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力丹：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的新聞學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xiàn)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
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它就無所依賴，只實現(xiàn)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薄诟駹枴睹缹W》第1卷第10頁
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了，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為數(shù)很少；
知之者中，對此持輕率態(tài)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新聞思想”；
第二，內容“膚淺”、“龐雜”。偏見和麻木使中國的新聞學如此輕視自己的歷史，這在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是少見的。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新聞學研究者能夠面向世界，卻幾乎忘掉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但是，時間無法消滅過去。處在中國文化氛圍內的新聞學，只有了解自己從何處來，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處去，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當今，用歷史的觀念觀照新聞學，對以往重新評價，并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
新聞學從啟蒙到創(chuàng)立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風、兼聽天下、通達民隱、教化蟻民等等一整套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以及使國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報。16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新聞學觀念，對封閉的中國來說，是海外妖言。邸報的欽定性質，使任何讀者都必須把它視為神圣和永遠沒有錯誤。因而，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論（1842年）中就不無諷刺地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保�1）同樣基于這種對中國“報刊”性質的準確認識，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褻瀆邸報列入了“大逆罪”。
顯然，現(xiàn)代新聞學在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和創(chuàng)立，從邏輯上看，是純粹的“西化”過程。但在強大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面前，這個過程的開始，卻幾乎表現(xiàn)為“東化”。這種“東化”，從最早的幾家外國傳教士辦的中文期刊的發(fā)刊詞（上個世紀10-30年代）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傳教士們諳練孔孟之道，滿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物之理焉”；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達的西方新聞學觀念，則淹沒在這類中國傳統(tǒng)的說教里了。這個時期，中國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態(tài)籠罩著，統(tǒng)治者對幾本期刊在大陸的傳播，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門戶，形勢改觀了。當中國的文人們還沒有清醒過來的時候，馬克思對中國已經看得很透了，他寫道：“歷史的發(fā)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來的麻木狀態(tài)中喚醒似的�！薄坝拇笈谄茐牧酥袊实鄣耐䴔�，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tài)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3）如果說馬克思講的“舊中國”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預見是天才的；
如果他同時也理解為舊中國的傳統(tǒng)和黃色文明的迅速解體，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現(xiàn)代新聞學在中國立足的艱難過程，足以說明這一點。
朦朧地意識到中國古老的交往體制面臨危機的，首先是一些較多地接觸西方文化的中國文人。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他們向西方尋求現(xiàn)代新聞學的觀念，撰寫有關現(xiàn)代報紙的論文，著手創(chuàng)辦國人自己的現(xiàn)代報紙，以嘗試自強御侮的新方法。圖強意識和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喚起了新聞學的啟蒙。但是，這種啟蒙還必須依賴于天朝心態(tài)這根思想支柱。中國的新聞學啟蒙者們盡管可以用許多贊美的詞匯描述西方新聞事業(yè)的發(fā)達和交往的開放，但卻都把這些視為“仿于中國之邸抄”（汪康年），“抑亦鄉(xiāng)校之遺意也”（王韜），“竊取我中國作誓作誥之遺意，以為傳檄露布之先聲也”（陳衍）。“西學原本中國考”之類的文字，在早期國人所寫的有關現(xiàn)代報紙的論文中，幾乎篇篇要加以重復。傳統(tǒng)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在新聞學啟蒙中顯然居支配地位；
為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的一系列“國事”服務，始終是新聞學啟蒙的主旋律。在這一總體環(huán)境中，即使感到需要發(fā)出“危言”，也得以承認“同治中興”為前提。鄭觀應的著名論文《日報》（上、下兩篇），便是這樣囊入他的《盛世危言》的。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早期鼓吹新聞學啟蒙的梁啟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著眼點。在其“新民說”的新觀念下，他摒棄了泰西報紙中國源的舊論（雖然有些含糊），而認為現(xiàn)代報紙與中國的古代采風和邸報性質不同，并為啟蒙中的中國新聞學提供了言論出版自由、第四種族、輿論監(jiān)督等等新內容，設計了一套通過現(xiàn)代報紙改造國民素質的方案。從新聞學的“東化”到梁啟超喊出言論出版自由的口號，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梁啟超只是一位中國新聞學史上的過渡人物。在他那里，新聞學始終不是“學”，而是“術”；
現(xiàn)代報紙和通訊社，只是服務于其政治理想的“器”，一種現(xiàn)代化的新“器”。在他考證報刊史資料時，可以心平氣和地講出邸報與現(xiàn)代報刊的性質差別，而一輪到他宣傳自己的報紙作用時，便又把斷爛朝報搬出來打動人心：“中國邸報視萬國之報紙，皆為先輩，姑無置論。……”（４）即使擺脫了天朝心態(tài)，這時的政治依然要求新聞學服務于它的一時需要。梁啟超在回憶往事時這樣作了結論：“惟好攘臂扼腕以談政治，政治談以外，并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有所在，凡歸政治而已�！保ǎ担�。政治喚起并強有力地推動了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但達到一定程度，它又會阻礙新聞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確立。這個矛盾是由五四新文化運動解決的。
辛亥革命以前，政治斗爭始終是先進的中國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隨著舊的傳統(tǒng)政體解體，學而優(yōu)則仕的單一道路被打破，多樣化的人生和心靈之路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知識群落的興奮點開始從政治轉向文化。從政治控制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產生于袁世凱和蔣介石兩大強權的時空地帶，人們在并不自由的時代，獲得了一種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得以比較從容地研究學術。對這一時期，不少論著反復談及“科學”和“民主”這兩個口號，卻忽視了“自由”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
相當多的論著把注意力集中到五四是否全盤反傳統(tǒng)和西化、中化的論題上，卻沒有著意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不朽建樹；
近年的一些論著所重視的五四風云人物幾乎是一致的：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等，但都忘掉了蔡元培--這位具有中國式的溫良恭儉讓風度、推崇古希臘精神的美育、倡導希伯來平等意識的五四風云人物。
正是五四時期強烈的自由意識，打破了古老中國學術的大一統(tǒng)和一元化，開啟了一個兼容并蓄的學術多元化時代，成就了蔡元培“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論”的志愿，使中國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學、哲學、史學、語言學等等一系列獨立的學科和各種學派。中國的新聞學經過40年的啟蒙之后，也順利地在這樣一種社會環(huán)境中宣告了自己的獨立存在。由于它缺乏中國傳統(tǒng)學術研究的根基，與其他學科相比，在中國的獨立存在更為困難。只有五四時期，新聞學具有完全獨立的品格。
隨著救亡運動的再次興起和持續(xù)，政治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成為新聞學的主旋律，甚至與之合一。中國的新聞學何以會如此命蹇時乖？它如何以獨立的品格重新自立于中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林？在此，歷史的回顧和分析是必要的。
“報館有益于國事”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中國新聞學啟蒙者對新聞學的基本認識，那么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于國事”是最恰當不過了。那個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無論是在具體政治觀點上有多大的分歧，儒家傳統(tǒng)中的實用理性，始終是他們從事新聞學啟蒙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商品經濟、自由理性、現(xiàn)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基本上是空白，或者完全“東化”了。
