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從新民主主義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原因 　　 　　近十年關于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進行過渡研究的進展，集中在對工業(yè)化與過渡的關系的認識上。朱佳木認為，新中國建立后，黨之所以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根本原因是編制五年計劃時選擇了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戰(zhàn)略，并得到了蘇聯(lián)在技術和設備制造上給予全面援助的承諾；而實際過渡時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農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盡快適應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的需要。和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原因的分析相關聯(lián)，龐松通過對1953年5月李維漢關于《資本主義工業(yè)中的公私關系問題》調查報告的研究，對黨制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認識和決策過程作了分析，認為提前過渡之所以能夠付諸實施，還與黨和毛澤東找到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船”和“橋”，即過渡的途徑有關。在過渡的途徑問題解決后，1953年6、7月間，毛澤東主持召開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正式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者對李維漢的調查報告與過渡時期總路線決策的關系，作了清晰描述，對全面認識這一段歷史因由很有幫助。武力認為除了社會主義理論局限和國際環(huán)境的影響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對趕超型工業(yè)化戰(zhàn)略的選擇，而新民主主義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體制和公私兼顧政策所形成的均衡發(fā)展機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證這種戰(zhàn)略的實施。
　　
　　對八大決議被否定有新看法
　　
　　幾十年來，學術界對八大決議輕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沒有搞清楚。對此，學者們進行了較多的探討。齊衛(wèi)平認為八大雖然對社會主要矛盾作了結論，但大會主題報告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大會議程中沒有就此問題進行討論，因此，該結論在形成之初就未達成共識。黨的主要領導人對八大路線的認識存在分歧，毛澤東雖然批準了八大的政治報告，但是對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結論并不贊成。韓鋼認為八大政治決議中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實質的表述，是胡喬木在決議最后修改時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澤東的同意，而正是這句話，為毛澤東后來所一再反對。作者概述了毛澤東的變化過程，認為毛澤東否定八大決議，除了理論上和邏輯上的原因外，還有兩個背景性因素要考慮，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后，還存在很多遺留問題。二是1956年下半年，黨內和社會上對合作化、對社會主義改造、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有“疑問”。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研究成為熱點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zhàn)略思想提出后，《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研究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熱點。王偉光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一方面提供了正確認識人民內部矛盾、深刻理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zhàn)略任務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提供了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指南。有些學者還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處理不同信仰之間的矛盾等視角，分析了這一文獻中的理論創(chuàng)新、經驗教訓和啟示意義。
　　
　　從多個方面考察“文革”的起因
　　
　　“文革”起因的探討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點、難點。金春明認為“文革”的發(fā)生既有特定時代大氣候的因素，又是國內外、黨內外諸多矛盾的蘊聚和總爆發(fā)，沒有毛澤東的錯誤決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澤東而沒有長期封建主義的濃重遺留和政治體制中的嚴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要用辯證的方法和態(tài)度，從多個方面考察“文革”發(fā)生的原因。
　　如何進一步深化“文革”研究，專家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張靜如指出，對“文革”要在宏觀上否定，微觀上細致分析。楊鳳城提出從歷史的“長時段”研究“文革”。蔡樂蘇強調要跳出“文革”來研究“文革”。劉國新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了“文革”史研究應注意的問題。王宇英強調了口述歷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義。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間出現的部分小報為事例，強調“文革小報”在“文革史”研究中的歷史學術價值。
　　
　　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過去一直比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來，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非�；钴S，漸成熱點，呈現出新的氣象。學者們對兩年徘徊時期的黨史研究重新審視，逐漸作出了較多肯定的評價。張金才認為，這兩年是“前進”的，但“前進”并不順當，有曲折，有斗爭。應理直氣壯地如實肯定這兩年。覃采萍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能實現偉大轉折，與黨在徘徊中前進時期的理論準備密不可分。這兩年的理論準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出發(fā)，對“四人幫”的反動言行進行了駁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二是結合中國的國情確立了新的歷史任務，探尋了歷史前進新的方向、出發(fā)點和具體道路。程中原認為這兩年處于基礎地位的經濟領域，已經開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子，是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學者們充分肯定兩年徘徊時期的對外開放。張旭東認為這兩年中共逐漸恢復了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技術和設備的政策，并發(fā)展到利用外資，突破了對外引進的禁區(qū)，實現了對外引進政策的重大轉折。李妍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開始啟動，中外貿易團體往來頻繁，進出口貿易發(fā)展迅速，同世界上許多國家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協(xié)定。
　　
　　關于改革開放的緣起和主線
　　
　　曹普認為改革開放的發(fā)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正是嚴峻的國內困境和嚴峻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孫大力認為，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是基于對“文革”教訓、中國當時落后面貌、當時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其主線是什么?這是研究者非常關注的問題。陳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歷史主線。鄭必堅和李君如認為改革開放史的主線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產力。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仍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難點和熱點
　　
