模式是當時中國革命中的另一種可能性，它告訴人們中國當時為什么會有革命，這個革命有哪些具體的合理要求和合理手段，這是今天那個從紅衛(wèi)兵暴力回溯到湖南農民運動的破壞性的「路徑依賴」理論無法概括的。而在共產黨后來的歷史敘述中，這個模式都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在文革中，安源罷工固然受到大力渲染，但卻被用來強化毛的個人崇拜和對劉少奇的批判；
今天這段歷史又成了官方推動的所謂「紅色旅游」的重要景點。這樣，無論是否定革命的還是肯定（或者利用）革命的，都或者是沒有考慮到安源工運的重要意義，或者干脆就是扭曲了這段歷史來為政治服務。

　　中國革命還有另外的「路徑」嗎？

　　裴宜理一向以中國革命為研究對象，為了研究這個課題她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去過好幾次安源，不但收集材料，而且和很多中國學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系，從中獲益良多，尤其是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先生。她對「安源的革命傳統(tǒng)」的興趣也和她對當今中國工人權利運動的關心有直接聯(lián)系。

　　裴宜理現(xiàn)在正在據(jù)此寫作一本書，關心中國研究的人有理由期待這一部重要著作的問世。但在等待的同時，熟悉中國革命歷史的學者也起碼會思考這樣兩個問題。第一，安源罷工畢竟是發(fā)生在一九二二年，屬于中共極早期，中共在各方面還遠沒有發(fā)展出一套完整的路線和政策，毛澤東和劉少奇、李立三等人可能也還保留一些青年時期的理想主義，因而對工運采取了一種迎合其自發(fā)性和不突出政治目標的態(tài)度。一旦中共在組織上成熟，政治上更雄心勃勃，中共領導人視一切群眾運動都要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根本立場和政治實用主義就不會允許工人運動局限于安源模式，就會面臨列寧在一九○三年提出的「怎么辦」這個問題，從而很可能把安源模式當作「經濟主義」來否定。因此，如果說安源代表了中國革命的另一種可能性的話，那么正是中共革命杜絕了這種可能性。第二，對安源問題從「沒有采用的路徑」 （paths not taken ）這個角度作的討論其實也完全可以用于中國革命的其它重要問題。例如，由知識分子和具有改革傾向的地方開明精英策劃和發(fā)動的各種鄉(xiāng)村和城鎮(zhèn)建設運動作為一條社會漸進和平改造的可能路徑，是怎樣被共產黨的「痞子運動」和暴力手段所壓倒的；
自發(fā)的學生運動是怎樣被共產黨所滲透、控制和利用、從而堵死了中國真正的「 學生運動」這條路徑的；
中國純真自發(fā)的愛國主義運動這條路徑，又是如何成為共產黨反對國民黨這個黨派斗爭的犧牲品的，等等。如果這樣思考的話，那么這個問題涉及的面就太廣泛了。

　　肯定安源不等于肯定文革

　　在學術界，可能對裴宜理的這番努力會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視她為新左派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她對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統(tǒng)治下那些災難和罪惡是很了解的，在這個問題上是很清醒的，這在她這篇文章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例如她說「我的目的決不是要否認或是降低中國革命的殘酷性──無論是湖南農民運動還是四十年后北京的紅衛(wèi)兵。作為學者，我們完全應該繼續(xù)揭露和否定這些暴行」。今年早先時候，我曾經和她交換過幾個電子郵件，表達過對把「毛主席去安源」這幅典型的偽歷史油畫放在亞洲協(xié)會年會手冊封面的關切。她和我素不相識，但很誠懇地解釋了她的用意和她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說她預料到會有很不同的看法，但想了很久還是決定用這個方式來突出表現(xiàn)重新審視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在她的文章中，她也用這幅油畫來說明在毛統(tǒng)治下歷史是如何為了政治目的而被篡改的。

　　我想，裴宜理所強調的重新審視中國革命──但愿我沒有理解錯──是說對中國革命的過程的歷史理解不能簡單化，「中國革命」不等同于「中共革命」，不能因為毛的革命后來把中國糟蹋成了那個樣子就說中國當時根本就不應該有革命。這些，我想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可以有共識的，尤其在當今中國的狀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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