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巨變時代”的來臨

　　對中國來講，2008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很不平凡的年份。對有些人而言，還可能是刻骨銘心的年份。年初冰雪災害，然后是汶川大地震，隨后迎來北京奧運會，還有兩岸正式大三通等等。

　　從人類歷史角度思考去年種種非常特殊的歷史事件，我認為，歷史學家會給予2008年一個非常特殊的評價——極不平凡的一個年度。在這一年里全球發(fā)生多起重大而罕見的事情，向我們透漏了這是一個“巨變時代”的來臨。所謂“巨變”，是指人類社會結構與秩序出現劇烈變動。通常出現的是一種漸進式演化，而在“巨變時代”，我們過去認為理所當然或非常熟悉的歷史坐標，很可能會在很短時內消逝；
或是有些歷史大趨勢我們認為是無可逆轉或勢不可擋的，很可能就會出現轉折。

　　站在2009年回顧2008年，對于未來人類發(fā)展的幾個大趨勢，我覺得會看得更清楚。這些趨勢是在過去很長時間內存在的秩序與結構出現劇烈變動的一個關頭，一個歷史分水嶺。

　　歸納起來，有四個或四重我們過去非常習慣或視為當然的歷史趨勢，這時同時出現轉折。這種情況我認為不僅是百年不遇，可能是數百年都很少碰上的。這四重歷史趨勢，昨天我們覺得它們是“浩浩蕩蕩”，今天來看則是“搖搖欲墜”。

　　第一個是比較短的歷史趨勢。后冷戰(zhàn)結束至今，由美國唯一超強所打造的國際新秩序（也被稱作單極世界），很明顯松動了。美國作為唯一超強的霸權地位面臨各種力不從心的困窘。它只有20年時間，說它是一個趨勢有點勉強，不過回頭看，十幾年前，主流觀點一致認為這個結構很牢固，會維持很長時間。

　　第二重歷史趨勢，到今天為止也不過40年左右，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稱之為“第三波民主化”。這一波民主化浪潮似乎也已走入一個退潮階段。福山宣稱的歷史終結論，到今天來看，很明顯完全破產了。這個趨勢也僅僅持續(xù)40年。

　　第三重歷史趨勢，我稱之為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周期。先是戰(zhàn)后重建，然后在一定的范圍內建立一個比較自由的經濟秩序。中間也發(fā)生一些波折，包括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特別是到了后冷戰(zhàn)時期，前蘇聯以及其他很多過去沒有被吸納進入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國家和地區(qū)一一納入了該體系。我認為，這個擴張周期至少是遭遇了一個瓶頸，也可能是到了走向頹勢的轉折點。這個周期大概就是60年。

　　第四重歷史趨勢，大概有將近300年，我認為也是最有意義的。根據不同角度來界定，這個時期可以拉長點或縮短點。這300年，是西方世界獨占人類歷史舞臺、作為唯一主角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我認為從今天來看比較清楚，就要告一個段落，接下來非西方世界將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世界歷史進入了這樣一個新的階段。

　　第一重歷史轉折：美國單極體系的衰落

　　在單極體系下，美國不斷地試圖擴張軍事投射力量，試圖支配所有地區(qū)安全結構與秩序，試圖對它未來所有可能的潛在對手做嚴密的圍堵防范。這讓它在軍事擴張上、軍事聯盟的擴張上，出現過度擴張(overreach)，達到一個臨界點，就會出現各種反彈。北約東擴，把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中東歐國家一個個納進來，更準備在這些國家包括波蘭、捷克部署反導防御體系。這逼近了俄羅斯忍讓的極限，導致了俄羅斯在軍事戰(zhàn)略上全面性反擊，正式與美國攤牌。有幾個明顯的例子，一個就是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俄羅斯派軍進入南奧塞梯地區(qū)，這是冷戰(zhàn)結束以來第一次我們可以看到的。另外一個就是普京把戰(zhàn)略結盟延伸到美國的后院，與查韋斯簽署軍事合作協議。這也是后冷戰(zhàn)以來俄羅斯的海軍“彼得大帝”核動力巡洋導彈艦，第一次進入拉丁美洲水域，與委內瑞拉進行聯合演習。

　　所有征兆里，第一屆拉美跟加勒比海國家首腦會議可能是最具有意義的。這次會議在巴西舉行，有36個國家參加。跟以往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最大的不同，是美國沒有被邀請，古巴被邀請了。有人說這是向門羅主義發(fā)起挑戰(zhàn)的起點，就是說拉美已經開始尋求掙脫美國對這個地區(qū)的獨霸。這里是美國的后院，這更明顯地說明美國單極體系的衰落過程。

　　包括美國自己的外交政策精英，2008年都不約而同在思想上有這種準備和調整。這里引用的代表性言論，均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閉事件所引發(fā)的大范圍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東岸最重要的外交精英智囊機構“外交事務協會”總裁Richard Haass在《外交事務》上寫文章，明確指出美國單極時期已經結束，21世紀的國際關系將是一個“無極”的秩序。當然，到底是一個無極還是多極值得商榷。今年上半年“外交事務協會”還組建一個課題小組，專門研究未來拉美與美國的關系。他們說美國在拉美的霸權結束了，美國必須重新調整在拉美的政策。《外交事務》是美國權威性的外交刊物，至少代表了美國的權威性觀點。它對東北亞的戰(zhàn)略評估也是一樣的。

