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本歸因錯誤曾被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是人類普遍具有的一種歸因傾向，然而，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卻發(fā)現(xiàn)：不同文化脈絡(luò)中的人表現(xiàn)出不同的歸因傾向，確切地說，歸因?qū)嶋H上會受到文化的影響，即便是所謂的基本歸因錯誤亦具有文化局限性。進而言之，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心理學中關(guān)于人們的基本認知過程和方式具有文化普遍性的思維定式。由此看來，心理學研究只有立足于一定的社會文化脈絡(luò)，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人類的心理和行為。
　　關(guān)鍵詞　基本歸因錯誤，東西方差異，文化心理學。
　　分類號B849:C91
　　
　　歸因研究是社會心理學乃至整個心理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研究領(lǐng)域，而所謂的基本歸因錯誤(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F(xiàn)AE)，則是以往歸因研究所發(fā)現(xiàn)并予以定性為“基本”、“錯誤”的一種最著名、最有趣的歸因傾向。確切地說，基本歸因錯誤是指一種將他人的行為自發(fā)歸因于行為主體的個人特征而不是情境因素的穩(wěn)定傾向。顯然，個人特征并不能完全解釋主體行為，甚至不一定是促使主體行為的主要變量。在這個意義上，基本歸因錯誤確實是一種有偏差或錯誤的歸因傾向。至于“基本”的定性，其意涵是說基本歸因錯誤在人的歸因傾向中具有普遍性，或者說，基本歸因錯誤具有文化普遍性。果真如此嗎？
　　回顧社會心理學的歷史，基本歸因錯誤可以說是得到最多記錄和研究的一種歸因偏差。50年來的相關(guān)研究似乎已經(jīng)將基本歸因錯誤的存在塑造成了一個基本的歸因現(xiàn)象，也就是說，正是基本歸因錯誤導致了人們系統(tǒng)地低估行為由外因引起的程度。然而，從1977年起，基本歸因錯誤成為了引起眾多爭議的主題，許多學者開始不斷嘗試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來對它進行解釋[1]。文化心理學的興起即為這類探索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理論視角。許多研究表明，基本歸因錯誤并不是一個簡單劃一的現(xiàn)象，其背后實際上隱含了不同的文化脈絡(luò)。
　　
　　1 基本歸因錯誤的確立
　　
　　最早提出基本歸因錯誤的是海德[2]，但最早證明基本歸因錯誤的則是Jones和Harris[3]。Jones和Harris在一個實驗中，要求學生受試者閱讀一篇短文，并宣稱文章的作者是另一位學生（目標人物）。需要說明的是，這篇短文就當時的某個重要社會論題明確提出了支持或反對的觀點。在所謂“沒有選擇”的實驗條件下，研究者清楚地告訴受試者，目標人物在撰寫該篇文章時對于自己究竟采用哪種觀點是沒有選擇的。比如說，目標人物是在政治考試中被要求寫一篇文章贊同卡斯特羅（Castro）統(tǒng)治的古巴。在這樣的限制條件下，人們通常會預期這一信息將消除文章反映作者真實信念的任何預設(shè)。但有趣的是，相對于那些閱讀持反對態(tài)度的文章的受試者來說，閱讀持贊成態(tài)度的文章更多地報告說，他們認為文章的作者本身就可能是持贊成態(tài)度的。
　　繼上述實驗之后，研究者在許多對歐洲和美國的受試者進行的實驗中都發(fā)現(xiàn)，人們經(jīng)常把他人的行為歸因于人格、動機或態(tài)度等內(nèi)在特質(zhì)上，即使有明顯的情境限制或社會原因?qū)е逻@種行為時也是如此。顯然，在外部因素能充分解釋他人行為的情形下，仍然從這個人的相應內(nèi)在特質(zhì)去進行歸因推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此，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在人們的歸因傾向中存在這樣一種偏向于從個人內(nèi)在或氣質(zhì)性特點而不是從外部限制因素來解釋社會行為的偏差，即相應性偏差。為強調(diào)其普遍性、活躍性和非邏輯性，Ross將這種歸因偏差稱作“基本歸因錯誤”（FAE）[4]。
　　對基本歸因錯誤的解釋最早來自于格式塔心理學。格式格心理學的理論認為，當我們與他人進行互動時，這個人的行為在我們的知覺中占據(jù)凸顯或優(yōu)勢的位置，因此，觀察者會由于對互動對象人物的關(guān)注而低估情境的作用。以后的歸因理論家大都采用這種觀點并提出基本歸因錯誤是特定知覺經(jīng)驗的自動結(jié)果。
　　然而，不斷深入的研究對基本歸因錯誤的普遍性提出了疑問。首先，研究者注意到，幼兒非但不會做出特質(zhì)歸因，反而會關(guān)注于情境；實際上，兒童直到童年晚期時才開始對事件做出特質(zhì)歸因[5,6]。其次，研究者發(fā)現(xiàn)，基本歸因錯誤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存在。具體地說，基本歸因錯誤只是西方人歸因的一個特色，而在非西方文化中，這種歸因傾向并不顯著[7]。關(guān)于這種文化差異的觀點和研究近來越來越多地受到人們關(guān)注。
　　
　　2 東西方歸因差異
　　
