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歷史的中國人，拿一本外國人30年前寫的有關中國現(xiàn)當代歷史的小冊子說事，內心多少有點感到別扭。但我要介紹的這本書確實大有來頭。

　　我們先說說這本書的作者。安德魯•維爾德是目前在美國學界十分活躍的老資格“中國問題研究”專家之一。他1981年從當時的“中國問題研究”重鎮(zhèn)密西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其后曾在哥倫比亞大學（1981-87）、哈佛大學（1987-95）、香港科技大學（1995-97）任教。1997年應邀加盟斯坦福大學，現(xiàn)任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學文理學院國際區(qū)域比較研究分部主任等職。其早年的學術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文革”時期的民眾政治參與問題，近20年來則更多地關注于市場化改革的影響和中國社會轉型方面，其代表作有《中國鄉(xiāng)村的“文化大革命”：空間概念、時間維度與人際關系影響》（2003）、《黨內精英與中國發(fā)展》（2004）、《當代中國轉型研究》（2004）、《歷史學視野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2006）、《中國政治的不確定性和民眾政治選擇：北京紅衛(wèi)兵派性問題起源》（2006）等。他目前在斯坦福弗里曼•斯普格里國際研究院主持的研究項目包括“中國轉型經(jīng)濟中的政治與所有權關系”、“中國經(jīng)濟轉型的社會學考察：組織結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nóng)村的私有化與精英流動”、“中國農(nóng)村的政權機構、親緣關系和家庭財富”等，近期即將發(fā)表的重要論著還包括一本寫作時間長達20多年的《北京的紅衛(wèi)兵運動》（哈佛大學出版社，2009）。

　　這里要介紹的《張春橋和上海一月革命》一書，是安德魯•維爾德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習作，當時被列入“密西根中國研究論文”出版計劃，于1978年由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小冊子雖然篇幅不大（全書約150頁，其中正文約80頁，翻譯成中文大概只有40頁左右），但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乃至于毛時代的中國政治確實有不少獨到的見解，值得真正關心這些問題的人讀一讀。

　　首先，這本書以“文革”時期位高權重的風云人物張春橋和“文革”運動的階段性標志事件上海“一月風暴”為研究論述的切入點，選題視角頗具匠心。通過深入考察以張春橋和“中央文革”為代表的中央高層以及以曹荻秋為代表的地方領導層的政治活動，可以充分揭示當時中國政治的組織形態(tài)、政治溝通方式、以及特定的個人在組織系統(tǒng)中的角色分工對其政治抉擇的決定性影響。而對上海工人造反運動成因和特點的全面透視，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潛流，明了群眾造反組織出現(xiàn)、分化與矛盾沖突的社會根源，以及底層民眾運動與上層精英決策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就筆者所知，類似這樣采用多重視角、以個案研究為基礎、最后又能上升到理論層面探討“文革”運動的研究論著并不多見，國內學者中對此類研究徑路有所了解的更是鳳毛麟角。

　　其次，作為一項實證研究成果，這本書以較為翔實的資料為基礎，條分縷析，推陳出新，顛覆了當時西方學界對“一月風暴”乃至整個“文革”運動的一些錯誤認知。我個人感受較深的是以下幾點：

　　第一、很多西方學者從“社會沖突”理論模式出發(fā)，認為“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底層民眾反抗官僚體制的社會運動。因而在他們看來，上海“一月革命”的出現(xiàn)乃是以曹荻秋為代表的上海舊市委一班人為了維護現(xiàn)行官僚體制和自身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鎮(zhèn)壓群眾運動的必然結果。

　　維爾德通過追溯曹荻秋和張春橋的政治成長史，指出曹荻秋等人在著名“毛派”人物柯慶施麾下不斷升遷的事實，表明他們與張春橋一樣，長期以來一直是黨內“左傾”路線的擁護者和追隨者。這種政治姿態(tài)在“文革”初期并沒有發(fā)生改變。1966年5至8月間上海聲勢浩大的“文化批判”運動——批判對象包括老資格“革命音樂家”賀綠汀、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著名京劇表演大師周信芳等人——就是由上海市委發(fā)動的。上海第一個紅衛(wèi)兵組織的出現(xiàn)，以及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也與曹荻秋等人的大力支持有關。