西方傳教士們創(chuàng)辦的現(xiàn)代報刊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現(xiàn)以后，國人很自然地是從中國的歷史環(huán)境角度看待這些外來事物。與這些事物最相近的是邸報，但邸報單純上對下的作用，中國的新聞學啟蒙者們是不滿意的，于是又想到上古時代的太史采風、謗木諫鼓之類的古訓。在他們的思維所能容納的范圍內，雖然所有人都認識到現(xiàn)代報紙“去塞求通”的作用，但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國度里，它的具體運用僅可達到“通上下”這一點。
上個世紀60年代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是國人最早論證現(xiàn)代報紙意義的文獻，它企圖給太平天國革命提示一條擺脫舊的羈絆的新路。大大小小29條改革建議，顯示出這位接觸過西方文化的農民領袖的敏銳眼光。其中第一條，便是“準賣新聞篇”。他寫道：“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內外適均而敷于眾也，又由眾下達而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于準賣新聞篇或設暗柜也�！保ㄐ侣勂磮蠹�，暗柜即意見箱）洪仁?并非沒有需要和傳統(tǒng)的上下為序的意識，終于使他把“準賣新聞篇”的作用歸結到“通上下”、“以資圣鑒”這一中國社會的交往模式上。
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末官方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xiàn)代報紙的認識于洪仁?卻是一致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下）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禪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扁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勢之隆無不蒸蒸日上，……將見直道復行于天下矣”。這里，“上呈御覽”顯然是問題的中心。如果把洪仁?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jiān)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jiān)察和鄭觀應的思路完全相同。并非是報紙在監(jiān)察，而是最高統(tǒng)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jiān)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本身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wěn)固，畢竟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均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xiàn)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xiàn)了“輔教化之不及也”（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傳統(tǒng)的“重民”、“民本”思想貫穿其中。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下）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
‘不毀鄉(xiāng)�！�，此鄭之所以安也；
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xiāng)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證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質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象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確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
“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看，這里的語態(tài)顯然都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xiàn)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tài)：“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闭沁@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xiàn)代報紙與“國事”聯(lián)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例如吳恒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退，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保�6）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xiàn)代報紙得以產生的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背景則被忽略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xiàn)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
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于中土》，是國人第一篇公開談論現(xiàn)代報紙的文章，開篇便流露出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這種認識在激進的梁啟超那里，變得更走樣了：“懷才抱德之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zhí)政者；
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zhàn)，德奧意之聯(lián)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7）《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被他們過分夸大，并且所講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為歷史。當西方人開始鄙視政治與新聞業(yè)結盟的時候，在中國，它卻剛剛成為國人的政治理想。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在認識上，與世界出現(xiàn)了明顯的時間差。僅就中國現(xiàn)代報刊的作用而言，也出現(xiàn)了歷史錯位，當西方從政治報刊時期轉入商業(yè)報刊時期時，中國的報刊剛剛進入政治報刊時期，并且缺乏相應的新的經濟體制基礎。
時代背景的異質，決定了政治（圖強、御侮、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然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于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準用西字報章的論證，與其說是研究報業(yè)，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侮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恒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展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jiān)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議論，無不直接服務于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給予現(xiàn)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和義務。
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表現(xiàn)了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寫道：“抑今日之世界與昔異，輪船、鐵路、電線大通，異洲之國猶比鄰而居，異國之人猶比肩而立，故一國有事，其影響未有不及于他國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當視國事如家事，又當視世界之事如國事。于是乎報館之責任愈益重”。（8）廣大的政治胸懷和昂揚的政治熱情，使新聞學的啟蒙者們（主要是維新派）把實現(xiàn)政治抱負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托于現(xiàn)代報紙。“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保�9）怪不得梁啟超要高呼“中國各報館萬歲！中國萬歲！”（10）
新聞學與“國事”如此緊密聯(lián)盟，除了現(xiàn)實政治的要求外，儒家傳統(tǒng)無形中也在起作用。新聞學在國人看來，類似于文論詩話，文以載道，自然亦把它看作是教化的工具，服務于社會政治的實用功利目的。因此，在王韜、鄭觀應、陳熾那里，新聞學只是作為“術”而被部分接受。他們堅決排斥西方社會的政治理論，無保留地擁護中國的傳統(tǒng)�！吧w萬世不變者，孔子之道也”（王韜）“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鄭觀應），“形而上者謂之道，修道之謂教，……亙千萬世而不容或變者也”（陳熾），等等，表達有異，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在維新派的新聞學啟蒙者那里，他們雖然幾乎接受了與現(xiàn)代新聞學有關的全部政治學說，但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肯定性認識和情感，其心里積淀足夠深厚，他們總是想從中發(fā)掘、附會與西方新聞學觀念一致的適合于“國事”的東西。因此，現(xiàn)代新聞學與中國傳統(tǒng)的輿論控制觀念體系的差異，遠沒有被揭示出來。就象剛學會外語的人，總要在心里把外國話譯成本國語后才能講出來一樣，翻譯本身亦是一種“東化”。
例如西方詞匯里的“發(fā)言”、“表達”、“嘴巴”、“機關報”等等，總是與一定的主體相連的，不帶有被動意味。只在特指一些人或機構，專為別人當喇叭而沒有獨立意識時，才使用相當于中文“喉舌”一詞的概念，如Sprachrohr(德，喉舌)、Mundstock(德，傳聲筒)、mouthpiece(英，代言人)，等等。也許缺乏與西方相應的詞匯，當梁啟超在中國第一次將“喉舌”用于比喻現(xiàn)代報紙作用時，即使他很清楚這個“喉舌”不同于西方的代言人或傳聲筒，但它在中國讀者頭腦中閃現(xiàn)的只能是本國現(xiàn)實和歷史中相應的喉舌模式。何況，梁啟超自己對此也是模糊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11）“清議報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12）這里的“喉舌”與政治相聯(lián)系，是古代“王之喉舌”簡單的反向運用，頗有革命色彩，卻未能跳出傳統(tǒng)的輿論控制觀念體系。
