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利斌的悲劇不是偶然的，它折射出民企生存之惑。 　　 　　一個身家高達40億的包頭富商，扔下萬貫家財，在自己的奧迪車中慘烈自焚，這樣的消息確實令人難以置信。
　　這個名叫金利斌的富商，是包頭市民營企業(yè)家的杰出代表。自焚消息傳出前不久，他還受到包頭市委、市政府表彰，并獲得了一個頗有意味的稱號――“優(yōu)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
　　金利斌的悲劇，令人扼腕，也讓人深思。
　　
　　擴張沖動與資金斷裂之悖
　　
　　像所有的窮苦孩子一樣，正值事業(yè)輝煌巔峰的金利斌，有著一段轟轟烈烈的發(fā)跡史。
　　他一手締造的惠龍集團資產逾25億元，擁有員工近2000人，下屬產業(yè)涵蓋食品物流、洗浴娛樂、農業(yè)礦業(yè)、金融投資等行業(yè)。
　　2008年8月，金利斌投資5億元，在包頭市土右旗新型工業(yè)園區(qū)建設“中國福禾豆業(yè)生產基地”。
　　正是這個豆業(yè)基地，為他最終打開了地獄之門。
　　惠龍集團是一家民營企業(yè)，盡管政府盡其所能地提供了支持，金利斌還是陷入發(fā)展和融資的雙重困境。于是，萬般無奈的他只能求助于民間信貸。
　　靠政策扶持起家的他將最后的寶押在了政府支持上，但隨著中央信貸政策全面收緊，首當其沖被沖擊的當屬民營企業(yè)，他渴望的支持沒有如期而來。
　　這個故事不禁讓人想到了正在看守所等待判決的浙江東陽億萬富姐吳英。他們的發(fā)跡史盡管有所不同，但卻遭遇相同的殺手――民間高利貸。
　　相比之下，金利斌的悲劇色彩更加濃烈。就像很多民營企業(yè)家一樣，他立足實業(yè)，認真努力地維護與政府的良好關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構筑了牢固的利益共同體――不然，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官員給他投錢。
　　金利斌發(fā)家后，有了進一步做大做強的沖動，并提出宏偉藍圖，也由此觸摸到致命天花板――既趕上實體經濟備受沖擊的國際金融危機，又趕上宏觀政策上的銀根收緊，于是當他在萬般無奈之下選擇民間借貸突圍的時候，已然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這并不是一起偶然的個案。
　　不要說身處北部邊陲的金利斌，就連溫州這樣的東部沿海地區(qū)，也頻頻爆出民企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的消息，與之形成悲愴呼應。
　　逐利是人的本能沖動。所以，把責任一味地怪罪于老百姓的愚昧和無知，是不可取的。而一味地將出事的民企老板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是不可取的。
　　老百姓喜歡用“成王敗寇”這樣的邏輯來判斷一個人的命運起伏。而這樣的道德判斷，往往掩蓋了更為本質的制度追問。
　　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他們就沒有問題。恰恰相反，他們在企業(yè)戰(zhàn)略上顯然有著盲目的投資沖動�；蛘哒f，他們已經被最初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后來的盲目擴張與舉債，在缺少諸多法律與制度的保障下，顯然不是可取之舉。
　　這是很多民企老板的通病，他們一旦賺取了第一桶金，即一發(fā)而不可收。追求大而全，大干快上，盲目投資，只求賺錢，不求誠信，資本斷裂，只進不退，缺乏實業(yè)家的戰(zhàn)略，等等。
　　
　　融資之困
　　
　　殺死“金利斌”們的利劍，當然不僅僅是他們的擴張沖動。因為每一個企業(yè)家，都有著投資和擴張的沖動。
　　而這種版圖擴張的沖動與短缺的資金鏈之間，往往會形成一個巨大的矛盾。當矛盾激化到一個極限之后，即會爆發(fā)。
　　這其中，金利斌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
　　事實上，政策束縛和資金短缺的陰影一直就籠罩在民營企業(yè)的頭上。其中，國際金融危機，銀根縮緊，是民企最大的殺手。
　　自從2005年物價攀升的苗頭出現，國家有關部門即把回籠資金作為主要的抑止經濟過熱手段，央行、銀監(jiān)會均要求各家商業(yè)銀行、股份制銀行提高信貸門檻，縮減信貸規(guī)模，以期防治通貨膨脹。
　　通貨緊縮直接導致了信貸緊縮，而信貸緊縮卻直接導致了銀行和企業(yè)的兩難。
　　對于銀行來說，由于信貸規(guī)模的調整縮小，使得銀行不得不放棄某些客戶而選擇信譽和條件相對較好的客戶。
　　這種政策束縛，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得民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尤其是在江浙、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qū)，由于資金鏈斷裂，甚至掀起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倒閉潮。
　　事實上，30%以上民企倒閉的根本或直接原因是資金鏈斷裂，且80%以上倒閉民企的現金流都有問題。“借是找死，不借是等死”。
　　民間融資在一段時間內確實幫企業(yè)“挺過”資金短缺期，但更多的民間融資卻是飲鴆止渴，甚至是一條不歸路。
