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家鄉(xiāng)文友送我一本《霍邱縣文化志》，其中專章記述了“未名社”，把韋素園、臺靜農、韋叢蕪、李霽野合稱為“未名四杰”。據(jù)我所知，這是“未名四杰”一說的最初來源。
　　二三十年代，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而文學藝術則出現(xiàn)了短暫的繁榮。在“五四”余波的推動下，文學運動波瀾壯闊，文學社團層出不窮，文學流派自由論戰(zhàn)，倒也承續(xù)了先秦百家爭鳴的余韻。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未名社”于1925年8月應運而生。
　　說到“未名社”，不能忽略一個人，他就是張大千的摯友、于右任的幕僚張目寒。從特定意義上說，沒有張目寒，就沒有“未名社”。
　　那是1924年的秋天，韋素園、臺靜農、韋叢蕪、李霽野、張目寒先后到達北平，一邊求學，一邊謀生。少年好友異鄉(xiāng)重逢，倍覺親切。在他們當中，張目寒最善于交際，一個外省鄉(xiāng)下青年，完全憑個人努力，走上社會一直追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并且得到重用，很快被提拔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監(jiān)察院議事科長。
　　當時在北平求學，張目寒就表現(xiàn)出了過人之處。魯迅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授課，張目寒有幸成為他的學生，很快贏得了先生的信任，彼此非常投緣，相處頗為親密。張目寒常在先生身邊走動，他重感情，樂于助人，先后引薦幾位好友登門拜訪先生。當時，中國從事翻譯的人太少，這幾位青年已從事文學活動，尤其熱衷于俄羅斯文學。為了共同的追求，魯迅與這伙年輕學子成了忘年交，于是，由魯迅領銜，打出了“未名社”的旗號。
　　“未名社”的誕生是低調的，成員也只有6位，魯迅、曹靖華、韋素園、臺靜農、韋叢蕪、李霽野，與叱咤風云的創(chuàng)造、太陽、新月諸社相比，未名社不顯山，不露水，因其“未名”，故而名之。但是，未名社很快就引起了文壇的關注，社辦刊物《未名》形成了鮮明的特色，以翻譯出版俄國、北歐、英國、日本文學為己任，在引進和介紹蘇聯(lián)文學方面更是獨樹一幟。
　　其實，“未名社”的初衷是為翻譯文學作品找一個出口，本質是商業(yè)性的。它是魯迅與大家合資創(chuàng)辦的一個出版社，雖然不以贏利為目的，但必須能自負盈虧，否則便無法生存下去。好在借助于魯迅的影響力，“未名社”成立初期，出現(xiàn)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前后7年多時間里，一共出版了《未名叢刊》18種，專收譯文，有魯迅譯的《小約翰》、《出了象牙之塔》，韋素園譯的《黃花集》、《外套》，曹靖華譯的《白茶》、《蠢貨》、《煙袋》、《第四十一個》，李霽野譯的《不幸的一群》、《往星中》、《黑假面人》，韋叢蕪譯的《窮人》、《罪與罰》、《格里佛游記》、《拜倫時代》；《未名新集》6種，專收創(chuàng)作，有魯迅的《朝花夕拾》，臺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韋叢蕪的《君山》和《冰塊》，李霽野的《影》；另有未列入?yún)矔��?種，即魯迅的雜文集《墳》和臺靜農編的《關于魯迅及其著作》與此同時，還出版發(fā)行了48期《莽原》半月刊，24期《未名半月刊》(1928年1月10日――1930年4月30日)。
　　從未名到有名，“未名社”的生命周期不算長，也不算短，以豐碩成果贏得了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席地位，成為“五四”后期的重要文學社團之一。魯迅認為，未名社“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小團體”，“那存在期，也并不長久”，然而所出版的書刊，“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
　　歷史沉浮，大浪淘沙，許許多多文學社團都已化作過眼云煙�！拔疵�社”至今仍被提起，作為一個文學現(xiàn)象，“未名社”很有研究價值。
　　在20世紀初的中國，安徽霍邱葉集鎮(zhèn)這么一個窮鄉(xiāng)僻壤，怎么就一下冒出一批虎虎生風的作家?
