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小檔案： 　�。保梗常衬戤厴I(yè)于北京師范大學(xué)中國文學(xué)系，曾任《新民報》記者、采訪部主任，香港《文匯報》南京特約記者。１９４４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期間，在周恩來等人的影響下，為宣傳中共堅持抗戰(zhàn)和揭露國民黨反動面目，她撰寫了大量新聞稿件，被稱為后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她曾三次赴朝鮮前線采訪，是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著有《新疆紀行》等書。
　　
　　看過浦熙修女兒袁冬林撰寫的《此生蒼茫無限》一書后，立即被照片上浦?修安寧淡雅的樣子所吸引：清秀娟好的面孔上，眉含情眼含笑，尤其是掛在腮邊的兩個小酒窩，漾著柔情幾許。她是一個新時代的標準淑女，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女工手藝更是了得。她熱愛生活，極有情趣，哪怕敵機轟炸時躲進防空洞里，她都會饒有興味地教好友做針線活。所以，浦熙修假如不做記者，也會有很好的出路。當這個假設(shè)不能成立時，在這位“優(yōu)秀的人民的新聞戰(zhàn)士”背后，有著無以言說的蒼茫之愛。
　　
　　求學(xué)路上的苦難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出生于江蘇省嘉定縣南門永康橋（今屬上海市）的一個小職員家庭，三姐妹中她排行老二，另有一個弟弟。父親浦友梧在當時的北洋政府交通部做一份會計科員的工作。浦熙修在嘉定城衣食無憂地長到七歲，到了該讀書的年紀，母親黃庵岫就帶著她和姐姐浦潔修一起到了北平。北平有濃厚的讀書氛圍，這讓從小就喜歡讀書的浦熙修十分歡喜。她先是考取了北平女子師范大學(xué)附屬小學(xué)。學(xué)校在西單南的東鐵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長安街六部口不算很遠，每天上學(xué)放學(xué)的時光里，她喜歡左看右看，對所有的事情充滿好奇。敏感善思的她還喜歡上前去問人家很多奇怪的問題。
　　但是，因為家道中落，浦熙修讀完高一還是輟學(xué)了。之后，她想去學(xué)美術(shù)。對這件事情，父親倒是很贊成，除了讓她進了京華美術(shù)�？茖W(xué)校之外，還特別請了一個畫家朋友來教她。學(xué)畫的第二年，正好姐姐浦潔修的一個同學(xué)要離開北平，那人在女附小教書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浦熙修找去了。這年，浦熙修十七歲。她一面教書，一面繼續(xù)學(xué)她的畫。教書和畫畫最能修煉一個人冷靜凝思的處世態(tài)度，浦熙修置身其間，受益匪淺。同時，她還給自己樹立了讀大學(xué)的目標，當時她在女附小教書的薪水是每月五十塊銀元，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shù)了，可是她很節(jié)儉，把錢全部存起來，準備考上大學(xué)后用。
　　1929年夏天，原來同班的那些好友已經(jīng)高中畢業(yè)，要考大學(xué)了。這讓浦熙修看著羨慕，也不由跟著行動了起來。于是，她拿著京華美術(shù)�？茖W(xué)校的文憑去試著報考女師大，居然一考即中。她進入大學(xué)的時候，母親去世了。那時，父親孤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只靠姐姐浦潔修做事負責(zé)家中幾個姊妹的生活，經(jīng)濟上非常拮據(jù)。浦熙修就一邊上大學(xué)一邊教小學(xué)，身心俱疲依然苦苦支撐，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她這才很不情愿地辭去了小學(xué)的教職，只在課余兼職，每周教中學(xué)的幾個鐘點的課。多年之后，當她與彭子岡、楊剛、戈揚四位“女記”被稱為后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時，有人問及她認定一個記者的條件，她的回答是：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wù)的精神――這吃苦耐勞的精神讓浦熙修擁有了絢麗而又蒼茫的一生。
　　
　　不做家庭婦女進入新聞界
　　
　　上大學(xué)的時候，浦熙修認識了袁子英，似佳人遇到了才子，他們義無反顧地相愛了――因為當時浦熙修還是學(xué)生，而袁子英已是一名中學(xué)教員，他們的愛情是那個年代典型的“師生戀”。年輕時的愛情總是像吃燙嘴山芋，越燙越想吃。1932年，浦熙修大學(xué)還差一年畢業(yè)，他們就迫不及待地結(jié)婚了。
　　1933年末，他們的愛情結(jié)晶――女兒冬林出世了。也就是在這一年，浦熙修大學(xué)畢業(yè)，當了私立志成中學(xué)的國文教員。一對恩愛的教員夫妻，一個可愛的女兒，他們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人。彼時，浦熙修的姐姐浦潔修已經(jīng)去了德國留學(xué)，照顧弟弟妹妹的責(zé)任落在浦熙修的肩上，自然，弟弟妹妹也就住在了浦熙修家里，這樣，她的生活就忙亂起來。1935年秋天，浦熙修的兒子士杰出世了。偏偏這個時候袁子英轉(zhuǎn)行供職的“神州國光社”因反蔣被查封，他在受通緝之列，只好匆忙逃去南京。