　　后冷戰(zhàn)的單極體系為什么維持了不到20年？作為唯一超強的局面為什么無法持續(xù)下去？大概可以歸納成幾點：

　　第一，美國的經濟競爭力跟其他國家的差距在縮小，尤其是科技領先力和產業(yè)競爭力。美國過去15到20年的高生活水準以及每年3%～4%的增長率，很大一部分源于虛擬財富，也就是資產泡沫。它需要資產泡沫，向未來舉債，和向國外借貸來支撐它的繁榮。從1985年開始，美國就由凈債權國變?yōu)閮魝鶆諊��?007年外國機構與個人對美國的凈債權總額已經超過美國的經濟規(guī)模。美國私人部門的整體負債，也從1978年GDP的118%增加到2008年的290%。美國聯邦政府的負債總額在2007年底就已經達到GDP的65.5％。

　　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聯邦負債更是直線上升，2009年首季已達到11兆美金，而美國GDP大約是14.2兆。這個數字還不能反映美國國債真正的規(guī)模，根據美國彼得·彼得森基金會首席執(zhí)行官大衛(wèi)·沃克爾（David Walker，曾擔任美國財政部次長）的估計，將美國政府各種隱形負債（如對國民社會保險及退伍軍人撫恤的支付義務）累加，2007年底，已高達52兆美金，接近2007年全球GDP54.3兆的規(guī)模。今天，它的三大赤字：國債、貿易赤字和私人借債赤字已經累積到了極限，難以為繼。

　　其次，美國經濟結構的長期失調，也導致美元霸權地位搖搖欲墜，這也是加速美國單極體系式微的一個重要機制。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濫用其鑄幣特權、渙散的金融監(jiān)管與松弛的財政紀律，讓美元幣值信用成為威脅全球經濟體系穩(wěn)定的不定時炸彈。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全球金融風暴，更激發(fā)世界各國倡議建立新的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來徹底打破美元的獨占地位。例如，最近聯合國大會成立“國際貨幣及金融體系改革委員會”，提出一系列相當激進的改革建議。這個委員會的專家小組主席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任，他一向認為IMF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嚴重失職，這才導致亞洲國家在過去十年間大量囤積外匯，加速了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斯蒂格利茨主張，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未必需要積極響應歐美所提IMF增資的要求，他們應該考慮在IMF架構外成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在此之前，他們可以先擴大區(qū)域性的貨幣基金，例如“清邁協議”所倡導建立的亞洲區(qū)域外匯儲備基金，或是由委內瑞拉等7個南美洲國家組成的“拉丁美洲外匯儲備基金”(FLAR)，讓這些區(qū)域性機制扮演短期融資與穩(wěn)定區(qū)域金融的功能。這些大膽的提議現在紛紛出籠，因為許多國家都意識到，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經濟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機制來限制美國濫用其鑄幣特權。

　　第三，政治上，過去的十幾年，甚至可以回溯到里根時代，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當道，讓美國的軟實力大幅消退，在全球范圍內的領導地位的道德基礎受到嚴重的打擊，更必須倚賴軍事威懾力量。它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安全圍堵，也使它陷入一種過度擴張。它的資源，它國內的政治支持的基礎都不足以支撐這種無止境的全球范圍內的圍堵政策。

　　意識形態(tài)上來講，它所主導的這種全球經濟秩序所依賴的核心思想，有些學者稱之為“華盛頓共識”。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核心思想也開始退潮，在世界各地都出現反全球化社會運動。最近幾年，拉丁美洲的左翼勢力明顯興起�？唇�一點，9·11事件和美國進軍伊拉克發(fā)動戰(zhàn)爭加速了這種整體體系的頹勢。在這個大背景下，“次貸危機”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些趨勢在之前就已經顯露出很清楚的征兆。所以《紐約時報》很有名的專欄作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說，美國在伊拉克沒有找到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武器就藏在美國自己家里面，藏在華爾街。過去的金融創(chuàng)新，衍生性金融產品，它所累積的風險最后變成一個巨大的財富摧毀力量，對實體經濟的摧毀力量比原子彈還可怕。

　　第二重歷史轉折：第三波民主化退潮

　　對第二層或第二重歷史趨勢的觀察，我覺得可以從東亞，從我們自己的周遭環(huán)境來思考。先看東亞唯一的算是比較有長久實施民主經驗的日本，三年換了三個首相。我覺得這不是個人領導問題，也不是派系政治問題，而是它的政治體系在應付日本當前所面對的經濟危機或者結構轉型障礙時，遇到了一種公共治理上的難題，所以每個首相的政治生命都很短。

　　2006年他信被軍隊推翻以來，泰國事實上就陷入嚴重兩極對立的困境。2007年年底恢復選舉，他信集團仍獲得國會多數，反他信的泰國曼谷中產階級沒有辦法接受選舉結果，乃用社會運動方式，組織“黃衫軍”用街頭對抗方式，來癱瘓執(zhí)政黨。他信支持的政府倒臺，他信集團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鼓動支持群眾組織“紅衫軍”包圍總理府，甚至逼使泰國政府臨時取消東亞高峰會。這樣的街頭斗爭惡性循環(huán)已經輪回好幾次，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真正找到出路。

　　韓國的左右兩個陣營的對立也越來越激化。它不僅表現在2008年初的美國牛肉進口事件，還表現在最近國會要批準的美韓自由貿易協議（FTA）。韓國內部的沖突無法在正常的民主軌道上獲得解決。

　　再看北邊的蒙古，上次國會選舉也出現一次大規(guī)模的選舉暴動。也有人說這可能跟境外勢力有關，也可能是另外一場沒有成功的顏色革命，當然這只是一個揣測，沒有直接的證據。但說明他們內部的兩個政治力量之間，都不遵守基本的民主游戲規(guī)則，對于民主程序事實上沒有牢固的共識，而且政治上的競爭已經轉化為政治上的斗爭。

