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濱：美國，“美麗的帝國主義”及其他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上海美國研究所成立，是上海也是中國的美國研究向縱深發(fā)展的重要一步。筆者身處大洋彼岸，對上海同行開創(chuàng)之舉，尤為欽佩，更寄予厚望。喜幸之余，略有所感，籍美國所成立之際，略書己見，與各位切磋。
一、 國號，譯名及其他
何謂美國？美國何以成為美國？這些問題看來簡單，又不簡單。然而要研究美國，這些又是繞不過基本概念問題。除“美國”之外，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常見的稱呼還有“美利堅”，或“阿美利堅”。二十世紀中后期，國人中最流行的可能是“美帝”，或“美帝國主義”。比較二者，“美利堅”為褒意，“美帝”則是貶意�！懊绹币环Q實際是界乎與兩者之間的中性詞。這三種稱呼，代表了國人對美國的不同的價值判斷。
“美利堅” 之譯稱，不僅貼切，更是傳神。凡到過美國者，無不感受美國國土之美麗，資源之豐富，民風之簡樸，國力之雄厚，實為地大物博、民富國強之邦。即使沒有到過美國的人，也無不感受到美國商品和文化在世界各處廣為擴散的熱力�！懊览麍浴� 之稱，引發(fā)多少人之暇想和夢幻，實際上已經成了“美國夢”的代稱。相比之下，中國國土雖大，多為不毛之地。更由于千百年來過度開發(fā)，兵戰(zhàn)頻頻，生態(tài)資源已難以維持日益膨脹的人口壓力。
然而對絕大多數(shù)美國境外的人來說，美國夢美好的一面恐怕永遠是夢而非現(xiàn)實。人們所直接感受的現(xiàn)實的美國，往往是美國的強權外交，大棒政策，窮兵黷武，獨來獨往。諸如此類的損人有時也不利己的行為，往往令人震驚、失望或恐懼。“美帝國主義”對美國來說，可能是一頂不大不小的帽子。
美國的多重性格，導致外界對美國認知的多樣化，矛盾性和不確定性。美好與丑惡并存，美夢和惡寐重疊，幻影與現(xiàn)實錯位。也許這才是真正的美國，現(xiàn)實的美國，也很可能是永遠的美國。
對此，美國學者沈大為 (David Shambaugh)對中國人的“美國觀”(perceptions of America)曾有“美麗的帝國主義”一說(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不久前，國內美國學著名學者王輯思又有新解，把1999年以來國人對美國的認知歸納為“美女和野獸”(Wang Jisi, "Bueauty -- And Beast," The Wilson Quarterly, Spring 2001，pp. 61-65)。
平心而論，對美國有復雜感覺的不僅僅是中國人。世上許多都認為美國擁有世間最公正的政治體制。然而完全認同美國對外政策的人卻少之又少。
對于美國內政外交的多面性，絕大多數(shù)美國人從不曾想到，也不會相信。因為對自認為是“上帝選民”的美國人來說，好人是好人，壞人是壞人，好人是不可能辦壞事的，一些所謂“壞事”，恐怕也是無意識的，而美國外交的出發(fā)點總是好的�！昂眯淖鲏氖隆保峙率瞧胀绹藢γ绹鴮ν庹咧械膼盒辛訌阶顬樯羁痰睦斫饬�。對此，一位美國東亞問題專家詹姆斯.湯普森(James Thomson)多年前曾有十分貼切的描述，把美國稱之為“心地善良的帝國主義”(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HarperCollins, 1981)，如此而已。
愛聽好話，諱疾忌醫(yī)，恐怕是世界所有民族的通性。但像美國這樣自我感覺良好、永遠正確的國家，也許絕無僅有。作為上帝的“選民”，美國人對世間的一切事務有某種近乎宗教的“使命感”，的確是有別于他人的獨到之處。
二、 美國研究的幾個問題：
研究美國，至少要解決兩個問題：研究什么？怎么研究？
關于第一個問題，個人感覺是，美國人早把上下兩百年研究透了。僅在政治學一個領域，研究題目無所不及，從外交到內政，從宏觀到微觀，從總統(tǒng)到國會，從社情到理念，從媒體到法院。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亦大有走火入魔者。美國學界和媒體對美利堅兩百余年的研究之透徹，剖析之深刻，比之國人對數(shù)千年華夏文明的苦苦求索，恐怕有過之而不及�？傊馊丝峙略僖搽y以有所作為了。
