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日本人，越是認為自己和對方相似，越是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的誤區(qū)。 　　 　　寫于40年前的《日本人與中國人》(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定價28元)一書，如同一面雙面鏡，從照在“鄰人”日本身上，也折射出作為“國人”的中國，煥發(fā)出跨文化的新魅力。因為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相似但不同之處，如稍不注意就可能產生誤解。正如該書作者陳舜臣所指出的：“不了解對方要比覺得自己了解對方，而實際上導致誤解強得多。”
　　
　　我們這對鄰居
　　
　　“唇亡齒寒”――沒有嘴唇，牙齒就失去保護，暴露在寒風中；“輔車相依”――“輔”是頰骨，“車”是齒床，雙方相輔相成，缺一個都不行。也有人說“輔”是固定在車輛一側的木頭，仍然是說“輔”和“車”是不可分離的搭檔。“唇齒輔車”連在一起，形容利害關系十分密切。該詞出自《春秋?左傳》，自古以來常被引用。用這個詞來形容日本和中國的關系，絕不少見。但是，兩國真的是唇齒輔車的關系嗎?
　　19世紀中葉以前，兩國關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元寇”的時候。蒙古滅了宋，又要進攻日本。失去了宋這個嘴唇，日本這個牙齒就得暴露在風中哀鳴。這種狀態(tài)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所以明顯應該視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關系里，“唇齒輔車”僅僅是傳說。
　　近代以前，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勢力，經常從塞外(萬里長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國背后的日本，對中國來說并非是抵抗敵方的防護壁，也起不了什么用。而且，席卷中國的勢力，光是在這片廣闊國土的治安維持和經營上，就已經耗盡精力，因此不會再興起渡海進攻日本的念頭。蒙古人是個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異常泛濫，更應該說是天災。在以人力為主要能量的時代，從中國進攻日本，在常識上來說不可能發(fā)生。有這個工夫，還不如去開發(fā)海南島或云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島北部的高原地帶)，更為現(xiàn)實和聰明。
　　日本位于中國以東，日本的東邊是廣闊無垠的太平洋，越過太平洋和日本來進攻中國，長久以來更是沒人想過。也就是說，日本也不會成為中國的“唇”。
　　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是在15世紀末，麥哲倫的世界航行是在16世紀20年代。但是，在帆船時代，新發(fā)現(xiàn)的航路還不能立即成為強勢勢力的通道，最多只是為海盜和商業(yè)冒險家提供了活躍的通道。這些航道成為強勢的軍事侵略勢力擴展版圖的通道，要等到產業(yè)革命以后。產業(yè)革命產生了新的能量，地球變小了，企圖吞并中國的勢力，能一下子輕易跨到玄海灘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動著形跡可疑的黑船。從對岸的大陸跨過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難事。
　　從此，日中兩國才形成“唇齒輔車”的關系，至今不過百數(shù)十年。但諷刺的是，自從成為唇齒輔車的鄰國，兩國的關系開始惡化。雖然遺憾，但認識到這個事實，是思考兩國問題的出發(fā)點。
　　直到一百多年前，對日本來說，中國只是先進技術、文化的供給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國帶來的影響；對中國來說，日本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東海島國。雙方當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實際上也沒什么關系。也許說得有點過分，至少雙方很少強烈地感受到對方的存在。幕府明治期以后，這種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復返了。
　　
　　第一次親密接觸
　　
　　上梳髻的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有敏銳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敏銳的一面是，沒有被現(xiàn)實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錯誤的一面是，沒有看到“理念”背后隱藏的“現(xiàn)實”。明治開國后，中國的“現(xiàn)實”也對日本開放了。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這種殘酷的“現(xiàn)實”只映照出一個“理念”被污染殆盡的中國。實在可悲。
