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浪,一波波襲來。 　　印環(huán)境部長拉梅什一席“親華言論”引發(fā)印度輿論軒然大波;中國企業(yè)印度投資遭遇“安全門檻”;印度政府5月17日要求在印投資的華為中興全面披露企業(yè)所有者資料;敏感的邊界問題時隱時現(xiàn)……中印關系日益充滿了復雜的信號。
　　地緣政治經濟巨變,給國際社會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令某些國家惴惴不安。而在相當多的中國人眼里,往往很少看到一個印度也在日益崛起,同樣是一個新的不確定因素。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近日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以地緣政治為基本判斷依據,中國對外戰(zhàn)略中中美關系居于第一重要位置,但中美關系之后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什么,尚模糊不清。
　　鄭永年認為,對中國而言,亞洲具有戰(zhàn)略重要性,僅次于中美關系的雙邊關系應是中印關系。他強調,中印關系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而且印度是一個上升中的大國,其行為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國需要加強重視。不過,印度民族具有較強獨立性,這也會體現(xiàn)在外交中,因此中國不必過分憂慮美國的介入,他呼吁對中印關系給予更多關注。
　　
　　中美之后,需重視中印關系
　　記者:長期以來,中美關系一直在中國對外關系中居于首要地位,但中美關系也不是中國對外關系的全部。近年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國力的提高,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也面臨調整。你對中國未來的外交重點有什么建議?
　　鄭永年:很多年來,中國對外關系中以中美關系為重中之重,這是沒錯的。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是由地緣政治決定的。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強霸權,而中國崛起后,其和美國的距離拉近、兩國互動也越來越頻繁。中美同處一個結構,雙邊互動對全球會產生巨大影響。
　　不過,中美關系并不是中國對外關系的全部,所以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中美關系之后的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什么。
　　記者:那么從當前全球的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fā),中國對外關系,除了美國外,下一個重心是哪里呢?
　　鄭永年:地緣政治有兩種形式。傳統(tǒng)上,軍事關系是地緣政治的核心。這在“冷戰(zhàn)”期間很明顯�，F(xiàn)在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地緣政治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力量,經濟重心在哪里,地緣政治就會出現(xiàn)在哪里。也就是說,地緣經濟決定著地緣政治。
　　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看,今后很長歷史時期內,其世界經濟中心會在亞太地區(qū)。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經濟體(美國、日本和中國)在這個地區(qū),印度的經濟也在很快崛起,加上原來的“四小龍”,亞太地區(qū)在世界經濟中最有活力。
　　對中國來說,對外關系的重要性無論就傳統(tǒng)地緣政治還是從現(xiàn)代地緣經濟而言,美國之后就是亞洲。
　　記者:那么就亞太范圍而言,中美關系之后,中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是什么?
　　鄭永年:區(qū)域內的幾個大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對中國都很重要。
　　但其中中印關系的確定性最小。中國跟日本和俄羅斯的歷史恩恩怨怨很多,同它們打交道都有相當的經驗。中國從來就沒有忽視過日本和俄羅斯,今后也不會忽視。和俄羅斯,中國已經有上海合作組織等多種架構,和日本的經濟整合度也非常高。
　　然而,中印關系卻一直被低估。亞太地區(qū),除了中國,印度的崛起最為顯著。這就決定了印度和中國一樣會對亞洲倍加重視。中印兩國同在亞洲,都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兩國如何相處有待探討。
　　記者:為什么中印關系一直被低估?對中國而言,印度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xiàn)在哪些層面?
　　鄭永年:印度是一個上升的大國。一個上升的大國會如何行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中國人心理上也還沒有(對印度崛起)做好準備。
　　印度有很多內部問題,像中央和地方關系、宗教關系(如穆斯林跟印度教的關系)、不同的種族關系、種性關系、毛派等等。印度內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決定了其民族主義的強度。印度的民主政治整合了整個國家,但控制力量不強。而且,在中國官方致力于控制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同時,印度一些官員則經常鼓吹民族主義,尤其是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印度是民主政治,其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通過其政治機制與過程傳導給外交政策。印度的民族主義一旦爆發(fā)出來,就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多年以來,印度的民族主義將中國視為一種威脅。獨立以后,印度外交一直是“向西看”的,即重視西方世界�，F(xiàn)在隨著世界經濟和戰(zhàn)略重心的轉移,印度外交重心也轉移到亞洲,開始“向東看”,但印度在經濟上和亞洲國家合作的同時,在戰(zhàn)略上防備中國。
　　從近代至今,中印兩國一直互相缺乏了解。中國沒有很好理解印度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對印度民族主義情緒對印度外交的影響了解很有限。此外,印度與中國同樣是一個文明古國。中國對這一點的了解也不深刻,特別是對印度希望其文明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缺乏認識。
　　
　　中印相處應注意輕重緩急
　　記者: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向東看”,有什么原因?