然而研究美國，大可不必亦步亦趨。不僅要深入了解美國同行的舊著新篇，有選擇地借鑒和汲取，更要另劈新徑、推陳出新，在知彼知己的基礎上，中國的美國學必須也只能走出自己的路。
怎么研究美國？如何選題？怎樣取材？采取傳統(tǒng)的歷史描述方法還是科學定量方式？二者怎樣取長補短？如何論證？演繹還是推理？怎樣確立理論的內涵和外延？如此等等，其實并無一定之規(guī)。個人愛好，學有所長，時政所需；
學者之間，團體之間，學派之間，相互交流，彼此啟發(fā)；
南北有別，東西貫通，內外碰撞，都可以產生學術“靈感”，開拓新穎天地。本人主修國際政治和比較政治學，并不在正宗“美國學”之例。在此只能旁敲側擊，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提出一些個人的粗淺之見。
其實，比較方法可能是最基本的治學方式了。國人所謂“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正是如此。
——中國與美國相比：
國人研究美國，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把美國同中國比較。兩種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徑庭。且不談文明沖突、人權自由之類中美之間的“永恒的主題”，從日常起居、思維方式、行為準則等等方面，中國人就是中國人，美國人就是美國人。美國人習慣前瞻，中國人愛話當年；
美國人尊強者，中國人憐貧弱；
中國人食不厭精，美國人快餐快飲；
中國人注重美食佳肴(input)，美國人最講入廁文明(output)。文化之差異，恰是研究的切入點。
中美之差異，不僅僅表現(xiàn)在日�，嵤轮校w現(xiàn)在對歷史的機遇的把握，哥倫布可以“發(fā)現(xiàn)”美國大陸，環(huán)球從此“涼熱”。早于哥氏72年之前造訪美洲大陸的明代鄭和君，除了留下“到此一游”以外，留給后人的僅僅是史學家的一個不解的“問題”而已。
政治文化方面，中美的差異就更大了。國人顧家，自古而然，忠孝難兩全；
從岳母刺字，孫中山唉嘆“一盤散沙”，魯迅鞭撻“阿Q”，至21世紀的今天，要中國人愛國，一直是中國政治、社會精英的一個永恒的主題和不解的難題。
美國不然。美國人愛國，愛得深，愛得切，愛得癡。國旗遍地插，國歌到處唱，從小學到中學，類似中國文革時期“早請示”的“孝忠辭令”(Pledge of Allegiance)天天雷打不動。各種形式、程度不同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對不具有深厚傳統(tǒng)文化的美國來說，實際上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粘合劑。另一方面，美國人愛國又愛得隨隨便便，或是愛得不倫不類。君不見，把國旗做成比基尼泳衣穿，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國人，而燒國旗毀國旗之事也時有所聞。即便沒有“9·11”，也是如此。筆者到過世界不少國家和地區(qū)，像美國這樣隨時隨地、“無緣無故”愛國的，罕有所見。
記得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lián)盟使館后，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一位頗有名望的美國中國問題學者。多年不見，該學者立刻發(fā)問，為什么中國人不相信中國的使館是被“誤炸”？筆者反問有何證據證明是誤炸或不是誤炸。答曰：美國政府如是說。再問：有無人證物證？這位一貫制學嚴謹、凡事必追根究底的學者竟然無言以對，聳聳肩膀而已。正是：書本誠可貴，真理價更高；
若為美國故，兩者皆可拋。對國家的忠誠，遠遠重于對事實和真理的探求。
讀書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必強求了。其實，在美國，文化水平越低者，愛國心越強烈�！拔灏恕�(1999年)以后，美國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高漲的反美思潮從震驚到反感，突然靈機一動，建議有目的有步驟地把中國官方和軍方的訪美團體帶到美國的小城鎮(zhèn)，要中國人見識一下美國“鄉(xiāng)下人”毫無保留的愛國情操(美國的“精神原子彈”？)，也算是給中國“ 頭腦發(fā)熱者”者提供一副“清醒劑”，使之不至于誤判美國的戰(zhàn)略動機，低估美國人的“堅強”意志，“冒犯”美國的利益(見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 36)。
