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來的中國學術史上,疑古和反疑古兩種思潮的較量和消長十分引人注目。以古史辨派為主力的疑古派曾以極強勁的勢頭,將幾千年來構筑的古史系統(tǒng)沖擊得七零八落,其中尤以先秦為最。先秦的文化典籍是中國古史系統(tǒng)和原創(chuàng)性思想學說的主要載體,因而也是古史辨派的主攻方向,其沖擊波所到之處,這些傳世典籍幾乎都難脫偽書的嫌疑,區(qū)別只是偽的程度不同而已。應該承認,古史辨派是傳統(tǒng)學術中的疑古風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條件下的產物,他們的辨?zhèn)喂ぷ饕饬x重大,對學術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但畢竟是疑古過勇,打擊面過寬。在疑古思潮的沖擊下,古代文化賴以安身立命的傳世典籍的可信度急劇下滑,很多人一時茫然不知所措,學術研究也一度出現(xiàn)混亂,其負面影響至今也未能完全消除。

　　伴隨著來勢洶涌的疑古思潮,逆流而動的反疑古或疑疑古思潮的出現(xiàn)也就在所難免,這兩股針鋒相對的思潮的爭鳴較量成為了那一時代學術界的一道獨特而耀目的景觀。同退潮較快的疑古思潮相比,后者表現(xiàn)出了更為堅忍的力量和更為長久的持續(xù)性。特別是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大量簡帛文獻的出土和研究結果不斷地提供了有利于反疑古學者的強力證據(jù),這些新材料證明,當年疑古派的很多結論都是有問題的,被他們判定為偽書的很多傳世典籍其實并不偽。當今,以“走出疑古時代”這一口號為代表的新一輪反疑古思潮十分活躍,得到了大多數(shù)學者的認可,于是,為歷史上被判為偽書的古籍“辨誣”的研究工作遂成為一個無可爭議的學術前沿。近年來,對所謂偽書的重新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不但古史辨派的結論被推倒重來,而且一些自古以來就被判定為偽書的傳世古籍也有了摘掉贗品帽子的機會。然而,綜觀近年來這些新的進展和新的成果,大都是一些專題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某一部古籍,而不是對傳世古籍的全面系統(tǒng)的考察研究,人們始終在期待著上演重頭戲的大部頭專門著作的出現(xiàn)。最近,人們的期待終于有了結果,久以《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要》一書聞名學界的劉建國教授推出了新著《先秦偽書辨正》(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7 月出版) ,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精神為之一振。

　　《先秦偽書辨正》一書積作者20 年之功力和心血,對先秦共49 部所謂偽書進行了全方位的精細考辨,對涉及的所有疑點逐一分析討論,以求論證這些古籍的真實可靠。這49 部所謂偽書(以諸子書為主體) 基本上涵蓋了所有的傳世先秦典籍,其中有的被疑古派認定是全偽,有的僅是個別內容被提出有疑點。這些典籍歷經(jīng)兩千多年的歷史風雨,能夠流傳至今已經(jīng)是幸運了,出現(xiàn)個別竄亂、增益和疑點當屬正�，F(xiàn)象,本可不必因此作為偽書加以討論,但作者還是將它們列入了討論的范圍,因而該書可以說是站在反疑古的立場上對先秦傳世典籍的一次普查,其全面性堪稱迄今所有相關著作之最。作者試圖打開一個巨大的資料庫,告訴讀者其中的文化典籍都是可以信賴和放心使用的,而這些典籍中有很多是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被排斥在可用的史料之外的。筆者認為,如果這些傳世典籍能夠得到放心的、充分的利用,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我們因缺乏史料而捉襟見肘的尷尬,為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解決的契機,極大地推進先秦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對重新撰寫中國哲學史也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當然,為傳世古籍辨明真?zhèn)问且豁棙O為嚴肅、長期和困難的工作,不是幾個人和幾部著作就可以解決的,還需要更多的人進行更扎實、更嚴謹、更艱苦的研究�！断惹貍螘�辨正》的面世,可以說是該研究領域的階段性總結,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個更高的平臺。