　　發(fā)展心理學家J. Miller最早對歸因進行了跨文化比較研究[8]。她比較的對象是印度人和美國人。她讓一些來自中產(chǎn)階級的中年人分別描述他們的一個熟人做過的錯事和對別人有益的事，然后讓他們解釋為什么人們會這么做。結(jié)果顯示，美國的受試者傾向于從行為者的人格特質(zhì)和其它性格傾向來解釋，印度人則傾向于從情景因素來解釋。實際上，美國人給出的特質(zhì)歸因是印度人的兩倍，而印度人在行為解釋中給出的情景因素則是美國人的兩倍。當然，僅此并不能完全說明美國人和印度人具有不同的歸因模式，因為他們解釋的對象畢竟不是同樣的事件。進一步，Miller讓美國的受試者就印度人提到的行為進行解釋，結(jié)果美國人使用了同樣的特質(zhì)性解釋，與解釋他們自己描述的行為采取了一樣的方式，由此可以推斷，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在歸因方式上確實存在顯著差別。
　　1991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一名叫做盧剛的中國留學生先是在獎學金競爭中失敗，接著又在申請一份與學術(shù)相關(guān)的職位時失之交臂，于是他在當年10月31號開槍打死了處理他申請書的導師以及一些旁觀者，然后自殺了。就此事件，社會心理學家M. Morris和彭凱平發(fā)現(xiàn)美國媒體和中國媒體的報道在對盧剛的行為解釋上相當不同，美國媒體幾乎都將兇殺案的原因集中在盧剛的個人特質(zhì)上，而中國的報道則強調(diào)了盧剛生活的環(huán)境因素。隨后他們對美國和中國對此事件的報道進行了一次系統(tǒng)的內(nèi)容分析，結(jié)果印證了他們最初的看法。但這有沒有可能是愛國主義在作祟呢？難道因為殺人者是個中國人，于是中國的媒體在報道時就為他進行了辯解？
　　恰好在盧剛事件發(fā)生的同一年，密歇根的一位郵局工作人員，Thomas McIlvane，在失業(yè)以后沒能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于當年12月14日，他來到原先工作過的郵局開槍射殺了他的上司、幾名同事以及幾名路人。Morris和彭凱平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與盧剛事件相同的內(nèi)容分析，發(fā)現(xiàn)了與報道盧剛事件相同的報道傾向――美國記者關(guān)注于McIlvane的個人氣質(zhì)，從他過去的行為中推斷的態(tài)度和特質(zhì)，而中國的記者則強調(diào)影響McIlvane殺人行為的情境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兩種文化中的人對社會行為的歸因確實有所不同，而愛國主義并不構(gòu)成影響歸因差異的原因。Morris和彭凱平然后要求中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受試者分別解釋這兩起事件，結(jié)果得到了相同的歸因差別模式，即中國受試者傾向于背景性的解釋，而美國受試者傾向于特質(zhì)性解釋。這些不同傾向不管是在受試者解釋美國兇手還是中國兇手的行為時都得到了體現(xiàn)。在列舉了關(guān)于這兩起謀殺事件的許多背景因素后，Morris和彭凱平進一步讓受試者判斷：如果環(huán)境不同的話，比如盧剛找到一份工作或McIlvane在當?shù)赜泻芏嗯笥训脑�，兇殺案是否還會發(fā)生。對此，中國受試者認為兇殺案很可能就不會發(fā)生，而美國的受試者則認為不管環(huán)境怎么不同兇殺案都必然會發(fā)生[9]。
　　Lee, Hallahan和Herzog等人也指出了一個具有可比性的例子。在對體育比賽進行報道時，香港記者總是對比賽結(jié)果做出背景性的解釋；而美國記者則通常給出特質(zhì)性的解釋[10]。
　　不過，盡管有這些實驗結(jié)果，但這并不意味著東方文化中的人就不會出現(xiàn)基本歸因錯誤。在前述Jones和Harris關(guān)于基本歸因錯誤的標準實驗條件下，Choi和Nisbett，Krull等人，Masuda和Kitayama，還有Toyama都發(fā)現(xiàn)韓國、中國和日本的大學生分別真實地表現(xiàn)出了相應性偏差[11,12]。日本心理學家Masuda和Kitayama對此實驗步驟進行改變，讓受試者成對地進行實驗。一個受試者從兩個相同的信封中挑出一個，目標人物將閱讀其中的論文，目標人物然后在攝像機前閱讀由受試者挑選出的論文，另一個受試者觀察所有這些事。在這里對受試者來說，很明顯目標人物既沒寫也沒選擇他閱讀的論文。Masuda和Kitayama發(fā)現(xiàn)在此種情況下他們的日本受試者并沒表現(xiàn)出基本歸因錯誤傾向。因此，一旦給出這些社會因素信息，受試者閱讀的論文的內(nèi)容對日本受試者的態(tài)度推斷就沒有影響了。但在這種條件下，Gilbert和Jones發(fā)現(xiàn)美國人還是清楚地表現(xiàn)出基本歸因錯誤[13]。
　　Choi和Nisbett也進行了一個相似的實驗[14]。實驗中，受試者在對目標人物的態(tài)度做出推理前，被要求以特定的立場，使用四個特定的論點寫一篇特定主題的論文。然后他們閱讀另一個人寫的論文，而且被告知這個人經(jīng)歷了與他們相同的過程。在這樣的條件下，韓國受試者很明顯降低了判斷的極端性，而對美國受試者來說，這種處理對他們的判斷幾乎不構(gòu)成任何影響。由此可見韓國人對突顯出來的社會因素更為敏感。
　　Miyamoto等也發(fā)現(xiàn)，當受社會制約的行為可以推斷行動者態(tài)度的特征時，美國人和日本人表現(xiàn)出同樣強的相應性偏差[15]。文化差異主要發(fā)生在當行為只能在最小程度上推斷態(tài)度的情形下，此時美國人延續(xù)他們一貫的傾向于特質(zhì)歸因的偏向，表現(xiàn)出強烈的相應性偏差，而日本人則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相應性偏差。