梁啟超代表了中國新聞學啟蒙時期的最高認識水平，他在百日維新失敗后，轉而思考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向國人提供了一系列現(xiàn)代新聞學觀念。然而，這些觀念被模糊和銷蝕掉了與儒家傳統(tǒng)絕對不相容的成分。就在他最集中論證這些新觀念的文章里，報館的作用被他歸結為兩條，即“政本之本”和“教師之師”。（13）他十分巧妙而自然地使西方的新觀念納入了中國的“文以載道“的儒家傳統(tǒng)中。歷史開了一個玩笑，第四種族、輿論監(jiān)督等等現(xiàn)代新聞學觀念，后來服務于他的“開明專制”的主張；
（14）現(xiàn)代輿論理論，為他教練袁世凱制造輿論以治人提供了思想依據(jù)。（15）
梁啟超走到了從新聞學啟蒙到新聞學創(chuàng)立的邊緣，但一步之差的距離他始終沒有跨過去。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一帶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尚逃不脫只在政治方面體驗人生、在政治生涯中追求自我價值的命運。無論如何，這些新聞學的啟蒙者是值得人們尊敬的，他們有關新聞學的論文，不論帶有多少中國的傳統(tǒng)色彩，畢竟是創(chuàng)造性的。正是通過這些文章，現(xiàn)代新聞學的大部分觀念被簡單地介紹到中國。特別是梁啟超，他那帶著感情的筆端所流淌的一系列西方新聞學觀點，構成了新聞學啟蒙和新聞學創(chuàng)立之間的必要的思想環(huán)節(jié)。
自由意識和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
隋唐以來，將文人的絕大部分招納入政，一向是中國傳統(tǒng)的輿論控制體系的一部分，致使中國的文人以仕途為唯一理想歸宿，自由從事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寥若晨星，并且多視為叛逆。因而，思想文化的新陳代謝往往只發(fā)生在官僚文人階層（嚴格地說，中國只有文人，沒有知識分子）。中國新聞學啟蒙者的歷史局限，也在于此。只有嚴復在維新運動高漲時講過幾天“自由為體”，但很快連“自由”一詞也不提了，他所譯密爾《論自由》一書，出版時改成了《群己權界論》。梁啟超對現(xiàn)代自由的理解，竟是“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減”（16）如果說他們缺少些什么，那就是個體的心靈自由。他們作為洋務派或維新派整體的代言人，其思想是自由的，因而可以激揚文字，講出一番泰西報紙如何的宏論；
而一旦實現(xiàn)個體心靈自由的條件具備了，他們反而要求退回去。于是，五四“新青年”接替了昔日的“少年中國之少年”，24歲的現(xiàn)代大學教授徐寶璜寫出的《新聞學》，替代了24歲的末代六品官梁啟超寫出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辛亥革命的勝利，袁世凱的垮臺，昔日仕途的廢除，西方文化的刺激，給新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從未有的心靈的解放。他們不象上一代那樣生活在傳統(tǒng)觀念的包圍中，不需要依附于官場、血親家族或其他群體，開始有了選擇的自由和自我責任感。這種形勢使中國的思想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開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 -1923年，或再向前向后延伸幾年）。五四新文化，其特點若從學術研究角度講，即在于它補充了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中所缺乏的個體自由意識。若沒有這種補充，新聞學也許將永遠以啟蒙的形式被固定在“國事”的卵翼下�！拔矣锌谏�，自陳好惡；
我有心思，自崇所信；
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保�17）這便是五四新青年發(fā)出的第一聲吶喊。
五四時期政治文化領域的風云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也許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們闡發(fā)的一系列與新聞學有關的政治自由理論，實際上為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和傳播鋪平了道路。這些論證無一不與人的自我覺醒相關。陳獨秀敏銳地看到了中國學術不發(fā)達的根本原因：學術依附于政治。他痛切陳詞：“中國學術不發(fā)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圣�！Q‘文以載道’，‘代圣賢立言’，以自貶抑�！瓕W者不自尊其所學，欲其發(fā)達，豈可得乎？”（18）“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19）李大釗對個體心靈自由的熱烈追求，同樣流注筆端。他寫道：“自由之價值與生命有同一之貴重，甚或遠在生命以上�！保�20）“余愛自信之言論，余尤愛自由之言論。蓋言論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雖不必合于真理，而與真理為鄰。……余故以真理之權威，張言論之權威，以言論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原與并世明達共勉之矣�！保�21）
在下面三個問題上，五四時期普遍而強烈的自由意識，在陳獨秀、李大釗的論證中表現(xiàn)出思想認識的深刻性。
第一，對言論思想自由的認識。在他們那里，言論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啟超式的宣傳口號，而是進行了理性思考的問題。陳獨秀說：“言論思想自由，是文明進化的第一重要條件。”（22）“謀個性之發(fā)展也“。（23）李大釗也認為：“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于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24） “此與文化進步最有關系者也�！保�25）
鑒于這個認識的基本前提，他們都主張言論和思想（不是行動）的絕對自由，反對任何對言論和思想的強力壓制。李大釗寫道：“無論什么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他的真實沒有矯柔造作的盡量發(fā)露出來，都是于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偈挂环N學說確與情理相背,我以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為大背情理的學說,正應該讓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隱蔽起來，很有容易被人誤信的危險。禁止人研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惡。禁止人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26）陳獨秀也認為：“無論新舊何種思想，他自身本沒有什么罪惡�！保�27）這種對思想言論兼容的態(tài)度,也表現(xiàn)在他們編輯的報刊上.《新青年》和《每周評論》對反對意見，不論能夠接受與否，只要不是謾罵，均留有一欄之地。陳獨秀把它稱為“討論自由之自由權”。（28）
或許會有人說，難道言論思想自由就不要法律了嗎？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思考超出了一般的庸俗之見。他指出：“法律是為保守現(xiàn)在的文明，言論自由是為創(chuàng)造將來的文明�，F(xiàn)在的文明，現(xiàn)在的法律，也都是從前的言論自由，對于他同時的法律文明批評反抗創(chuàng)造出來的�！被谶@種強烈的反省意識，他認為：“法律只應拘束人民的行為，不應拘束人民的言論，因為言論要有逾越現(xiàn)行法律以外的絕對自由，才能夠發(fā)見現(xiàn)在文明的弊端，現(xiàn)在法律的缺點。言論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論若是不自由，言論若是沒有‘違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現(xiàn)在的文明，現(xiàn)在的法律，決不能夠創(chuàng)造比現(xiàn)在更好的文明，比現(xiàn)在更好的法律�！保�29）他對中國文化的“靜”的特點看得很透，因而用西方文化的“動”，對“靜”進行了一次沖擊。從自身的現(xiàn)在跳出來，站在將來的位置反觀自身，永遠認為現(xiàn)在需要改變，這種在西方新教傳統(tǒng)下才可能有的意識，出現(xiàn)在中國五四新青年中，實在是一大進步。言論思想自由在這里不再糾纏是否允許講某些話，而是有更為深遠的意義。
對比一下馬克思的論述，能夠更清晰地看到陳獨秀的論證與西方文化的聯(lián)系。馬克思寫道：“法律的發(fā)展不可能沒有對法律的批評，因為對法律的任何批評都會在公民的腦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內心，引起與現(xiàn)存法律的不協(xié)調，又因為這種不協(xié)調給人的感覺是不滿，所以，如果報刊無權喚起人們對現(xiàn)存法定秩序的不滿，它就不可能忠誠地參與國家的發(fā)展�！保�30）顯然，二者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馬克思用這個觀點批評普魯士政府對輿論的鉗制；
陳獨秀則要用這個觀點喚起人民認識不具備自身反省機制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或許還會有人說，難道誹謗、泄密的言論也自由嗎？李大釗作了回答。問題在于除了誹謗、泄密的明條法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制定限制言論思想自由的法律。他痛切外感到，“世界出版最不自由之國，首推中國及俄羅斯”，從而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及其他幾個國家的憲法經驗十分重視。李大釗指出：“吾以為關于出版，絕不可施行檢閱制度，除犯誹謗罪及泄露秘密罪有明條外，概不受法律之限制，仿各國以嚴禁檢閱制度揭于憲法明文中為宜也。蓋是非以辨析而愈明。果其是也，固當使人得是以明非；
即其非也，亦當使人得非以察是�！保�31）顯然，李大釗努力要人們扭轉中國傳統(tǒng)法制的觀念，不要總想著如何用法制限制自由，而要改變思路，考慮憲法如何保障不制定限制自由的法律。在此20年前，鄭觀應首次提出“善訂報館章程”的朦朧認識，到李大釗這里，這種認識已經變得十分清晰和完全現(xiàn)代化了。
第二，對自由政治（民主主義）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李大釗多次對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庸俗化理解進行了辯正。許多剛剛接受民主觀念的人，常常將自由政治簡單地看作“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并且從這種粗陋的認識導出凡多數(shù)人統(tǒng)治合理的結論。李大釗則指出：”愚嘗論之，多數(shù)政治與自由政治不同�！保�32）自由政治的精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在以多數(shù)強制少數(shù)，而在使一問題發(fā)生時，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態(tài)度，為充分的討論，詳確的商榷，求一個公同的認可�！保�33）“意謂少數(shù)之公認，非迫于多數(shù)之強力，乃發(fā)于自由之信念，其服從非服從多數(shù)勢力之自身，乃服從表示公認之方法�！薄笆苟鄶�(shù)者挾其意志之總計以制少數(shù)，使之意志之一致，愚敢斷其徒勞而無功�！保�34）他贊同“輿論政治”、“民聲政治”這類尊重多數(shù)人意見的概念，但一再強調：“切不可由此遽以斷定真正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翻譯的差異。--引者注）的基礎，亦在多數(shù)之強力�！保�35）
