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90年歷史上，對某一個人所犯錯誤的定性，從來沒有像對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所犯錯誤定性那樣多變。從“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到“右傾錯誤”，區(qū)區(qū)幾個字的不同，意味著巨大差別。撥開歷史的迷霧，一個真實的陳獨秀在一步步走來。
　　
　　在電影《建黨偉業(yè)》中，馮遠征傾情演繹了一個個性鮮明的陳獨秀。他說，接到劇本之前，他以為陳獨秀的戲只有兩三場，出來說幾句對革命不利的話就行了。拿到劇本后，他驚呆了：“沒想到戲這么多，顛覆了我印象里陳獨秀右傾投降的形象，這個劇本重新定義了陳獨秀�！�
　　在中共90年的歷史上，沒有哪一位中共中央總書記像陳獨秀這樣，命運跌宕，對其歷史評價也歷經幾次變遷。
　　作為中共最主要的創(chuàng)立者，幾十年來，他被先后戴上了九頂帽子，即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如今，這些帽子先后被一一摘掉，2002年出版的黨史一卷，將長期以來的“右傾投降主義”改為了“右傾機會主義”。2004年4月，胡錦濤在紀念任弼時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談到大革命失敗時，又給予了新的說法，將其表述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這是到目前為止由中央領導人所作的新的定性，獲得了學界普遍好評。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姚金果對此深以為然：“陳獨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不能全歸咎于他，有共產國際的原因，加上黨太年輕，缺乏經驗，所以他所犯的錯誤應該是集體錯誤�！�
　　在中央黨史研究室“鎮(zhèn)室之作”《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姚金果承擔了第二編“黨在大革命”時期的編寫工作，之后又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共產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大革命》的編寫。
　　姚金果告訴本刊記者，蘇聯(lián)解體之后，有關蘇聯(lián)、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大批檔案文件得以解密，越來越多的事實正以它們的本來面目先后回歸，與之相伴的便是歷史評價的修正，陳獨秀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被共產國際束縛手腳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年輕的中共蒙受巨大的損失。陳獨秀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線政策是自覺主動的還是被迫違心的，都逃脫不了應當承擔的領導責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離開了連任五屆的中共最高領導崗位。
　　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解密檔案顯示，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聯(lián)共（布）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即平均兩天一個決議。莫斯科的指示像雪片似地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
　　因為陳獨秀鮮明倔強的個性，建黨初始，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關系一度比較緊張，他說：“蘇俄黨是蘇俄黨，中國黨是中國黨，各有各的國情，我們犯不著去做共產國際的支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決定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共產國際成了中共的實際領導者，馬林必須參加中共領導機關的會議，中共也從共產國際獲取援助。陳獨秀對此很是不滿，他曾對包惠僧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干，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
　　加入共產國際，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是陳獨秀惟一的選擇。然而，問題在于，誰能保證共產國際的指揮永遠正確呢？
　　當時的國內形勢是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相互勾結，掌握著絕對的軍事力量，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也意識到，團結其他黨派，尤其是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一致革命的重要性。
　　那么，國共合作以什么樣的方式實現(xiàn)？陳獨秀和共產國際的想法不一樣。在中共二大上，陳獨秀提出與國民黨以黨外合作方式進行聯(lián)盟，這樣能保證黨的獨立性。
　　但在馬林的天平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分量不一樣。于是，馬林將自己曾經在荷蘭殖民地爪哇的成功經驗搬到中國，他提出實行“黨內合作”，即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xiàn)國共合作，遭到陳獨秀的堅決反對。
　　馬林不得不返回莫斯科向共產國際求援。1922年8月，馬林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返回中國。在他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討論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馬林對陳獨秀說：“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xiàn)國共合作是共產國際已經決定的政策，是不能改變的�！本瓦@樣，中共中央為尊重共產國際意見，不得不同意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陳獨秀是帶著改造國民黨的心態(tài)加入進來的。作為大才子，陳獨秀在馬林的鼓勵下，堅決拿起了批評的武器，批評國民黨對帝國主義的依賴、重軍事行動而輕視民眾的痼疾，這令孫中山很不舒服。孫中山雖然走上了聯(lián)俄聯(lián)共的道路，但他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共產黨人在報紙上公開批評國民黨。在這種情況下，本來計劃在廣州同孫中山國民黨一道領導國民革命的中共中央，只得再次將中央機關遷回上海�！币�金果說。
　　
　　共產國際對國民黨妥協(xié)退讓
　　
　　傳統(tǒng)觀點認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有三大罪證，一是政治上的大讓步，二是軍事上的大讓步，三是黨務上的大讓步。這三大罪證是怎么來的呢？姚金果說，這是1943年，周恩來在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會上做的《關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系》報告中概括的。
　　陳獨秀所犯的錯誤，在姚金果看來，“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完全無視中共中央的存在，在有關國共關系重大問題上大包大攬，一再對國民黨右派妥協(xié)退讓�！�
　　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后，國民黨內排共反共情緒日益增長，國共關系面臨嚴峻考驗。正值國民黨二大召開，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為了繼續(xù)維持國共合作局面，只能要求中共做出讓步，不參加國民政府的領導工作。
　　“這實際上是將中共推向‘在野黨’位置，嚴重束縛了中共的手腳。既然這樣，陳獨秀認為就沒有必要再與國民黨攪合在一起了�！币�金果說。
　　1926年，蔣介石發(fā)動針對蘇聯(lián)顧問和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當時，共產國際派來的由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聯(lián)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正在中國了解情況。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人主張對蔣介石堅決反擊，然而，布勃諾夫鑒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國問題上的矛盾，擔心此事處理不當，可能導致國共破裂，由此帶來斯大林在中國的政策徹底破產。于是，布勃諾夫對蔣介石做出讓步措施，撤回蘇聯(lián)顧問團中不受蔣介石歡迎的顧問。
