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問候：關于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提爾曼•阿勒特著，孟翰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是一本篇幅很短的小書，但是，我想這位德國社會學學者的論題，中國讀者不會感到陌生，也會產(chǎn)生繼續(xù)討論的興趣。

　　1933年7月13日納粹取得政權后。在沒有任何法律約束的情況下，“Heil Hitler（希特勒萬歲）”就成了官方公務場合的問候正式用語——“德意志的問候”，很快作為一種公民義務在社會生活人際交往中普及，成為一種測定社會成員對納粹政權認同程度的“地震儀”（16頁）“Heil Hitler”的出現(xiàn)，是造神的結果，反過來又繼續(xù)強化希特勒的神授權力的絕對權威。以后竟然頒布“反狡詐行為法”來強硬推行、普及這一“德意志問候”。當這種問候語“成為一個共同體神圣的外在表達時，反對這一問候語社會成員將會面臨固有的社會秩序與現(xiàn)實的沖突，他們想要在現(xiàn)實內(nèi)心習以為常的社會交往準則之間建立某種聯(lián)系，然而當整個世俗領域都被神圣化，他們行為最終只具有一種私人使命的特征和價值色彩的時候，他們的失敗是毋庸置疑的�！保�98頁）

　　傳統(tǒng)的帶有宗教信仰色彩的打招呼的問候（如問候上帝“GrüβGott”），是通過彼岸的第三者上帝局對力量控制了相遇的雙方的對等，削弱不安全和陌生的感覺，保障順利地交際，由于對上帝的敬畏，雙方有同一個共同體的歸屬。可是，“Heil Hitler”——對希特勒的祝福與那些傳統(tǒng)的帶有宗教色彩問候語根本的區(qū)別在于，希特勒是活著的神、是當今世俗社會人際交往的保護神、共同體的保護神，取代了上帝成了全知全能的神絕對的權威。

　　阿勒特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簡略地追溯、回顧納粹掌權前后德國社會問候語及其功能演變之后，通過 “Heil Hitler”問候語替代了所有原先社會交往的日常問候——作為公共儀式迅速制度化、全民化的過程，論證這一問候語的非當下性，強調(diào)其標志著德國社會傳統(tǒng)道德準則徹底崩潰的特征。阿特勒這一對納粹運動的微觀研究，該書在強調(diào)當下性和道德性兩個方面，明顯繼承了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研究的特色，即存在主義哲學基礎和追究獨裁體制下的責任倫理；
而且，他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回答以下疑問：德國國民當時為何會普遍接受這一問候語，其他傳統(tǒng)問候語為何都退出了公共和私人領域？也就是從一個問候語迅速風靡的歷史緣由，來呼應阿倫特所謂2500年的包括傳統(tǒng)道德準則在內(nèi)的西歐傳統(tǒng)文明在極權主義體制面前一夜之間能完全被顛覆的結論。阿勒特認為，之所以會產(chǎn)生這一奇怪的問候為全民迅速接受的現(xiàn)象，“是因為在形成社會關系的過程中，有兩種基本行為失去效用，克服不安全感的機制全面崩潰：人們對未來行動的展望或?qū)Ξ斍靶袨殂暯拥脑O計總是在已知的過去基礎上作出前景預測，只有在這樣一個時間里，人們才會產(chǎn)生當下的認識�！保�93頁）也就是阿倫特所謂的“過去與未來之間”——此時此刻的沉思、意志和判斷。但是，納粹體制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與過去、歷史上的任何獨裁體制不能做簡單的類比；
另一方面它對未來描繪又是建立在神化的民族烏托邦和一個永遠不會相遇的圣人的基礎上，這種由虛幻構成的當下，正迎合了對魏瑪民主體制失望和經(jīng)濟危機打擊下廣大民眾。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斷的能力。當下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所以，雖然在一個被神圣化了的當下，這問候語形成的人際關系與交往中人們相互信任卻是非常脆弱的；
這一問候雖然成為克服人際距離的手段，卻又讓人們保持距離。即使它成為唯一的公共問候語，人際不信任和相互告密成為一種普遍的災難。不僅如此，“還進一步加劇民事交往規(guī)則的淪喪”。（90頁）

　　在公共領域社會組織中教會出于以博愛精神為核心的宗教制度與納粹格格不入，無論新教還是天主教教會都多少與納粹發(fā)生過沖突，雖然少數(shù)人因為堅守宗教倫理，抵抗到底，但是德國的教會在包括“Heil Hitler”問候語問題上，或追隨納粹政權、或保持沉默，那是為什么呢？阿勒特說，基督教觀念信仰，往往會把當下的考驗推移到將來，著眼于未來某一時刻接受道德評判，甚至還期待可能出現(xiàn)的“額外獎勵”。雖然有時行動的起點不在未來，而在過去，因為過去已經(jīng)熟視無睹“也就喪失了自主建構行為的能力”。（103-104頁）按照阿倫特說法放棄了自己的思考、意志和判斷。

　　當這一問候語，侵入私人領域中——家庭時，因為對家庭之外社會空間的人際關系不信任，人們初了放棄自己的責任。幻想以集體行為替代個人責任，把道德準則規(guī)定交給一個有卡里斯馬權威元首領導的、神圣化的世俗機構——納粹政府。除此之外，就是“加強家庭世界封閉性，使之與周圍共同體區(qū)分更清晰，以此達到與外部世界的隔離”，（115頁）保持沉默，回避良心的自我對話和自責。

　　阿倫特在《關于道德哲學幾個問題》一文[為《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2003）一書所收]中提到的戰(zhàn)后人們回避極權體制下個人道德責任時最常見為自己追隨體制、保持沉默的借口：或強調(diào)處于無法形容的恐怖之中、或強調(diào)幾乎每個人都這樣隨大流的。然而，許多德國人最初卻是在沒有任何壓力下自覺接受這一“問候語”的，他們一夜之間葬送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而是葬送了伴隨社會地位的道德信念。阿勒特的小書中也以具體的事例反駁回避道德責任的辯解。當時極少數(shù)有自己思考、判斷力的人們，比如牧師保羅•施奈德、演員維爾納•芬克、大學教師卡萊•施密特等，還是恪守了傳統(tǒng)道德拒絕“Heil Hitler”問候語及其手勢，雖然要冒危險，付出很大代價、甚至犧牲生命。不管道德良知是來自上帝的命令，還是來自理性的召喚，最終都得出自個人的內(nèi)在的選擇，所以盡管道德責任與法律責任有區(qū)別，那也只是個人應負的責任，與政治責任不一樣，不是體制、組織所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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