在這場多數(shù)政治與自由政治的論戰(zhàn)中，李大釗的視點依然是人的心靈自由。如果在多數(shù)人的勢力和少數(shù)人的理性之間選擇，他寧可站在后者一邊�；谶@種立場，他贊同密爾（舊釋穆勒）的觀點，寫道：“穆勒著《自由》一書，于言論自由之理，闡發(fā)尤為盡致。綜其要旨，乃在謂‘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眾同而禁一異者，無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權力之所出，無論其為國會，其為政府，用之如是，皆為悖逆。……’�！保�36）“專恃強力的政治，不論其權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數(shù)，終不能壓服少數(shù)懷異者的意思”。（37）在李大釗看來，衡量自由政治的實現(xiàn)程度，不在于看多數(shù)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數(shù)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壓制，因為多數(shù)本身已經給予了自己自由。
對比同一時期德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羅莎.盧森堡的論述，同樣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大釗的這個認識與西方文化的聯(lián)系。盧森堡寫道：“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shù)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不是由于對‘正義’的狂熱，而是因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凈化的作用都同這一本質相聯(lián)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權，它就不起作用了。”（38）李大釗與盧森堡的思路顯然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者更學理一些，后者具有直接現(xiàn)實的意義（對俄國十月革命后意識形態(tài)政策的批評）。在五四以前的中國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中，象李大釗這樣的“自由信念”，是絕不會出現(xiàn)的。
第三，對黨見輿論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論證頗為出色，其要點是區(qū)分黨見與輿論，反對將黨見與輿論完全視為一物。他寫道：“黨見輿論，亦未可始終視為一物。黨見乃輿論之一部分而非全體，黨見乃輿論之發(fā)展而非究竟。從輿論以行庶政，為立憲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則政乃苛政，黨乃私黨也。”“憲政實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諸輿論，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則雖由優(yōu)秀政黨掌握政權，號稱政黨政治則可，號稱立憲政治則猶未可�！保�39）陳獨秀本人是有鮮明“黨見”的，并且很熱心于政治。他提出區(qū)分黨見與輿論時，談的雖然是憲政，實際上這一認識貫穿《新青年》前期的整個活動，它使學術研究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并非不過問），促進了各學科在兼容的氛圍里得以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即使論戰(zhàn)中包含一定黨見，也絕無后來人們用“兩條路線斗爭”觀察的那樣劍拔弩張，而是客客氣氣，稱兄道弟，學術研究高于黨見�！皩帤g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保�40）
陳獨秀、李大釗的以上論述，對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而言，實際上構成了它的理論基礎。這些思想認識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那里，便具體表現(xiàn)為這樣一個辦學方針：“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41）為培養(yǎng)學生的自由意識,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說,便要求學生摒棄舊傳統(tǒng)的仕途之路，“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蔽覈谝晃辉谖鞣綄W習新聞學的留學生徐寶璜，便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被蔡元培從《晨報》編輯部聘請到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的，同時他還是校長室秘書。若只有五四時期濃厚的學術研究空氣和追求內心自由的新思潮，而無蔡元培對新聞學的熱心提倡，依當時新聞學在國人眼里的不足道地位，恐怕中國新聞學的歷史就沒有那么長了。在這個意義上，蔡元培對中國新聞學的貢獻，不亞于陳獨秀、李大釗在新聞學基礎理論方面所做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
1918年10月14日晚8時，在北京沙灘那座蜚聲中外的紅樓三層，由蔡元培發(fā)起組織、徐寶璜幫助籌建的第一個新聞學術團體--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宣布成立。它“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yè)之發(fā)展為宗旨”。蔡元培在成立大會上發(fā)表演說，指出：“凡事先有術而后有學�！薄巴鈬侣剬W，起于新聞發(fā)展之后�！敝袊膱蠹垼叭纸涷�，如舊官僚之辦事然。茍不濟之以學理，則進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是出新聞學之意也�！背闪⒋髸�，徐寶璜作了題為”新聞紙之職務及盡職之方法”的報告。李大釗也到會講了話。研究會的兩位導師是徐寶璜和邵飄萍。1919年2月，蔡元培當選為會長，徐寶璜當選為副會長。研究會還出版《新聞周刊》。
五四以后，中國新一代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和學者，如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陳公博、高尚德，楊晦等，都曾是新聞學研究會的會員。作為會員的毛澤東，在研究會聽了半年的新聞學課，他當時對學術研究的認識，反映了五四一代青年人的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寫道：“現(xiàn)代學術的發(fā)展，大半為個人的獨到創(chuàng)獲，最重要的是‘我’，是‘個性’……,我們當以一己之心思,居中活動,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燈之向外掃射”。（42）新聞學研究的響應者和倡導者在認知方向上的一致，使得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極為順利，沒有發(fā)生任何學術論戰(zhàn)。這看來是好事，但也潛藏著新聞學經不起摔打的天生弱點。
就在新聞學研究會成立前后，中國第一部新聞學著作--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在《東方雜志》連載。第二年，該著的第四稿成書出版，書名《新聞學》。幾乎同時，任白濤在日本寫完了他的《應用新聞學》（1922年出版）第一稿�！皫孜矗瑢W潮勃發(fā)，踉蹌回歸，是為吾書出版之一大頓挫，——在蹉跎復蹉跎中，頻頻造成與吾書以新生命——易稿--之機會�！保ㄈ伟诐孕颍╋@然，盡管任白濤沒有處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但他的新聞學著作同樣受到了五四文化精神的強大影響。王拱璧在該書的成書上、胡適在該書的出版上予以了關注。
蔡元培稱徐寶璜的書“在我國新聞界實為‘破天荒’之作”；
（43）王拱璧稱任白濤的書是“中國新聞學的頭生兒”。（44）孰先孰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供的強烈的個體自由意識，使中國新聞學在啟蒙以后，沒有無限期地等待，獲得了一次獨立生存的天賜良機。
“以新聞為本位”
中國新聞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創(chuàng)立，其意義在于，新聞學回歸到了學科建設自身。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五四新聞學的特點，那么邵飄萍所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是最為恰當?shù)�。�?chuàng)立時期的新聞學代表作，主要是以下五部：北方徐寶璜的《新聞學》、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1918-1919年的講稿，1923年修改后成書出版）和《新聞學總論》（1924年出版）；
南方任白濤的《應用新聞學》、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26年初完成，1927年出版）。無論這些著作的框架設計、論證水平和內容的角度有什么不同，五四開放的心靈使它們具有了相同的視角：將以往睜開眼睛（許多人實際上僅睜開一條縫）看世界，轉變?yōu)閺默F(xiàn)代世界交往體系看中國。
徐寶璜寫道：“自交通日便，人類生活日益紛繁日益充實起來，吾人所注意之事物，已超過國界及政界，故現(xiàn)時報紙不僅應供給本國政治新聞及本埠新聞，即外國大事與社會上之大事，亦應有明了詳細之記載也�！蓖瑯釉谡劶艾F(xiàn)代報紙時看到了世界大通，徐寶璜思考的是新聞傳播者的責任，梁啟超想到的是政治宣傳家的重任�？磥�，不同的出發(fā)點，命中注定了新聞學在梁啟超那里最多是“術”，而到徐寶璜那里，學與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稍后出書的戈公振，對問題看得更深一些。他指出：報紙“所應承認為功者，為世界之縮小，將人類之種種意識及活動，在同一時間內，可以互相交換而響應。如勞韋爾所言，人類生活之過程，在極小極速之進化內發(fā)展，至不許有時間之停留，此均報紙之功�！彼囊娊庖呀浗咏F(xiàn)在關于“地球村”的認識。從現(xiàn)有的資料看，五四時期中國北難的新聞學者并沒有學術交往，相同的認識主要是共同的中國時代背景造就的。
將世界交往體系作為獨立的系統(tǒng)來認識，使中國的新聞學者們有可能在新聞學自身范圍內為新聞學下定義了。徐寶璜最先作了如下定義：“新聞學者，研究新聞紙之各問題而求得一正當解決之學也�！比伟诐芯啃侣剬W的初衷如他所說：“學術昌明之現(xiàn)世，凡觸于吾人官能者，無一外研究之對象。故使命重大組織復雜之報紙，亦應人類之需要，及圣賢研究之結果，遂于科學位置中，特占一席焉�！睂τ趫髮W史，戈公振作了這樣的定義：“所謂報學史者，乃用歷史的眼光，研究關于報紙自身發(fā)達之經過，及其對于社會文化之影響之學問也�！比魏味x本身都是有缺陷的，這些不同的表達，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xiàn)實：中國的新聞學已著手自身領域的建設。
