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對當前中國處于轉型期的社會現(xiàn)實，媒體在突發(fā)性公共事件的報道中應該擔負相應的社會責任。其中，《南方周末》一貫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勇于自我反思，是有責任媒體的代表之一。本文以近期發(fā)生的校園暴力事件為個案，從事態(tài)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對《南方周末》的相關報道進行框架分析，探討其就此類公共暴力事件報道的新聞框架。由此，本文提出此類事件中媒體合理的角色定位；并從責任意識出發(fā)對媒體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建議。
　　【關鍵詞】校園暴力事件 框架分析 《南方周末》
　　
　　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各種矛盾相對尖銳，社會公共事件屢發(fā)的時期。2010年初發(fā)生的校園暴力殺人事件就是個典型，而且后期形成了連鎖反應。福建南平校園慘案發(fā)生在2010年3月23日7點20分，55秒內，8個孩子死亡，5個孩子重傷；4月28日上午，福建南平校園慘案兇手鄭民生伏法，當天下午3時許，廣東雷州教師陳康炳潛入雷城第一小學，用水果刀砍傷16名學生、1名教師；4月29日上午9時40分，江蘇泰興一名無業(yè)人員徐玉元潛入泰興鎮(zhèn)中心幼兒園，持刀砍傷32人，其中學生29名；4月30日7點40分左右，山東濰坊市坊子區(qū)尚莊村村民王永來闖入尚莊小學，用鐵錘打傷5名學前班學生，然后將汽油澆在自己身上并抱住兩名學生點燃，學校老師將學生搶出，王永來當場燒死；再加上4月12日廣西合浦縣西場鎮(zhèn)西鎮(zhèn)小學的事件和5月12日陜西南鄭縣幼兒園的暴力事件，在不到兩月時間里，發(fā)生了6起校園慘案。這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爭論特別激烈的是媒體的報道是否起到對施暴者的“心理暗示”作用，從而導致了連續(xù)的暴力事件。
　　本文通過就《南方周末》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做了框架分析，尤其是對其報道過程中的注意力轉向問題進行了分析。由此對媒體在此類事件的報道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該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履行其社會責任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
　　一、研究背景和方法
　　眾所周知，傳播媒介是我們了解不可親身感知的外部世界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客觀世界信息與事實的報道給我們構建了一個關于外在世界的“擬態(tài)環(huán)境”。由此，媒介的報道態(tài)度和傾向會對我們對事實和社會的認知與建構產生很大的影響。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框架分析》中指出：所謂框架，指的是人們用來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們對于現(xiàn)實生活經驗的歸納、結構與闡釋都依賴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們確定、理解、歸納、指稱事件和信息。①
　　在傳播內容研究領域，框架分析被發(fā)展成為一種研究新聞文本的方法。框架是新聞報道的“中心思想,為新聞事件賦予意義”，媒體框架以前后一致的方式來對新聞事件做出選擇、強調和排除,使得對事件的某些理解在文本里更加突出、并且成為受眾感知到的社會真實。②
　　臺灣學者臧國仁在其框架理論的研究中,將框架分為高層框架、中層框架和底層框架。三者在相互影響和共生的過程中,完成了對議題的框架建構,形成了傳播者的意見和報道態(tài)勢。