相比之下，中國知識界的愛國程度往往超出百姓大眾。近代的歷次變法，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棄國學崇“德”“賽”，抗日救亡，如此等等，帶頭的往往是中國的政治、知識精英。魯迅筆下的蕓蕓眾生，似乎永遠是沒有靈魂、令人割宰的對象。
美國人愛國心切，但從來不理解別的國家和民族的愛國主義。在美國的政治術語中，“愛國主義”(patriotism)只是對美國而言，其他國家只有“民族主義”(nationalism)。而民族主義的概念在美國人心目中，則是情緒化、極端性、甚至是恐怖主義的代名詞。
中美政治文化的差異，還有很多，足以作無數(shù)文章。
——美國同其他西方國家相比較：
其實，美國不僅與中國差異甚大，甚至與西方其他國家的距離也不小。本人主修的比較政治學中，有比較民主制度一項。然而多年來，比較政治學中鮮有關于美國的研究。究其原因，美國學界的所謂 “美國特殊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堅持認為，“美國學”應自成一體，不應該也不可能與任何其他國家和政體相提并論。因此，美國政治學界中直到八十年代，“美國政治”和“比較政治學”這兩個分支常常是井水不犯河水。直到九十年代初，美國比較政治學主流教科書中才勉強加進有關美國的章節(jié)。即便如此，美國章也往往放在最后，點綴一下而已。而美國學主流對此從不熱心。
其實，“美國特殊論”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國文化雖然是與歐洲文化同文同種，但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延伸。也許從新移民登上美洲大陸的第一天起，美國的政治文化、社會形態(tài)、經濟運作等等，就與歐洲拉開了距離。美國立國兩百余年，對自由和空間的追求，對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對達之上述目的的技術手段的追求，在很多歐洲人看來，都是不可思議或可望不可及的。
在自由和空間方面，美國與歐洲之不同，首先體現(xiàn)在對政治權力和 結構的認知上。美國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行政、立法、司法誰也別想壓倒誰; 而歐洲典型的議會制度則奉行合權制(fusion of power)，行政部門是議會派生出來的。美國聯(lián)邦制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和限制中央集權，最大限度地保護地方和個人的自由。為此，美國人寧可犧牲政府的效率，使許多事務久議不決，而不愿意犧牲個人自由�？肆诸D執(zhí)政期某年，美國聯(lián)邦政府幾個月內兩度關門，可謂吉斯尼世界大全紀錄。一位美國比較政治學者不無感慨，更有醒世箴言：“美國的政治制度是為了防止壞人干壞事而制定的，同時也阻止好人干好事�！�
在日常生活中，美國極為重視個人選擇的自由，很難接受整齊劃一。以教育為例，美國的教育制度恐怕是最開放型的，不僅有學習的自由，更有不學習的自由(freedom not to study)。天才和勤奮者可在無邊的學海中暢游，不學無術者也可得過且過。其結果，美國教育兩頭冒尖。一方面，美國有最負盛名的研究院，同時又有最差勁的中小學。初、高中水準之低下，恐怕是美國青少年犯罪率遠遠高于同等發(fā)達國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上耶魯，便進監(jiān)獄”("If not go to Yale, go to jail")，不失為聯(lián)珠妙語。近幾年來，美國的很多中學和高中不僅不成學場，似乎更是“屠場”，校園犯罪惡性發(fā)展，以往拳頭可以解決的糾紛，現(xiàn)在往往由槍械而一勞永逸。
在很多地方，學生和教師的人身安全之重要，早已凌駕于教學之上。從今年起(2002)，本城(Springfield, Ohio)的所有中學和高中都配備了專職警官，雖多了安全感，卻少了學園味道，更給人以牛刀殺雞、哭笑不得的感覺。正如紐約的一位大學教授所說，全世界最好和最壞的東西都在美國("America has the best and worst in the world.")�？傊�，美國學生玩的太多，亞洲孩子學得太苦，歐洲則在兩者之間。