　　東西方歸因的差別不僅僅是在對人的行為的層面上，對動物的行為也有類似的差別。Morris和彭凱平制作了魚以各種方式游動的動畫，每種游動都是一條魚以一種方式游動，而一群魚以另一種方式游動[9]。比如，在一個動畫中，一條魚游離魚群。研究者要求受試者對這條魚游離魚群的行為進行解釋。結(jié)果顯示，中國受試者傾向于認為魚的行為是由外部因素產(chǎn)生的，美國受試者則傾向于認為魚的行為是由內(nèi)部因素產(chǎn)生的。
　　更進一步地，在對自然現(xiàn)象的解釋上，東西方文化也存在這種差異。彭凱平及其同事向中國和美國婦女呈現(xiàn)抽象的動畫，每個動畫都可以被理解成物體的某種由水力、磁力或空氣動力引起的運動。受試者被問到她們在何種程度上認為這個物體的運動是由內(nèi)部因素影響的，美國人比中國人更多地報告運動是由內(nèi)部因素引起的[16]。
　　這種歸因上的差異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西方亞里士多德的科學傳統(tǒng)就是由物體的特質(zhì)來解釋現(xiàn)象。譬如，亞里士多德認為石頭落地的原因是它擁有“重力”的特質(zhì)，木頭浮在水面的原因是它有“飄浮”的特質(zhì)。直到伽利略的時代，人們才理解了一個物體的行為是物體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的結(jié)果。Nakamura和Needham指出東方的物理史是與此相當不同的，中國人在2000年前就懂得了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則，包括遙控行為的觀念，尤其是磁場和潮汐運動是以完全現(xiàn)代的方式來理解的[12]。中國人在很早以前就認識到自然的因果關(guān)系應該作為物體與力量場的交互作用的結(jié)果來解釋。彭凱平和Nisbett指出中國人對于模糊事件的解釋更可能涉及到背景，而美國人更可能涉及到事物的內(nèi)在因素[17]。
　　以上研究讓我們確信生活在東西方文化中的人在歸因方式上存在著相當?shù)牟煌�，但是這種不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們也許可以從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啟發(fā)。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對可歸因于個人也可歸因于集體的社會事件進行解釋時，比如說組織中發(fā)生的經(jīng)濟丑聞，美國人更多地傾向于歸因于個人特質(zhì)，而日本人更傾向于歸因于集體的特質(zhì)[18]。北美文化將個體看作是自由的行動者，而東亞人則認為個人更多地受到社會集體更受制約且更少能動性。因此，東亞人比美國人更多地關(guān)注于集體的特質(zhì)。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對個人和群體具有不同的內(nèi)隱理論，這可能是不同文化中的人表現(xiàn)出不同歸因傾向的原因之一。
　　Nisbett指出：“人們可能將引起他們注意的事物作為重要的原因……歸因的不同反映了注意的不同”[16]。據(jù)此我們可以推論，亞洲人更多地使用背景歸因可能是因為他們更多地將注意集中在背景和場域中各種事物的關(guān)系上，歐美人更多地使用特質(zhì)歸因則是因為他們總是首先注意到對象以及對象的各種特性。事實上，有關(guān)知覺的廣泛研究也的確證明西方人首先注意到焦點物體或人物，而亞洲人則注意到更廣泛的場域以及物體與場域之間的關(guān)系。
　　
　　3 歸因與文化實踐
　　
　　文化心理學家認為人的心理是其社會文化和歷史構(gòu)成的環(huán)境的一種功能，文化實踐和意義將內(nèi)容賦予并充實了人的心理過程，人的心理過程反過來又產(chǎn)生和轉(zhuǎn)變了這些文化實踐和意義，文化與心理是相互建構(gòu)的，心理過程是將一定的文化模式與規(guī)范內(nèi)化而形成的[12]。由此，不同的歸因方式歸根結(jié)底是由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
　　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將文化內(nèi)化的過程中逐漸習得了不同的歸因方式。前述Miller關(guān)于歸因的比較文化研究即是一個例證。在這項研究中，Miller還證實了學習如何以文化許可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說，歸因模式的形成是需要時間的。她的研究表明，這兩種文化中的兒童給出的行為解釋并沒有什么不同，直到青年時期這兩種文化中的人才在行為解釋上顯示出差異。
　　為了進一步證明歸因是從文化中習得的，Miller還對美籍印度人進行了研究，這些人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西化了，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他們對行為給出的特質(zhì)性解釋和背景性解釋均居于印度和美國受試者之間。
　　利用香港獨特的雙文化背景，康螢儀等也成功證明了文化對歸因的影響[19]。康螢儀及其同事向香港大學的學生呈現(xiàn)與Morris和彭凱平實驗用的魚卡通相似的圖片，但在此之前先給受試者呈現(xiàn)與東方或西方文化強烈相關(guān)的圖片。他們向一組受試者提供反映美國文化的圖片，如牛仔和米老鼠，向第二組受試者提供反映中國文化的圖片，如龍和寺廟，向?qū)φ战M提供中性的圖片。此后，研究者向受試者呈現(xiàn)一條魚在其它魚前面游動的卡通并問他們這條魚如此游動的主要原因。與第二組受試者相比，第一組受試者給出更多與這條魚的動機有關(guān)的原因，更少與其它魚或背景有關(guān)的原因，對照組的實驗結(jié)果則居于兩個實驗組之間。
