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翻閱趙家璧百歲誕辰紀念會所贈有關圖書，往事縈回，感觸多多。

　　令我欣佩的是家璧兄雖身處“借圖畫作普及工作”的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卻不忘另創(chuàng)新路編輯“良友文學叢書”，為讀者推薦較高品味的文學作品，進而創(chuàng)議邀請當代名家編選、出版新文學第一個十年中的代表作品選《新文學大系》第一集，為新文學史豎立一座創(chuàng)先啟后的里程碑。如果不具有高瞻遠矚的視域、堅定不移的意志、辛勞不懈的毅力，那是難以完成這項大工程的。他不愧為一位從事新文學出版事業(yè)的出版家。

　　叫我永難忘記的另一事:那是1944年的夏日里，巴金已離桂赴黔再轉重慶。六月里湘北戰(zhàn)事驟起，不久日本侵略軍即咄咄進逼廣西。人心惶惶，桂林遂而大亂。我正籌措資金不成，出版社所存的大量新書未能早日運往內地，正處于束手無策、彷徨不知何所之之際；
是家璧兄提醒了我，出版社的主要資產是紙型。即乘大亂初定之機，連忙偕同同事梁君將所存的全部桂版書籍紙型裝箱帶同巴兄留存的衣物趕去火車站，終于擠上了開往柳州的桂黔列車，那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在那時年輕，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一路辛苦總算安全到達終點站獨山。竟又碰上了家璧兄，他攜帶著家眷也到了這里。他正與一輿圖出版社的負責人共同雇了一部大卡車，尚有余位，遂邀我同赴貴陽。因之我得以不負巴兄之托，減輕了出版社的損失，較為順利地到了重慶。家璧兄之助不能忘。

　　家璧兄本是巴金老友，長我八歲，先我十年干上了出版工作，應是前輩，在下當算后學了。我是1944年初由蓉處調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桂處接替巴金的部分工作的。因之得識這位韓荊州。他主持良友公司一切，常因編務來訪巴金，往往我也在場。憶及一次他談及編輯《我與良友》一書向巴金約稿時，巴以自己寫文從不受命于人為由而拒。后在重慶終以友情難卻，用紀念新去世的至友一文答約。

　　自此我們遂結下了友誼。我敬之為長兄，他視在下如弱弟。我還專程去他所住旅舍(在貴陽還是重慶記不清了)拜見趙伯母，相見甚歡。其實老人的一口松江話與我的川語彼此都未必能全聽懂，卻絲毫不影響聚談時的親切之情。

　　抗戰(zhàn)勝利了，他和巴金都各自復員回到了上海基地，而我則尚須留守渝城。1947年夏天我因公到滬，一日蕭珊特偕我還約同了章大嫂(陶肅瓊)前往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的一座大樓的良友公司拜訪家璧兄，要“趙老板”請客。他熱情地招待我們吃了一頓午飯。

　　要說巴金與良友的關系實不淺，與趙(還有馬國亮)相識較早。巴不僅在《良友》畫報上發(fā)表過文稿，還把早期作品《雨》、《霧》、《電》(愛情三部曲)先后交給趙發(fā)行，包括《短簡》等。抗戰(zhàn)勝利趙改營晨光圖書公司更得巴金的大力支助，不僅把后期的力作《第四病室》、《寒夜》的初版權給了晨光，再將本在文生社印行的《憩園》也收回版權轉付予了趙，還代蕭乾作主把蕭編選的《英國版畫選》也交給了晨光公司印行。

　　解放初期家璧兄更以作家身份與巴金、靳以等老友同去北京參加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晨光與文生社差不多都在1954年先后進入公私合營的出版機構。家璧兄還當上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副總編。不料反右運動開始后，家璧兄被新任的左派社長改稱做“趙先生”，思想不通，精神壓力大，時感不安。多虧出版局領導羅竹風知情，將他改調入上海文藝出版社任副總編，以釋趙憂。

　　“文化大革命”開始，天下大亂，知識分子所受壓力特重。因此后來我們間的友誼曾一度受到挫折。俟后明白在此大動亂中大家全是受害者，個人間的恩怨也就不再作計較了。友誼遂得再續(xù)。而今家璧兄與巴金已先后作古。人雖不在，而書留存，其名也因書而讓后世的讀者思之。人壽本有限，好書總會永傳的。藉茲而為家璧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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