　　作者在對這49 部典籍進行具體討論之前,首先闡述了偽書辨正工作的方法,作為全書寫作之指導思想:其一,追根溯源,普查疑古者的著作及其根據(jù);其二,通讀史目,確立偽書辨正的外證;其三,精讀原著,揭示真書的內證;其四,利用文物,直證真書非偽。凡此四種,可以說是揭橥了該項研究工作的通用的、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尤以第一種方法最為根本,作者用力也最多,同時也是全書的重點和主要學術價值之所在。由于從事的專業(yè)領域的關系,筆者的目光也首先被書中的這一部分內容所吸引。關于這一方法,作者指出:“我們要想將偽書經(jīng)重新考證辨正為真書,必須從偽書觀點的來源和根據(jù)入手,方能得其門而入。所以偽書辨正工作首先要普查疑古者的著作及其認為偽書的根據(jù),沒有這一方法和過程,偽書辨正就無從談起。”辨?zhèn)魏头幢鎮(zhèn)巫鳛閷α⒌碾p方,對反方的論據(jù)針鋒相對地予以反駁而不是回避,應當說是必須如此且只能如此的。然而在當下的學術界,我們卻經(jīng)�？梢钥吹竭@樣的情況:也許是對方的論據(jù)反駁起來難度大的緣故吧,有的學者既要反駁辨?zhèn)握叩挠^點,卻又總是避開對方的主要論據(jù),發(fā)一些不痛不癢的空洞議論。這種避實就虛、避重就輕的方法顯然不能給對方以真正有力的回擊,無法證明該書不偽。例如《尹文子》一書,自明代起就有人懷疑其為偽書,古史辨派學者唐鉞、羅根澤更是舉出了多達32 條證據(jù)論證其確系偽書,而時下有的學者對為《尹文子》翻案興致很高,對唐、羅的辨?zhèn)挝恼乱彩熘?但令人奇怪的是,卻完全避開了唐、羅二人提出的所有證據(jù)不談,只是反復申說《尹文子》“其書流傳有序”、“打著鮮明的戰(zhàn)國印記”、“有道家黃老學說的濃厚色彩”等,并特別指出:這樣的書“離開了當時稷下之學的特定環(huán)境,后人想偽造,也是偽造不出來的”。[1]應該說,這樣的論證充其量也只是《先秦偽書辨正》作者所說的“外證”,雖不無可取之處,但由于回避了關鍵的論據(jù),沒有觸及問題的要害與實質,總體上來看是一種失敗的論證。而《先秦偽書辨正》卻不是這樣,該書的第四十章《〈尹文子〉偽書辨正》用了一萬多字的篇幅論證《尹文子》不偽,其主體部分就是對唐鉞《尹文和〈尹文子〉》[2]一文提出的共十項理由的逐項反駁。作者用翔實的材料和縝密的考辨,證明了唐氏的論據(jù)都是不能成立的,對《尹文子》不偽做出了迄今所見最強有力的論證。不過遺憾也是有的,那就是作者未能對羅根澤的《〈尹文子〉探源》[3]一文進行同樣的駁議。羅氏此文原作于1927 年,題為《〈尹文子〉之真?zhèn)渭澳甏��?因見到唐鉞新發(fā)表的文章結論與自己相同,故而未拿出來發(fā)表。1936 年,羅氏對原文加以增補潤色,刪除了與唐文相同的內容,對相同的問題和觀點則采取了不同的論證,以《〈尹文子〉探源》為題發(fā)表。該文另提出11 條論據(jù),實際上是對唐鉞文章的繼續(xù)和深化,與唐文相比,羅氏的這篇文章眼光更為銳利,問題更為刁鉆,論證也更為精細,要反駁它難度也更大。然而不知為何,《先秦偽書辨正》的作者卻認為羅氏的文章觀點與唐文相同而不必再行反駁,殊為遺憾。綜觀《先秦偽書辨正》全書,作者對疑古派提出的各部偽書的所有論據(jù)都一一進行了反駁,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這也是這部著作最大的價值之所在。

　　要論證某部久被疑為偽書的古籍的真實可靠,沒有精深的文獻學功夫和訓詁考據(jù)能力是難以提出新的論據(jù)的,這也是辨別古書之真?zhèn)瓮�往被視為畏途的一個重要原因。《先秦偽書辨正》的作者在這方面是當今不可多得的專家,其書中在解決一些疑難問題時常常能提出卓越的見解,令人嘆服。茲舉兩例如下。