　　曹荻秋等人對“文革”運動的困惑與疏離，始于群眾運動由文教領域向社會各界蔓延以后。1966年11月前后，中央高層在如何理解“抓革命”與“促生產(chǎn)”的關系問題上出現(xiàn)了微妙的分歧：以周恩來等人為代表的“穩(wěn)健派”強調“抓革命”的終極目的在于“促生產(chǎn)”，因而他們主張對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加以必要的限制與疏導，以保障正常的生產(chǎn)和社會秩序；
而以“中央文革”為代表的“激進派”則認為“抓革命”是當下運動的重點，只有徹底“批倒批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路線，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其他各項社會主義事業(yè)才有可能實現(xiàn)“全面躍進”。來自中央的兩種不同聲音，使身處工作一線的曹荻秋們無所適從。從工作職責和經(jīng)驗常識出發(fā)，他們更傾向于接受周恩來等人的主張，然而北京市委彭真等人被清洗的教訓，又使得他們不敢挺身而出干預群眾運動，怕被戴上“鎮(zhèn)壓群眾運動”的帽子。因而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先是努力在中央確定的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之間尋求某種平衡點。而當群眾運動在極“左”路線的煽動下變得無可理喻時，他們選擇了不置可否、消極觀望的姿態(tài)。由此可見，如果要追究責任，上海市委一班人的責任底限是“政治不作為”，而不存在所謂“抵制、鎮(zhèn)壓群眾運動”的問題（至于為什么有人要給他們戴上這頂帽子，看了下文大家自然明白）。

　　第二、批判“經(jīng)濟主義”是1967年初上�！拔母铩边\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經(jīng)濟主義”是舊市委一班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顛覆“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破壞性策略。維爾德對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重點考察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經(jīng)濟結構，指出了導致“經(jīng)濟主義”的兩個重要原因：

　　首先，從一個較長的時段來看，所謂“經(jīng)濟主義”的出現(xiàn)與“大躍進”失敗以后國家用工制度的變化有關。在1960年代初“經(jīng)濟調整”期間，上海不少廠礦企業(yè)一方面動員部分在職員工下放農(nóng)村和支援邊疆，另一方面又從農(nóng)村招收了大量臨時工、合同工進企業(yè)工作。當時的輿論宣傳強調，這種用工制度改革可以達成以下三個積極成果：第一，臨時工、合同工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正式工，因而大量使用臨時工、合同工有利于企業(yè)降低生產(chǎn)成本，增加企業(yè)對國家的貢獻；
第二，臨時工、合同工主要來自農(nóng)村，因而大量使用臨時工、合同工意味著國家宏觀社會分配模式的重大改變，是國家反哺農(nóng)民、反哺農(nóng)業(yè)的有效手段之一；
第三，動員富有技術專長和生產(chǎn)經(jīng)驗的企業(yè)職工“下放”和“支邊”，可以促進農(nóng)村和邊遠地區(qū)工業(yè)發(fā)展，改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結構，加速工業(yè)化和城鄉(xiāng)一體化的進程。然而在具體實踐中，這個政策的弊端很快便顯露出來：第一、臨時工、合同工與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嚴重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人為地造成了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分化�！拔母铩逼陂g群眾組織之間的派性沖突與此有很大關系。第二、臨時工、合同工收入水平偏低，難以維持正常的生活開支，因而有增加收入的潛在要求；
第三、被動員“下放”和“支邊”企業(yè)員工，則往往因為技術專長得不到發(fā)揮、經(jīng)濟收入大幅下降、兩地分居、水土不服、生活不習慣等原因，有返回上海原單位就業(yè)的潛在要求；
第四、企業(yè)現(xiàn)有的正式工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也被“精簡”，因而也對黨、政府和企業(yè)有所不滿。