　　在整個東亞，菲律賓可能是實施民主最凄慘的社會。菲律賓現在的總統(tǒng)阿羅約，我相信各種對她的指控應該是證據確鑿。她個人、家庭跟丈夫的貪腐，跟她過去在大選里面的做票問題，在任何一個正常民主國家里都會導致總統(tǒng)辭職或者被彈劾。菲律賓的反對運動結合部分國會議員在國會里面已經發(fā)動了4次彈劾。因為憲法規(guī)定每年只能最多提一次，一次失敗以后要隔一年，2008年是第4次，但她每次都能很輕松地躲過這種彈劾。她如何躲過彈劾？很簡單，就是用現金買通絕大多數國會議員，這種政治操弄已經讓民主變成一場虛有其表的假戲。

　　根據我對于東亞國家公民對他自己政治體系的評價所做的一些調查，有些信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我們收集的指針非常多，這里只選擇其中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指針加以說明。該課題叫Asian Barometer（網站是www.asianbarometer.org）。這個指針就是問受訪的群眾認為他們的政府是否能夠有效響應民眾的需求。在我們所調查的國家中，一類是傳統(tǒng)上被分類為民主的國家，也包括新興民主國家：日本、韓國、蒙古、菲律賓、泰國、印尼。另一類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這些通常被認為不民主或者說民主不夠充分的國家或地區(qū)。很有趣的對比是，在日本等這些民主國家，認為政府能夠有效地響應民眾需求的比例都很低。日本只有33％，韓國只有21％，臺灣只有35％。這個調查是2006年做的。蒙古只有24.6％，菲律賓32.7％。泰國稍微高點，47％，調查是在上一次軍事政變之前做的。如果來看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情況，馬來西亞是56%，新加坡是66%。

　　這個對照讓很多人驚訝——在能不能響應民眾需求或需要方面，半威權體制評價要高于民主體制。我相信，拉美、東亞、中東歐等很多的新興民主國家或地區(qū)，它們的整體表現讓那里的很多民眾感覺到他們的期望與實際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也可以評論一下印度的民主實施經驗。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這個頭銜。印度每5年舉行一次國會選舉，每次選舉覆蓋七億一千四百萬的合格選民，這是全世界最多選民參與的選舉，也是選務最為繁重而復雜的選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過，最大的民主并不意味著印度的民主可以造福最多的人民，實際的情況可能正好相反。

　　學術界對于印度民主一向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正面觀點認為，印度民主雖有明顯的菁英主義色彩，但基本上還是可以促使印度政治菁英重視中下層民眾的需求。民主制度能夠在一個像印度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貧瘠、貧富差距懸殊、族群關系復雜、宗教信仰沖突不斷、經濟發(fā)展程度低的國家落地生根，誠屬難能可貴。樂觀的學者甚至認為，民主賦予印度政治制度上的競爭優(yōu)勢，印度的崛起最終可以迎頭趕上中國大陸。

　　負面觀點認為，選舉只是為世襲政治菁英長期壟斷政治資源披上合法外衣。印度民主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福祉，大量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與基本需求仍得不到保障，還須長年忍受貪污橫行、效率極低的官僚體制。盡管印度這幾年經濟發(fā)展速度十分亮眼，但在減少城市貧困人口、解決農村土地分配嚴重不均、消除賤民階級與婦女受到社會歧視、化解族群間暴力沖突、消弭黑社會對貧民窟宰制等問題上，進展十分緩慢。悲觀的學者甚至認為，印度的劣質民主永遠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民主將是限制印度崛起的一大障礙。

　　最近《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這部金像獎名片，讓從來沒有去過印度的人，對孟買貧民窟實況大開眼界。不過，一般觀眾可能不知道，在孟買這個1400多萬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還住在貧民窟。有一個叫達拉維的貧民窟緊靠著孟買金融中心，可能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居住著一百萬人。這里人均居住面積不到3平米，沒有正常的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間廁所，蒼蠅亂飛，老鼠橫行，各種傳染病頻發(fā)，堪稱人間煉獄。

　　孟買貧民窟里有很多民間志愿者組織，真心誠意為貧民服務，如辦教育與提供醫(yī)療服務等，但真正在貧民窟里呼風喚雨的是黑社會老大，他們控制水電，掌握奴隸一般的童工與娼妓，他們長期包養(yǎng)警察，還與政客勾結，讓孟買貧民窟成為一些政客的穩(wěn)定票倉。孟買市政府過去10年推動的貧民窟改造計劃像蝸牛爬行一樣慢，還不如重慶市一個季的舊城危房改造進度。

　　最近總部設于華盛頓的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發(fā)布2008年全球饑餓指數報告。在全球88個中低收入國家中，剛果得分最高，為全球饑餓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印度排名第66位，北韓排名第53，中國大陸（不含港澳）位居15。也就是說印度面臨的饑餓問題要比經常鬧饑荒的北韓還要嚴重�！白畲蟮拿裰鲊�家”這頂帽子實在應該讓印度政治菁英感到汗顏。

