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是近年來學術界最為關注的領域之一。由青年學者毛瑞方翻譯的《東方之旅：一五七九至一七二四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便是新近引進出版的一本西方漢學著作。據我看到的幾篇西方漢學家的書評，對這本書的評價多有微詞，其核心觀點是此書寫作的框架基本上仍是傳教學的范式，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究竟如何評價這本書，我認為，這涉及關于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轉變問題。
　　持這種觀點的西方漢學家認為：“在過去二十五年中，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研究發(fā)生了重要的范式變換。一般說來，這一變換是從傳教學和歐洲中心論的范式轉到漢學和中國中心論的范式。”（鐘鳴旦著，馬琳譯：《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新趨勢》）這樣的轉變使得過去極為重要的傳教士活動的西文材料和文獻變得不那么重要了，中文文獻開始變得重要。這樣的轉變也帶來研究者的變化，過去以教會內研究者或者以來華耶穌會士的西方文獻為主的學者就要退場了，而漢學家們開始登場。這個轉變就是以荷蘭漢學家許理和與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聯(lián)手拿到一個歐洲重大項目開始的。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談到過歐洲漢學界的這種“漢學的轉向”。中國基督教史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內容，具有雙重性：一方面，這段歷史是中國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來華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是中國宗教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來華傳教士的活動又是歐洲漢學史的一部分，我將其稱為“傳教士漢學”階段。因而，看待這段歷史就會有不同的角度。明清之際的來華耶穌會研究作為歐洲漢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在其學術演進中也有著自身的特點。正像美國漢學家柯文不滿意費正清在中國研究中的“沖擊一反應式”的研究模式，提出了“從中國發(fā)現歷史”的研究模式一樣，近年來提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模式轉變的漢學家們大體也是這樣的路數。
　　從西方漢學研究的歷史看，這樣的模式轉變有其自身的理路和發(fā)展邏輯，在以往西方學術界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對中文文獻注意不夠，對中國教徒研究不夠，現在開始關注是合理的。但將這種模式搬到中國國內的明清基督教史研究就有了問題，有兩點值得討論：
　　第一，對中文文獻關注、對中國基督教徒關注，這樣的視角與模式一直是中國學者的研究重點和基本方法。讀一下陳垣、方豪的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在中國學術界從來不是新鮮的模式。第二，從中國自身的基督教史研究傳統(tǒng)來看，所缺的不是中文文獻而是西文文獻，研究進展最為薄弱的是來華傳教士的內部運作和各類傳教修會整體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學術界的傳統(tǒng)傳教學的研究恰恰彌補了國內研究的空缺和不足。
　　中國天主教由來華的傳教士主導，在晚清以前，這是一個基本事實。由中國本土神父主導教會發(fā)展是很晚近的事情。因此，如果不從傳教學展開深入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主要問題、基本線索都無法弄清楚。直到今天，中國學術界仍寫不出一本超越賴德烈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著作，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教會的西文文獻掌握不夠，中國學術界真正從教會史角度展開研究的著作也不多。在這個意義上，認真翻譯西方學術界以傳教學方式研究的著作，對中國學術界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東方之旅：一五七九至一七二四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這本書給予肯定。這是一本在傳教學模式下的研究著作，它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有三個貢獻：
　　第一，作者所依據的歷史文獻十分珍貴。這部書主要文獻來自《耶穌會在亞洲》（Jesuiitas naAsia），這套檔案文獻原藏于葡萄牙的阿儒達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它是對一五四九年沙勿略到達日本后西方傳教士在遠東傳教活動的真實原始記錄。全部檔案共六十一卷，均為手抄本，計三萬頁。文獻以拉丁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法文寫成。
　　這批文獻最早是由葡萄牙耶穌會神父若瑟·門丹哈（Jose Montanda）和若熱·阿爾瓦雷斯（Joao ALvares）修士等于一七四二至一七四八年對保存在澳門的日本教省檔案室的各個教區(qū)檔案整理而成的。在這些教區(qū)中包括中國的副省北京、廣州、南京以及交趾支那、老撾、柬埔寨等地。他們將這些原始文獻加以分類，整理和編目，最后抄錄，形成這批檔案。
　　這批文獻是研究中國明清天主教史和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及清代社會史的最重要的一手文獻，它包括向耶穌會總會的年報告表；教區(qū)內的通信；發(fā)生在康熙年間“禮儀之爭”的倫理學和神學的爭論；宗座代牧與羅馬傳信部爭論的報道；耶穌會殉難者列傳；中國澳門、日本和內地教區(qū)的主教和各省會長記載；航行于澳門和日本之間的黑船所載運貨的貨物表；澳門及各省會修會的財產清單；傳教士之間的通信等。這些文獻同時記錄了明清兩朝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很多在中文文獻中都沒有記錄。以往的研究對這套文獻引用較少，至少不像這部書這樣其基本史料是立足于這套文獻而寫成的。
　　第二，以往的來華傳教士研究，以對個人的研究居多，這部書是按照來華傳教士入華的年代展開的，全書并不聚焦個人，而是從整體上、宏觀上展開。這樣寫作對作者來說并非易事，也披露了很多重要的歷史細節(jié)，例如在一六四四年，耶穌會的北方幾個住院有記錄的信徒一百八十八人；清初歷獄的裁決是“元兇和欽天監(jiān)的中國副手被處于死刑，放逐其他洋人，并笞以四十大鞭作為旅費”。這本書還涉及很多來華耶穌會士的活動，有些傳教士過去很少被提到，如費奇規(guī)（Gaspard Ferreria）、費樂德（Rodrigo de Figueiredo）、王以仁（Pieter Van Hamme）、方德望（Etienne Faber），等等。
　　第三，對在華耶穌會活動的內部結構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書中從傳教士來華前的教育、來華歷程，到來華后的漢語學習、傳教方法訓練，都有詳細的介紹。在孟德衛(wèi)（D.E.Mungello）的《神奇的土地》一書中對傳教士如何利用《中國哲學家孔子》這本書展開漢語學習也曾做過介紹，而此書在這點上展開得更為豐富。書中還介紹了耶穌會的漢語學習的“教育計劃書”，其中說到傳教士們“每學年有兩個學期，每天有兩節(jié)課，一個禮拜六天課。在一天里學生們上午學習一個小時，下午學習四十五分鐘，每天都要背誦”。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專家湯開建先生對此這樣評價：“這部書最大的特點是從耶穌會傳教團內部的角度出發(fā)，對耶穌會來華史展開研究，而非定位在耶穌會與歐洲或中國環(huán)境的互動影響上。從這一視角出發(fā)的研究必然會帶來與傳統(tǒng)傳教史學、文化交流或中國史中心研究不同的見解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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