美國人迷信自由，追求空間，自古而然。美國早期移民離鄉(xiāng)背井，飄洋過海，種種原因，多多少少都是為了追求自由和逃避約束。這包括宗教自由(清教徒對天主教而言)、政治自由(反對世襲等級的限制)、經濟自由(無止境地追求財富和利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由此派生的是對一切權力的懷疑疏遠以至憎惡。新大陸的廣袤空間和近乎絕對的自由度，對早期移民充滿了誘惑。帕特里夏·亨利(Patrick Henry)“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道出了美國人的心聲。美利堅從政體上與宗主國和舊大陸在政治上徹底決裂，是美國人追求最大自由度的必然。
如果說美國當年告別舊制度，開拓加掠奪而打出一片自由天地，今天，要美國受制于任何限制性的國際條約、法則、組織，幾乎不可能。對很多美國人來說，美國國內法高于國際法和國際條約，是天經地義的。在國際上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或絕對自由，是美國的國民性和國際行為的歷史慣性。在21世紀的今天，美國的歐洲盟國幾乎都接受國際法高于國內法的國際行為準則，逐步向一個法制的國際社會邁進，而美國則反其道而行之，不斷地毀約棄約。
對多邊條約如此，更別說對美中之間的“三個公報”了。近年來，美國方面從暗違到明反，三個公報恐已名存實亡。對此，一般美國人不會感到對不起誰。
在追求行動自由的同時，美國人還孜孜不倦地擴展活動空間和勢力范圍。從北美十三州，到稱霸美洲大陸，再巧奪夏威夷，直至陳兵太平洋西岸“島鏈”防線(從東北亞的日本、韓國到東南亞的新加坡)；
“9·11”的直接結果，是美國大舉進兵中亞，完成了以軍事力量鎖定世界的歷史性使命。美國的下一目標，是為確保美國在世界各地利益和安全編造一張“天網”，既可收集情報，又便垂直打擊，外層空間的誘惑是不可抗拒的。
在速度和效率方面相比較，美國人閑不住，一人干幾件工作是常事；
歐洲人不住地閑，熱衷于縮短工時，延長休假�！�9·11”前不久，英國《衛(wèi)報》(Guardian)刊載了一篇短文，嘲笑美國的“24/7”現(xiàn)象，即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美國的經濟機器高速運轉，甚至連托兒所都24小時連軸轉，實為不夜之國。其實，早在170年前，《美國民主制》(Democarcy in Ameria)一書的法國作者阿列克塞·德考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就百思而不得其解，“美國人豐衣足食，為何還不安分守己？”("Why the Americans are so restless in the midst of their prosperity？")。
“9·11”之后，美國人在全世界范圍追剿“恐怖分子”，國內國外，上天人地，不斬盡殺絕，決不收兵；
斬盡殺絕，恐怕也不收兵。不僅是為了復仇，也體現(xiàn)了美國政治文化中難以安定的特性和對自身利益永無止境的追求。正是，與天地人斗，其樂無窮。
追求速度和效益的必然結果，是不同程度的忽視生活質量和犧牲社會公正。在效率(efficiency)與平等(equality)之間，在選擇權(choices)和公平分配之間，美國人往往選擇前者。比如，美國有世界上最多的最有競爭性的大公司，而雇員的就業(yè)在發(fā)達國家中又是最欠缺保障的。經濟情況惡化時，連外國在美的跨國公司都“入鄉(xiāng)隨俗”，裁員先裁在美國分公司的職員。美國有最龐大的高科技隊伍，也有相當多的“學而無術”的成人和青少年。如今，美國是世界發(fā)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公費醫(yī)療、唯一沒有全國統(tǒng)一教育機制的國家。堅持選擇自由，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益，利弊各有。自己動手，自己操心，自己享受，當然也自己難受，自作自受。
三、美國向何處去？兼論美式“安全”的歷史腳步：
除了美國人以外，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國家和民族可以不關注美國的外部行為、外交走向和軍事戰(zhàn)略。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美國人可以對他人視而不見，他國卻不能反其道行之。