　　葉集地處皖西邊陲，大別山北麓，與豫東的固始縣一河之隔。1914年的春天，臺階仁(介人)在鎮(zhèn)上創(chuàng)辦了明強小學，韋崇文(素園)、臺傳嚴(靜農)、韋崇武(叢蕪)、李繼業(yè)(霽野)、張貽良(目寒)同班就讀。明強雖為小學，實際上相當于現(xiàn)在的初中，臺校長思想開明，善于接納新事物，這就決定了明強辦學宗旨的先進性。韋素園的大哥韋鳳章在外地受過高等教育，經(jīng)常宣傳無神論，給學生以良好的思想啟蒙。新思想像春風一樣吹進了葉集，彌漫在明強的校園，滋潤著少年同學的心田。一個冬天的夜晚，韋素園、臺靜農、張目寒、李霽野、韋叢蕪5人圍坐在火盆旁邊，海闊天空徹夜長談，談理想、談人生、談國家，對“五四運動”及新文化的發(fā)源地北平充滿了向往。
　　在明強小學畢業(yè)后，臺靜農跟隨父親到漢口大華中學就讀，韋氏兄弟與李霽野則人了阜陽師范。三年后，他們先后到達北平，終于實現(xiàn)了當年的夢想。
　　然而，這些家境貧寒的青年要在北平混下去，壓力實在是太大了。韋氏兄弟與李霽野利用課余時間翻譯些短文換取稿酬，以應饑餒之迫。臺靜農在北大旁聽，為國學門打理事務，半工半讀。幾位好友志同道合，共同愛上了文學，并且開始投入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幾十年后，李霽野坦言，“五人基本上都只有中學生程度，外文基礎還很不夠，各方面的知識也很淺薄，但是(魯迅)先生卻用發(fā)展的眼光看待，認真負責地培養(yǎng)我們。”
　　他們圍繞在魯迅身邊，不事聲張、埋頭苦干�！拔疵�社”成立以后，他們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有了依托。起初，純粹只是為了生存，在魯迅的扶持下，幾位文學新人茁壯成長，后來各自成就了一番文學事業(yè)。
　　在“未名四杰”的身上，最能體現(xiàn)“奮斗”二字的價值。除了韋素園英年早逝，其他成員的壽命都超過了古稀之年，每人都修成了正果。
　　韋素園(1902-1932)致力于文學翻譯，譯著有俄國果戈理小說《外套》、俄國短篇小說集《最后的光芒》、北歐詩歌小品集《黃花集》、俄國梭羅古勃的《邂逅》等。魯迅先生為他手書“宏才遠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碑文，并撰寫《憶韋素園君》一文留傳后世。
　　臺靜農(1902-1990)是“五四”時期重要的鄉(xiāng)土文學作家，先后在北京中法大學、輔仁大學、廈門大學、青島山東大學、四川白沙女子文理學院等大學任教，1946年赴臺，任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達二十年之久。除了《地之子》和《建塔者》，還有《靜農書藝集》、《龍坡雜文》、《靜農論文集》等專著。
　　韋叢蕪(1905-1978)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任教，建國后曾任上海新文藝出版社英文編輯，主要作品有詩集《君山》、《冰塊》等，譯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窮人》、《罪與罰》、《長拉瑪卓夫兄弟》，美國杰克?倫敦的《生命》等。
　　李霽野(1904-1997)歷任天津女師學院、輔仁大學、臺灣大學外語系教授、南開大學外語系名譽主任，建國后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長、天津市文聯(lián)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名譽副主席，全國第二、三、四、五、六屆政協(xié)委員，有《李霽野文集》(9卷)。
　　我把“未名四杰”看作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還有一個因素，在他們的影響下，涌現(xiàn)了一個在中國文壇活躍大半個世紀的霍邱作家群。在“未名社”活動期間，王冶秋、李何林、王菁士、趙赤萍等一批霍邱青年先后進入北平，成為該社的非正式成員，后來在文學事業(yè)上各有建樹。
　　李何林(1904-1988)是霍邱縣城關人，1928年參加革命被安徽當局通緝時，直奔“未名社”。1929年，李何林編輯了《中國文藝論戰(zhàn)》，并開始全面研究魯迅，1930年編成《魯迅論》。他與魯迅結下了不解之緣，建國后任魯迅博物館館長、魯迅研究室主任、中國魯迅研究學會副會長。
　　王冶秋(1909-1987)也是霍邱縣城關人，1924年在北平結識韋素園，接受新文藝，一度參與未名社活動。新中國成立后，鄭振鐸任文化部文物局第一任局長，王冶秋任副局長，有《王冶秋選集》收入小說、散文、詩歌67篇。
　　“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形成，既得益于外部環(huán)境的孕育，更在于自身的發(fā)奮。我在香港《大公報》上看到一篇文章，特別贊賞“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抱團精神”。我想，這應該是他們走向成功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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