　　例一,關于《老子》成書的年代,歷來有早出說和晚出說的爭論,近年來雖有郭店竹簡本《老子》的出土有利于《老子》早出說,但從《老子》書中找出內證來證明《老子》早出,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論證方法,不過要找出新的內證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了�！断惹貍螘�辨正》在對《老子》早出說進行內證時,先是指出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為避劉邦之諱而將甲本中22 處“邦”字皆改作“國”,這一點本是學術界人所共知的。但作者接著指出,甲本中“邦”“國”并用這一事實看起來好像沒啥,但它實際上解決了一個時代劃分的問題,因為自西周至春秋末年都是“邦”“國”并用,《論語》也是“邦”“國”并用,而這個“邦”字到了戰(zhàn)國就棄之不用了,戰(zhàn)國諸子書中都用“國”而不用“邦”。[4] 這表明《老子》和《論語》的成書年代大體一致,不會遲至戰(zhàn)國諸子的時代。作者用“一字值千金”來概括這個“邦”字在判斷《老子》成書年代上的價值,為《老子》早出說找到了一個可靠的內證,這是對《老子》研究的一個新貢獻。順便提一下,作者沿襲通常的看法,說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就已經(jīng)無法確定究竟誰是老子了,只好雜采眾說,持存疑態(tài)度,列出了老聃、老萊子和太史儋三種可能,從而給后人播下了分歧的種子。筆者則認為并非如此,司馬遷對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關于老子其人的三種不同說法采取的是異說并存的態(tài)度,將兩種不大可靠的傳言作為附錄附在正傳之后,而把他認為靠得住的“隱君子”老聃的史料作為正傳來處理。筆者于此愿提出一個新的旁證。筆者注意到《, 史記》中共有列傳七十篇,其中凡寫人物的都是按第一傳主的年代先后排列的,并無一篇錯亂。其中《老子韓非列傳》是第三篇,其前面是《伯夷列傳》和《管晏列傳》,其后面依次為《司馬穰苴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伍子胥列傳》、《仲尼弟子列傳》等。伯夷是周初時人,管仲是春秋早期人,而司馬穰苴事齊景公,大約與晏嬰、孔子同時。司馬遷把老子安排在管仲和司馬穰苴之間,據(jù)此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這位大史學家是明確地認定老子就是春秋時期孔子問禮的老聃。

　　例二《, 尹文子》中有“韻商而舍徵”一句,唐鉞的辨?zhèn)挝恼轮赋鱿惹責o“韻”字,據(jù)此認定《尹文子》是偽書。唐氏的這條論據(jù)是極難反駁的,筆者對此條也頗感頭痛。雖然從統(tǒng)計學的角度來說,某一字出現(xiàn)在古書中的次數(shù)和情況是不同的,有些不太常用的字可能只在一部或兩部古書中出現(xiàn),以某字出現(xiàn)之多寡作為判斷古書真?zhèn)蔚囊罁?jù),其可靠性是要打折扣的,但畢竟此“韻”字在其他先秦古籍中確未出現(xiàn),所以從統(tǒng)計學的角度來回應唐鉞的這條論據(jù),總是顯得綿軟乏力�！断惹貍螘�辨正》則另辟蹊徑,從古文字通假的角度對此做出了解答。作者指出,先秦是有“韻”字的,不過與“均”通假,其義為調和、調諧《, 說文新附•音部》引裴光遠曰:“古與均同”,這說明自古以來就有“韻”字,并引《禮記•月令》中“均琴瑟管簫”以證之。按“韻商而舍徵”的“韻”字這里作動詞用,正與“舍”相對,釋“韻”為“均”也符合古漢語中“均”字常作“調”、“平”、“齊”的用法。如此解釋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比較合理地破解了唐鉞的難題。