這里，筆者可以借用國人所熟悉的一個發(fā)問方式：“9·11”以后， 美國向何處去？與此有關的問題還很多。比如美國的中期、長期利益是什么？達之目的的手段是什么？政策的彈性有多大？各決策機構的協(xié)調程度如何？黨派之見的沖突和妥協(xié)的結果對美國外交有何影響？美國社會的承受能力有多強？如此等等，不一一列舉。
筆者在此并不打算做任何近期預測。太拘細節(jié)，有可能忽略全局。這里只從歷史角度，構劃出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的若干粗線條，以示未來。
過去一百年來，美國為實現(xiàn)自身安全的外交和軍事戰(zhàn)略基本上經歷了和正在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
即追求多極安全，兩極安全和單極安全。二十世紀初，美國加入世界列強，所追求的是“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以威爾遜主義為基調的美國自由主義(Liberalism)觀念雖然多有理想主義的成份，然而在強手如林的國際社會，美國也只能在兼顧別國安全利益即多極安全的情況下求得自身安全。
凡爾賽體系崩潰，二戰(zhàn)爆發(fā)，蘇聯(lián)帝國崛起，使美國不得不在兩極架構中尋求自身安全。與可以毀滅美國的蘇聯(lián)談判簽約，相互制約，確�；В坏靡岩�，更有忍辱負重之感。在已經“翻天”的美國右翼看來，這才是所謂“冷戰(zhàn)思維”。丟掉“冷戰(zhàn)思維”，就是拋棄條約，回避談判，我行我素。這與國人所曰“冷戰(zhàn)思維”，相去甚遠。中美理念之別，有見佐證。十年前蘇聯(lián)解體，兩極不復存在，美國追求單極安全和自身絕對安全的結構性障礙隨之消失。向單級邁進和追求單極安全所需要的只是美國決策者的意志和歷史機遇�！�9·11”事件正合時宜。
如果說克林頓政府對追求單極安全還有所顧忌的話，布什政府則全力推進，多頭并舉。恐怖分子越打越多，“混蛋國家”和核打擊對象的名單越列越長，美國追求單極安全的意向也日益明顯。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在世界范圍內追剿恐怖分子和混蛋國家的行動，也是美國外交哲學的自然延伸。直到“9·11”以前，美國的外交走向往往在兩個歷史性的傾向之間徘徊：要么孤立主義(isolationism)，要么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兩種傾向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和后半葉各領風騷。二者的表現(xiàn)形式截然不同，一個要逃避世界，一個要干預或改變世界。盡管如此，孤立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內涵卻極為相似，那就是，要美國人與一個不盡完備、善惡同在的國際社會共處是不可能的，不僅在美國外交史上不曾有過， 更違背美國立國之本。以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左右手的美國外交理念，不僅要解讀世界，更要改變世界。“9·11”以后，孤立主義的選擇已不復存在，期待美國決策界對現(xiàn)存世界無所作為亦不可能。與此同時，美軍廣為使用的精密制導武器已經有效地將美國對外軍事干涉的傷亡降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如果運尸袋不源源不斷地運回美國，美軍官兵盡可能大膽地往前走，而不必擔心后院“起火”。如果上述各點成立的話，21世紀的國際社會向何處去，已經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對此，人們必須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原發(fā)于《人民日報》網絡版，2002年4月27、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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