　　所以最近研究民主的學者開始擔憂這樣一個傾向。有一位很有名的學者Larry Diamond，美國刊物《民主》的共同主編，在2008年《外交事務》上發(fā)表一篇文章，被很多人引述。他說，經過多年的民主進展，現在全球進入民主蕭條期或衰退期——在很多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只是一個表象，各種劣質治理是很普遍的，他們的司法機構或軍隊濫權，或者說少數的寡頭精英透過民主程序完成權力的獨占，等等。我認為他所談的民主退潮現象，不管是說民主體系本身可能不能穩(wěn)定地維持住，或是說民主的門面勉強留下來，它的內容或內涵都已經被腐蝕或掏空。這種現象大概在很多第三世界民主國家都很普遍。

　　他的分析角度是純粹從政治運作的角度出發(fā)。從新興民主國家的危機根源來看，我認為一種病癥普遍出現在很多新興民主化國家——他們的憲法是沒有根基的，是移植過來的，不是自己社會土壤或文化土壤中成長出來的。所以它的精英的民主信仰與法治基礎是非常薄弱的。這些人并不真正相信這些東西，對他們而言民主不過是取得權力的必要手段。如果只要任何情況下能夠躲過制裁或者愿意冒風險，政治精英經�？梢赃`背民主程序。在競爭中，你不遵守游戲規(guī)則，我也不可能遵守，最后這個競爭就變成斗爭。不同國家之間，鄰國和鄰國之間，不同地區(qū)和地區(qū)之間，經常會學習別的國家的這種惡質的競爭伎倆，變成一個傳染性的東西。

　　如果它無限制地擴散，就會讓選舉變成一種社會里不斷加深對弈矛盾的機制，而不是一個化解沖突的機制。這與原來民主理論想象的不太一樣。選票替代子彈，這只是原來對和平競賽的一種想象，但它的現況可能不全是這樣。大多數新興民主國家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過程不充分，官僚體系也缺乏治理能力和獨立性，軍隊與司法也無法超越黨派，所以它根本不具備一個法治國家的條件。最后一點，我想是政府能力跟不上網絡時代信息傳播跟社會動員的速度。這個也會讓政府經常面對它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巨大落差的治理危機。挖得更深一點，像 Larry Diamond 所談的這些現象，實際上還忽略掉了第三波民主所源于的歷史大環(huán)境本身就存在著兩重結構性困境。這兩重結構性困境，實際上讓第三波民主注定在很多國家都很難成為一個良好治理的政治體制。

　　第一個困境是，美國作為推動民主的唯一超強，卻不能提供一個民主治理的好示范。特別是過去的20年，他的民主遭受市場原教旨主義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雙重侵蝕。美國也干預很多其他國家的政治，有時是從人權民主角度，更多是從美國戰(zhàn)略利益角度，也就是說扶持親美派，打擊反美派。親美政權做票贏得選舉，美國也會縱容它；
反美力量即使符合民意而上臺，美國也會制裁它。這樣它就沒有辦法幫助這些國家的民主走上正軌——反美的暴力行動就是恐怖主義，親美的就是“自由斗士”。很多中小型國家都面臨這樣一個困境，多黨競爭反而給外來強權提供一種干預機會。國內競爭團體各自有后臺老板，不愿意妥協，斗爭更加劇烈，更加深化社會內部的分裂。

　　另一個困境也很重要，這是第三波民主與前兩波最大的不同。第二波民主化，是由工人和農民反抗資產階級壓制，爭取參政權，經過很長時間斗爭取得的成果。第三波民主化看起來很平順，很多國家舊的政治體制結構一瞬間可以被替代。在很多原來采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資產階級不對民主化有任何抵制，甚至是十分歡迎的。為什么呢？因為這波民主化，對資產階級是毫無威脅的，市場化與民主化結合成一個連體嬰兒。徹底市場化、徹底自由化，讓勞工群體不可能透過民主真正改變他們的不對等經濟地位。

　　在這個層面上，進一步的經濟全球化不斷地在加速掏空國家的社會保障職能。雖然政府是民選的，但是選出來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因為它受制于全球市場力量的強大節(jié)制。同時政府面對越來越多的兩極分化、貧富分化，能夠著力的地方也非常有限。這時社會沖突是很難避免的。在過去，民主社會主義是可能的，比如說戰(zhàn)后頭20年，資產階級跟勞工至少在福利國家上達成了一種妥協。但現在這種妥協從資產階級看來是一種奢侈，不需要。因為經濟自由化給他前所未有的一種移動能力，一種在全世界到處自由移動的選擇，一種制定基本社會游戲規(guī)則的特權。這樣他根本無需跟國內其他團體做任何妥協，它甚至不需要長期呆在特定的一個國家。這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我覺得這也造成它一種必然的困境。

　　第三重歷史轉折：資本主義全球性擴張已成強弩之末

　　在這個問題上，在今天這個時點上，這是一個階段性震蕩還是一個很長的歷史周期結束的先兆，還需進一步觀察。不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框架可以引導我們做兩種思考，一種思考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它的擴張動能，尤其是以一種自由經濟秩序作為指導原則的動能，已經很清楚地在減弱。這個減弱第一個明顯征兆就是2008年多哈回合談判的觸礁。過去美國和歐盟主導多邊貿易自由化，這套游戲規(guī)則在制定過程中遭遇到強大的反對力量。這些反對力量實質上是質疑，全球化風險跟利益分配在很多國家內是不公平的，是完全不對等的。這說明了為什么在很多社會里形成了對全球化的阻力。這在當時還不是一個危機，也只是說腳步放慢，或者說必須做進一步調整。最極端的一種可能性，就是這波金融危機可能會引發(fā)一個類似20世紀30年代全球性的大蕭條。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在今天這個時點上還不能說是肯定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There’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這張圖片(見上圖)，是關于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街頭一個景象的。這群人在排隊領取飲水和免費的食物。他們都是失業(yè)人口。后面有一張很大的海報，在宣揚American dream或者美國生活方式，標題叫作“world’s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這是大蕭條時代留下的最具諷刺意味的一張圖片。70多年后，全球經濟會不會再度陷入這樣的谷底？