　　其次，上述各種潛在的要求轉化為破壞性的政治行為，與“中央文革”積極推行極“左”路線有關。江青在1966年12月26日代表中央接見全國臨時工、合同工群眾組織代表時，不負責任地將用工制度的變化歸咎于劉少奇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表示支持臨時工、合同工就“同工同酬”問題向勞動部門交涉。同日，“中央文革”控制下的《人民日報》還發(fā)表社論《迎接工礦企業(y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要求各地廠礦企業(yè)領導層積極支持群眾運動，不得以工人擅自離崗外出“串連”、“上訪”為由扣發(fā)他們的工資和獎金，并責成各單位支付外出串連、上訪人員的差旅費。江青等人作出以上表態(tài)，顯然是想利用部分工人群眾的不滿情緒制造事端，達到他們自己竄黨奪權的目的。然而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上述輿論導向造成的客觀后果是“無政府主義”和“經(jīng)濟主義”在全國范圍的嚴重泛濫。從上海的情況看，不但臨時工、合同工群體的各種經(jīng)濟要求有增無已，而且包括正式工在內的其他社會階層也開始以離崗、上訪為要挾，提出增加工資、增加福利、改善住房條件等經(jīng)濟要求�！跋路拧焙汀爸н叀钡墓と艘卜祷厣虾＃�提出經(jīng)濟補償和回原單位復工復職要求。而此時上海市委領導人則被極“左”路線束縛住手腳，無法抗拒來自各方的經(jīng)濟要求，只好“群眾要什么我們給什么”、“群眾要多少我們給多少”。由此造成的災難性后果是：銀行現(xiàn)金大量流失，直接危及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金融安全；
大量工人離崗離職加入爭取經(jīng)濟權益的街頭運動，導致生產(chǎn)停頓、交通癱瘓，其中外貿方面造成的惡劣影響尤其嚴重；
大量現(xiàn)金一下子涌入市場，打破了原有的供求關系平衡，導致市場消費品短缺和價格上揚。

　　由此可見，上�！敖�(jīng)濟主義”風潮的出現(xiàn)并不是曹荻秋們操縱群眾運動的結果，而是“文革”前社會經(jīng)濟體制弊端和“中央文革”推行極“左”政策的產(chǎn)物。由此造成的災難性后果，也不應該由曹荻秋們負責。

　　第三，許多西方學者認為：上�！耙辉赂锩�”是革命造反派反對現(xiàn)行官僚體制的一個勝利， “上海公社”體現(xiàn)了張春橋等“激進派”的烏托邦理想。為了澄清上述錯誤觀點，維爾德在相關敘述中突出強調了以下幾點事實：第一，1967年1月初張春橋返回上海的使命不是鼓動“革命”，而是重建經(jīng)濟和社會秩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上海的無政府狀態(tài)和眾多外商的強烈抗議引起中央領導層的高度關注，連一直持極“左”姿態(tài)的“中央文革”也認為有必要加以干預。第二，鑒于上海市委已經(jīng)完全癱瘓，張春橋在上海的中心任務顯然不是從舊市委手里“奪權”，而是如何將失控的群眾運動重新置于控制之下。第三，張春橋到上海以后所采取的行動，無一不與上述意圖有關：他策動《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目的在于牢牢控制“話語霸權”，以便形成新的輿論導向；
他對群眾組織加以重新整合，建立以“工總司”為核心的“反對經(jīng)濟主義指揮部”、“抓革命、促生產(chǎn)聯(lián)合指揮部”，目的在于借這些御用群眾組織之口，提出整頓社會經(jīng)濟秩序的種種措施；
他發(fā)起成立臨時權力機構“上海公社”（后來經(jīng)毛澤東批示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目的在于借助這個組織載體更有效地行使權力，協(xié)調當?shù)伛v軍、公安民警和群眾組織的行動。第四，鑒于張春橋的使命與許多工人群眾組織的政治訴求完全相左，張春橋領導下的“上海公社”嚴重缺乏群眾基礎，其支持者大約只占到工人群眾的四分之一。如果不是得到中央的支持，這個權力機構一天也存在不下去。這可能是對“群眾勝利論”和“烏托邦理想論”的最有力反駁。

