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明朝滅亡300周年。這一年，郭沫若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fā)表了一篇評說崇禎和李自成的史論：《甲申三百年祭》。

　　這篇文章取材偏狹，觀點陳舊，推理失據(jù)，邏輯混亂。在郭沫若的全部著作中，應屬低下之品。文章發(fā)表以后，在重慶，在學術(shù)界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卻得到了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的青睞。毛澤東不但在大會小會上多次提到這篇文章，還指示延安的《解放日報》全文轉(zhuǎn)載。隨后，又把它作為整風文件印發(fā)給解放區(qū)的全體干部學習。當年，馬、恩、列、斯的單篇著作都很少受到如此重視�？梢�，這篇文章的政治意義是遠大于歷史意義的。由于這篇文章并沒有闡發(fā)什么政治理論和政治理念，因此，它的政治意義只能是參考性的或象征性的。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近16000字。文章引用了《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傳信錄》、《烈皇小識》、《剿闖小史》、《芝龕記》等古籍中的有關(guān)記述6700多字，介紹了崇禎朝的社會狀況，介紹了崇禎和大臣們在明朝滅亡前夕的一些活動，介紹了李自成武裝由壯大到失敗的簡要過程。其中，考證和談論李自成部將李巖、宋獻策、劉宗敏等人的身世、性格和軼事的部分，占全文篇幅的70%，成了文章的重心。

　　甲申年是中國改朝換代的一年，事件頻仍，內(nèi)容豐富，風云人物眾多。以甲申為題做文章，照理，甲申年的大事件和對當年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的著名人物，即使不面面俱到，也多少應該涉及的。但該文只寫了兩件事：明朝的滅亡和李自成的敗亡。只寫了兩個政治集團的人物：崇禎集團和李自成集團。當年中國政治舞臺上真正的主角多爾袞，在文章中看不到蹤影，連名字都沒有提到。而當年政治舞臺上的重要角色吳三桂、張獻忠也只是順便提到了名字，他們的事跡則被全部略去。好象這幾個人與甲申年的改朝換代沒有什么關(guān)系，好像甲申年根本就沒有這些人的戲似的。實際上，影響當年中國政治格局的，并不只是崇禎和李自成兩個人。多爾袞、吳三桂、張獻忠等人的影響，絕對不容低估，更不能抹殺。沒有多爾袞、吳三桂、張獻忠等人，甲申的歷史就要重寫。郭沫若是一個歷史學家，又是有名的作家，這樣文不對題、喧賓奪主的錯誤，照理是不會犯的。但這個錯誤他恰恰就犯了，他為什么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很耐人尋味。

　　甲申之后，有關(guān)崇禎和李自成的著述很多。這類著述郭沫若讀了不少�！都咨耆�百年祭》引用了大量史料來介紹崇禎和李自成。但他展現(xiàn)給讀者的崇禎和李自成的形象，卻是很不完整、很不真實的。他引用的史料，美化和拔高了崇禎和李自成的形象。實際上，就在他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甲申傳信錄》、《烈皇小識》、《剿闖小史》、《芝龕記》中，就有不少對崇禎和李自成的負面的評價和描寫，只是郭沫若沒有采用而已。郭沫若作出這樣的選擇，是無意的疏忽還是刻意的裁剪？也耐人尋味。

　　《甲申三百年祭》中的一些說法，是很成問題的。郭沫若說：“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郭沫若的意思是，沒有人會責罵崇禎，崇禎不但不受責罵，而且后人還很同情他。一個不受責罵，并且還得到人們同情的人，應該是一個好人，起碼是一個沒有做過壞事的人了。但是，崇禎果真是一個好人，是一個沒有做過壞事的人嗎？郭沫若自己沒有給出證據(jù)來證明崇禎是個好人，但大量的史料證明，崇禎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昏君和暴君。崇禎從來沒有做過什么真正的好事。有些好事，比如賑濟災民、減輕賦稅等，他有權(quán)做，他可以做，但當大臣建議他做這些事時，他卻斷然拒絕。就在《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中，接下來郭沫若就說：“（崇禎）依賴宦官，對于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對于老百姓呢？雖然屢次在下《罪己詔》，申說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睹魇贰放�評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這個論斷確是一點也不苛刻的”。就憑這幾點，崇禎能不被責罵？能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崇禎的惡行，其實遠不止此。崇禎冤枉好人、濫殺無辜、任用奸佞的事，《明史》中就有不少記載。崇禎在位十七年，撤換了五十個大學士，十四個兵部尚書（其中五個被殺，四個被治罪）。殺督師及總督十一人，殺巡撫十二人。他不學無術(shù)又自作聰明。他重奴才而輕人才。他在所有的軍隊里安插太監(jiān)，對軍隊的長官進行監(jiān)視和控制。崇禎時期，太監(jiān)人數(shù)達十萬之多。崇禎最怕的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本國本民族的人民起義。他曾經(jīng)派人與滿清談判，但絕對不會考慮與李自成談判。他任意妄為，殘忍嗜殺、草菅人命。滿清想要做的事情，崇禎幾乎全都代做了。崇禎給自己開創(chuàng)了一個眾叛親離的結(jié)局。這樣的昏君和暴君，會不被人責罵？會受到后人的同情？崇禎末年，馬世奇當面對崇禎說：“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為什么？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不從賊難道從你崇禎？你崇禎比賊好在哪里？