　　目前全球遭遇的經濟危機，到底是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暫時的一個腳步上的減緩，還是真正進入一個結構劇烈震蕩的階段？我覺得兩個可能性都存在。我覺得思考當前全球資本主義擴張所遭遇到的危機，可以參考喬萬尼·阿瑞吉的經典性著作《漫長的20世紀》。阿瑞吉的累積周期理論從歷史的角度，也從馬克思的分析架構里，演繹歸納出一種歷史分期。他把以美國為核心的周期，相對于之前以意大利城邦及西班牙、荷蘭、英國為核心的三個歷史周期，每一個周期大概都是一百年或者是一百年多一點，而且周期似乎有縮短的景象。這四個周期都有類似的特征，通常都是經過一定的物質資本擴張時期，然后進入金融資本擴張的轉換過程。尤其核心國家，其經濟結構表現非常清楚。后面的推動力量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資本要求自由，最自由的資本就是金融資本，因為所有的工業(yè)資本會固定在一個特定的生產過程上，不容易被隨時隨地變現。

　　另外一個就是利潤逐漸下滑的必然趨勢。因為這兩個趨勢，物質資本擴張的初期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增長動力和累積速度。越來越多的市場變成商品競爭市場，它的利潤就會不斷下降。過去累積的資本要尋求新的出路，就會進入金融資本擴張時期。資本主義擴張最終都會由于金融危機爆發(fā)而出現整個累積周期的斷裂。這是前三個周期都出現過的歷史循環(huán)現象。

　　可以這樣講，我們現在進入了阿瑞吉所講的資本擴張時期。是不是已經走到這個周期的尾端，這可以做進一步的思考。不過可以看出，這個轉化從物質擴張到資本擴張是從70年代后期開始的。這從核心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來看尤其如此。表現在金融國際化方面，最早開始出現的就是以石油美元為基礎的回流，這種回流過程以跨國金融機構開始進行所謂主權國家的借貸，這是第一期的金融國際化的過程。它后來導致80年代的外債危機和90年代初期的外債危機。不過這個動能還是非常強，尤其華爾街對美國財政部的影響力，然后是財政部對IMF的影響力。美國從90年代開始全面推動金融全球化，要求每一個國家開放資本市場，然后讓跨國資本以及各種金融創(chuàng)新工具無止境地加以擴充。虛擬經濟的增長達到一種難以想象的規(guī)模和速度，在這個過程中資產泡沫也不斷膨脹。

　　2008年全球外貿交易市場，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是3.9兆（萬億）。這里有將近2/3都是衍生性交易，也就是說都是高杠桿投機套利的，或者說把外匯交易轉換成一種賭博工具。2007年全球全年貿易總量不過30兆多一點，而每天的交易量就有3.9兆。一年大概有200個交易日，也就是說一年將近有700多兆的外匯交易量，虛擬經濟的交易總量是實體經濟交易總量的20幾倍。過去7年平均起來，每年全球金融商品交易總量，也是全球GDP的35倍到50倍之間。

　　這幾年最流行的一種衍生商品CDS（信貸違約掉期）是導致美國最大的保險集團AIG倒閉的地雷。現在雖然信貸違約掉期市場已經從2007年的高峰開始萎縮，但仍舊很大。它的部位有多大呢？2008年年底還有54兆或是54萬億美金那么多，單這一項衍生型金融商品就等于全球GDP總和。這些合約大多在2009與2010年將陸續(xù)到期，如果出現大量違約，美聯儲就會沒有足夠的“子彈”來解決這個問題，除非大量印鈔。

　　去年9月美聯儲一口氣向AIG集團注資750億美金，讓AIG不倒閉。今年3月又提供300億美金的緊急融資。因為AIG是信貸違約掉期市場上最大的發(fā)行者，如果AIG倒了，它所有的交易對手（包括花旗、高盛、摩根土丹利等）都會出現倒閉風險。2008年9月14日，就是美聯儲跟美國財政部出面救AIG的時候。他們向國會山美國兩黨政治領袖做了一個匯報，說明為什么必須動用750億美金救AIG。

　　他們告訴美國國會議員，如果明天紐約股市開市時還不救AIG，那么就不會有“美國經濟”。這話等于是世界末日警告。很難想象這是來自美國財政部長跟美聯儲主席之口。在這個金融高度擴張、虛擬經濟快速膨脹的時期，全球大多數主要投行的避險基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的杠桿都是高達35倍到50倍�，F在就是一個去杠桿化的過程。去杠桿化為什么會產生那么巨大的金融摧毀力量？就是因為它的高杠桿。所以難怪最近克魯格曼又寫了一篇文章，說最近20年的美國經濟就趨于變成一種“老鼠會”經濟。

　　我前面所講的三重歷史趨勢轉折，其實都有中國直接或間接的因素。雖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也不見得是關鍵性因素，但仍然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一是中國崛起本身就是在削弱美國獨霸的戰(zhàn)略格局，為亟欲擺脫美國戰(zhàn)略圍堵或政治支配的國家找到戰(zhàn)略依托。所以不管是普京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還是委內瑞拉查韋斯21世紀社會主義路線，后面都有中國崛起的因素，當然還包括巴西主導的拉美與加勒比海峰會。

