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外訪問考察歸來，總有一種情緒縈繞心頭徘徊不能去。在海外總有一個習慣，喜歡逛書店，不僅關注最新的西方出版物，而且很注意中國圖書在海外的品種和被接受的狀態(tài)。然而到歐美書店中看看，中國翻譯出去書籍本來就很少，而這不多的一些中國書，卻大多集中在風水、八卦、算命、菜譜等方面，少有饒有趣味介紹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藝術方面的精彩圖書，從中可以管窺中國文化形象在海外圖書市場中的薄弱。這種巨大的文化交流逆差應該引起中國翻譯出版界的嚴重關注。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學會了拿來主義，而且是全盤地“拿”，一組數據頗能說明“拿來”的成績。徐維則在《東西學書錄》中認為，中國在1860年以后翻譯西書555種。而我近年來在國家圖書館和北大圖書館作了調查統(tǒng)計，20世紀中國翻譯了西方大約106800余冊著作，而西方翻譯中國20世紀著作（我說的重點不是古代典籍而是翻譯20世紀的中國思想著作）僅僅千余種，其中翻譯較多的是王國維《人間詞話》等，而20世紀末翻譯較多的是一些當代作家作品，其他現(xiàn)代中國學者的著作譯成西文的則微乎其微。

　　文化形象與國家整體翻譯自己的經典文本向海外推出緊密相關。事實上，幾個世紀以來，西人翻譯中國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的較為多見，而翻譯中國20世紀著作的情況卻令人擔憂。甚至可以說，西人翻譯20世紀中國學者著作之少與不成體系，與中國20世紀全面翻譯西人著作達十萬冊之多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而本國學者著作的翻譯成西文主動輸出的情況也很少見，這種歷史形成的中西翻譯著作中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國翻譯西學幾乎是西方翻譯中國20世紀著作的五十至一百倍。這種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

　　在國家文化形象向整個世界展示時，中西交流中的“文化赤字”問題不容小視。因為文化的作用往往是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中國在走向世界和進行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從國外引進了不少好的東西，但這種引進同時也使中國本土的文化遭到了傷害，使得相當一批人疏離甚至背棄了傳統(tǒng)。21世紀我們仍然要繼續(xù)大量“拿來”，但必須弄清拿來之后怎么辦？換言之，我們堅持“拿來”，但是不再滿足于拿來。因為“拿來”從本質上說仍然是急功近利的，這在科技層和制度層上可以立竿見影，但在文化層和宗教層卻沖突迭起。其實，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須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輸出，否則這個民族就會喪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日漸崛起令世人矚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響亟待拓展。假如我們的文化仍舊綿軟無力的話，后果將會很嚴重�，F(xiàn)在一些年輕人已經出現(xiàn)了“文化身份”認同危機。比如在說英語的時候，認為自己像個英國人或者美國人；
在談到波普文化的時候，覺得自己像個日本人；
甚至在談論大片或足球的時候，也不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他們的眼里已經看不到中國的山川大地和歷史文化。這種人自詡為是“世界公民”，但實際上極可能淪為沒有文化根基的、失落的“香蕉人”。

　　面對美國文化“薯片”、“芯片”、“大片”這“三片齊下”的文化戰(zhàn)略，我們的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處于“失聲”狀態(tài)（現(xiàn)在還有一種說法是“失身”，即不僅失去說話的能力，而且失去身體支配的能力）。在發(fā)現(xiàn)東方和輸出文化的吁求和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積極調整應對思路。西方模式并非唯一。我們的文化制作，要有全球眼光，要了解市場的真實需求，抓住發(fā)展機遇；
還要有與西方平等對話的欲望和訴求，這樣才可能向西方展示中國的真實，讓西方學會欣賞差異性的東方文化。

　　《禮記•中庸》有言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文化事業(yè)要發(fā)展，文化戰(zhàn)略須先行，被動應對絕對不行。十年前，美國文化產業(yè)創(chuàng)造的價值首次超過了重工業(yè)和輕工業(yè)生產的總值，這讓我們看到其在大國形象宣傳方面的不遺余力。與美國相比，盡管迄今為止我國的文化產值所占GDP的比重還很小，但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我相信局面會有所改觀。當然，前提是，我們需要有一批人來共同促進這項事業(yè)的發(fā)展，為此需要培養(yǎng)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專家，他們知道什么是最中國的、最優(yōu)秀的、最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
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場；
知道誰在消費中國，誰在了解中國，否則很可能將導致文化生產過剩或者錯位。

　　在我看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西文，僅僅依靠馬悅然等漢學家的譯筆是遠遠不夠的。同時，還應該充分考慮到新一代華人文學問題、中國哲學宗教思想翻譯和史學考古思想翻譯問題。只有整個民族都重視對等的“文化拿來”和“文化輸出”，中國文化的復興和文化生態(tài)重建才能夠提到議事日常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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