　　“整理黨務案”是蔣介石從國民黨內排除共產黨勢力的又一個重要步驟，而這些排共提案能夠通過，與鮑羅廷有很大關系。
　　“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之后，國民黨右派分子活動更加猖獗。在此種情況下，陳獨秀再次提出改變國共合作方式，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lián)盟。但是，陳獨秀也非常清醒地知道，什么時候和國民黨分手，自己說了不算，需要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允許才行。
　　雖然此時陳獨秀曾有過組織力量反擊蔣介石的計劃，但是，他對蔣介石還是抱有一定的幻想，認為蔣介石尚未真正站到右派的立場。另外，他還有一層擔心，就是此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不足以對抗蔣介石。
　　這個時候的陳獨秀有一個強烈的愿望，那就是與國民黨分手。
　　莫斯科不容許陳獨秀這么做，因為當時斯大林認為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中心，離開國民黨就是離開革命。
　　楊尚昆1926年到蘇聯(lián)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yǎng)干部辦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后來回憶說，就在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個星期，斯大林在中山大學演講稱：“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
　　話音剛落，4月12日，蔣介石就發(fā)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大開殺戒。
　　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學發(fā)表演講稱，“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右派和汪精衛(wèi)控制的國民黨左派已經分裂，國民黨的核心在向左轉�！庇质窃捯魟偮�，7月15日，寧漢合流，汪精衛(wèi)發(fā)動針對共產黨人的流血事件。
　　就這樣，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對此，斯大林如何解釋呢？7月2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fā)表文章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睂е轮袊�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系列極大的錯誤�！�
　　楊尚昆回憶說：“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一下子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都推給了中共中央和陳獨秀�！�
　　1927年7月12日，鮑羅廷奉命對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從此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你們絕對沒有理由開除發(fā)表政治意見不同的任何同志”
　　
　　“實際上，‘托派’是以聯(lián)共（布）內部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一個派別，但斯大林把它作為敵人來對待�！币�金果說。
　　正當陳獨秀處在苦悶、彷徨之際，莫斯科東方大學歸國學生王平一從蘇聯(lián)帶回一些“托派”資料，其中有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等�？春�，陳獨秀思想受到很大觸動，感覺找到了知音。
　　陳獨秀首先發(fā)現(xiàn)他在大革命失敗的許多意見上和托洛茨基不謀而合：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后來又要求退出國民黨，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這種觀點；他認為是中共執(zhí)行國際指示斷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們（指共產國際）背后指出真正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陳獨秀稱贊“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過去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百分之百的正確”。陳獨秀從思想上和感情上貼近了托洛茨基。
　　對大革命失敗根源的認識是陳獨秀倒向“托派”極其重要的一步。1929年9月，“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成立，陳獨秀任書記。
　　姚金果分析：“陳獨秀就是想在黨內建立一個反對派，他自己的理解這仍是在中共黨內的一個組織，來監(jiān)督和批評中央錯誤決策的�！�
　　但在斯大林反“托派”斗爭的大背景下，陳獨秀領導的中國“托派”自然不會有好結果。
　　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東方書記處負責人米夫致信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遠東局：“黨內必須加強同右派的斗爭……必須要么爭取使他（指陳獨秀）在徹底認錯和接受黨的路線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么決定他的黨籍問題。”
　　陳獨秀沒有接受中央的任何勸告，也不愿意承認自己的錯誤。1929年10月10日，陳獨秀態(tài)度強硬地宣稱：“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fā)表政治意見不同的任何同志�！�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開除陳獨秀的黨籍。
　　12月10日，陳獨秀發(fā)表了《告全黨同志書》，對中共中央開除自己的理由逐條辯解，認為大革命失敗的根源在于共產國際的錯誤支配，而自己因“認識不徹底，主張不堅決，動搖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機會主義的大氣中，忠實地執(zhí)行了國際機會主義的政策”。
　　
　　“政府并非國家”
　　
　　陳獨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曾經五進監(jiān)獄，實踐了他的名言：“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jiān)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
　　“在我看來，相比政治家、教育家的角色，陳獨秀更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即使在監(jiān)獄里，他也在思考和寫作�！币�金果說。
　　1932年10月15日晚，陳獨秀被以“危害民國罪”最后一次被捕。法庭上，審判長問：“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國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國罪嗎？”陳獨秀回答：“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政府并非國家，反對政府，并非危害國家�！�
　　大律師章士釗為其辯護說：“現(xiàn)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本律師要求法院宣判獨秀無罪�！�
　　當章士釗辯護完畢，陳獨秀立即聲明：“章律師的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詞為準�！币驗樵陉惇毿憧磥�，章士釗的辯護詞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合，且有搖尾乞憐、賣身投靠之嫌。
　　陳獨秀晚年曾說：“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愿說不錯又不對的話�！�
　　“這些話說明，陳獨秀有著獨立思考的硬骨頭。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則缺少了妥協(xié)和中庸的品質。”姚金果說。
　　1942年，貧病交困的陳獨秀在孤獨中去世，走完倔強坎坷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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