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大家有一個共識：那就是中國有很多項改革太不給力了。不管是收入分配改革、教育改革、公車改革，還是稅收減負、新拆遷條例、官員財產(chǎn)公開，很多道理早就說濫了，該怎樣不該怎樣都討論八百來回了，可每每總是“只聞樓梯響，難見下樓人”。經(jīng)濟學家張維迎描述是：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不掛擋，只踩油門，聽起來轟轟轟，但沒掛擋它不往前走了，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改革的狀態(tài)。
　　這的確是當下中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命題。它最讓人擔憂之處在于“不進則退”的邏輯，正如有論者所說的那樣：中國模式的奇特之處就在于――帶著問題超速前行。這是和時間賽跑的一場角逐，看究竟是前進的速度克服了問題的擴散，還是問題的障礙絆住了前進的腳步。當下很多東西正建立于30多年來民生極大改善的基礎之上，如果不能通過深入改革繼續(xù)同民眾分享成果，矛盾與負面情緒就可能凸顯出來，讓社會增加變數(shù)。
　　正因如此，我們看到了很多知識分子的焦慮。比如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就很著急，他撰文說，中國急需一場“社會進步運動”，這場社會進步的目標，就是為了避免一味追求數(shù)量增加的發(fā)展走火入魔，缺少了方向感；其核心內容就是“制約權力、駕馭資本、制止社會潰敗”。不管是孫教授所言，還是充斥于媒體評論版面諸如“公車改革”之類的具體吶喊，都體現(xiàn)了一個求穩(wěn)時代大家對于變革的渴求。
　　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于是我們想到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多次提到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在于，這顯然還不是所有掌權者的共識，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已異常頑固；改變結構性權力空間，也絕非朝夕之間。目前最大的障礙，是很多擱淺、緩慢的改革，都不知道它是在哪個環(huán)節(jié)、因什么問題而減速甚至擱淺的――有人解讀說是因為觸及既得利益者，比如公車改革；有人解讀說是因為不同部委之間利益無法協(xié)調，比如收入分配；有人解讀說是利益集團公關的結果，有人解讀說改革時機還不成熟……說什么的都有。原因五花八門，結果卻是一個，輿論高聲嚷嚷不依不饒，改革戰(zhàn)車空踩油門按兵不動，社會就是這么“糾結”起來的。
　　空踩一陣油門之后，當我們回望時，同樣的改革糾結似乎還在那里�，F(xiàn)在雖然不敢斷言，但有多少期待，卻是冷暖各知。這就像我們如果往后看上一段時間，有多少觸及改革的話題，和當下其實是否有著同樣的語境？到底應該怎么辦？換個說法，既然中央領導一再表態(tài)要推進改革，接下來的改革，到底怎樣才能掛擋？
　　或者，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到底誰來“掛擋”的問題。缺少改革發(fā)動機，沒有部門專注于推動改革，確實是個不小的困境。一般我們會把發(fā)改委理解成“發(fā)展改革”的部門，但問題正如學者所言，發(fā)改委現(xiàn)在更多專注于分配資源，分配項目，對于跟人吵架觸動既得利益的努力，顯然缺少了點興趣。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上，張維迎呼吁說，應該重建體改委。綜觀當下中國改革大局，這或許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建議。
　　如果說以往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大家都不清楚怎么走，主要強調探索的話，那么現(xiàn)在則是大家基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兒了，只是糾結在推動力上，或者說在于打破某些部門“假裝摸石頭”的假寐上。其實在近年的“兩會”上，也不時有代表、委員提出，國務院應該重新設立體制改革委員會。這種情緒來源于群眾一直反映“住房難、買房貴；上學難、上學貴；看病難、買藥貴”，可改革久突不破，成果不大的現(xiàn)實之上。只有設立相對獨立的體改委，走出部門抓改革難以擺脫部門利益掣肘的誤區(qū)，中國的改革才能獲得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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