　　家中的頂梁柱倒了，浦熙修獨自帶著兩個孩子，還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艱難地生活。她一方面要教書，一方面還要照顧一大幫孩子，漸漸感到體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堅持要把她和孩子接到南京時，她沒有反對。當時，浦熙修的妹妹浦安修已考上了師范大學(xué)，留在北平念書，弟弟回到父親身邊，浦熙修的小家庭才恢復(fù)了往日的安寧。
　　早年艱難的生活，造就了浦熙修倔犟而自立的性格，所以她并不甘心當家庭婦女，更不愿在經(jīng)濟上依賴父親。于是，四處托認識的人幫忙找工作。丈夫袁子英不支持她出去工作，但是浦熙修并不妥協(xié)。偶然一天，她在《新民報》的廣告欄中看到某地產(chǎn)公司招考女職員的消息，趕緊去應(yīng)試，巧的是考題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著的婦女職業(yè)問題。她用自己看到的事實結(jié)合觀點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但是公司還是把她拒之門外了――地產(chǎn)公司的老板對她說：“我們這里不用結(jié)過婚的女職員，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愿意介紹你到《新民報》去�！本瓦@樣，浦熙修進了陳銘德創(chuàng)辦和主持的《新民報》。
　　有時，一生的際遇，只是因為一時的機遇。浦熙修抓住了這個機遇。
　　到報社以后，浦熙修做發(fā)行工作。報社考慮到她是女性，不適宜經(jīng)常跑東跑西，又把她安排到廣告科。對于這些工作她沒有什么興趣，因為她的志向是用自己的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但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總不能因為是搞廣告就不做了吧，還是得好好干。不過，浦熙修卻從未放棄自己的理想和興趣，有空的時候她就寫一些小文章，積極向副刊投稿。
　　努力意味著機會。半年后的一天，當時的首都女子學(xué)術(shù)研究會決定要在中山陵旁邊舉行周年紀念大會，《新民報》臨時才知道有這么一件事，可是記者們都出去了，派不出人來。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場”。不料她寫的新聞報道遠遠超出了上司的想象，成為當期報紙上的一篇精品，受到編輯和讀者們的一致認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新民報》那些曾經(jīng)與浦熙修同事過的編輯們在悼念她的文章中還提到這次報道，說是“文筆流暢洗練，吸引了讀者，博得同行的贊許”，可見印象之深了。這次報道的成功，讓報社領(lǐng)導(dǎo)對浦熙修刮目相看，把她從廣告科調(diào)到了編輯部，成了《新民報》第一位女記者。浦熙修就這樣脫穎而出了。
　　記者這一職業(yè)讓迷茫中的浦熙修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她的文章特點是敢于切中時弊，文筆犀利流暢。為獲取新聞，浦熙修經(jīng)常“不擇手段”，甚至以身涉險。一次，國民黨開會，作重要軍事報告，不讓記者參加。浦熙修竟疏通了國民黨的內(nèi)部人員，讓他們把自己藏進會議室屏風(fēng)后面，暗中記錄。
　　1941年的一天，香港飛往重慶的最后一次航班機票緊張，許多民主人士不能成行，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的二小姐卻在這次航班上帶了大批箱籠和七八條洋狗。此事被浦熙修報道后，引起一片嘩然。后人評價，此時的浦熙修“不畏強權(quán)，不懼惡勢”， 纖纖弱女身上表現(xiàn)出的硬氣，不讓須眉。
　　事業(yè)和愛情是人生天平上的兩個砝碼，它的平衡并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在浦熙修的事業(yè)越來越好的時候，她和袁子英的婚姻也走到了盡頭。
　　浦熙修和袁子英離婚的原因，女兒冬林的說法是：“其實父親也是一個有民主思想的人。但他與母親終究是兩種性格的人，父親可能更希望母親是一個賢妻良母式的人物。但母親受那個時代的影響，追求獨立，瞧不起那些依附在男人身上生活的女人。她一生最驕傲的事情便是十七歲就經(jīng)濟獨立，即使和父親結(jié)婚后，我們的學(xué)費也由她出，實在迫不得已時才會向父親張口。他們的生活圈子也完全不一樣，父親不愿參與政治，更愿意平平安安地過生活。相比之下，母親更激進一些。母親在1955年寫的自傳里回憶，她在重慶期間就與爸爸有了分歧，這分歧起自何時何事，我并不知道。我只記得1944年夏，有一個中外記者團去陜甘寧邊區(qū)采訪，母親是受邀的唯一女記者，但爸爸知道后去報社阻止，因為多種原因母親最終沒去成。我記得他倆為這事也爭執(zhí)過。”
　　
　　與羅隆基的十年相識相愛
　　