　　于光遠、韓鋼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提出、產生和放棄的歷史過程、放棄的原因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關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獨到見解。劉晶芳著重從理論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過早放棄的原因。李偉則認為毛澤東思想中根本就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魯振祥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毛澤東提出總路線過程中的若干關節(jié)點進行再考察，有助于對這一問題認識的細化和深化。
　　
　　關于周恩來研究
　　
　　周恩來研究的難點是對他的晚年，特別是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評價。金沖及認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周恩來在“文 革”中兩難處境下的所作所為的評價是公正的。周恩來對“文革”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最初對當時出現的許多嚴重違反政策的行為并不贊成，但他是擁護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主張的。隨著“文革”的發(fā)展，周恩來比較早地察覺出問題，十分憂慮，力圖加以限制或避免。但當時可供他選擇的余地其實很小。他選擇了忍辱負重，力挽狂瀾，發(fā)揮別人無法替代的作用。石仲泉針對研究中存在的對周恩來的一些非議，認為周恩來一生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他的高尚品德堪稱全黨楷模，那種誣稱周恩來“表里不一”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1967年“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后周恩來曾給“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對這封信黨史學界歷來有不同的解讀。陳揚勇就此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周恩來寫這封信，既反映出他在感情上站在那些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一邊，同時在理性上又不太贊成采取這樣一種斗爭方式；既希望老同志能積極抗爭，又希望老同志能注意斗爭策略。
　　
　　朱德經濟建設思想備受關注
　　
　　以往對朱德與經濟建設的關系關注不多。庹平認為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后，朱德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就如何使農民家庭富裕、農村經濟繁榮和山區(qū)改變落后面貌這三個發(fā)展農村經濟的主題和難題，提出了比較成熟的思想和主張。王紀一認為朱德的對外貿易思想符合中國國情，對我國發(fā)展對外貿易起到了積極作用。
　　
　　關于鄧小平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紀十年的鄧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主要是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展開的。趙子林對鄧小平的改革觀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認為是一個由改革動因論、改革目的論、改革方向論、改革性質論、改革保障論、改革原則論、改革評價論共同構成的思想體系。倪波認為鄧小平“大外交”思想突破了傳統(tǒng)外交的框架，使我國外交理論向現代外交邁進，對于我國新時期外交活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李毅弘認為鄧小平在堅持毛澤東獨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基礎上又賦予了它新的內涵，實現了從結盟外交到不結盟外交的嬗變；從意識形態(tài)劃線外交到超越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全方位外交的嬗變。
　　
　　對胡耀邦的研究有較大進展
　　
　　新世紀以來胡耀邦研究有較大進展，最有分量的當屬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編寫的、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傳(1915―1976)》(第一卷)。作者力求客觀地、真實地反映他的生平和思想，對胡耀邦一生的功過作了中肯的評價。學者們除了對他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作用作了進一步研究外，還對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黨的建設、農業(yè)和農村改革、知識分子政策、統(tǒng)戰(zhàn)工作等方面的思想和實踐進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幾年時間里，他多次深入西北、西南地區(qū)考察。鄭義認為，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fā)，胡耀邦率先提出了開發(fā)我國西部的戰(zhàn)略構想。
　　
　　對陳獨秀的評價仍有較大分歧
　　
　　把陳獨秀作為一個正面人物、一個對中國革命做出重大貢獻的中共重要領導人來研究，已成為黨史界的共識。但在對其評價上，仍有較大分歧。郭德宏認為對陳獨秀應充分肯定，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他至少有六大歷史貢獻、兩大杰出成就，并為后人做出了一個杰出的表率。陳獨秀也犯過錯誤，但他的錯誤主要來自共產國際，他不過是替罪羊而已�！巴信伞钡闹鲝堃彩且环N探索，雖然是錯誤的探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認為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做出過重大貢獻，但也犯有嚴重錯誤。大革命失敗，共產國際有重大責任，但陳獨秀作為總書記，對大革命失敗，在黨內應負主要責任。
　　阿明布和多方位、多層面剖析了陳獨秀晚年的政治思想，認為在經歷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后，陳獨秀形成新“二次革命論”，系統(tǒng)地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主張。陳鐵健對陳獨秀自1931年至1942年的思想演進作了評述，認為晚年陳獨秀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思想，如強調中國當時首要問題是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力，認為“在科學社會主義看來，資本主義無論為功為罪，而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必經的過程”，強調了民主問題的重要性，認為是“中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關于王明的評價和研究
　　
　　以往黨史界對王明評價多是否定的。在新世紀十年的研究中，客觀地評價王明成為學者的共識。劉晶芳認為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的醞釀和形成上，王明起了積極作用，在實踐中效果也是好的，促進了由內戰(zhàn)到抗戰(zhàn)的策略轉變，應予以充分肯定。金怡順、劉海燕認為，王明在強調反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各黨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各武裝力量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國家政權的民主性質等方面，總的是正確的，但同時也包含右傾投降主義的萌芽。田子渝認為王明與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大政方針和基本原則上沒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在對中共長江局工作的評價上，把錯誤歸王明，成就歸周恩來，是將復雜的歷史簡單化了。李東朗對黨史界通行的批評王明右傾的一些說法提出異議，認為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zhàn)為主，配合以陣地戰(zhàn)，輔之以游擊戰(zhàn)的戰(zhàn)略方針”和7個“統(tǒng)一”為例，來說明王明堅持右傾主張，這種看法與實際不符。
　　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用大量文字描繪，并在長時間里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丁曉平根據從一位民間收藏者手中發(fā)現的延安整風時期中共中央關于“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的14份原始材料，完整、權威、翔實地記錄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實情況，以史實確證：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所謂毛澤東“蓄意毒害王明”，純屬謊言。
　　
　　(摘自5月30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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