說新聞學應當以新聞為本位，就像說文學以文學為本位、哲學以哲學為本位一樣，似乎是同義反復。但是，對一向與“國事”交織在一起的新聞來說，擺脫政治的旋渦，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不能不說是新聞學的一次革命。如同新聞學啟蒙者都把與國事的聯(lián)系置于報紙作用的第一位一樣，新聞學創(chuàng)立者都把傳播新聞置于現(xiàn)代報紙和通訊社作用的第一位。徐寶璜列“新聞紙之職務”六項，第一項便是“供給新聞”。他說：“以真正之新聞，供給社會，乃新聞紙之重要職務”。他要求記者認識“供真正新聞之天職”。王拱璧為《應用新聞學》作序亦云：“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報告于讀者”。戈公振講得更明確：“報紙之元素，新聞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看得最為真切的是邵飄萍。他認為：“構成報紙之最要原料厥惟新聞�！痹诜治龈鲊侣勈聵I(yè)（包括中國，特別是《申報》）發(fā)展史的基礎上，他指出了新聞事業(yè)從重政論到重新聞的轉變趨勢：“世界新聞事業(yè)之趨勢，基于‘以新聞（News）為本位’之原則，故外交記者（指專司采訪的記者--引者注。）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勢，雖各國之程度不同，而進步之趨勢則一。例如我國之新聞事業(yè)，即在今日亦不能不稱為幼稚，然在40年前之《申報》，其中只有文章、詩詞或小說等類，新聞不過一二最不相干之趣事，蓋重文辭而未重紐斯之時代也。然嗣后逐漸改進以至于今日，其所謂改進之過程，特在紐斯增加與否以為斷。……由是言之，世界無論何國之新聞，即幼稚如我國，發(fā)達如歐美，實皆同一漸以紐斯為本位之原則�！北M管在以后的時代里，動蕩的世界政治不斷地使這一轉變趨勢中斷，以致很多人摒棄了這種認識，然而，從當今信息時代的角度看，邵飄萍的見解顯然經受了時間的考驗。
新聞總要觸及政治，僅僅強調以新聞為本位，并不能擺脫政治對新聞的浸潤，況且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是過問政治的，都站在反帝愛國運動一邊。但是，當他們研究新聞學時，他們是學者，不是政治家�！缎虑嗄辍吩谖逅臅r期政治與學術保持距離的傳統(tǒng)、蔡元培倡導的兼容并蓄的北大校風，使他們在品格上保持了明顯的獨立性。他們的新聞學著作，并不回避政治，字里行間尚可感覺到微弱的政治傾向。但這時他們講的是新聞工作的職業(yè)使命和道德，而不是政治義務。這二者的表現(xiàn)似乎相同，其出發(fā)點是迥異的。
在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那里（特別是維新派和革命派），報業(yè)與政治是同一個意思，故有“以言報國”、“以言救國”等等表現(xiàn)士大夫氣概的豪言壯語。梁啟超講“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保�45）他歸納了“盡報館之天職”的“八德”，計有忠告、向導、浸潤、強聒、見大、主一、旁通、下逮。（46）這些無不是進行政治灌輸?shù)募夹g。顯然，梁啟超的“天職”指政治義務，而非職業(yè)革命。
在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那里，從事新聞工作和從事政治是有區(qū)別的。他們的“天職”之說，認識上已頗有西方新教“天職”（德Beruf, 英calling）的意味（在一個特定的勞動領域的終身使命）。（47）請看徐寶璜：“新聞紙之職務甚重。新聞事業(yè)，為神圣事業(yè)；
新聞記者，對于社會，負有重大之責任�！薄霸谡虨椴恢�，然新聞紙即因此畏首畏尾，置職務于不盡，亦為不可。蓋為輿論殉，為正誼殉，本為光榮之事”。新聞記者的職業(yè)道德，在任白濤那里被歸結為這樣兩句話：“筆可焚而良心不可奪，身可殺而事實不可改”。再看戈公振：“為爭絕對的言論自由，應先有一種強固的職業(yè)結合�？v報館之主持者以營業(yè)關系，不得不屈服于非法干涉之下；
而自主筆至訪員，為尊重一己職業(yè)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則不必低首下心，同一步驟。果全體認為有采某種行動之必要者，則全體一致進行，寧為玉碎，無為瓦全，……擁護言論自由，室亦國民之天職也�！�
如果作一比較，馬克思當年作為《新萊茵報》主編時所持的觀念，與他們很相象。他特殊的無產階級立場是十分鮮明的，但在談到一般意義上的報刊時，立即回到了職業(yè)使命的意識上，指出：“報刊按其使命（Beruf）來說，是公眾的捍衛(wèi)者，是……”。（48）從這方面看，中國的新聞學創(chuàng)立者，已具有相當強烈的現(xiàn)代新聞學意識。
中國人的民族責任感，使他們站在反帝愛國運動一邊；
新聞工作者的職業(yè)感，使他們要求新聞與政治分開。至少在學理上，他們的處理是適當?shù)摹＠鐓^(qū)分新聞與言論，徐寶璜寫道：“只有事實，可成新聞。事實登載后，閱者自然自有主張。今將記者之意見夾雜在內，腦筋簡單不能識別者，無不被其迷惑，以意見為事實而失其主張之自由矣。即能識別者，須于長篇中尋出五六行之新聞，亦覺太不經濟矣。此亦應糾正者也�！痹偃缯h記者處理新聞與黨義的關系，邵飄萍寫道：“政黨記者雖有特殊之地位，然其責任則與普通外交記者同，不宜自忘其職務。……以黨義為第一，而新聞之職務僅視為第二，乃非常錯誤者，不可不力戒也�！�
戈公振的分析較為深刻些。經過一番歷史考證之后，他說：“報紙之原質，質言之，即新聞公布之謂也。大凡事物之原質，其特色必具恒存性，......但一切事物，其最初所定之目的，未必完全不變，有時且發(fā)生預期以外之結果；
且其作用之特色著明時，往往誤認為原質之特色。不過作用之特色，并非永遠不變，乃附帶而生者。故恒存之特色，不能不加以承認。”從這種認識出發(fā)，他承認報紙有發(fā)表意見的功能，但同時指出：“從報紙發(fā)達史上研究，發(fā)表意見，決非報紙原質之特定色，乃附帶而生者�！闭菑男侣勁c言論（政見）的區(qū)分上，戈公振看到了報紙的共通性，進而得以肯定報業(yè)作為一種職業(yè)的獨立存在。
或許有人會說，五四時期的新聞學者們不也在吶喊代表輿論、制造輿論嗎？的確，徐寶璜為新聞紙之職務開列的六項中，第二、三項便是“代表輿論”和“創(chuàng)造輿論”，但在理解上他與新聞學啟蒙者的差異很大。對代表輿論，徐寶璜解釋道：“新聞紙欲盡代表輿論之職，其編輯應默察國民多數(shù)對于各重要事之輿論，取其正當者，著論立說，代為發(fā)表之。言其所欲言而又不善言者，言其所欲言而又不敢言者，斯無愧矣�！痹谒磥恚磔浾摰穆氊熓菄烂C的，而非狂熱的政治自信，便可問心無愧地將任何自己的意見宣布為輿論。對“創(chuàng)造輿論”，他講了三點：第一，登載之真正新聞，和盤托出事實，讓閱者判斷，形成輿論；
第二，訪問專家名人，請他們發(fā)表意見，供國人參考，喚起正常之輿論；
第三，發(fā)表精確之社論，對新聞給予解釋。為此編輯必須“有純潔之精神，高尚之思想，遠大之目光”。只有第三點與以往的“制造輿論”有相似之處，且加了許多限制�？梢钥闯觯瑹o論“代表輿論”還是“創(chuàng)造輿論”，徐寶璜都是強調以新聞、以事實為本位這一前提。
到戈公振那里，他甚至不同意“制造輿論”這種表達。他說：“報紙者，表現(xiàn)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輿論者也。故記者之天職，與其謂為制造輿論，不如謂為代表輿論；
更進一步言之，與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聽，耳有所聽，手有所記，舉凡國民歡笑呻吟哭泣之聲，莫不活躍紙上，如留音機器然。則公共意志自然發(fā)現(xiàn)，而輿論乃有架子而非偽造。”他不僅從“天職”、從“新聞本位”來說明報紙與輿論的關系，并且看來已按捺不住對偽造輿論的憤怒。也許“留音機器”的說法講得有些過頭了，但那個時代的新聞學者對新聞學熱烈地、全身心地擁抱，卻是在中國新聞學史上少有的�！爸匾暠緲I(yè)，勿務其他，迎合世界之新潮，發(fā)皇吾儕之美質，天職所在，其共勖之！”戈公振此番赤誠之言，并非是一個人發(fā)自內心的呼喚，而是五四一代新聞學者的共同心聲。
如果能夠理解他們的話，那么就不應過于責難（用“階級斗爭”批判）他們對官報和黨派機關報的厭惡，也不要指望在他們的著作里會有很多當今作為政治術語流行的“輿論監(jiān)督”（有，但不多，是從新聞職業(yè)角度談的）。他們通過對新聞學的傾心和熱愛，來表達對人類精神交往進程的關注。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思想者，所思考的問題超越階級和黨派，也超越國土。
例如邵飄萍，他在《新聞學總論》里對人類交往的進化、新聞紙的出現(xiàn)與人類精神交往的關系、新聞紙如何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等等問題的論述，顯然已超出純粹新聞學的業(yè)務研究范疇。他在《實際應用新聞學》里還談及政治新聞和社會新聞，寫道：“政治新聞與社會新聞，特方面之不同，其價值并無差異。若擴充社會之意義言之，則政治亦社會中所具現(xiàn)象之一。社會可以包括政治，政治不能包括社會，可見范圍之孰大孰小。故推測人群進化之趨勢，將來殆只有社會問題而無所謂政治問題�！比绻f圣西門預見政治將完全為經濟所包容，可以被恩格斯稱為“天才的遠大眼光”（49）的話，那么，并非社會學家的邵飄萍能夠預見到未來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新聞將包容政治問題和政治新聞，至少夠得上思想深邃吧！
再看戈公振，他所論證的報紙在交往中的位置，也頗為精彩：“蓋報紙者，人類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會為有機體之組織，報紙之于社會，猶人類維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滯，則立陷于死狀；
思想不交通，則公共意識無由見，而社會不能存在。有報紙，則各個分子之意見與消息，可以互換而融化，而后能公同工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報紙與人生，其關系之密切如此�！卑熏F(xiàn)代報紙比作人體血脈，國人早已有之，但從人類文化學角度進行論證，只有五四新思潮能提供這種條件。試比較陳衍的論述：“報館盛行于西國，非徒使己國之人，周知四國之為也，亦將使四國之人，聞知己國之為也，使無為病夫也，亦將使四國之望吾氣體者，不敢視為病夫也�！保�50）盡管當時的國勢已去，但頑固的天朝心態(tài)和感覺到處于弱者地位的自卑感相結合，大大妨礙了中國新聞學啟蒙者站到人類和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現(xiàn)代報紙，于是，報紙的通血脈作用只能用于揚國威了。
同樣出于對人類精神交往的關注，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珍視言論出版自由，容不得任何對“天職”的橫蠻干涉。例如關于新聞與法律，邵飄萍的主張是：“余個人頗覺，關于新聞紙之特別法為不可少。惟必須由新聞界聯(lián)合一致，以要求立法機關制成保護之法。庶幾新聞事業(yè)之地位，可以益臻于鞏固。既不受行政機關非法之侵凌，更不受司法機關引用刑律之蹂躪，則言論界之尊嚴，方為一般社會所認識”。戈公振的主張與李大釗五四時期的看法相同，他分析說：“我國憲法應仿美國先例，以絕對自由條文，明白規(guī)定于憲法中，刪去言論自由項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而加入‘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不得以法律限制’一項。夫所謂絕對自由者，非絕對不受法律之制裁也，實不受專為言論出版而設之法律之制裁耳�！憋@然，僅僅是論證的角度不同，造成了相反的意見，從中可以感覺到的是他們共同的要求尊重新聞工作規(guī)律的愿望，以及對心靈自由的熱烈追求。
我們不妨從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按照傳統(tǒng)的認識，這不過是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說：“西化”。其實，直到五四時期，中國的新聞學才從“東化”轉向”西化“。但這時用簡單的“東化”、“西化”無論如何說明不了問題。五四時期的中國新聞學，應當理解為一種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表現(xiàn)為兩種文化的漸進的交流和影響。新聞學創(chuàng)立者對西方現(xiàn)代新聞學都很熟悉，徐寶璜留學美國，任白濤、邵飄萍在日本新聞學會聽過課，戈公振當時雖沒有出國，卻是中國全面掌握世界新聞學研究現(xiàn)狀（英、德、日文著作）的第一人。他們同時又都是中國現(xiàn)代新聞業(yè)的從業(yè)者，其中邵飄萍和戈公振分別是著名的北京《京報》和上海《時報》的主編。西方的新聞學基本理論與中國當時最高水平的新聞實踐相結合，是創(chuàng)立時期新聞學的特色。