　　既然所謂“一月革命”的真相如上所述，為什么那么多西方學者會對此產(chǎn)生嚴重誤解？維爾德對此的解釋是：上述現(xiàn)象的形成與1967年初張春橋控制下的上海傳媒對歷史真相的刻意歪曲有關。而歪曲歷史真相的目的，在于維護“中央文革”一貫正確的形象，擺脫由于其愚蠢盲動造成嚴重后果所應承擔的責任。換言之，為了避免極“左”政策的突然改變所造成的尷尬處境，張春橋和“中央文革”有意把上海市委一班人拉出來當替罪羊，似乎上�！敖�(jīng)濟主義”問題和“無政府”狀態(tài)的形成是曹荻秋等人“對抗中央指示”、“破壞群眾運動”的結果。這樣一來，原本屬于“糾偏”性質的一系列舉措便被冠以“革命”之名。

　　除了上述三點關于歷史事實的辨析澄清之外，維爾德對張春橋個人政治表現(xiàn)的分析論述也很獨到。

　　縱觀上�！耙辉嘛L暴”的全過程，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張春橋先后扮演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角色：“放火者”和“滅火者”。說他是“放火者”，是因為“文革”群眾運動的發(fā)生與此前若干年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不斷升溫緊密相關，而張春橋和“中央文革”一班人正是這種極“左”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幕后操作者。其次，在上海工人運動的發(fā)展過程中，1966年11月間發(fā)生的“安亭事件”至為關鍵。張春橋在代表中央處理“安亭事件”時，違背了周恩來等人的既定方針，同時不顧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對，擅自與“工總司”代表簽署“五項協(xié)議”，因而對上海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局勢的不斷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說他是“滅火者”，是因為他在1967年1月奉派返回上海后，轉而強調勞動紀律，千方百計地弱化和轉化工人運動的能量，并以鐵血手段鎮(zhèn)壓了各種反對勢力，從而使上海局勢迅速得到控制。而且在此后近十年間，張春橋主政下的上海比其他許多省市要穩(wěn)定得多。

　　作者基于張春橋的上述表現(xiàn)指出：在探討中國政治問題時，認為“激進派”一定專注于“動員”和“破壞”，“穩(wěn)健派”一定專注于“秩序”和“生產(chǎn)”，是一種僵化陳腐的觀點，會產(chǎn)生嚴重的誤導。張春橋在上�！耙辉嘛L暴”前后的角色轉換，很好地解釋了中國政治中“組織結構”與“政治沖突”的關系。也就是說，一個政治家的政治主張往往與他在組織系統(tǒng)中扮演的角色有關。當他扮演的角色發(fā)生變化以后，他的政治主張也會發(fā)生相應的改變。舉例來說，張春橋和曹荻秋在“安亭事件”等問題上的分歧，主要是中央領導層與地方領導層之間、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官員與主管經(jīng)濟工作的官員之間的角色差異造成的。當張春橋全面接管上海工作以后，很快意識到曹荻秋們所面臨的種種現(xiàn)實問題。因而在此后的工作中，張春橋基于其特有的雙重身份，與“中央文革”其他人的政治觀點有時一致，有時相左。例如在著名的武漢“七二0事件”發(fā)生后，張春橋作為“中央文革”的一員，并不反對《紅旗》雜志發(fā)表“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但是在他直接管轄下的上海，他非但不鼓勵群眾組織沖擊軍隊，反而千方百計加強與軍方領導人廖國政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

　　最后作者還指出，張春橋在上�！耙辉嘛L暴”期間的角色轉換，顯然會導致各種政治勢力對他的反感甚至敵視。開頭他因扮演“放火者”的角色，得罪了上海各級黨政領導干部，以及與這些領導干部政治利益較為一致的“保守派”群眾；
后來又因扮演“滅火者”的角色，得罪了絕大部分“造反派”群眾。在這種情況下，張春橋依然能夠樹立權威，行使職權，歸根結底在于毛澤東的寵信和他個人嫻熟的政治手腕。然而從長遠的觀點看，這樣的的權力基礎并不穩(wěn)固。毛澤東去世后不到一個月張春橋便迅速垮臺，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說明。

　　以30年后的眼光審視《張春橋與上海一月革命》一書，我們當然無法認同該書的所有觀點。但是上面提到的這些內容看來是經(jīng)受了歷史考驗的。尤其是維爾德提出的研究徑路和理論分析框架，值得我們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借鑒。

　�。ū疚脑�載《書屋》2009年第2期）

相關熱詞搜索：悖論 沉浮 文革 張春橋 董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