　　鄭永年:任何國家的國際戰(zhàn)略都取決于其地緣政治,而周邊國家的力量變化是地緣政治中最重要因素。
　　今天印度的地緣政治變化了。首先,全球地緣政治重心轉移到亞洲,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毛澤東時代中印曾經“打過一架”,這使得中國崛起對印度民族主義來說,更為耀眼。
　　中國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戰(zhàn)略迫使印度“向東看”,注意中國。
　　記者:中印兩國現(xiàn)在在邊界問題等方面尚存有爭議,對于中印雙邊關系中的矛盾,你有什么建議?
　　鄭永年:在邊界問題上,雙方領導層都有意愿解決問題。然而,客觀地講,中印邊境問題大家可以談,但不可以太著急。就如一些學者所言,很多問題在民族主義還高漲的時候是不可以去觸摸的�！坝�速則不達”,搞不好還會引起很大的負面效果。
　　中印關系可以先從經貿、文化交往等比較容易的方面先做起來。
　　記者:中印產業(yè)結構沒有較大差異,技術水平上也大致相當。印度工商界特別擔心,中國制造業(yè)會對本土制造業(yè)會造成強烈的沖擊,所以中印間自由貿易一直沒談下來。你對此有什么建議?
　　鄭永年:印度經濟體開放程度比中國差,很注意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在選舉壓力下,印度政治人物也很難向國外做出妥協(xié)。
　　中國現(xiàn)在提倡自由貿易,是國際社會聲音最響亮的。但是,中國不要像西方那樣,把自由貿易作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意識形態(tài)來推廣,不能把自由貿易搞成宗教。每個國家都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來談自由貿易,有好多自由貿易區(qū)都是一步步形成的。
　　
　　中國需要有普世價值
　　記者:如何看待美國對印度關系的重新重視?
　　鄭永年:這一點值得注意。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想拉攏印度,這是事實。美國在主觀上想要制約中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并不是說,印度和美國做了什么,就是針對中國的。
　　我覺得中國不要太擔心印度會完全靠向美國。印度的外交政策話語盡管受西方的影響,但與美國結盟來對付中國這種可能性并不大。作為一個大國,印度如果緊隨美國,其在國際社會的空間反而會受到制約。
　　這就是說,印度和中國在戰(zhàn)略上的合作還是有基礎的。
　　記者:美國曾推動包括印度在內的亞洲四國搞價值聯(lián)盟,但很多時候,美國所鼓吹的價值就蛻變?yōu)榱艘庾R形態(tài)。美國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或者鼓吹自由貿易,或者呼吁就業(yè)保護。美國已習慣自由地運用意識形態(tài)來為企業(yè)和國家謀求利益,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應對?
　　鄭永年:美國人做事是符合其國家利益的,例如,美國對自由貿易態(tài)度的變化就是隨著其國家利益調整的。不過,實際上人們不用太看重所謂的價值聯(lián)盟。美國人談價值聯(lián)盟、民主聯(lián)盟談了多少年了,但并沒有多少響應者,進展不大。在物質利益面前,民主價值有些時候是毫無作用的。
　　當然,民主國家政治空間大。不管喜歡與否,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已經成了西方政治人物操縱政治的一個目標。
　　此外,雖然美國常常錯誤地把中國當作敵人,但和美國相比,中國還沒有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觀,只是加入了當前的國際體系。中國真正走向世界也就是近幾年的事情,在國際事務上還缺少經驗。中國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觀。
　　記者:在你看來,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秩序觀?
　　鄭永年: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擴張似乎已經到了頂點。即使沒有到頂點,中國也是不能完全照抄的。
　　中國應該從文明的視角來塑造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觀。中國也應該能主動提出自己設計的普世價值,既符合中國傳統(tǒng),也能被其他文明所接受。
　　(5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作者為該報記者及實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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