中國本沒有新聞學，如果僅僅因為中國新聞學的基本概念來自西方而責難它照搬照抄，無異于在孩子出生之前窒死他。問題在于，中國的新聞學是否做到了蔡元培在新聞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所講的，總結“我國新聞界之經驗”，從而“歸納之而印證學理”。通覽初創(chuàng)的五部新聞學著作，除任白濤的“中國特色”稍嫌不足外（因為他在日本寫的），其他四部都完全做到了現(xiàn)代新聞學原理與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國的新聞工作實踐的融會貫通，其結構設計和論證形式都是中國式的（正名、起承轉合等等），絕大部分例證也都是中國新聞工作（包括作者本人）中已發(fā)生的，每部著作在新聞學的一個領域構成了獨立的結構體系。他們從外部汲取了足夠的有關新聞學的信息，以我為主，俯視一切，充滿自信地進行著創(chuàng)造。
具體說來，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融會了英、德、日、中四大語種著作提供的各種觀念、經驗和研究方法。這在戈公振身上表現(xiàn)尤為典型。他的《中國報學史》緒論部分，實際上是新聞理論，雖僅一萬余字，提及的參考書和文件（中國的不計）就有英、德、日三種文字，22部（件）。整篇緒論的論證方式、思維結構，則基本是中國文論的傳統(tǒng)模式。
就系統(tǒng)的新聞學著作的結構體系而言，五四時期的中國新聞學不僅不落后，而且處于世界先進之列。對英文版新聞學著作很熟悉的徐寶璜，在他的《新聞學》自序中已講得很清楚：“本書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無完善之書，或成為歷史之記述，或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讀之而窺全豹者，尚無一見也。本書雖仍不完備，然對于新聞學之重要問題，則皆為有系統(tǒng)之說明；
而討論新聞紙之性質與其任務，及新聞之定義與其價值，自信所言，頗多為西方學者所未言及者�！睆母旯�1925年提供的當時世界上已出版的300多本英文新聞學著作的篇名看，情況確如徐寶璜所言，他1919年的自我評價并不過份�！缎侣剬W》雖然僅六、七萬言，但從理論到實踐，從業(yè)務到經營，包括前輩國人從未論及的通訊社，都有所論證，自成體系，做的確是開創(chuàng)性工作。特別是從心理學角度對新聞價值的分析，相當出色。看來，對中國新聞學當時在世界新聞學的地位，蔡元培1919年的看法是公正的，他說：“我國新聞之發(fā)起（昔之邸報與新聞性質不同），不過數(shù)十年，至今日而始有新聞學之端倪，未為晚也�！保�51）
不少人認為五四是中國文化的斷裂，但至少對新聞學來說，是裂而不斷。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們是站在新聞學啟蒙者和洋人的肩上進行工作，因而象言論出版自由、輿論監(jiān)督之類已經講過的問題，雖然是他們著作的理論基礎，但都一帶而過。他們的任務是回歸到以新聞為本位，進行縱深研究，于是有了關于新聞定義的幾乎帶有學究式考證的論證，有了關于新聞價值的理性與經驗相結合的分析，有了對新聞商品化生產的討論，等等。然而，在他們的著作里依然留下了新聞學啟蒙者的某些認識痕跡。例如徐寶璜的《新聞學》開篇引證松本君平（他把新聞學看作政治學的一部分）的話，對報紙政治作用的描述顯然有夸大的成分；
新聞紙職能中“提倡道德”一項，也顯然是中國倫理化社會的產物。即使在倡導新聞學的蔡元培那里，當他為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題字時，也免不了表現(xiàn)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清議”傳統(tǒng)，寫道：“飄萍先生立德立功立言”。
最近的一些文章，責備五四缺少對“畢先生”（business)的重視，這在總體評價上也許有道理，但對新聞學來說，重視新聞生產的商品化，卻是中國新聞學成熟的標志之一。早在1917年，身處上海的姚公鶴，在他的《上海報紙小史》中就已意識到商品經濟的發(fā)達與報業(yè)獨立的關系問題。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中，徐寶璜和任白濤同時又是經濟學家，邵飄萍和戈公振均是出色的報業(yè)經營者。新聞事業(yè)的獨立地位與它的經營形式幾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而，在他們當時的著作里都有（任白濤提到，但沒有設專章）專章談報業(yè)組織、廣告、發(fā)行、紙張、印刷等等經營問題。戈公振甚至用數(shù)量分析方法具體解剖了幾家中國大報紙的經營情況。這一歷史，也許經過近幾十年對“畢先生”的討伐，在人們的選擇性記憶里已經被篩掉了。不僅如此，整個五四時期的中國新聞學，在人們的記憶里還留下多少呢？
1927年出版的《中國報學史》，可以視為五四時期新聞學的終結。就在這部著作的最后幾行，作者對世界新聞事業(yè)進行了三點預測：一、“日趨于平民化”，即信息日益為最廣泛的大眾所普遍享受。二、“日趨于藝術化”，即新聞事業(yè)的各個方面，日益都要作為科學供人們研究。三、“日趨于世界化”，即新聞事業(yè)日益推動世界文化的形成。當然，新聞事業(yè)本身亦即這一文化的組成部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準斯三者，以觀往來，測將來，則于報學，思過半矣�！睆默F(xiàn)在的眼光看，這是天才之見。然而，它被埋沒了，一種無可抗拒的歷史必然性，以高昂的革命熱情和自豪感埋沒了它。
“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現(xiàn)代新聞學是對現(xiàn)代新聞事業(yè)的形而上的思考，而現(xiàn)代新聞事業(yè)產生于15世紀開始的世界交往體系的形成過程中。商品經濟要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52）的本性，大大刺激了新聞事業(yè)的迅速崛起和新聞學的誕生。然而，中國是在大炮的威脅下被迫納入世界交往體系的，中國的現(xiàn)代新聞事業(yè)并不植根于自身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中，借助五四新文化運動造就的人的內心自由和個性發(fā)展的環(huán)境，中國新聞學誕生了。盡管這是一種中西方文化融會的產物，且有創(chuàng)立者自身豐富的中國新聞工作實踐為依據(jù)，但日本新聞學著作對中國的新聞事業(yè)所發(fā)生的作用，卻幾乎等同于在沙漠中布道。
辛亥革命以前，激烈的政治支撐著中國現(xiàn)代報刊的主題，魁儒碩士，聲光炳然，連反對政治與新聞合一的戈公振，在感動之際亦稱贊它們“乃報紙之正軌”。辛亥革命以后的報刊，在失去政治斗爭目標后，不適應新聞生產商品化，資本主義的新聞生產方式一到中國便走了樣，無聊文人充斥報業(yè)，新聞工作成了文途末路。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者做學問，在某種程度上亦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徐寶璜疾呼報紙“走入迷途”，邵飄萍痛感中國報業(yè)“幼稚腐敗”。戈公振對問題作了一些分析，指出：學以為仕的傳統(tǒng)仍在起作用，許多人視報紙為做官的“過渡寶筏”；
一些文人玩政治，投機心切；
軍人政客利用報紙，混淆輿論視聽，等等。但他與學術同行們一樣，除了用“學理”去呼喚人們的良知外，別無他法。顯然，“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學要在中國站穩(wěn)腳跟，必須等待中國新聞事業(yè)經過不可逾越的商品經濟的歷史煉獄。邵飄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聞記者的血，在中國喚起的是新的政治上的覺醒，而不是新的對新聞學理的傾心；
中國多數(shù)新聞從業(yè)者從中領悟的不是抗爭，而是新的禁忌�，F(xiàn)代形式下的傳統(tǒng)輿論控制觀念體系，幾乎沒有聲響地吞沒了獨立的現(xiàn)代新聞學意識。
當救亡成為中國社會壓倒一切的主旋律時，從事思想啟蒙的一代新青年們，面臨著道路的選擇。經過了許多嘗試，陳獨秀、李大釗等曾給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提供基礎理論的風云人物，接受了既有樂觀的遠大理想和具體的改造方案，又有革命的戰(zhàn)斗精神和嚴格的組織原則的思想理論--馬列主義。他們來不及對以往的思想啟蒙進行從容思考，迅速從學理研究轉入了純粹的政治斗爭。中國新聞學的四位創(chuàng)立者中三位早逝，如果在選擇道路的時候他們都在世，根據(jù)各人已有的思想發(fā)展趨勢，邵飄萍和戈公振也許會最終接受馬列主義，而投入救亡和革命運動；
徐寶璜也許會和任白濤一樣，在中國新的兩大政治力量的斗爭夾縫中，繼續(xù)從事新聞學研究和教學。走第三條道路的人，其學術良心大多要求保持超然和獨立，但不得不依附于國民黨而生存。這一時期（1949年以前），他們出版了二、三百部新聞學著作。盡管他們的工作產生的影響很小，但就中國新聞學的現(xiàn)代化進程而言，他們的工作應該得到積極的肯定。
隨著中國政治出現(xiàn)新的兩軍對壘，具有獨立品格的新聞學消失了，新聞學的主題在一個新的認識層次上由政治統(tǒng)帥了。如果用一句話表達這以后的新聞學的主題的特點，那就是向忠發(fā)1930年講的“報紙是一種階級斗爭的工具”。（53）許多很新鮮的關于新聞學的概念，都源出于這一看起來頗為簡單的定論。新聞學主題的轉變，其決定性因素是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另外還有更深層的傳統(tǒng)文化因素、中國新聞事業(yè)與世界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錯位因素等等。這里無法展開，只就五四時期的新聞學觀念轉變到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的一些過程特點，作一分析。
承接五四和新的革命斗爭時期的李大釗，其思想變化很能說明新聞學主題轉變的特點。李大釗對中國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是很關心的，他先后參加過1918年和1922 年北京大學兩個新聞團體的成立大會，并在會上發(fā)表演說。在1922年北大記者同志會上，他說：“新聞是現(xiàn)在新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歷史不應是專給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專記一方面的事情，應當是注重社會上多方面的記載，新聞紙更應當如此。”“我以為新聞事業(yè)，是一種活的社會事業(yè)�！边@些看法，與新聞學者們關于新聞紙主要職能的認識，大體是相同的。
1924年，李大釗就路透社駐中國分社播發(fā)孫中山逝世的假新聞一事，發(fā)表了一篇短文《新聞的侵略》。他把問題提到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新聞侵略”的高度，以“各國中從無許外人在內地自由傳播消息的事（俄國便是一例）”為根據(jù)，要求“根本取締外國利用通訊社在國內各地宣傳”。他還指出：路透社為此造謠的成就，一定“心滿意足，樂不可支”。在這里，他看問題的視角已完全脫離了新聞學領域，而進入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領域，其民族氣概和共產黨人的鮮明立場清晰可見。
路透社獲知孫中山逝世的假消息，不經調查而立即播發(fā)，其政治上的幸災樂禍的心情，顯然在起主要作用。若從新聞學角度看問題，新聞機構所發(fā)的消息被證實為假后，會“心滿意足，樂不可支”，是不可能的，除非它準備自己損害自己的聲譽。另外，若尊重事實的話，外人在西方主要國家能夠自由傳播一般性新聞是常規(guī)，而蘇維埃俄國為防止帝國主義的顛覆禁止外人自由傳播消息，則是例外。李大釗把事實的主次顛倒了。這里完全沒有責難之意，旨在說明，當兩軍對壘的時候，新聞學常識需得服務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即使智者也在所難免。