　　筆者以為《, 先秦偽書辨正》一書的使用價值,不僅在于其對偽書說的眾多論據(jù)進行了全面有力的反駁,有利于恢復先秦舊籍的本來面目,而且還在于其具有史料學著作的價值,如能與史料學的專門著作配合閱讀,可以收到更好的學習效果。首先,該書為了證明大批所謂偽書實乃先秦舊籍,對每一部古籍的成書、流傳與歷代的著錄、引述等情況都做了必要的敘述和考證,其詳盡程度超出了現(xiàn)有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著作,是對現(xiàn)有史料學著作中相關內容的深化;特別是這些古籍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一般的史料學著作中都沒有專門介紹,這就更凸顯了該書的史料學價值。其次,該書中有些章節(jié)還根據(jù)論證的需要,概述了相關古代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學說及其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的學術聯(lián)系,由于是把該古籍中的思想內容放在先秦時代的學術文化背景中來分析闡述的,因而既可以較為準確地彰顯其思想價值和時代含義,又可以擴展先秦思想文化的史料范圍,這對我們了解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狀況無疑是有幫助的。復次,該書為每一部需要討論的古籍設一專章,詳述該書偽書說的由來、主要疑點、持偽書說的主要人物及其主要論據(jù),然后針鋒相對地加以辯駁,這就使讀者方便地了解自古至今圍繞這部古籍發(fā)生的各種爭議及其基本內容和歷史演變。真可謂一書在手,相關信息已大體完備。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 先秦偽書辨正》書后有兩個很有用的附表。“表一”是“疑古派疑古者形成發(fā)展歷程統(tǒng)計表”。該表分列“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代”、“元明”、“清代”、“近現(xiàn)代”六個歷史階段,詳細地列舉了每一歷史階段中疑偽者所懷疑的古籍書名、疑偽的程度(實際上就是對該書的定性和結論) 以及記載他們觀點的著作文章,內容簡明扼要,清楚明白�！氨矶�”是“疑古派疑古者考證先秦偽書表”。這是一個數(shù)字統(tǒng)計表,從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每個歷史階段中各有幾人對某部先秦古籍提出懷疑,以及古今學者對該古籍提出懷疑的人次合計。這兩個附表極為簡潔明了,對讀者很有用,透過這兩個附表,讀者也可以掂出這部著作厚重的學術分量。此外,書中討論所及,還包括了武內義雄、內藤虎次郎等日本學者的論點論據(j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者還利用了近年來新出土的簡帛文獻資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關注著這方面的動態(tài)和信息;同時,還充分留意了當前學術界的最新相關進展,吸取他人的有益成果。這些都是該著作的優(yōu)點,從中亦可看出該著作的嚴謹程度和規(guī)范性。

　　為任何一部久被宣布為偽書的傳世古籍正名,都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誰也沒有能力把問題徹底解決,對《先秦偽書辨正》當然也不能苛求,更何況它的討論范圍是49 部古書。作者在對研究的推進做出貢獻的同時,難免會留下各種各樣的不足和遺憾,這些不足和遺憾可以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思考,使研究繼續(xù)向前推進。仍以《尹文子》一書為例,作者對唐鉞辨?zhèn)挝恼轮懈鳁l論據(jù)的反駁,有時就顯得失準或勉強或力度不夠,這就引發(fā)了我們采取另外的方法和角度進行更有力的辯駁。例如唐鉞作為關鍵論據(jù)而首先祭出的一條,是指出《尹文子》“引用古書而故意掩晦來源”,他舉證說,書中多次引用《論語》和《荀子》中的文字,卻故意改作“語曰”或“古語曰”。筆者認為《, 先秦偽書辨正》作者對此條的辯駁并沒有切中要害,原因在于沒有注意到“語曰”和“古語曰”在這里的關鍵意義,因此,若能針對這兩個關鍵詞做出合理的解釋,對于反駁唐鉞的論據(jù)就會有力得多。筆者試就此做些初步的分析討論。首先,在

　　古書中“, 語”相當于“諺語”, [5]“語曰”是古書中常見的一種引證方式,所引之言多為當時人耳熟能詳者,不必申明出處或已不詳其出處。如《莊子•庚桑楚》曰:“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韓非子•難三》篇則作“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又如《易•彖傳•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薄稇�(zhàn)國策•秦策三》則作“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正如我們不能說《韓非子》和《戰(zhàn)國策》此處是“引用古書而故意掩晦來源”一樣,我們同樣也不能說《尹文子》有此嫌疑。其次,古人發(fā)議論時,并無如今所謂“學術規(guī)范”之類意識,可以申明有所依據(jù)以堅其說,也可以不申明,有時一個“聞之”、“故曰”、“語曰”即可表明言之有據(jù)�？傊�,先秦的“語曰”相當于現(xiàn)今所謂“俗話說”、“常言道”之類,可能最早有其出處,流行既久,就成為“古語曰”或俗語,可以隨意使用,無須申明出處,也無須知其出處,自然也就不是“故意改作古語”,也沒有必要“故意掩晦其來源”了�！兑�文子》中的“語曰”或“古語曰”就屬于這種情況,所以唐鉞的誤解乃是不明先秦古書中這種特有的表述方式所致。