　　第一，高層結構。該層結構是指對某一個事件的定性,以及在報道中所營造的報道“氛圍”。標題和直接引語對敘述的高層結構有相當程度的展現(xiàn)。
　　第二，中層結構。該層結構是指事件報道的話語框架。話語框架通常由九個要素構成,它們分別為:版面位置、事件發(fā)生時間、事件發(fā)生地點以及報道發(fā)出地點、消息來源、事件結果、口語反應、評估、預測、先前片段。
　　第三,底層結構。該層結構是指表現(xiàn)框架所運用的語言符號手段和策略。③
　　二、分析步驟
　　本文以時間范圍作為樣本采集的界限。調查中所選取的文本時間跨度是2010年3月24日至5月24日。從3月24日《南方周末》網站上出現(xiàn)第一篇關于校園暴力事件的報道起，至5月23日最后一篇報道后基本淡出。本文將《南方周末》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10年3月24日起，也就是福建南平血案后第二天，《南方周末》網站登載第一篇報道，至4月28日同時登載三篇關于“南平事件”的后續(xù)報道為止。
　　第二階段，從4月30日以特稿形式登載北京大學新聞系研究生方可成的博文起，至5月24日為止。
　　之所以做這樣的劃分，是因為從第一起校園暴力事件，即“福建南平事件”之后到4月30日，在短短的四十多天時間內又相繼發(fā)生了四起校園暴力事件，引起黨中央和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此時，關于是媒體報道間接（非故意）誘導了連續(xù)的暴力事件中施暴者心理的討論和批評頓時被炒得沸沸揚揚，媒體的報道受到了隱形控制，于是從4月30日起《南方周末》的報道側重點和策略發(fā)生了轉變，以至于，除了“南平事件”之外的后幾起案件根本沒有做具體案件的深度報道。
　　三、分析和討論
　�。ㄒ唬�對于第一階段的分析和討論
　　1、高層結構分析和討論
　　“福建南平事件”之后第二天，也就是3月24日《南方周末》登載了《福建南平兇案：兇犯求職屢受挫 “我對社會不滿”》，報道在標題中用直接引語引用當事人的話“我對社會不滿”，開門見山的呈現(xiàn)了它的關注對象和關注點。4月28日，也就是南平兇犯鄭民生執(zhí)行死刑的當天晚上，登載了《前女友回憶鄭民生：“他一直覺得我要害他”》、《南平殺童案：死刑后，大家都解脫了》以及《精神鑒定何時出現(xiàn)“珍貴范本”―重大命案中的精神病鑒定現(xiàn)狀》三篇文章，從標題上來看，《南方周末》著重分析施暴者精神病態(tài)且矛頭直指我國精神病鑒定制度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死刑后，大家都解脫了”也是一種無奈的抗議。
　　從對高層結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報道暴力事件時，《南方周末》并沒有僅僅就事論事，它不僅關注事件的發(fā)展態(tài)勢和真相，同時更多地是關注案件發(fā)生的社會背景和制度層面的缺失，以這樣的框架來篩選和重構事實。
　　2、中層結構分析和討論
　　這一階段共六篇報道兩篇評論，其中兩篇評論都出自于其“本報評論員”，評論中對這一事件做出了評估也表明了它的態(tài)度和觀點，如：“受傷孩子那么多，有病的何止一兩個兇手”，“不能把管治社會的一些理念和措施帶進學校”，“我們不僅需要國家的強大，我們還需要――甚至更需要――公民社會”等。
　　有三篇報道是對“南平事件”兇犯鄭民生的生平背景介紹，包括先前片段和歷史。報道中大量采用與鄭民生有實際接觸的身邊人（包括家人、鄰居、前女友、同事、朋友等）的話語來解讀兇犯，意圖通過這種直接的方式還原事實、追根溯源。并且，在報道《南平?殺童事件》中詳細的講述了福建南平三官堂（也就是鄭民生生活的地方）底層民眾的生活現(xiàn)實。由此，引導讀者從這些事實中推導出兇犯從人變成“魔”的直接原因和深層原因、偶然以及必然。
