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申報更待何時”——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在自己寫的一篇文章中說：“1995年頒布的《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guī)定》，遠不能有效遏制腐敗，其限制的主體太窄，且規(guī)定申報的主要內容是個人的工資、獎金、禮金等，并非官員的全部收入”。他建議，全國人大應調研、起草《公務員財產申報法》。

　　全國政協委員嚴琦，也表達了自己對官員財產申報的看法，她建議將官員子女財產納入申報范圍，“政府官員可能會把一些財產轉移到子女名下，或利用手中權力為子女積聚財富。因此，要把官員、官員的子女以及近親屬乃至與官員發(fā)生財產和人身關系的當事人，都納入到財產申報的范圍，否則，所謂財產申報制度很有可能成為一紙空文。”

　　兩個代表委員是在舊話重提，可“官員財產申報及公示”這個舊話，卻是一個喊了多年至今沒有破解的大難題。

　　兩組調查數據很有意思。一是網上調查顯示，九成民眾支持對官員財產進行公示。二是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做過一項調查，97%的官員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過去5年里，王全杰曾在在兩會上三次提出官員財產公示方面的議題，但相關法律一直難產。

　　從某種意義上講，官員財產要不要申報、能不能公示，成了民意與權力的PK。

　　以“官員財產申報”為主題詞在百度上搜索，可以找到18.9萬個相關網頁。輿情對此關注可見一斑。諸如“期待陽光法案早日出臺”、“官員財產申報立法不宜久拖”、“立法公布官員財產要動真格”、“理直氣壯要求官員公布財產”之類的評論，耳熟能詳細，但一部要求官員申報公示財產的“陽光法案”，愣是磨難重重，千呼萬喚難出來！

　　談及官員財產申報難以推行時，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說，最大難點是界定問題。主要是財產的范疇，有的認為登記銀行存款就夠了，有的講要登記財產，房子、汽車、股票要不要算？

　　“界定難”這一技術性難題確實存在。而如果“限定”不清，官員的巨額財產就可能“來源不明”。而對于財產來源不明的懲處，我國法律不夠嚴厲，最多判刑5年，這就使得財產來源不明罪，成了官員的救命稻草。諸多腐敗案件中，無據可查的巨額財產是有據可查財產的數十甚至上百倍。

　　評論者在談及財產申報的技術性難題時說：“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恐怕官員也只會申報那些人盡皆知的工資、職務收入,而將其他‘灰色收入’盡可能地模糊化處理。而且,在我國目前財產管理和金融體制下,模糊化處理自己財產存在太多空間,比如財產實名制問題、金融體制中的現金流轉規(guī)范問題等等�！�

　　技術性難題并不是難以逾越的鴻溝。如有評論所說，盡管中國的行政官員數量已達歷史之最，官民比例驚人，但是，“官員畢竟是個小群體。要讓人民對官員形成有效監(jiān)督力量，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因為制度針對的是具體官員，特別是縣處級以上的干部，“其可能遭遇的抵觸以及阻力，可想而知”。“倘若對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立法，立法者將不得不考慮該法可能對官員群體產生的后果”。

　　如果我們承認權力來自民眾，官員必須接受納稅人監(jiān)督，那么，官員的財產就沒有理由不申報不公示。技術性難題、制度難題都有破解之道，可怕的是種種借口背后，利益的阻撓和權力的護身符。

中青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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