　　在20 世紀的疑古思潮中,古史辨派的學者們曾由于疑古過勇而大面積否定傳世先秦古籍的可靠性,如今我們要糾正他們的偏差,最需要警惕的一種傾向就是走到另一極端。雖然疑古和反疑古的宗旨和觀點恰好相反,但畢竟不能為否定而否定,該肯定的還要肯定,該存疑的就應當存疑。筆者以為《, 先秦偽書辨正》在這方面是做得比較好的,但仍有一些值得推敲和商榷的地方。茲舉兩點加以討論:其一,朱熹關于“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和章學誠關于“孔子前無私人著述”的著名論斷,雖然不宜用來作為某書為偽作的證據(jù),但畢竟大體上符合先秦的實際情況,而作者并沒有舉出反面例證,就斷言“此說純屬主觀猜想”,恐怕是言之過武了。其二,先秦諸子之書雖然皆冠以某子之名,但大多并不是某子本人所著,而是經(jīng)過幾代人的傳承,逐漸豐富并凝練出自己的學術特色,最終才集結成書,事實上乃是該流派學術思想的最終結晶,故而其中常可見到較晚時代的思想和史實,戰(zhàn)國中期以前的子書尤其如此。再加上那個時代盛行的托始古人的風氣,很多子書的成書年代實際上是很遲的。但是,成書晚不等于就是偽書,托始古人也并不減損其作為真書的價值,很多疑偽者就是因為不明了這一事實而輕率地判定某古籍為偽書。鑒于這些復雜的情況,今天我們在為先秦的所謂偽書辨正時,就不一定非要把這些古籍的成書年代往前提,勉強地論證其為冠名的思想家所親著,否則就會出現(xiàn)理論上的困難。例如《文子》一書《, 先秦偽書辨正》的作者將其確定為春秋末年的著作,老子之弟子文子(計然) 所著,認為該書“是春秋末年道家思想發(fā)展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如此定位,筆者深以為不妥。眾所周知,20 世紀80 年代劉笑敢先生考察《莊子》中詞匯使用的情況,根據(jù)漢語詞匯的發(fā)展是先有單純詞(如道、德、精、神、性、命) 后有復合詞(如道德、精神、性命) 的規(guī)律,判定《莊子》內篇早于外、雜篇,為判定先秦古籍的年代提供了一個新的可靠的方法,學術界以為不刊之論而廣泛接受。今考《文子》一書,其中道德、精神、性命三個復合詞大量出現(xiàn),故此可以斷定,該書的成書年代不會早于戰(zhàn)國中期的莊子和孟子。再如《列子》一書,其中精神、性命皆反復出現(xiàn),而《先秦偽書辨正》判定它“是一部研究戰(zhàn)國初期思想家的寶貴資料”,不知作者對這些復合詞作何解釋。近年來,學術界傾向于為《文子》、《列子》正名的學者漸多,且得到了出土簡帛文獻研究的支持,但也并非不確定其書為文子、列御寇自著就不足以證明其書為真。筆者傾向于認為此兩書成書于戰(zhàn)國中晚期,是文子學派和列子學派的思想結晶。以這樣的方法和眼光看待先秦傳世古籍,它們顯示的就不是一個個固定的“點”,而是一條條連續(xù)發(fā)展的“線”和一張各學派思想縱橫交織、相互吸取的“網(wǎng)”。如此理解可能更為符合古代學術思想發(fā)展的歷史事實。

　　注釋：

　　[1] 胡家聰:《〈尹文子〉與稷下黃老學派》,刊于《文史哲》1984 年第2 期;胡家聰:《稷下爭鳴與黃老之學》,258～264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2] 唐鉞《尹文和〈尹文子〉》一文,1927 年6 月發(fā)表于《清華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六冊。

　　[3] 羅根澤《〈尹文子〉探源》一文,刊發(fā)于《文哲月刊》第八期,后收入《古史辨》第六冊。

　　[4] 事實上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韓非子》,筆者疑其書因“解老”、“喻老”而沿用其中的“邦”字并影響到《說林》、《五蠹》、《制分》諸篇,是否如此有待進一步探討。

　　[5] 《孟子•萬章上》:“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趙岐注曰:“語者,諺語也�！�

　　原載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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