　　另有兩篇報道是關于案件進展和結果的，其中也是大量引用與案件直接相關和非直接相關人員（鄭民生家人、同事、專家、學者、辦案人員等）的言語來展現(xiàn)整個事態(tài)的發(fā)展和案件的后期影響。并且，報道中對鄭民生的判決程序提出質疑，矛頭指向精神鑒定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如：“優(yōu)先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才能決定后續(xù)的公訴、庭審和判決”，是否做精神鑒定要‘酌情考慮’和“死刑判決似乎順應其時”等等。
　　由以上分析得出，中層結構通過對事件的歷史、發(fā)展、結果、影響和評估等來構建《南方周末》獨特的話語框架，就是全面、綜合的分析和考察這一社會惡性事件，重視理性和法制，崇尚人文關懷，探究案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而不是淺顯的就事論事。
　　3、低層結構分析和討論
　　低層選擇是為了表現(xiàn)以上層次所構建的框架，主要是語言符號手段和策略的運用，包括字、詞、句的選擇，特殊短語、暗語等的使用。在我們對相關報道內容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了以下幾個文本或是言語特征。這些特征也是《南方周末》慣用的報道手法和策略。
　　首先，在關于事件背景的報道中，《南方周末》采用平鋪直敘的敘述風格給讀者講故事，語言通俗易懂，極少用修飾語，以表明其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
　　其次，在新聞報道中幾乎看不到敘述者對事件的評價和態(tài)度觀點.，只是以旁觀者身份客觀記錄記者的所見所聞，大量使用直接相關人員和非直接相關人員的言語，強調了事件的“現(xiàn)場感”，使報道視野更加開闊，也使得報道更加客觀。
　　第三，在涉及法律等專業(yè)話題時讓專家、學者等權威人士說話，這樣既增強了報道的專業(yè)性和權威性，又讓讀者能對整個事件都有個全面、理性地理解和認識。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南方周末》的報道很注重平衡、公正、客觀，意圖透過紛繁的表象真實而觸及一定的內在真實，極力折射、還原出本色的時代風貌與精神境界，將多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和看法都登載在報道中，讓讀者了解各方說法并對事件進行判斷。在這些看似常見和客觀的敘述語言之間，時常暗示著某種價值判定，這些價值判定就是框架的產物，也是建構框架的需要。④
　�。ǘ�）對于第二階段的分析和討論
　　1、高層結構分析和討論
　　這一階段共十篇報道，從其標題上看《南方周末》的報道重心有所轉移，這種轉移與事態(tài)的發(fā)展和影響是分不開的。因為繼“南平事件”之后在短短的四十天時間內又相繼發(fā)生了四起類似的校園暴力殺人事件，這時輿論壓力劇增，《南方周末》迅速對這些現(xiàn)象做出了回應。4月30日刊發(fā)了《媒體如何報道暴力》、5月5日刊發(fā)了《如何面對連環(huán)慘案》、5月18日刊發(fā)了《如何不讓悲劇重演》。同時，與第一階段主要關注案犯鄭民生作案的社會背景及案件發(fā)展過程中的制度缺失不同，這一階段開始關注校園安保問題，如《保衛(wèi)孩子,他們發(fā)動了“人民戰(zhàn)爭”---校園安全的海外經驗》、《教育部連續(xù)發(fā)文應對校園襲擊》等。同時，它堅持自己的報道理念和探索精神，繼續(xù)致力于深層次原因的探討和關注，如《“武瘋子”犯案不能一殺了之――專家呼吁：建立高危精神病人治療監(jiān)管體系才能治本》、《校園慘案再反思》等。
　　2、中層結構分析和討論
　　首先，直到4月30日，連續(xù)的校園暴力案件的發(fā)生使得輿論對于媒體的批評十分高漲，《南方周末》在4月30日以特稿形式登載了北京大學新聞系研究生方可成批駁北大中文教授張頤武關于“媒體暴力引發(fā)社會暴力”的博文，文章指出“社會有病”“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病”以及媒體的真正責任應該是“喚起公眾對自身社會責任的認識，對暴力的警覺與拒絕，以及對正義的正確認識”，指出“媒體應發(fā)掘這些慘案背后的社會問題”等。所有這些，正是《南方周末》想說的，想做的抑或是已經做到的，這是借他人之口言自己之意，借他人之論據為自己正名。