　　Nisbett和彭凱平等人研究指出，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社會差異影響他們認知過程（他們認識世界的方式）的性質(zhì)。社會組織以兩種基本的方式影響了認知過程：一是間接地把注意集中在環(huán)境的不同部分上；二是直接地獲得比其它方式更可接受的某些社會交往模式。并且，社會實踐和認知實踐在某種平衡狀態(tài)中彼此維持。由于嵌入更大的信念系統(tǒng)和社會實踐中，認知實踐可能是非常穩(wěn)定的[17]。
　　Markus和Kitayama也指出 [20]：“如果一個人感到自己根植于更大的背景中（在這一背景中，個人是相互依靠的部分），那么這個人可能會以類似的方式理解其它對象或事件”。對場域的注意應該促使人們試圖理解對象和事件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且鼓勵人們從對象和場域之間關(guān)系的角度來對解釋事件。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生活在沒有多少重要的社會關(guān)系和角色約束的社會里，他可能主要注意對象以及與對象有關(guān)的個人目標。因而，對象的特性可能凸顯出來，而且這些可能促使人們使用那些特性來發(fā)展支配對象行為的類別和規(guī)則。人們知道規(guī)則支配對象的行為，這一信念可能導致在解釋中對有關(guān)對象的唯一關(guān)注[20]。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生活在具有許多角色關(guān)系的復雜社會中，因此中國人的注意可能朝向自身之外，進入社會場域,并且可能會認為更多的因素與理解世界相關(guān)。而西方人自古希臘時起就關(guān)注事物本身，崇尚直截了當，他們比東方人認為更少的因素與理解世界有關(guān)。深受古代中國文化影響的亞洲，尤其是東亞，與生活在深受古希臘傳統(tǒng)影響的歐美文化中的人相比較，由于古代社會即存在的社會差異導致了不同的思維傳統(tǒng)，這些不同的傳統(tǒng)在幾千年來的社會實踐中延續(xù)下來，導致了人們對其生活的世界的注意焦點的不同，進而造成了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歸因差異。Incheol Choi等通過實驗證明，在對事件做出最后歸因前，東亞文化中生活的人比美國人所考慮的信息量要更大[21]。在他們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中，在對越軌行為或親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時，韓國受試者比美國受試者和美籍亞洲受試者考慮的因素更多，并發(fā)現(xiàn)因為韓國人比美國人考慮了更多的信息，所以韓國人做出了比美國人更多的外部歸因。
　　如果還要繼續(xù)探究的話，根據(jù)許多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們的觀點，這些現(xiàn)象的原因都在于一個事實，即古代希臘和中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是根本不同的，由此產(chǎn)生了不同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安排[16]。古代希臘的地形基本上是由延伸到海里的山脈構(gòu)成的。這種自然條件不適合農(nóng)耕，而適合放牧、漁獵和貿(mào)易等行業(yè)的發(fā)展，這些行業(yè)都不需要與他人大量密切的合作。所以，這種環(huán)境中生活的人相對比較獨立且對他人總是采取一種攻擊與防御性的反應。而在古代中國，農(nóng)業(yè)很早就發(fā)展起來。農(nóng)業(yè)限制了人們的遷移，使人們長期定居同一地方。長期的定居要求人們要維持一定的和諧關(guān)系，而且農(nóng)業(yè)要求鄰里之間的大量合作。在這種環(huán)境中生活的人自然會對他人的要求比較敏感，對他人、環(huán)境也就關(guān)注得比較多。
　　
　　4 基本歸因錯誤的文化特性
　　
　　20世紀主流心理學的研究通常把人的認知過程假設(shè)為是具有普遍性的。人們一般認為，在所有人群中，“基本”過程（例如分類、學習、歸納與演繹推理，以及因果推理）是相同的[17]。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也證明了人們的心理活動存在像基本歸因錯誤和認知失調(diào)這樣的現(xiàn)象。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普遍性假設(sh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zhì)疑。許多研究證據(jù)表明不同社會文化中人們的思維系統(tǒng)可能明顯不同，心理過程實質(zhì)上取決于文化意義和實踐。
　　新近興起的文化心理學假定，為了參與社會生活，人們必須將文化模型、意義和實踐內(nèi)化到他們的基本心理過程中，這些心理過程又轉(zhuǎn)而制約、再現(xiàn)和轉(zhuǎn)變文化體系[12]。因此在各種文化由人的各種心理過程協(xié)作、交互作用而建構(gòu)的同時，這些心理過程自身也被它們在其間起作用的特定文化所定向、構(gòu)造和激發(fā)。因此，許多曾經(jīng)在社會心理學中被認為是“基本的”發(fā)現(xiàn)其實是特定文化體系的功能，這種文化體系可能由于被研究者和受試者所共同享有而沒有被發(fā)現(xiàn)與檢測[12]。比如說，盡管西方人傾向于從個人特質(zhì)和傾向方面來解釋社會行為，但其他民族和群體――也許是大部分――對行為的解釋則需要來自對社會角色、責任和情境因素的分析[12]。