為了解決中國社會危亡的巨大問題，五四新青年中一部分追求實效的中堅力量，找到了“根本解決”問題的馬列主義。這一理論中關于階級斗爭、社會革命、政黨建設等等行之有效的內容，僅就改變中國幼稚腐敗的新聞事業(yè)的狀況而言，它們也比什么新聞學原理顯得更強有力。在這種情形下，學究式的吹毛求疵是無人理睬的，問題一開始就要求新聞學在階級斗爭中選擇服務于哪一方。于是新聞學愈來愈成為政治理論的一部分，所有新聞活動納入了階級分析的取景框里。中國共產黨人所寫的新聞學論文，以這種嶄新的理論為武器，使五四新聞學改變了模樣，其基本觀點和推理過程就如下面一段話（1933年）：“社會本身既是階級斗爭的社會，因而成為社會的一現(xiàn)象的新聞，也不能不是階級斗爭的表現(xiàn)，故所謂新聞，不外是階級對立的人類社會中的階級斗爭的武器，即壓迫階級，用新聞維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壓迫階級，用新聞反抗壓迫階級，還有同一階級，在分解過程中有時也用新聞互相攻擊。”（54）在上面觀點的基礎上，下面的結論亦是很自然的（1946年）：“決沒有一個報紙是沒有一定的階級立場和政治背景的；
決沒有一個報紙是不作為階級斗爭的武器、政治斗爭的武器的�！保�55）
辯證唯物主義從蘇聯(lián)傳入后，唯心論和唯物論的斗爭，成為分析新聞學原理的另一有力武器。它從認識論上給五四新聞學一個下馬威，并與階級分析方法相結合，簡單而有力地否定了當年戈公振的某些研究成果，其高度的自信，很實在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開中國報界新紀元”的氣魄。這種分析和推理就如下面一段話（1943年）：“唯心論者對于新聞的定義，認為新聞是某種‘性質’的本身，新聞的本源乃是某種渺渺茫茫的東西。這就是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中所謂‘性質說’。最早的‘性質說’認為‘新聞乃是時宜性與一般性之本身’。后來，花樣越來越多，代替‘時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謂‘普遍性’‘公告性’‘文藝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d趣是有階級性的，對于勞動者有興趣的事實，寫出來就成為對于勞動者有興趣的新聞，但同一事實，剝削者看來就毫無趣味”。（56）
除了批判地接受“五個W”、記者實地踏查等技術性觀點，以及對外從政治上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外，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學基本上是黨的新聞工作者從事政治宣傳的經驗總結。這種宣傳的指導思想，直接受到列寧、斯大林關于黨性、組織作用等等論述的影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并沒有給中國帶來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而只帶來了并不完整的列寧以及斯大林關于黨報工作的論述。從現(xiàn)有的黨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有關文件和新聞學論文看，具有西方新教色彩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許多新聞學觀點，是一個無人知曉的領域；
列寧和斯大林的一些關于黨報工作的話，則隨處可見，還有《列寧主義與黨報》的專門論文（1931年）。1933年紀念《紅色中華》100期的文章中，有一篇文筆很漂亮的文章，其結語便是這樣兩句詩一般的口號：“記著：世界革命領袖的指示：‘報紙是我們最尖銳的武器’（史達林）！‘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而且是組織者’（列寧）！”（57）
也許這是信息不通造成的，但即使中國共產黨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在兩軍對壘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被引進的也只能是與環(huán)境相適應的列寧、斯大林的某些關于黨報的論述。馬恩時代三權相互制約的黨的報刊體制，黨內批評自由的原則；
列寧關于批評自由和行動一致的論述、在黨章中確認少數(shù)派的黨內言論出版自由的措施，等等，也許從事譯介的人是知道的，但它們就象馬、恩、列的其他觀點一樣，被回避掉了。
于是，中國共產黨在階級斗爭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黨報理論。第一個關于黨報的專門決議是在1931年做出的。決議指出：“黨報必須成為黨的工作及群眾工作的領導者，成為擴大黨在群眾中影響的有力的工具，成為群眾的組織者，……論文要帶有指示文件的性質，要帶極高限度的具體性，應當給與實際工作中的同志以具體的建議�！睆倪@時起，即使對于黨內，黨的報紙也明確摒棄了“以新聞為本位”，而成為黨的一個工作部門，甚至是領導中心。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關于黨報的文件，是1942年中宣部為改造黨報而發(fā)出的通知。通知的幾個要點是：“（甲）報紙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乙）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篇幅為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末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丙）……必須加強編輯部的工作，各地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必須親自注意報紙的編輯工作，……（�。h報要成為戰(zhàn)斗性的黨報，……”這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的基本文件之一，它不僅再次強調了反對“新聞本位”，而且提到“黨性”的高度，要求高級領導機關直接參與黨報工作，把報紙作為指導工作和動員群眾的主要工具。
40年代，黨已擁有了大片解放區(qū)，如何進一步動員、組織和領導人民進行斗爭，成為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而不充分利用報紙這一在解放區(qū)最便利的傳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這時，“以新聞為本位”的觀念簡直成了達到這一目的的重大障礙。黨對新聞學研究產生了興趣，黨的新聞工作者“改造世界觀”的任務提到了日程上。這種情形就如當時所說：“抗戰(zhàn)以后，參加黨的新聞事業(yè)的知識分子，乃是來自舊社會的，他們之中，也就有人帶來了舊社會的一套思想意識和一套新聞學理論。這套思想意識，這套新聞學理論，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實實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實實的，也就是不大科學的，甚至很不科學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會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就無法把黨的新聞事業(yè)做好。”于是，對“資產階級新聞學理論”的斗爭開始了，“這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58）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毛澤東比其他人更熟悉中國的農民，他最懂得如何動員他們投身革命戰(zhàn)爭。因而，當都市青年帶著五四的新聞學觀念來到延安后，毛澤東要求他們來一個思想感情的變化，去接近工農（主要是農民）�！耙孕侣劄楸疚弧钡默F(xiàn)代新聞意識落實到幾乎不需要任何現(xiàn)代報紙的偏僻農村，不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允許的。1942年的這場對“資產階級新聞學理論”的批判，不僅改造了一代黨的新聞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覺地改造了他們的新聞活動形態(tài)。其特點是，一切新聞的選擇更加具有鮮明的政治性，甚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選擇，黨性原則成為第一要義�！耙磳h有利無利”、“注意政治影響”、“考慮政治后果”等等意識，是新聞工作者的唯一參照系。最后，“新聞”概念本身也無形中發(fā)生了變化，它可以是遠離社會注意力的人或事，只要報道他們對革命有利。
這一次對新聞學的改造，就實際效果看，是極其成功的，黨的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臺，真正發(fā)揮了巨大的鼓動和組織作用，有力地推動了革命的進程。從現(xiàn)代的眼光看，無論它顯得多么原始和缺乏人性，對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一代黨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它永遠具有英雄史詩般的魅力。
當黨作為一個整體與另一整體實行力的較量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內部對新聞學的這番改造是無可非議的，甚至一些明顯違背新聞工作起碼規(guī)則的行為，也可以視作軍事策略而承認其合理性。例如，為迷惑敵人發(fā)布的各種假新聞或半真半假的新聞、為壯聲勢而普遍加倍報道戰(zhàn)果的新聞（1945年毛澤東反對這種做法，但已成傳統(tǒng)，反也難。平型關戰(zhàn)斗消滅敵人3000人之說，直到40年后才糾正為1000人）。這是因為新聞只能被看作是“今天最主要、最有效的宣傳形式”（59）
新聞學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只有其中的“術”（如何寫作）得到一定的發(fā)展。在毛澤東的選擇性記憶里，邵飄萍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上生動地講“術”的情景被保留了下來，而徐寶璜講的“學”，卻沒有留下痕跡。當然，“術 ”的發(fā)展也受到整體環(huán)境的影響，寫新聞主要成了寫典型，沒有宣傳價值的新聞不是好新聞。毛澤東講：“昨天報上登了一個消息，是關于一個完小的消息。這是一條很好的新聞，有這樣一條新聞，比我們講好多話還起作用�！保�60）領袖對“新聞”的無意認識，當然最普遍地代表了黨的新聞工作者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作為新聞工作第一要義的“黨性”的認識，在列寧的基礎上也得到了發(fā)展。它不僅指在整體對整體的斗爭中保持鮮明的黨派意識，而且指一個整體內部對其中央，在思想言論上的完全一致。例如，1942年新華社山東分社發(fā)表東北軍111師反對國民黨人員的通電、蘇北分社發(fā)表反對國民黨的新聞，其黨派意識應當講是很強的，但它不符合黨中央的策略原則，因此，毛澤東就此要求“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克服宣傳人員中鬧獨立性的錯誤傾向。”（61）這種由于戰(zhàn)爭而帶來的軍事化要求，被普遍解釋為每句話、每個字都代表黨（指黨的中央及最高領袖）是十分自然的。例如下面的一段話（1947年）：“報紙的每一句話，每一篇文章，都應該是代表黨講話的，必須是能夠代表黨的�！拿恳粋�字、每一句都必須是對人民有用的和有利于人民的”。（62）
當新聞、黨性的含義被改造或發(fā)展的時候，黨的新聞工作者的地位在觀念上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為了適應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zhàn)爭，他們斷然否定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寧愿將自身看作是由工農養(yǎng)活的“公仆”，他們完全接受工農的思想感情，而無論其中有多少狹隘性。這種淳樸的偏執(zhí)可以從下面的話中透露出來（1943年）：“我們新聞工作者，必須時刻勉勵自己，做人民的公仆，應知我們既不耕田，又不做工，一切由人民供養(yǎng)，如果我們的工作，無益于人民，反而毒害人民，那就比蠹蟲還要可惡，比二流子還要卑劣�！保�63）從工作業(yè)務上，他們斷然否認存在個人見解，而寧愿做另一種公仆：“黨報工作人員對于黨的每一個工作部門，對于各種實際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為是，做‘無冕之王’，而應該去做‘公仆’，應該要有恭謹勤勞的態(tài)度”（64）（1942年）”每一個做黨報記者的同志，要認識到自己作黨的喉舌、黨的眼睛、耳朵是很光榮的，要打下長期事業(yè)心“（65）（1944年）。革命的需要，表達整體意志，排斥個人自由，甚至自由的思想和感情，等等，在雄渾的戰(zhàn)爭背景下，它體現(xiàn)的是一種偉大的不流血的（少數(shù)情況下也流血）革命浪漫主義氣概。