　　二是中國崛起帶動能源與原料出口國經濟地位上升，再加上中國所展現的有別于典型自由市場的特殊發(fā)展模式，讓準備尋求其他發(fā)展模式或政治模式的國家，不管在物質條件或意識形態(tài)空間上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這在拉美表現得更清楚。

　　第三點就是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全球經濟體系內工業(yè)生產能力和制造業(yè)的勞動供給急劇擴張，加速了馬克思和阿瑞吉所說的投資報酬遞減的過程，推動西方國家經濟體系從物質擴張往金融資本擴張的階段加速移轉，但快速的移轉也造成了這波金融危機，整個20年的虛擬經濟膨脹和資產泡沫增長。

　　這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中國崛起在過去特別是過去的20年，對全球商品尤其是工業(yè)產品帶來通貨緊縮的效果，或至少是壓低物價的效果，中美間貿易的基本失衡反而誘導美國產生一種錯覺，包括格林斯潘這樣的人，以為美國真的出現了“新經濟”，美國真的有一個生產力奇跡般的持續(xù)高增長的新經濟，然后美國可以享受低利率、低通膨這樣一種長期繁榮。這是中國崛起帶來的一種潛在作用，這作用讓他們有這種錯覺，讓它敢用歷史上最低的實質利率去支撐這個資產泡沫，最后讓這個泡沫累積到一個幾乎失控的地步，而且在破滅過程中會產生巨大的破壞力。這個過程沒有任何陰謀在里面，也不是事前能預料的，它是屬于不因人的意志移轉所形成的一種后果。

　　第四重歷史轉折：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最后談論第四層。我們現正進入一個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時代。西方國家獨占世界或人類歷史舞臺的時期結束了。這個觀察其實也不僅僅是我有這樣的判斷，不少美國以及美國以外的公共知識分子都看到了。

　　2008年有兩本書提出這個大課題。美國《新聞周刊》總編輯Fareed Zakaria 2008年出的一本書叫做Post American World。他認為當前的轉折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個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個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個是美國的崛起，第三個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學院院長吉斯霍爾·馬哈布班尼的《新亞半球的興起》也試圖描繪這樣一個趨勢——幾個世紀以來亞洲人，中國、印度、穆斯林跟很多其他民族都是世界歷史里的配角或甚至旁觀者（這是比較委婉的說法，實際上是被支配者），今天他們已經準備作為主導歷史的共同的主人，共同掌舵人。

　　去年11月華盛頓和今年4月倫敦的兩次G20高峰會，也是劃時代的歷史大事，正好印證了我們所講的這個新時代的開端。

　　首先我們看華府的G20峰會。不用說20年前，也不用說10年前，5年前都無法想象這個畫面會出現——美國為了解決金融危機，邀集全世界重要工業(yè)國家的領袖會商對策。華府峰會主角都是非西方世界的領袖。這會議形式意味著西方國家承認這些非西方世界重要國家在全球事務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且準備跟他們分享這個決策權。當然在這個階段，西方國家更多是想讓這些非西方國家多承擔，來幫助西方國家解決所面臨的金融危機。

　　如果說華府峰會只是一個臨時性集會，而且是一場形式重于實質的政治大秀，那么倫敦峰會的召開，意義就顯得不同。首先，倫敦高峰會確認了G20的地位，成為最重要的、定期性的全球議題協商機制，它的功能馬上取代了富國俱樂部G8過去的角色。倫敦G20會議最值得注意的成果，就是激活了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改革計劃。這個改革計劃真正有重要的內容，不再只是大幅增加可貸資金規(guī)模，而是針對IMF的宗旨與任務、決策機制、經濟治理哲學，以及最高層人事進行改革。

　　倫敦峰會前夕，美國與歐洲擔心金磚四國試圖在IMF架構外另起爐灶，更擔心他們不愿意參與IMF的增資計劃，所以實時推出改革計劃。歐美承諾在2011年1月前重新安排IMF投票權，讓金磚四國取得更大份額。雖然目前仍不確定美國是否愿意放棄它的否決權（讓投票權降低到15％以下），不過至少會讓四國投票權比例總和也超過15％，這樣雙方都有權否決對方的提案。美國也私底下說服歐洲準備放棄對于IMF高層人事的獨占權，打破世界銀行總裁一向由美國指定、IMF總裁一向由歐洲人出任的慣例�，F在西媒已經開始評論，一個可能性很高的妥協方案是：下一屆世界銀行總裁將由中國人出任，下一屆IMF總裁將由印度或巴西人出任。這在過去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我們思考這個大轉型過程，需要一個更寬廣的視野，需要更長的歷史坐標。麥迪遜的《世界千年經濟史》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分析框架。美國在后冷戰(zhàn)的20年里，曾經短暫地維持了單一超強地位。這個短暫的歷史結構，是人類歷史的一種例外，而不是一個常態(tài)。麥迪遜的長程歷史觀告訴我們，如果把歷史的尺度拉長為一千年，西方國家獨占人類歷史舞臺可能也是一千年里一個特殊的而不是一個常態(tài)的時期。世界經濟的這個結構會出現一個明顯的重組，而且這個重組的腳步在過去50年內是在加速進行�？赡�30年或40年后會出現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面貌，出現全球生產力的重新分配或者財富的重新分配，這也必然帶來一種權力結構或者意識形態(tài)場域的多元化格局。這就是今天可以預見到的。麥迪遜對2030年全世界GDP比重有一個預測，按照購買力等值計算，美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將逐漸降到17.7％，中國將上升到18.4％，印度將占10%，西歐將下降到13％。對全世界人類來講，這個可能是更公平一點的經濟資源配置的結構，也更接近人類千年歷史的常態(tài)。