　　其次，5月5日的一周高論中轉載《新世紀》的文章《如何面對連環(huán)慘案》，并在推薦理由中指出，“政府的應急，媒體的自律，再加上社會自身自我組織化應對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边@是首次明確提出《南方周末》對這種惡性事件的應對方案。
　　具體到校園安保方面，《南方周末》提出學習“海外經驗”，詳細的講述了日本人由類似案件中得出的“血的教訓”和細致入微的防范措施，“日本政府和社會集體反思，痛定思痛，建立起了一套保衛(wèi)孩子的長效預防和善后機制”。這樣的探討也展現(xiàn)了《南方周末》理性的視角和從長遠考慮的責任意識。
　　第三，在《校園慘案再反思》中，通過中美校園慘案的分析對比，明確指出了我國校園慘案的原因，讓每一個人都能全面理性的認識校園慘案，由此，從心理上促進全社會的改進。
　　由以上分析可見，這一時期雖然報道重心和策略發(fā)生了轉變，但是基本的理念和“南周精神”并沒有改變，即堅持對深層次原因的追究；堅持全社會的反思和“自我救贖”；堅持理性和有責任媒體的信念不變。
　　3、低層結構分析和探討
　　兩個階段的低層結構基本上是相似的，還是保持著《南方周末》一貫的語言風格。但是，這一階段由于事態(tài)的發(fā)展變化，它自己的報道和評論量減少，轉載的文章或是專家訪談增多，深度報道題目中也明確指出“專家呼吁”，這樣的安排很好的降低了《南方周末》自身的主體性。
　　四、總結和建議
　　這一系列的校園暴力事件，由于其受害人群特殊，手段殘忍，短時間連續(xù)性爆發(fā)，輻射面廣等特性引起了全社會的恐慌和關注。媒體的報道也許會給施暴者一些所謂的心理上的“暗示”或者“示范效應”。然而，由此就盲目的將慘案連續(xù)性爆發(fā)的責任歸咎于媒體顯然是有失偏頗的，這對于整個案件的合理解決，以及導致案件發(fā)生的某些根源問題的探究與根治，校園慘案的杜絕是沒有幫助的。
　　就此類事件的報道而言，媒體應秉承以下三個原則：
　�。ㄒ唬┟襟w應該是理性報道的追求者
　　從專業(yè)角度來講，媒體應該客觀、全面的報道事實，應該尊重受眾的知情權，合理設置框架，使受眾全面、立體地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施暴者的事前事后，以及少年兒童所處環(huán)境的安全程度和狀況。從而引導受眾建構對于此類事件的認知框架，促進對整個事件的全面的了解與反思。同時，在類似報道中，媒體應該避免對暴力血腥場面的過分描述；盡量避免對作案技巧的詳細描述；避免對事件或涉案人員做出過早的定性，真正做到理性對待和報道，從而給讀者留下理性思考的空間。
　�。ǘ�）媒體應該是體制改進的倡導者
　　校園暴力事件是社會中的惡性事件。它的發(fā)生或是連續(xù)發(fā)生的元兇是誰？根源在哪里？問題既然出現(xiàn)了，我們整個社會就應坦誠面對、積極反思，總結經驗教訓。媒體應該發(fā)揮其優(yōu)勢作用，探索案件深層次的原因，建議政府從病根抓起，應該勇于問責社會制度的不完善和相關措施的缺失，促進社會制度的健全、法制的完善。
　�。ㄈ�）媒體應該是社會危機的監(jiān)察者
　　校園暴力事件的頻發(fā)涉及很多原因，但最容易確定的原因在于：社會對于少年兒童的保護遠遠不夠。孩子們是無辜的，我們在表示悲痛和憐憫的同時，更要讓這是個慘痛的教訓顯得有價值，驚醒世人。媒體應該更加關注兒童這個弱勢而又缺乏保護的群體，呼吁全社會建立保護兒童的意識、喚起社會民眾對此類事件的警覺，從而在全社會形成保護兒童的屏障。
　　參考文獻
　　①④戴元光：《傳播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②陳陽，《框架分析：一亟待澄清的理論概念》，《國際新聞界》，2007年4月
　　③梁譯尹，《對網站關于三鹿事件報道框架的分析》，《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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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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