以戰(zhàn)爭為特征的整體社會生活，強調它的支配性，因而思想意識的封閉，幾乎是理所當然的。它要求思路固定，一切服從于精神鼓舞的實效目的，稍稍的偏離都將不被允許。丁玲第一次受到懷疑，便僅僅由于她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fā)表的《三八節(jié)有感》，披露了延安醫(yī)院的一些陰暗面。新聞工作如此，新聞學研究也是如此，不然，介紹“五個W”就不必首先以批判的形式出現(xiàn)了。這種思想意識的封閉在和平時期的延續(xù)，似乎更加殘酷和更具排它性。作為黨的代表派到新聞學領域的王中教授，講了一些似乎與傳統(tǒng)的黨報理論略有差異的話，1957年這些話轉眼間就變成了“反黨思想”和“反動的新聞理論”；
劉少奇1956年關于新華社當老百姓，不做國家通訊社的設想，最終也沒能躲過“反革命修正主義新聞路線”的帽子，并且至今這樣想也是犯忌的；
當年在延安具體領導改造新聞學的陸定一，決沒有想到，他批判“舊社會的新聞學理論”時肯定“新聞是新近發(fā)生的事實的報道”一事，會在40年后，被指責為”客觀上為資產階級新聞學涂脂抹粉”。
唯一例外的是惲逸群的《新聞學講話》（1946年在華中新聞�？茖W校講授）。他開篇承認“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是一本好書”，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狗咬人、人咬狗”那條新聞定義，講到許多人生疏的新聞價值、報紙的發(fā)行和廣告等等。他是企圖將五四時期的新聞學與解放區(qū)的黨報理論融合起來的第一人。然而，這僅是一種機遇造成的，作者誠惶誠恐地一再解釋：”新聞專科學校的課程，是我首先講《新聞學概論》，接著由范長江講《人民的報紙》。因為這樣分工，所以我講的內容就盡量減少涉及政治性的問題，避免與范長江同志講的重復。由于這兩個原因，有許多講法是不妥當?shù)�，甚至某些地方是錯誤的�！埃�66）可惜的是，惲逸群從50年代起就陷入冤獄，1980年徹底平反時他已離開人世�！缎侣剬W講話》這本在戰(zhàn)爭年代出版的唯一新聞學基礎知識著作，幾乎完全被人們忘卻了。
新聞學主題轉變帶來的一切變化，如果當事者、特別是領袖人物，能夠意識到這是新聞學以自身的退化，為社會和歷史的進步付出的代價，那么這種代價的付出是值得的。特別對一個整體的內部而言，這種代價的付出看來利大于弊。但是，若把對整體內部而言的一套規(guī)則擴大到整個社會，其結果卻是災難性悲劇。
社會進步的尖銳需求，使新聞工作和新聞學產生“偏至”現(xiàn)象，悲劇發(fā)生的原因在于，意識不到這是一種文化偏至，甚至把偏至現(xiàn)象上升為永恒的準則。從40年代末起，已經轉變了主題的新聞學，在已有的“偏至”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理論得到豐富，如反客觀主義、本質真實論，輿論一律和不一律的理論（作為一項制止反抗的措施是必要的，問題在于成為“理論”）、政治家辦報、新聞事業(yè)反映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yè)是公有制基礎上集體經濟的反映），報紙“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作用的強調，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反復講的“報紙是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工具”，等等，軍事上的一切戰(zhàn)略策略，在和平時期的新聞工作中被人們運用得相當嫻熟。在這種情形下，黨的新聞工作所常有的戰(zhàn)爭組織模式及其觀念，橫掃一切，一往無前，直到10億人口剩下40家報紙，一個聲音為止。
如果不是由于講話人“出了問題”，下面這段“文革”中被新聞工作者背得爛熟的話，是會持續(xù)到“文革”結束的：“要盡量使用黨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國性語言，以及全國流行的語言�！绻麃砀鍥]有這種語言，編輯部審稿時要加上去，因為這些東西，有的下面是不知道的�！蛱熘v的，今天就要反映出來。要經常變，要根據(jù)黨中央、毛主席各個時期所提出來的全國性的口號、提法、語言來變化�！保�67）這種新聞學的偏至達到了峰巔，也就走到了終點。
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說過，歷史經常兩度出現(xiàn)。中國新聞學主題的這次轉變，似乎是五四以前新聞學啟蒙時期的再現(xiàn)，除了政治局勢的必然性外，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一些規(guī)律、因素、習慣和力量，幾乎都可以透過新的時裝隱約看到或感覺到。但是，這第二次出現(xiàn)的表演，確實過頭了。
* * *
當人們重新看到整個世界時，盡管時時感覺到已經變成傳統(tǒng)的新聞學觀念，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但新的視野帶來的興奮是抑制不住的，人們終于發(fā)現(xiàn)了自己，也發(fā)現(xiàn)了中國新聞學在世界上的尷尬位置，過去編織的“水深火熱”之類的神話變得荒唐可笑。這已是一個信息過載的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新聞早已沖破政治見解的樊籬而成為人們共同的精神財富和生活必需品，新聞學已被人類信息溝通現(xiàn)象的研究所替代。經過幾年的醞釀，人們終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說出“ 新聞機構的第一位任務是提供新聞”，這樣一個最普通的常識。看來，不論怎樣阻擋，對中國新聞學的重新思考是不可避免了。
這是對五四新聞學的回歸嗎？形式上也許是這樣，因為從1978年開始的新聞學領域的撥亂反正，其武器除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聞學思想外，便是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新聞學著作。人們不得不從頭開始，明確新聞定義、新聞價值、言論出版自由、輿論監(jiān)督、新聞法等等常識，但這不過是補課，以便迅速在新聞學研究的更高層次上——人類信息溝通的層次上，跟上世界的前進步伐。盡管改革已經開始，中國依然缺乏與這種學術研究相適應的現(xiàn)代化傳播工業(yè)體系以及現(xiàn)代化的新聞體制，因而，中國新聞學的現(xiàn)代化道路將是曲折而漫長的，它需要偉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時期創(chuàng)立的中國新聞學不應被人們遺忘，也不會再被遺忘。
1989年3月12日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頁 。
�。�2） 《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計傳》序。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112頁。
�。�4） 《＜清議報＞１００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5） 《吾今后所以報國者》。
�。�6）《<知新報>緣起》。
�。�7） 《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8）《<清議報>100冊祝辭并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9） 《敬告我同業(yè)諸君》。
（10）《<清議報>100冊祝辭并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11）《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12）《<清議報>敘例》。
（13）《<清議報>100冊祝辭并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14） 參見《開明專制論》。
�。�15） 參見《致袁世凱書（1912年2月23日）》。
�。�16）《新民說》。
�。�17） 陳獨秀：《敬告青年》。
（18）《學術獨立》。
（19） 陳獨秀：《敬告青年》。
（20）《憲法與思想自由》。
（21）《真理之權威》。
�。�22）《舊黨的罪惡》。
�。�23）《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24）《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25）《憲法與思想自由》。
�。�26）《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
（27）《舊黨的罪惡》。
（28）《答崇拜王敬軒者 》。
�。�29）《法律與言論自由》。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 ，第352頁。
�。�31）《憲法與思想自由》。
�。�32）《強力與自由政治》。
�。�33）《平民主義》。
�。�34）《強力與自由政治》。
�。�35）《平民主義》。
�。�36）《議會之言論》。
�。�37）《平民主義》。
（38）《論俄國革命》。
（39）《答汪叔潛》。
�。�40）陳獨秀：”《<新青年>宣言》。
�。�41）《<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42）《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
�。�43） 徐寶璜《新聞學》蔡序。
�。�44）《寫在任著新聞學的上言》。
�。�45）《敬告我同業(yè)諸君》。
�。�46）《<國風報>敘例》。
�。�47） 參見馬.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三章。
�。�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頁，譯文有改動。
�。�4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4頁。
�。�50）《論中國宜設洋文報館》。
�。�51） 徐寶璜《新聞學》蔡序。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16頁。
（53）《<紅旗日報>發(fā)刊詞》。
�。�54） 張友漁：《新聞的性質和任務》。
�。�55） 張友漁：《讀報也是一門學問》。
�。�56） 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57） 鄧穎超《把“紅中”活躍飛舞到全中國》。
�。�58） 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59） 胡喬木：《人人要學會寫新聞》。
�。�60） 《報紙也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
（61）《中共中央關于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
�。�62） 彭真：《改造我們的黨報》。
（63） 陸定一：《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64） 延安：《解放日報》社論《黨與黨報》。
�。�65） 博古：《黨報記者要注意些什么問題》。
�。�66）《〈新聞學研究〉前言》。
�。�67）《關于辦好〈解放軍報〉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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