　　
　　政策尷尬
　　
　　對于很多民企來說，政策尷尬是一個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美國前財長鮑爾森曾說，“中國經濟的50%是由中小企業(yè)貢獻的，可是他們得到的銀行貸款才不到5%，大部分的銀行貸款則流進了國企，而在美國，這種狀況正好是倒過來的�！�
　　中國應借鑒發(fā)達國家的經驗，引導和規(guī)范民間借貸行為，出臺“組合拳”，完善我國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多條渠道，形成較為成熟的中小企業(yè)融資市場。
　　金利斌是冒險家，無論是瘋狂地舉債還是瘋狂地借貸，維系兩者關系的是一個“利”字，兩者的交兌，直接催生了雙重悲劇。
　　金利斌的悲劇漫溢著制度性的色彩，換言之，民營企業(yè)想融資，真是“難于上青天”，而民間借貸的利息壓力，大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以金利斌為例，借貸10萬元以下的債權人每月2分利；借貸10萬元以上的債權人每月3分利。傳聞則稱，金利斌每月償還的利息甚至高達兩億元。如此之高的利息壓力，即便金利斌有一個日夜不停運轉的印鈔機，恐怕也無能為力。
　　民營企業(yè)命運一直坎坷，融資難即是不可回避的發(fā)展瓶頸。
　　相當數量的民企像金利斌的惠龍集團一樣，到了擴大再生產的關鍵時期，本應扮演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yè)升級的生力軍，但現實使其踏上了民間借貸的危險征途。
　　呼吁了很多年的《民間信貸法》至今仍在學界熱烈討論之中。當沒有法治護佑，政策又存在先天歧視的時候，面對融資成本水漲船高的危局，一些熱衷實業(yè)的民營企業(yè)家，在面臨政策受阻后，即使再有抱負，恐怕也找不到救命的稻草了。
　　據說，目前正在等待生死判決的吳英在四年看守所生涯中，寫了本名叫《黑天鵝》的書。在不朽的芭蕾舞劇《天鵝湖》中，黑天鵝是欲望、誘惑、邪惡、冷酷的象征，宛如從事瘋狂信貸的中國民營企業(yè)家。
　　我們當然可以對這些“黑天鵝”進行道德的審判和拷問，但是，道德的審判往往會掩蓋最為本質的內核。我們更應該追問：誰在批量制造這些“黑天鵝”？
　　
　　 規(guī)范“權力經濟”與民間金融
　　
　　“權力經濟”與民間高利貸，已經成為中國實體經濟的兩大殺手。
　　官依商而利，商依官而立。幾乎每個民營老板，若要在一方立足，就得使盡身解數，建立自己的權力關系網。這是“權力經濟”的基本特色。
　　金利斌在建立起自己龐大的商業(yè)帝國的同時，是否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權力網，目前尚沒有足夠的證據。但作為包頭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金利斌身上的“紅杠子”就有十多個，僅一個“2007年度共和國經濟建設功勛人物”的名譽就足以令人艷羨。
　　但即使是這樣，作為一個民營企業(yè)家，金利斌還是有很多難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當他的惠龍帝國正如日中天的時候，卻遭到了資金鏈的斷裂。
　　因此，當無法通過正當渠道獲得政府支持時，他只能轉而依靠民間借貸。然而，這種民間借貸，由于缺少有效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持，往往又會陷入無法自拔的深淵。
　　一味地討論民企原罪問題，正如一味地限制民間金融，將民間借貸定義為非法一樣，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只有從根本上擺脫權力經濟的陰影，還民營經濟以充分的生存空間，方是釜底抽薪之舉。
　　那么如何壯大民間資本？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成思危曾在“2010中國民間投資發(fā)展峰會”上指出，應該建立規(guī)范化的民間借貸市場，在民間借貸市場與民企之間設立可靠的防火墻措施。
　　現在民間高利貸無孔不入，成為民間金融的常態(tài)，掃蕩著中國的實體經濟。
　　據媒體披露，溫州民間高利貸月息最低4分，最高1毛5，是銀行貸款利率的幾十倍，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瘋狂的年景，除了販毒、洗錢、賭博和在證券市場有特殊渠道的公司，沒有任何一家正常經營的企業(yè)能夠承擔得起這樣的資金成本，這樣的利率等于在逼實體企業(yè)自殺。
　　而高利貸盛行之時，就將是實體經濟大規(guī)模倒閉之時。
　　以高利貸盛行的2008年為例，當時浙江臺州市發(fā)改委緊急組織的一份民間融資情況調研顯示，2008年一季度臺州市規(guī)模以上企業(yè)虧損1111家，虧損面達到20%，虧損企業(yè)虧損額為3.09億元，增長55.7%……
　　高利貸有可能成為經濟鴉片，讓陷入者不能自拔。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受調查企業(yè)參與了民間借貸。
　　所以，有關部門應當盡快建立公平的投資市場，放寬資金投資渠道，建立篩選出誠信高效企業(yè)聚攏資金，以避免金融市場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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