　　由于心理學界長期以來對心理過程持有普遍性的假設(shè)，因此歐美的心理學家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基本歸因錯誤這一偏差也是對全人類而言具有普遍性的。他們對于在其它文化背景下重復實驗的失敗，則往往歸于實驗過程中出現(xiàn)誤差，或?qū)⒌玫降臄?shù)據(jù)差異看作單純的參數(shù)差異或直接認定為不正常。然而，當我們明白心理過程其實是由文化模式與實踐塑造的，不同的文化中的人們可能有不同的心理過程和思維習慣時，這些有關(guān)基本歸因錯誤重復實驗的失敗才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和更深刻的理解，也變得格外有意義的了，即它們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正常，實際上卻暗示了基本歸因錯誤只是西方文化中的普遍現(xiàn)象而已。或許，類似的結(jié)論不僅僅適用于基本歸因錯誤，社會心理學中其它經(jīng)典結(jié)論的普適性也是值得懷疑的。
　　回顧社會心理學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學科基本上是一個北美的學科。由于北美（尤其是美國）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世界的意義被認為存在于個體之中，而不是刺激系列中。誠然，歐洲的社會心理學在上世紀后期也開始以其特色在這個學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這并未改變這個學科中的研究者大體上具有相似背景的事實[22]。Cartwright注意到，當時健在的社會心理學家中90%都在同一文化體系中受教育和工作，他們一直是并且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相對相似的歐美中產(chǎn)階級文化群體[23]。
　　因此，之前社會心理學家所以為具有普遍性的心理過程實際上可能只是對歐美人具有普遍性，而對在歐美文化區(qū)以外的文化中生活的人來說，他們的心理過程和思維方式可能非常不同。心理學這門學科可能應該具有比我們以往認為的更廣泛得多的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所以，我們對心理學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實驗室中嚴格控制的操縱，這樣的研究可能會對真實的心理過程造成扭曲，令人們對心理過程產(chǎn)生誤解，在社會心理學領(lǐng)域尤其如此。
　　其實，在東西方文化中進行的比較只是文化心理學的一個富有成效的開端而已。世界上存在著如此豐富多樣的文化，這些文化各有不同，其中人們心理和行為的背后無不隱含了特定的文化脈絡(luò)�？梢哉f，人們的心理和行為只有放到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luò)中來進行研究，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文化心理學對文化脈絡(luò)的強調(diào)也同時給我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即是否可能構(gòu)建一種能夠囊括不同文化中人們心理特性的整合性理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當然有待不同文化中的社會心理學家們相互溝通、共同努力。無論如何，不同文化中的社會心理學家應該重視在本文化脈絡(luò)中以主位視角來研究人們的心理和行為，而不是簡單照搬西方所謂的經(jīng)典理論�；蛟S可以說，最具文化特色的心理學就是最具世界意義的心理學。
　　
　　參考文獻
　　[1] Sabini J, Siepmann M, Stein J. The really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1, (12): 1~15
　　[2] Heider 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3] Jones E E, Harris V A.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7, (3): 1~24
　　[4] Ross L. The intuitive psychologist and his shortcoming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173~220
　　[5] Kassin S M, Pryor J B. The development of attribution processes. In: J Pryor, J Day Ed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Springer, 1985. 3~34
　　[6] White P A. Causal processing: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4: 36~52
　　[7] Norenzayan A, Nisbett R E. Culture and causal cogni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9): 132~135
　　[8] Miller J G.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day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 46: 961~978
