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保持高層密切溝通，有助于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和信任，也讓人們看到兩國領導人為構筑“戰(zhàn)略互惠關系”而忙碌、實干的身影。我們有諸多理由為中日關系未來的發(fā)展感到比較樂觀，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各種負面因素依然存在，而如十克服這些負面因素將成為兩國共同努力的課題。
　　2009年4月29日至30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對中國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麻生在訪華前夕曾說：“自去年胡主席訪日后的一年里，日中包括政治、經濟在內所有領域及各個層次的合作正在切實地開展。我認為，對于已經迎來了春天、今后也將繼續(xù)發(fā)展的日中關系來講，或許不再需要用季節(jié)來比喻了�！�
　　人們記得，2006年10月以來中日領導人的歷次互訪曾被稱為“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這次麻生首相的訪華或許可稱為“不再需要用季節(jié)來比喻” 的富有成果的“合作之旅”。這是因為兩國業(yè)已達成建立“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共識，此后的事情就是如何為構筑“戰(zhàn)略互惠關系”添磚加瓦、充實內涵了。
　　2008年中日領導人會見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五次，今年4月兩國領導人在一個月內會談就達到三次。 至于麻生首相本人，在迄今半年多時間里已分別與胡主席和溫總理進行了四次會晤，此次專程訪華，則是去年胡主席訪日之際與福田首相確認“構建兩國首腦定期互訪的機制”之后日本首相首次對中國的正式訪問，這意味著兩國首腦定期互訪機制的正式啟動。中日保持高層密切溝通，就雙邊關系和共同關心的問題頻繁交換意見，有助于增進相互之間的理解和信任，也讓人們看到了兩國領導人為構筑“戰(zhàn)略互惠關系”而忙碌、實干的身影。
　　
　　麻生訪華的成果
　　
　　這次中日領導人會談和會見的成果突出體現(xiàn)在三個領域：(1)中日經濟合作；(2)環(huán)保節(jié)能和氣候變化。(3)人員交流特別是青少年交流。 在中日經濟合作領域，兩國就攜手合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達成了高度的一直、中日分別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外匯儲備國，雙方攜手合作，對于克服危機、共度時艱具有重大意義，也成為雙方領導人此次會晤的最大成果。
　　為了從根本上克服危機，雙方就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強化國際金融監(jiān)管、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全球性問題交換了看法。
　　雙方還對對方國家實施大規(guī)模經濟振興計劃、推進以擴大內需為中心的景氣對策給予了積極評價。中日分別是世界上第三、第二經濟大國，預計今明兩年日本經濟將出現(xiàn)負增長，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長也明顯放緩，在此背景下，作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貿易大國的中日兩國“搞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為應對世界經濟衰退做貢獻。
　　為了進一步推動合作，雙方同意重開有關中日經濟合作的高層經濟對話。2007年中國內地已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在2008年，盡管最后幾個月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但全年雙邊貿易總額仍達2668億美元，同比增長13％。在這次領導人會晤中，雙方就“拓寬合作思路，深挖合作潛力”，“積極拓展在節(jié)能環(huán)保，信息通訊、綠色經濟、高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達成共識，其具俸內容包括合作開發(fā)新一代移動電話技術，共同完善有關信息通信的法律法規(guī)，這意味著信息通訊領域可望成為中日經濟合作的新增長點。此外，雙方還就開設東京羽田機場至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包機航線達成了一致。
　　作為亞洲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日不僅互為重要市場，也是地區(qū)經濟的重要穩(wěn)定力量。在此次會談中，雙方同意把促進東亞區(qū)域合作、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作為合作重點，進一步加強在“10+3”、東亞峰會和中日韓等區(qū)域機制中的協(xié)調與配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始于2000年、旨在穩(wěn)定區(qū)域金融的“清邁倡議”正在從雙邊貨幣互換協(xié)議向多邊貨幣安排邁進。就在麻生訪華后的5月3日，中日韓財長就三國對籌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區(qū)域外匯儲備庫的出資份額達成共識，為此中日各出資384億美元，韓國出資192億美元，中日韓三國占儲備庫總額的80％。在發(fā)生金融危機時，儲備庫將以借貸方式向出現(xiàn)流動性困難的成員提供資金幫助。