　　過去中國人了解日本，主要是從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權的使者等那里聽來的。不論是關于理論，還是關于現(xiàn)實，都很遙遠，是樸素的傳聞。眾所周知的《魏志?倭人傳》，是中國最早記錄日本的史書。
　　魏存在了四十多年，為西晉所篡朝�！度毡緯�紀》、《古事記》在五百年后才成書，當時的日本還沒有歷史記錄，還處于被稱為“古墳文化”的時代。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卑彌呼派遣大夫難升米赴魏請求朝貢。關于卑彌呼統(tǒng)治的邪馬臺國，一說在九州，一說在近畿。眾所周知，戰(zhàn)后對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中國人的日本人觀，以《魏志?倭人傳》為原本，此后的史書，多以此為根據。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為：
　　――聚會時無父子男女之別
　　――性嗜酒
　　――婦人貞節(jié)，不善嫉妒
　　――少紛爭
　　――少盜賊
　　史書上記載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棄了。特別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又是以文章簡練著名。因此，《三國志》中的日本人觀，是選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與中國相比，顯得怪異，或是作為蠻夷之國來說不可思議。作者把自己感到吃驚的東西寫了下來。這種驚奇感，是記錄的原動力。
　　不論如何，明治以前，兩國只通過文書和傳聞來交流。皮膚與皮膚相互接觸，感受對方的體溫，這樣近距離的接觸還很少�！霸�寇”時，雙方剛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見，擦肩而過，殺氣倒是傳達到了，卻沒工夫互相感受對方的體溫。明治以前，僅有的一次，日中兩國各派數(shù)萬人，長期血肉相搏――那是豐臣秀吉對朝鮮出兵，即所謂的文祿、慶長之役。日本將士第一次遭遇中國人――不是書上的，而是活生生喘著粗氣的中國人。從遼東的軍營被派到這個戰(zhàn)場的明軍將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聽到“日本”這個詞。
　　
　　城與旗
　　
　　節(jié)日升國旗，這一規(guī)矩在戰(zhàn)前等同于強制執(zhí)行。每家都豎著國旗，如果哪一家沒有國旗，就特別刺眼。就連神戶的外國人住宅，紅日旗和自國的國旗也在門口一左一右或是交叉插著。
　　昭和初年，在家附近的華僑商館的倉庫，見一個打雜的老頭和年輕的店員發(fā)生口角。兩人都是中國人，口角的原因，是節(jié)日掛出的中國國旗。
　　那時正值北伐成功后不久，國旗也變成了青天自日旗。但是，打雜的老頭小心收藏著軍閥時代的五色旗。年輕店員是革命黨的粉絲，一看就生氣了，說北洋軍閥已經滅亡了，五色旗可以扔了。老頭也生氣了，說：“現(xiàn)在的小年輕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時候也許又能用了�！边@并不好笑。中日戰(zhàn)爭初期，日本在華北建立的傀儡政權，曾經一度使用古色蒼然的五色旗。
　　戰(zhàn)后，日本節(jié)日掛國旗的人家少了，除了因為紅日旗與不愉快的戰(zhàn)爭記憶聯(lián)系在一起外，還因為在日本人的氣質中，對掛旗持有消極態(tài)度吧。日本人不喜歡旗。源平合戰(zhàn)的白旗、紅旗，是為了區(qū)別敵我雙方而不得不使用，僅僅在竿子上掛了塊連圖案都沒有的布而已，一點也不討人喜歡。Hatal這個詞也是。織纖維的工具叫做Hata，織出的布也叫做Hata。掛在竿子上的旗，好像是嫌麻煩，也取了同樣的名字。取名字的時候，對自己喜歡的東西就仔細斟酌，對自己不喜歡的就馬馬虎虎。 　　游牧民族為了通知先頭在哪里、往哪邊走，不得不常用旗。所以，在被城墻圍住的城市，也就是城郭城市里，也大量使用旗子。城墻上翩然飄揚的旗，對伺機想前來掠奪的蠻族有威嚇的作用――這里有準備，大將軍守著呢。
　　日本從中國吸收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最終未采用的，有科舉、宦官等。此外，用城墻圍起來的城郭城市的形式，也是其中之一。日本的城，是領主和他手下的武士踞守的地方。但是，漢語中的“街”就是城。北京、上海這些主要城市的城墻都沒有了，但在漢語中，從郊外去街上，就意味著“進城”。中國的城，如果是首都，就包含政府的皇城、皇帝居住的宮殿。這時，廣義的城應稱為“羅城”。“羅生門”就是羅城的門的意思。相對于羅城，皇城地區(qū)就是“子城”，皇帝、太守所在的城――相當于日本的本丸，叫做“牙城”。