　　[9] Morris M W, Peng K.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7: 949~971
　　[10] Lee F, Hallahan M, Herzog T. Explaining real life events: How culture and domain shape attribu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 (22): 732~741
　　[11] Krull D S, Loy M H M, Lin J, et al.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Correspondence bias in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cultur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3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Montreal, Quebec, Canada, 1996
　　[12] Fiske A P, Kitayama S, Markus H R, Nisbett R E. The cultural matrix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Gilbert D T, Fiske S T, Lindzey G.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fourth edition. Boston: The McGraw-Hill, 1998. volume II, 915~981
　　[13] Gilbert D T, Jones E E. Perceiver-induced constraint: Interpretations of self-generated re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0: 269~280
　　[14] Choi I, Nisbett, R E. Situational salien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and in the actor-observer bia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8, (24): 949~960
　　[15] Miyamoto Y, Kitayama S. Cultural Variation in Correspondence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 (5): 1239~1248
　　[16] Nisbett R. E.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17]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Norenzayan A.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 291~310
　　[18] Menon T, Morris M W, Chiu C, Hong Y. Culture and the construal of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6 (5): 1188~1199
　　[19] Hong Y, Chiu C, Kung T. Bringing culture out in front: Effects of cultural meaning system activation on social cognition. In: K Leung, Y Kashima, U Kim, S Yamaguchi, eds.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1. Singapore: Wiley, 1997. 135~146
　　[20]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al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 224~253
　　[21] Choi I, Dalal R, Chu K, Park H. Culture and Judgment of Causal Relev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1): 46~59
　　[22] Langdridge D, Butt T.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A phenomenalogical critiqu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4, 43: 357~369
　　[23] Cartwright D. 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79, 42: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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