　　這幾年一些西方學者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且在思考這個問題：如果世界經濟結構出現這樣一個深刻變化，那它對全球秩序會帶來怎樣的意涵？可能出現怎樣的秩序與權力結構變化？過去，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對于全球事務應該遵循什么樣的秩序與規(guī)則來進行管理，大多是一種西方中心的思考。如果西方中心的這種觀點正逐漸被淘汰或被迫調整，接下來可能是一個怎樣的世界？西方國家是比較憂慮的，他們擔心混亂與沖突，或從他們角度來說，一種文明的倒退。我認為這種憂慮本身還是西方中心思想下的一種反射，Steven Weber和他的學生2007年在美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上的文章《一個沒有西方的世界》就代表這樣一種思維。這篇文章憂慮非西方世界會根據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另外建構一套國際交往規(guī)則，把西方國家的國際規(guī)則擺在一邊。他的憂慮是非常深刻的。

　　如果跳脫西方中心思維來理解非西方世界崛起的意義，它首先意味著傳統(tǒng)的南半球與北半球的貿易關系或分工體系會出現根本變化。南方國家長期以來受制于一種不公平的交換。這樣一種不對等國際交換體系會出現根本改變。因為中國和印度以及很多新興國家加入這個工業(yè)化的過程，工業(yè)產品價格會更趨于合理化，相反農業(yè)礦產資源生產國家會得到一種比較合理的回報，也因此財富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一個劇烈的重新分配，當然也包括權力結構。

　　更重要的是思維或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我們過去非常習慣一種一元的現代性觀點或者說一元的現代性坐標。我認為將來可能會普遍接受多元現代性觀點，就是說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走不同的發(fā)展路徑。他們可能會循著不同的道路或模式走向現代化，沒有單一的現代化道路，也沒有共同的終點。這樣一種思維坐標，將是未來的一個特征。

　　還有因為中國和印度崛起，他們的人口和經濟規(guī)模及他們對地球資源的潛在需求，讓很多第三世界知識分子都已看清西方國家的發(fā)展歷程，尤其是物質文明是沒有辦法在全球范圍復制的，尤其是美國消費主義，是不能復制的。復制的話，我們就需要6個地球，而不是一個地球來維持這一個物質文明。后進國家沒有選擇，被迫找尋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發(fā)展道路和一種社會發(fā)展模式，來解決公正問題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

　　在這個背景下，我認為中國崛起是加速多元格局的重要力量。其重要的意義還不在于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而在于它的發(fā)展模式怎樣被理解。中國的發(fā)展模式不是一個固定模式，而是一個演進的、不斷修正的模式。但它畢竟已經產生出一種具有自己特征，以及有別于西方的一種理念導向。這種發(fā)展模式所受到的重視，以及不斷被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分子加以重新的理解和認識，會加速一元現代性架構的危機。在全球意識形態(tài)場域里，將來我們會看到這樣一種討論，西方世界的發(fā)展模式并不是唯一可參考的架構，也不能簡單地以形式化的指針來評價文明的先進與落后。在這個多元格局里，沒有先驗的普世價值，任何制度和價值都必須在不同的土壤、不同的社會條件下，經過實踐來檢驗，才能獲得特定時空下的正當性，沒有國家和地區(qū)僅僅因為披上代議民主的外衣就自動取得政治文明的優(yōu)越地位。誰都不應該有這種優(yōu)越感。

　　西方代議制民主，必須要在更根本層面上響應民眾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說人的安全保障、人的發(fā)展的保障、社會公正，以及維護民族與國家生存發(fā)展的機會。在這些最基本的國家職能上滿足公民的期待，才可能具有正當性。如果代議民主體制在這些重要職能上滿足民眾需求，才可以與中國模式相提并論，或進行競爭，否則，并不能產生先天的優(yōu)越性。

　　不同體制有自身的弱點，也有自身的長處，只能說各有其特性與特色。很有趣的是，《紐約時報》很有名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新書，叫做《世界又擠又熱又平》，其中一個章節(jié)的標題非常有趣，叫“做一天中國”。不能每天做中國，但可以做一天中國。為什么做一天呢？他的比喻怎么來的呢？他跟最大的工業(yè)集團之一通用電氣的總裁伊梅爾特討論美國未來的能源政策。伊梅爾特談了一套構想，美國應該在能源稅制、資助替代性能源科研、制定汽車工業(yè)新的排放標準等各方面立即做全盤性調整，美國才能充分擺脫對進口石油依賴，能夠節(jié)能減排，能開發(fā)新的綠色產業(yè)，同時徹底改變美國人浪費能源的習慣。他說美國下一任總統(tǒng)一定要做。

　　托馬斯·弗里德曼說，你講的我完全同意，不過在我們的政治體制里做不到。為什么做不到？因為我們的利益團體政治本身。既得利益集團很容易透過游說來否決你建議的立法。他說，我們也許在一個情況下可以做到。什么情況？當一天中國。當然他把中國的體制也想得太簡單，其實沒那么單純。不過我們可以假定他想象的情況——某一天政治局開會，一口氣發(fā)布中央1號、2號、3號、4號、5號文件，把所有你要的法律一次性頒布，第二天又回到美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話背后的政治學理論意涵在哪？就是說中國這個體制有它各種不合理的地方，但可能追求在實現“社會最佳結果”上，相對于美國多黨制的利益集團、多元政治體制，有它的優(yōu)越性。這個話我覺得是半開玩笑半認真，但說明了一部分的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