　　在營造奈良的平安京時，中央修了南北向的大路，城市修造得像左右對稱的棋盤，這完全模仿了當時唐朝都城長安。這也許是遣唐使的策劃。奈良的規(guī)模只有長安的五分之一，連中央大道朱雀路，也是原樣學長安。奈良和京都沒有模仿的就是用城墻把城市圍起來。在羅生門附近，造了些土墻一樣的東西，但還稱不上城墻。長安的城墻高五米多，東西逶迤十公里，南北長九公里半，圍著大城市。
　　因為被海包圍，日本不用像中國一樣擔心異族的侵略。因此，也沒有建造城郭城市的必要。如果要把平城京和平安京用五米多高的城墻圍起來，那就成為一個大工程了，日本人民一定會累得筋疲力盡。如果要是有了城墻，上面整整齊齊地插著帶穗的鮮艷旗子，日本人也許會比現(xiàn)在更喜歡旗子吧。
　　
　　從一張白紙的狀態(tài)開始
　　
　　比較是一種容易理解的說明方法，但危險的陷阱就隱藏在周邊。特別是在比較集團時，陷阱密布，不可疏忽大意。集團也和個人一樣，各有各的性格。但是，也有例外。只是有時例外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有程度之差，處理時所費精力自然有所不同。無論如何，如果夸大一個例外，把它當作集團的性格，就會落入陷阱。
　　從歷史上來看，日中兩國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讓人不禁大吃一驚。這也是事出有因。因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鄰居，犯不著用銳利的眼睛去觀察對方。而且，對“外來的東西”不感興趣，是中國的傳統(tǒng)。
　　在19世紀中期的鴉片戰(zhàn)爭中，被迫“開眼”之前，原則上中國并不承認外國的存在。中華即世界。因此，“外國”這個觀念無法進入當時中國人的腦海。離文明的中心越遠，文明的內容越是摻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蠻。屬邦、朝貢國、沒有接受文明洗禮的蠻夷之國，雖然知道這些，但如果稱他們?yōu)椤巴鈬�”，過去的中國人會一時反應不過來。在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華文明的稀薄階段，中國做夢也沒想過還有“其他的文明”。如果是其他的文明，還會有興趣，但如果是我們的文明“摻水”后的東西，還有研究的必要嗎?只有少數(shù)的好事之人，用掠過古董店門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鄰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為清國公使館書記官來日的詩人黃遵憲，在其著作《日本雜事詩》的后記中大嘆：日本研究中國之書數(shù)量甚豐，中國寫日本之書數(shù)量與質量都無法相提并論。
　　確實，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國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寫下的東西、創(chuàng)作的東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開國，關于中國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國的“現(xiàn)實”一點也沒有接觸到。
　　日中兩國這對鄰居，與其尋求相似點，不如盡量尋找相互的差別，并將差別擴大化，認識到：對對方真是一無所知，這樣才比較好。
　　因為使用相同的文字，就認為對方大致會明白。這個“大致”真是不可靠，有時簡直是謬以千里。
　　譬如語言語感的差別，在同一個國家內也存在。例如，“馬鹿”和“阿呆”，雖然都是罵人的話，但理解的方式在關東和關西各不相同。在關東話中，“馬鹿野郎”簡直像說話時的伴奏，隨便使用，被罵的一方也習慣了，并不覺得受到辱罵。反倒是被罵作“阿呆”，則會覺得被當作白癡，感到傷心。相反，在關西話中，“阿呆”出現(xiàn)在極平常的對話中，也不會造成大風波。因為原本的辱罵色彩變淡了，于是要恢復原意，就必須在前面加上一個“多”字，如“多阿呆!”如果不加就沒有力度。被叫做“阿呆”沒有什么感覺，而被罵作“馬鹿野郎”，簡直像被罵作畜生一樣，有人會勃然大怒。不過，現(xiàn)在兩地都了解各自的習慣，“馬鹿”和“阿呆”的語感都差不多相同了。這可以說是相互理解的成果。關東人被叫做“阿呆”，就會想起電視上的關西場景�！鞍�，不過是一句話而已”，這么一想就沒事了。關西人被罵作“馬鹿野郎”，也不會有什么反應了。能有這樣的結果，功勞都應該歸于電視、收音機、漫畫、小說等媒介。另外，出于調動工作等原因，人們之間的交流十分頻繁，休閑熱讓旅行者越來越多，這對增進相互理解也是一種幫助。
　　所以，了解對方，請從一張白紙的狀態(tài)開始。當然，這是對兩國國民的共同希望。日中兩國的交流很有必要，因為需要以此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誤解。再重復前面已經說過的話：對中國一無所知，對日本也一無所知。日中兩國應該回到這個起跑線，重新出發(f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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