　　在環(huán)保合作領域，雙方一致同意將在節(jié)能環(huán)保、遏制沙塵暴、酸雨乃至氣候變化等領域啟動一批新的合作項目，比如對污染嚴重的湖水的凈化、燃煤電站的節(jié)能環(huán)保對策等。日本今年還準備撥款50億日元用于建立有關廢棄物處理、水質凈化領域的中日聯(lián)合項目。兩國將繼續(xù)在去年胡主席訪日期間已經達成協(xié)議的多達505項涉及水、大氣、廢品處理與循環(huán)使用以及清潔煤技術的環(huán)保項目中深化合作。專家指出，中日加強在環(huán)保領域的合作，可望開拓新的投資和貿易領域，并推動兩國產業(yè)結構的升級，因此可以說中日在應對金融危機與環(huán)境危機這兩個方面的合作，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
　　在人員交流領域，雙方一致同意推進兩國人民間的進一步交流。中日雙方已達成協(xié)議：自2008年起，連續(xù)四年，每年實現(xiàn)總人數(shù)4000人規(guī)模的青少年互訪。2008年“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此次兩國領導人表示，將繼續(xù)擴大“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動所取得的成果，日本政府今年將再邀請lOO名四川地震災區(qū)的高中生和初中生訪日。麻生還提議建立“日中未來領袖對話”機制，作為中日青年才俊進行探索和討論的平臺。
　　除了以上三方面成果外，兩國領導人還就防治甲型流感、密切交換疫情信息、盡最大努力防止疫情蔓延等達成了合作共識。此外，中日領導人就歷史問題、朝核問題、核裁軍等問題的表態(tài)。也體現(xiàn)了雙方在這些問題上存在著很多共識。
　　在訪華期間，麻生作為首相第一次提出了“根據情況討論中日EPA(中日經濟合作協(xié)定)的可能性”的建議(目前日本已與新加坡、墨西哥、馬來西亞等九個國家和地區(qū)締結了EPA并已生效)，并提出了兩國共同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建議。鑒于中國到2015年勞動力人口將不再增長，而老齡化人口將達到兩億，日本到2013年每四人當中將有一名為65歲以上的老人，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日中兩國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上，將有更為廣闊的合作空間”。麻生首相的上述建議很值得我們重視。
　　
　　可以看到新的積極因素
　　
　　關于中日關系的發(fā)展前景，人們可以看到不少有利于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新的積極因素：
　　第一，近年來日本國內圍繞“國家利益”展開了熱烈討論，“以國家利益作為外交的根本”的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在對華關系方面“理性穩(wěn)健派”逐漸占據上風。中日“和則兩利、斗則俱傷”、發(fā)展兩國關系符合中日各自國家利益的認識在兩國大多數(shù)人當中日益成為一種共識和常識。
　　第二，當前世界面對的三大危機――金融危機、環(huán)境危機、疫病危機 正在“逼迫”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加強協(xié)調合作，“同舟共濟”， 減少人類內部的爭斗和內耗，集中力量應對人類共同的危機。中日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國，在上述全球性問題上有著更多的共同利益，我們面對的已經不是“要不要協(xié)調合作”而是“如何加強協(xié)調合作”的問題。
　　第三，從布什政權后期到奧巴馬政權上臺，中美關系呈現(xiàn)出良好發(fā)展勢頭。雖然近來在日本圍繞“中美關系改善對日本是否有利”有所爭論，但至少那種“以中美對立為前提的對中政策”的主張顯得過時并日益失去市場，尋求“日中美三邊關系趨于平衡”乃至“應推動日中美戰(zhàn)略對話”的政策主張日趨抬頭。從今后相當長時期看，一方面日美同盟關系不會發(fā)生大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關系改善將可能對中日關系發(fā)展產生正面的影響。
　　第四，盡管日本有些勢力對臺海兩岸關系升溫感到不快，但是，更多的日本有識之士認為兩岸關系升溫將對中日關系帶來正面影響。最近美國奧巴馬政權對于兩岸關系持續(xù)升溫表示了贊賞，有中國學者分析認為，這“預示著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戰(zhàn)略敏感度開始有了實質性降低，中美被‘臺獨’勢力拖入戰(zhàn)爭的可能性漸行漸遠�！边@意味著臺灣問題作為影響中、美、日關系的負面因素的作用可能趨于減弱。