　　針對中國政治模式的特殊性，我最近提出一個新詮釋。它正當性的基礎在哪里？它對第三世界國家值得參考的價值是什么？西方模式基本上強調“民治”，就是人民治理、人民統(tǒng)治。這個概念借用了林肯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是說一個理想體制應同時具備這三要素。of the people ，“民有”這東西很抽象，不易具體化。頂多是對外要獨立自主，對內則能同時具備“民治”與“民享”，那也就能夠達到“民有”了。重點是怎么來設法實現“民治”和“民享”。但西方體制把“民治”擺在首位，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保障人民參政權利，只要有定期選舉，有選舉權，有多黨競爭選舉，在他們的假設里，民享是必然的結果，甚至你不必問是否有民享。因為只要有民治程序，就自然會得到民享，民治就決定了民享。這是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假設。

　　我覺得中國的體制更多的是建立在實質上是否會實現“民享”，或者用胡錦濤的話就是“為民”，為民所想，為民所用。訴求重點在于結果，在于output，而不在參政，不在公民是否有機會參與決策過程。西方國家，也有些是在程序上具備民治的制度安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實質結果上也接近民享的理想，比如北歐。但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多半情況是形式上模仿“民治”程序，“民享”常常是落空的。在特定歷史條件形成的，比如中國政治體制是一黨執(zhí)政與多黨協商，是刻意排斥西方民治程序的，但相對來講可能有更大機會實現民享。這也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這是我對中國政治模式的一個重新理解。我判斷在下個10到20年里，發(fā)展中國家意識形態(tài)場域里面，中國的政治模式會變成受到很大關注的一種話題，一個辯論焦點。

　　最后我談的是，我們過去所習慣的全球化過程，會不會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fā)或者說全世界各種反全球化運動，而開始出現退潮。我覺得其實倒也未必。應該說，第三世界國家也因為這樣一個新的時代，這樣一個網絡科技發(fā)達的時代，不管是從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或者是他們彼此間所能發(fā)展出的一種更深刻的合作與交流機會，他們之間絕對可能進行一種更全面的全球化。但這個全球化跟前面20年不太一樣，它最大特征就是deAmericanization(去美國化)，就是逐漸擺脫和降低美國的主導與影響。美國作為資本主義的一種模式會逐漸被揚棄�；蛘咧辽僬f，經過美國這次經濟危機，他們的社會發(fā)展模式的弊病與風險可能被看得更清楚，他們的物質文明模式的不可持續(xù)性也會被看得更清楚，更不用講它所產生的社會不公正、社會分化、貧富差距以及對環(huán)境的巨大威脅。作為一個創(chuàng)造財富跟繁榮模式，美國模式有其不可持續(xù)性。

　　歐洲也會松口氣，因為原來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在過去20年里是在巨大壓力下被迫做調整的，是處在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美式資本主義的壓力下的�，F在這個壓力會減輕很多。有人說美元霸權短時間不可取代，我看未必。美元幣值的信用危機會來得非�？欤�可以在短短幾個月內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征兆在我看來已經開始出現了。最近中國跟韓國的換匯協議，短期內解決韓國的外匯不足問題，但它帶來新的交易模式，以后某些韓國企業(yè)跟中國企業(yè)交易，在局部范圍內可能是用韓元計價或者說人民幣計價，而不直接用美元。日本跟韓國也進行換匯協議，也意味著他們會用雙邊貨幣作為某一些貿易活動的計價基礎。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有深遠意義的變化。我最近也注意到香港正慎重思考港元是應該與美元掛鉤，還是跟人民幣掛鉤，以及它跟內地的貿易是應該用美元計價還是用人民幣計價。人民幣雖然不會全面的國際化，但是局部的國際化已經開始。這對美元霸權長遠來看會產生一種撼動力量，尤其這一波美國為了解救其金融危機，大量無限制的發(fā)國債，它的債信危機可能也會慢慢浮現上來。

　　“去美國化”的全球化另外一個特征是，它的例外主義應該不被接受，不被承認。過去美國制定游戲規(guī)則，但它自己卻保留選擇性不遵守的自由。這包括美國濫用鑄幣權，可以累積大量的貿易赤字，但不需要做任何嚴厲的宏觀機制調整。在“去美國化”的過程里，我認為更公正的全球秩序比較可能出現。雖然不一定會出現，但出現的機會會更大一點，也讓第三世界國家有機會追求一個更公平、可持續(xù)性更強的發(fā)展模式。

　　我也不希望美國一蹶不振，希望奧巴馬政府對于美國過去20年或30年的結構性問題進行一個比較大的矯正。我也不是很樂觀，因為一個人很難改變一個大的歷史結構。最近他所任命的財政班底還是華爾街的核心精英集團，大部分都是與美國克林頓時期的財長魯賓關系非常密切的人士，所以未必帶來很好的預期。

　　不過我們也可以說今天的全球秩序里充滿著荒謬，充滿著不公正，人類歷史不應該長期保持這種狀態(tài)。我隨便舉個例子，全世界今年大約有10億人處在饑餓和極度缺乏營養(yǎng)的狀態(tài)。發(fā)達國家對于這些問題的援助金額非常有限，遠小于美國在伊拉克戰(zhàn)爭幾個月所需的軍費。全世界資源的配置，所有過去主導事務的基本框架的確是以西方世界利益為核心的，只照顧地球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們期待有一個全面性的調整。也許當一個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時候，這樣一個可能性越來越近。

　　作者系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員，蔣經國基金執(zhí)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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