　　“很博得后人的同情”之說，純屬無稽之談。所謂后人，不就是崇禎死后的世人嗎？退一步說，即使確實有崇禎的孝子賢孫不責罵崇禎，同情崇禎，也不可能所有的后人都不責罵崇禎，都同情崇禎的。試想，被崇禎冤殺的文武大臣的后人，崇禎朝被活活餓死的老百姓的后人，給崇禎提合理的建議，不但不被采納反而受到迫害的人的后人，會不責罵崇禎，會同情崇禎？順便指出，郭沫若上面所引的那幾句話，引得并不完整。這段文字出自《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流賊》，在“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劇失措”的下面，接著還有這樣幾句：“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nèi)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guī)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quán)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這幾句說得很具體的話，郭沫若視若無睹，不予引用，不就是為了掩蓋崇禎的丑惡嘴臉嗎？

　　可見，郭沫若說的“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這句話，既沒有道理，也不符合實際。

　　郭沫若說：“規(guī)模宏大而經(jīng)歷長久的農(nóng)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quán)統(tǒng)治崩潰了，而由于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边@句話的問題就更多了。“種種的錯誤”到底是什么錯誤？是誰犯的錯誤？語焉不詳，讓人摸不著頭腦。“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很讓人費解。清朝的入主，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幸還是不幸，實在是不好說的。如果明朝滅亡之時，有一個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并且那個政府完全有可能入主中國而因故沒有入主，鬼使神差地被不該入主的清朝入主了，那么，清朝的入主就肯定是不幸的。但是，當時有比清朝更好的政府存在嗎？沒有。當時，有可能長期統(tǒng)治中國的政治勢力有三個：崇禎的明朝政府、李自成的大順政府、多爾袞的大清政府。但崇禎和李自成已經(jīng)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的政府比清朝政府更腐朽、更黑暗、更可怕、更不得人心。事實證明，他們最后都被人民所拋棄，自取了滅亡。而正是他們的滅亡，給清朝入主創(chuàng)造了機會和條件。正是清朝的入主，結(jié)束了崇禎朝人相食、餓殍遍野的人間慘劇。郭沫若說，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實在是無從說起的。再說，清朝沒有入主之前，中國人民難道就是有幸的？“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這句話，也不像出自一個歷史學家之口。中國人民的血淚，實際上潸流了幾千年，并不是從清朝的入主開始的。郭沫若不說明朝統(tǒng)治時期中國人民的血淚，不說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民的血淚，只說清朝入主以后“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好像清朝入主之前的血淚不是血淚，只有清朝入主以后的血淚才是血淚；
好像清朝入主前和清朝滅亡后，中國人民過的是幸福生活，沒有流過血淚。這顯然是違背事實的，也是說不通的。清朝盡管也是封建專制王朝，清朝時期的中國老百姓盡管也飽受剝削和壓迫，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清朝與明朝相比，清朝好歹還有一個康乾盛世，好歹收復過臺灣，擴大過疆土。明朝干了些什么？

　　崇禎和李自成，一個是實行專制統(tǒng)治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個是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兩個人是你死我活的對頭、不共戴天的仇敵。面對這兩個人，郭沫若的態(tài)度卻不偏不倚，出奇地中立。他同情崇禎：“在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亡國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責罵的。崇禎帝可要算是一個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
他也同情李自成：“李自成本不是剛愎自用的人，他很能納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還是民主式的合議制”�！袄钭猿傻氖�敗，自成自己實在不能負專責，而牛金星和劉宗敏倒要負差不多全部的責任”。他批評崇禎：“明朝統(tǒng)治之當?shù)妙嵏玻�崇禎帝實在不能說毫無責任”�！俺绲澋�，公平地評判起來，實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他也批評李自成：“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tǒng)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nóng)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zhì)，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在對崇禎和李自成的評價上，郭沫若將他們等量齊觀，不加區(qū)別，刻意回避政治評判和道德評判。在感情方面，也沒有什么傾向性，完全是一副冷血動物的模樣。在那個革命口號叫得震天響的年代，自稱革命者的郭沫若，在文章中刻意隱瞞自己的革命立場和政治觀點，出于什么目的？耐人尋味。

　　但是，要說郭沫若完全沒有傾向性又好像不對�！都咨耆�百年祭》中引用的好幾段文字，郭沫若都用括號注明引自《明史·李自成傳》。其實，《明史》中根本就沒有《李自成傳》這個篇名。所謂的《明史·李自成傳》，實為《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　流賊》。《明史》是清朝乾隆時期吏部尚書張廷玉奉旨負責編撰的。出于封建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觀，《明史》一般都用“賊”這個詞指稱李自成，當然是有意要貶低他的。郭沫若大量引用《明史》中的資料，卻極力避免用“賊”來指稱李自成，而且不惜篡改《明史》中的篇名，顯然是維護李自成的名聲，對李自成表現(xiàn)出了一份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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