　　第五，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全球金融動蕩和經濟衰退，引發(fā)了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反思以及有關“各種資本主義模式”的激辯。日本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戰(zhàn)后以來日本創(chuàng)造了頗具“日本特色”的發(fā)展模式，并影響了不少亞洲發(fā)展中國家。以這次金融危機為契機，人們日益感到需要探索一種不僅適用于單個國家、而且適用于整個地區(qū)的、面向21世紀的“亞洲可持續(xù)發(fā)展模式”。隨著日本經濟融入亞洲經濟的廣度，深度的日益提高，日本的“脫亞情結”正在逐漸被“返亞情結”所取代，中日兩國將可能在共同振興亞洲的事業(yè)中成為攜手合作的伙伴而非“爭奪主導權的對手”。
　　
　　負面因素不可不察
　　
　　我們有諸多理由為中日關系未來的發(fā)展感到比較樂觀，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各種負面因素依然存在，而如何克服這些負面因素將成為兩國共同努力的課題。
　　第一，在歷史問題上，雖然我們采取了“既要認真解決歷史問題，又要推進中日關系發(fā)展”的所謂“雙管齊下論”，打開了持續(xù)多年的中日政治關系僵局，但這并不意味著中日已經實現(xiàn)了“歷史的和解”。從最近中日雙方乃至各自國內圍繞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幾部電影作品的各種反應來看，要真正做到“牢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xù)仇恨”其實很難。顯然，中日兩國要像法德兩國那樣實現(xiàn)“歷史的和解”，還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需要將其作為一項包括政府外交、民間交往、宣傳教育、歷史研究等在內的綜合性的系統(tǒng)工程來共同加以推進。
　　第二，如何與“崛起”的中國相處，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未曾遇到的一個新課題。從日本的媒體看，日本人對于中國“崛起”的心理反應既復雜又多元，日本的精英階層一方面對中國迅猛發(fā)展在心理上感覺不平衡甚至產生危機感，另一方面又對中國在高速增長中出現(xiàn)的諸如環(huán)境惡化、貧富、地區(qū)、城鄉(xiāng)差距拉大以及腐敗問題等，感到不服氣，有些日本人仍然看不起中國，日本的媒體也喜歡挑中國的毛病，用以證明“日本還行”。
　　第三，中日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核心詞在于“戰(zhàn)略”和“互惠”，兩國出于戰(zhàn)略互惠的需要，有時需要避免一時一事的計較與糾纏。然而，在信息化網絡化時代，中日高層出于戰(zhàn)略考量所展開的外交博弈過程往往會被立即曝光，在部分民眾中引起強烈的情緒化反應，致使外交乃至決策高層不得不將“謹慎”置于突出地位，在施展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外交策略方面受到局限。當前在日本政局不穩(wěn)的情況下，某些政治家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理念，無視中國領導人關于近年來中日關系得到改善“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雙方應共同珍惜、維護”的語重心長的殷殷之言，往往會在不知什么時候就做出一些有悖于中日之間相互承諾、甚至挑釁中國國家核心利益的事情，這種“陣發(fā)性”問題可能增加兩國關系發(fā)展的不確定性，甚至導致出現(xiàn)新的波折。
　　第四，釣魚島主權爭端和東海油氣田開發(fā)問題日益成為兩國之間的一個突出矛盾，或可能上升為影響兩國關系的一個主要障礙。如何找到一種能夠解決“開發(fā)海洋資源的緊迫需要”與“主權爭端久拖不決”之間尖銳矛盾的現(xiàn)實可行、互利雙贏的措施，考驗著中日兩國的智慧。
　　第五，在這次領導人會談中提及的“餃子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兩國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之不足，相互感情之脆弱。在中國看來，這是一個“個別案件”，我們?yōu)閭善七@一“個案”做了很大努力，但至今沒有偵破，而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國比比皆是，我們需要有耐心。然而，在日本，“餃子事件”經過日本媒體的熱炒已經成為一種“象征”，一種“符號”，其內涵就是中國出口日本的食品“不安全”甚至“有毒”，“餃子事件”居然成了日本國民對中國好感人數(shù)比例明顯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后，如何建立一種防止突發(fā)事件影響兩國關系及國民感情的機制，成為兩國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

相關熱詞搜索：中日關系 生來 麻生來了，中日關系今后怎樣 近年來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越來越僵的真相