　　1946年初至1957年，羅隆基與浦熙修相識、相愛，成為彼此“十年來的親密朋友”。他們是在公眾場合認識的，當時政治協(xié)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浦熙修立下雄心，要在為時二十二天的會議期間，遍訪三十八位政協(xié)代表，為每一位政協(xié)代表寫一篇專訪。當她采訪政協(xié)代表羅隆基時，兩個人因為談得太投機，彼此產(chǎn)生了深深的好感。此后，他們形影不離，一起在重慶，在南京，在上海，比翼雙飛。
　　誰都以為他倆會正式結(jié)婚，他倆也曾打算結(jié)婚，然而他倆終未成婚。據(jù)浦熙修的女兒冬林回憶，“三姨及一些黨內(nèi)老同志反對媽媽與羅隆基交往”，反對的原因不外是羅隆基為“資產(chǎn)階級政客”和他人品上的瑕疵。冬林后來聽母親的追敘是“在深刻了解羅后，發(fā)現(xiàn)自己與羅有許多不同之處，雙方都早已無意結(jié)婚”。
　　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由于“章羅同盟”（即“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民主同盟”的簡稱）根本不存在的千古之冤案，又由于浦熙修與羅隆基的特殊關(guān)系，浦熙修被攻擊為“兩面派”。在文匯報社黨組、姐姐浦潔修和妹妹浦安修的一再勸說下，她被迫“交代”了羅隆基給她的“使命”，“向黨向人民低頭認罪”。
　　激進的造反派們還逼浦熙修找出過去的日記、信件，并用上面大人物劃定的政治公式幫她在其中查找問題；又將找出的問題往這個公式里套，來說明她的錯。在當時“黨是絕對正確的，有錯就是自己的”這一思維模式控制下，浦熙修一次次地寫檢查，真心實意地按要求檢討自己，“揭發(fā)”羅隆基。
　　 但是她錯在哪里呢？她自己也不知道。浦熙修的女兒冬林回憶說：“隨著運動的深入，‘交代’、‘揭發(fā)’的問題越來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于連彭總、三姨對娘的‘問題’都很生氣。對在反右中媽媽的這種表現(xiàn)，現(xiàn)在有個別年輕學(xué)者質(zhì)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脅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經(jīng)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絕非是受到‘威脅’、‘逼迫’而‘交代’問題這么簡單。在那個年代，黨的威信很高，媽媽又是那么相信黨，當組織與周圍群眾全說她‘錯’時，她就只能自己找‘錯’了�！�
　　羅隆基似乎過于書生氣了，他竟然不能理解高壓造成形變這樣普通的物理學(xué)原理。他在1957年9月致郭沫若的信中，寸步不讓，批評了浦熙修：“現(xiàn)在整風(fēng)座談會中，揭露與事實相距愈來愈遠，是非就愈來愈混淆不清。我舉一個極小而極可笑的例子來說。浦熙修揭露‘羅隆基是個地主寡婦撫養(yǎng)成的，是地主身份’。實則先父于1924年去世時，我已在美國留學(xué)，八十歲的庶母今天還健住北京。我家從來沒有劃成地主。然而這是浦熙修揭發(fā)的，誰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別人揭發(fā)的事情就更離奇古怪，我就成了兇惡殘暴、死有余辜的惡魔了�！绷_隆基的信，充分顯示了他的性格――愛憎分明。他對浦熙修之愛，比他對他的兩位前妻都深。他用含淚的笑，在給郭沫若的信中這樣談及浦熙修。
　　浦熙修是不幸的，羅隆基也是不幸的。不幸的命運，使兩個不幸者之間產(chǎn)生了難以彌合的感情裂紋。羅隆基在被劃成“右派”之后，浦熙修也成了“右派”。他們雖然住得很近，但是，羅隆基再也不與她來往。這并不是為了“劃清政治界線”，而是羅隆基不能原諒浦熙修的違心。對于這一點，浦熙修的女兒冬林解析：母親的很多朋友都評價她是一個美麗、單純的女人，不了解真正的政治。母親與羅相愛時，只是一個生活在白區(qū)的普通記者，像那個時代很多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她被黨宣傳的民主、進步思想所吸引。所以當羅隆基被她所信任的黨置于對立面、要她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時，她只能、也“必須”選擇后者。
　　浦熙修在“文革”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長期的隔離，使一向開朗的她變得郁郁寡歡。妹夫彭德懷的冤案，更為她增添了縷縷白發(fā)。她在極度郁悶中得了癌癥。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肉體與心靈的雙重煎熬之下，帶著蒼茫之愛含恨長逝，終年不過六十歲。與羅隆基一樣，她離世之際也是孑然一身，沒有一個親人在側(cè)。
　　浦熙修的追悼會于她去世十一年后的１９８１年８月補開。不知道這樣的追悼，能否安慰她九泉之下的凄涼靈魂�！�
　　（責(zé)任編輯/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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